【熱點互動六百七十五期】王文怡白宮喊話
這一突發事件立即聚焦了全球的媒體,我們今天也來關注一下這一事件,我們請來本台兩位特約評論員李天笑博士和韋實先生,就這一事件的背景和其影響作一探討和分析。二位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韋實:林雲你好。
主持人:你好。王文怡這件事情啊,這兩天世界上各大媒體都做了一些廣泛的報導,這些媒體的報導都是怎麼說的呢?
李天笑:那天我是親自看到了當時王文怡從一開始喊話一直到結束的場面,所有的媒體把所有的鏡頭頓時從胡錦濤和布什那邊全部轉向王文怡。換句話說,這只有三分鍾的時間造成了整個焦距的轉向,王文怡成了這個儀式的中心人物,而在那一邊,似乎胡錦濤的講話變成了邊緣化的一個東西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美國的西方媒體對這個事情普遍的都是采取一個比較中肯的或者是一個比較正面的分析,但是有少數的中方媒體或者是我覺得是中共有投資的媒體有一些負面的評論。
總的來說,西方的媒體對王文怡事件的評價主要是在作為一個記者來說,在這個場合上這麼做,與她的職業的身份不符,但是這事情確實反應了法輪功在國內所遭受的殘酷的打壓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的目前的一個情況,所以總的來說是中肯的。
其中一個我覺得印象比較深的就是Fox,它講到說:不單要關心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要反應中國人權的狀況;另外像NBC就是國家廣播公司,它講:意外事件和白宮外面的示威人群,構成了一個強烈的中國人權狀況。這也是比較突出的。
另外比如還有像NBC、CNN,有一些感到比較引人和非常有趣的報導和分析。比方說NBC晚間的“脫口秀”裡邊,主持人就開個玩笑,他說:當時布什總統應該問一下王文怡,到底你是向那一位總統示威?CNN更有意思了,他回放了一下過去,他假設說:如果是克林頓或者是其他的美國總統遇到這種情況,會產生怎麼樣的情況?結果後來發現高爾說:我願意等一下,聽這個觀眾的意見到底是怎麼說的?到克林頓的時候,他怎麼說呢?有一次愛滋病人向他抗議,他說:我願意傾聽你們的痛苦。
另外,讓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紐約郵報,紐約郵報是地方報紙,但是它對這問題的建議評論是這樣的,它說:王文怡的抗議是偉大的,因為她激發起人們對中國除經濟自由以外對中國發生的罪惡的一種深省。
還有就是華盛頓郵報,它指出:王文怡這個行動是高貴的和勇敢無懼的;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基督教保衛組織“全國通門”(音),這個組織實際上是美國基督教的一個很大的全國性組織,它講:這個事情政府不應該去起訴王文怡,因為王文怡所代表是向美國政府期許中國的人權狀況。
在這個情況下,它的性質就跟當時的反戰明星—她叫辛蒂,性質是一樣的,如果說當時是美國的辛蒂在這邊提出來的話,很可能今天人們就不會像有些負面的看法,而且是比較正面的看法。
另外還有一些比如像CBS,它就講:中國民眾是看不到這樣的抗議的場面的,因為當時CNN跟BBC全部都被遮頻了。所以整個來說,西方媒體對王文怡事件評價就是比較中肯。
主持人:比較中肯也比較正面。
李天笑:而且比較反應事實。
林雲:而且最主要的是這件事情使得人們更進一步的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而不僅僅關注經濟發展。那麼在四月廿一日的時候,王文怡走出法庭的時候又是一次聚焦了全球的媒體關注,很多人就想從她身上親口去問一下,她到底為什麼當時會喊出這樣的話來,那這些記者得沒得到答案呢?
韋實:應該說是得到答案了,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國內的任何媒體沒有報導王文怡事件,而全世界都知道了。像王文怡講的,她真正的原因就是在今年揭示出來,就是在當天兩位從蘇家屯活體摘除器官事件的兩位證人現身,他講出了在中國不止在蘇家屯,起碼在三十多個地方有這種大的集中營,在系統的進行這種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這種事情的出現,是她直接要喊話的原因。
因為前一陣美國國會有一個聽證會,並沒有請王文怡和兩位證人到場去作證,美國國務院的調查也只是講在蘇家屯沒有發現這方面的信息。實際上在布胡會這麼一個整個全世界關注的時刻,而中國法輪功學員在五月一日之前要被進行更大一規模的群體滅殺和滅口,去消毀證據的情況下,王文怡她講她是不得已才在這種情況下想獲得全世界媒體的關注。
所以她喊出來說:布什,請制止他迫害法輪功、請制止他殺人。這是這個事情很根本的原因,但是因為種種的原因,比如說像西方媒體所謂的:你必須給我所有的證據。這個證據就包括人證、物證、錄像、地點等,是一般人對證據一個約定俗成習慣上的看法。
另一方面,中共是在使用一切手段來加速滅口、把人轉移。就像當年把薩斯病人拉到救護車上滿北京城轉一樣。中共也在利用各種的手段比如經濟的、媒體的、國家的,實際上現在到了各個媒體,你可以報法輪功受迫害,沒有關系。
但是報活體摘器官,肯定是有某種默契或者某種外交的口徑來讓他們封嘴,所以有很多的媒體相反是沒有去報導背後的根本原因,只是把聚焦放在王文怡的事件上。
主持人:那像剛才您講的王文怡既然已經把她做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講出來了,而我知道在同一天的時候,除了王文怡喊話這件事,還有一件讓大家很震驚的事情,就是那個集中營事件的兩位證人在那天公開的站出來了。這些媒體既然說很關注這件事情的證據,那麼已經有證人現身出來了,他們為什麼不能進一步的跟蹤報導或者繼續進行一些調查工作呢?您覺得原因在哪裡?
