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07月17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7月16日華盛頓報道）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報道說，中國中央政府最近命令中國各地所有2300個縣的黨政領導人接納群衆投訴，解決糾紛。在北京奧運會即將來臨之際，北京對大量的社會矛盾和憤怒積壓導致的群體抗議事件感到不安。
華盛頓郵報等海外媒體早先報道，中共最高領導層在半個月前下達命令，要求地方官員就地解決地方矛盾，嚴控有冤情無處申訴的地方民衆到北京上訪，以避免給即將舉行的奧運會帶來負面影響。
星期三，中國官方英文的中國日報等官方媒體證實了這一消息。
6月28號，貴州瓮安至少幾萬人圍攻了當地黨、政和公安機關，發泄他們長期積壓的不滿和憤怒。貴州當局以及官方媒體先是說瓮安事件是壞人和黑惡勢力挑動的結果，後來又半遮半掩地承認是當地黨政官員多年來濫用公安暴力、欺壓民衆導致的必然結果。
據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報道，在瓮安事件之後被免職的當地公安局局長坦率地承認，“這幾年，針對群體事件，我們公安局出動百人以上的大行動就有五次。這其中包括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我們幾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瓮安事件發生之後的兩個星期，浙江台州市玉環縣11日至13日連續三天爆發外地民工與派出所公安的衝突事件，派出所逮捕抗議打人的民工，導致成千名民工示威圍攻派出所。
中國工人權利活動家嚴元章說，人們都很明白，新近的貴州和浙江抗議事件的深層原因，是中國各地許多地方政府部門官員長期作惡多端，造成大量社會矛盾，社會不滿和憤怒大量積壓，如今中央政府下令要地方官員解決矛盾，或許是中央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是一件好事。
不過，嚴元章說，他跟很多人一樣心存疑慮，不知道中央要求地方幹部傾聽公衆呼聲，解決問題，到底是真能解決問題，還是在奧運到來之際，給老百姓“點眼藥水”，穩住百姓，以便維持一個和諧的局面給外國人看：“我是比較擔心的。因爲什麽呢？地方政府和基層老百姓之間的矛盾癥結究竟是什麽呢？是簡單的相互誤解或什麽其他原因嗎？真正矛盾在哪裡呢？只有把真正的矛盾解決了，你才能取信於民。”
自從中共在1970年代末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民衆的群體抗議事件數量近年來呈現爆炸性增長，每年數以萬計。
美國蘭德公司的學者譚睦瑞早先進行的研究發現，中國公安部門內部的研究人員普遍認爲，中國群體性抗議事件大規模增長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國公衆的權利意識增強，以及中國的政治制度缺乏公衆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機制。也就是說，中國公安部門內部的研究人員也承認，中國的群體抗議事件增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問題。
早些時候被免職的貴州瓮安公安局局長以及公開表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中共貴州第一把手實際上也承認了瓮安的暴力抗議事件的深層原因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但是，由於政治改革在過去的20年裡一直是一個禁忌話題，無論是中國公安部門的內部研究人員、還是在任的或卸任、免職的官員都對政治問題、政治改革問題點到即止，不敢或不能公開談論。
中國工人權利活動家嚴元章說，中國的關鍵問題就在這裡：“按現在老百姓說的話，他們的縣委書記，或市委書記就是老大，一言堂，什麽事情都是他們說了算。這種獨裁，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聞所未聞。這種獨裁體制怎麽解決？要求縣領導傾聽人民的什麽東西，注意人民的什麽，要爲人民服務，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老百姓說的眼藥水吧。”
另據香港的中國人權和民運信息中心報道，星期二，來自江西南昌的一名下崗工人到北京上訪，感到絕望，跳水自殺身亡。
華盛頓郵報等海外媒體早先報道，中共最高領導層在半個月前下達命令，要求地方官員就地解決地方矛盾，嚴控有冤情無處申訴的地方民衆到北京上訪，以避免給即將舉行的奧運會帶來負面影響。
星期三，中國官方英文的中國日報等官方媒體證實了這一消息。
6月28號，貴州瓮安至少幾萬人圍攻了當地黨、政和公安機關，發泄他們長期積壓的不滿和憤怒。貴州當局以及官方媒體先是說瓮安事件是壞人和黑惡勢力挑動的結果，後來又半遮半掩地承認是當地黨政官員多年來濫用公安暴力、欺壓民衆導致的必然結果。
據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報道，在瓮安事件之後被免職的當地公安局局長坦率地承認，“這幾年，針對群體事件，我們公安局出動百人以上的大行動就有五次。這其中包括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我們幾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瓮安事件發生之後的兩個星期，浙江台州市玉環縣11日至13日連續三天爆發外地民工與派出所公安的衝突事件，派出所逮捕抗議打人的民工，導致成千名民工示威圍攻派出所。
中國工人權利活動家嚴元章說，人們都很明白，新近的貴州和浙江抗議事件的深層原因，是中國各地許多地方政府部門官員長期作惡多端，造成大量社會矛盾，社會不滿和憤怒大量積壓，如今中央政府下令要地方官員解決矛盾，或許是中央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是一件好事。
不過，嚴元章說，他跟很多人一樣心存疑慮，不知道中央要求地方幹部傾聽公衆呼聲，解決問題，到底是真能解決問題，還是在奧運到來之際，給老百姓“點眼藥水”，穩住百姓，以便維持一個和諧的局面給外國人看：“我是比較擔心的。因爲什麽呢？地方政府和基層老百姓之間的矛盾癥結究竟是什麽呢？是簡單的相互誤解或什麽其他原因嗎？真正矛盾在哪裡呢？只有把真正的矛盾解決了，你才能取信於民。”
自從中共在1970年代末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民衆的群體抗議事件數量近年來呈現爆炸性增長，每年數以萬計。
美國蘭德公司的學者譚睦瑞早先進行的研究發現，中國公安部門內部的研究人員普遍認爲，中國群體性抗議事件大規模增長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國公衆的權利意識增強，以及中國的政治制度缺乏公衆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機制。也就是說，中國公安部門內部的研究人員也承認，中國的群體抗議事件增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問題。
早些時候被免職的貴州瓮安公安局局長以及公開表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中共貴州第一把手實際上也承認了瓮安的暴力抗議事件的深層原因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但是，由於政治改革在過去的20年裡一直是一個禁忌話題，無論是中國公安部門的內部研究人員、還是在任的或卸任、免職的官員都對政治問題、政治改革問題點到即止，不敢或不能公開談論。
中國工人權利活動家嚴元章說，中國的關鍵問題就在這裡：“按現在老百姓說的話，他們的縣委書記，或市委書記就是老大，一言堂，什麽事情都是他們說了算。這種獨裁，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聞所未聞。這種獨裁體制怎麽解決？要求縣領導傾聽人民的什麽東西，注意人民的什麽，要爲人民服務，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老百姓說的眼藥水吧。”
另據香港的中國人權和民運信息中心報道，星期二，來自江西南昌的一名下崗工人到北京上訪，感到絕望，跳水自殺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