李天笑:我覺得這裡面可能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他們調查的難度,目前中共它掌握了所有的調查的渠道和資源,允不允許調查這個控制權也在中共手裡,所以這些媒體如果說真的是要進行一個徹底的公證,而且是全面細致的調查的話,這些媒體也要經過中共的安排和同意。這樣子的話很可能他們就得不到正確的訊息,或者是有些細節的東西已經被中共銷毀掉了,或者是人質已經轉移了,這就造成很大的難度。
第二、我覺得就是這些媒體,在中國都有分部,也就是他們已經在中國立腳了,這個時候他們就需要繼續在中國報導下去,那麼在這種情況就產生了利益的關系。他們覺得如果長期在中國待下去的話很可能在某種程度要跟中共達成某種的協議,或者在報導上面要自動的有些東西就不能報了等等,這個也是造成他們對這個問題不敢、不報的原因之一。
還有一點我覺得也不能夠完全排除中共可能黑手在後面有所舉動。就是有可能向這些媒體施加了某種壓力,這個也不能完全排除。我想主要這三種原因可能使得西方的媒體在自動采取了一種比較不恰當的報導形式。
主持人:在王文怡這兩天自己寫的一份關於這件事情的陳述當中也提到了,就說她跟兩位證人也向一些媒體來講這件事情,但是有媒體表示說:他自己這家媒體沒有辦法獨立來承擔這個所承受的壓力,可能就是你講到的這種壓力。
李天笑:就是他的上層可能考慮到在中國的機構存在的這種可能利益的關系,可能對他有所約制。
主持人:那麼對這件事情,很多人有一個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王文怡她本身做為一個醫生、一個博士,她為什麼會在這樣一個非常的一個場合做出這樣非常的舉動呢?
韋實:她已經不完全是一個記者的新聞學范疇,己經涉及到倫理學范疇了。就像當年…,這件事中國人其實都很熟悉,就是有個非洲小女孩倒在地上,旁邊有一個禿鷹就想吃這個小女孩,這個照片當年得了普立茲大獎。
那麼從記者角度來講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記者,但是這個人隨後接受到的是全球的質問:你當時有沒有救那位小女孩?他回答說:沒有。因為從記者角度來講他只能是報導這個鏡頭不能人為去干涉,從倫理上來講,他是自己內心對不住良心,後來這位很成功的記者自殺了,這個照片是一個黑白照片,可能很多中國人也都看過。
從這個來講做為記者而言,那的確是已經超出記者的規范了,但是從醫生的角度上講,就是因為醫生本身就是救死撫傷,在全體大規模的滅絶性的事情出現了,而且在 “布胡會”之前就是因為外交上的默契,國務院去調查說蘇家屯沒有摘除器官;而這件事情可能在這個布胡會之後就會沒有了。
所以王文怡可能在這種她認為不喊就再沒有機會了,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之下,做出了一種在一般人看來這非常難以理解的舉動,我覺得從醫生對生命權的保護這個角度是可以理解的。
主持人:天笑有沒有補充?
李天笑:我覺得你問的問題非常好。這個問題等於是說當年六四的時候,北京市民他們為什麼會上前去擋軍車,也等於是在問當初蔣彥永醫生他為什麼要向《時代雜志》寫信,或者說當時美國有一個著名的民權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路易絲.帕克,當時他是馬丁路斯金發起民權運動的一個起源,她當時拒乘種族隔離的一個車。
這個說明一個問題,當王文怡女士向全世界喊出這麼一個口號,她實際上是代表着一個良心、正義,她要讓全世界知道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着一場非常緊迫的,需要制止着的這麼一種大屠殺。
她自己在記者招待會上她也這麼講,她說:基於良知的一種個人行為,換句話說這種良知實際是不可以用記者的這種技術性范疇的語言去定義的,而是人類道德的一種底線。所以這兩種東西發生沖突的時候,人類道德的底線這種東西就是在我們評價這個東西上,應該用更高的一個層次或者一個更高的衡量標准。
主持人:我們的時間到了,感謝兩位。觀眾朋友就“王文怡白宮喊話”事件,我們剛才兩位評論員進行了一些背景的分析和探討,這個話題我們將在下一期節目中繼續。感謝您的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