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林采楓報導)“不到你的家鄉以為是荒山野嶺，一到你的家鄉才知道遍地花香。不接觸你以為你是野人，一接觸你才知道你是如此高尚。”漢族女作家朱瑞在一位藏人的家裡第一次聽到這首西藏民歌，而這首歌詞也恰恰是她對西藏認知的真實寫照。
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她，從貧瘠扭曲地想像西藏，到親身入藏，進而愛上藏文化和藏人，以至移民加拿大後對西藏仍念念不忘。西藏，已成為她生命的組成，溶入每一次心跳與呼吸。那片遙遠而神祕的土地橫亘在她人生的轉折之處，引着她走向文學創作的新的裡程。
面對愈演愈烈的西藏問題，如何看待西藏、西藏人、以及西藏的文化，大紀元記者對定居加拿大的朱瑞進行了專訪，跟隨這位漢人女性作家敏感的心靈，探訪那美麗而痛苦的雪域高原。
第一次入藏：經歷漢藏碰撞
小時候，我經歷過許多“憶苦思甜”大會。那時，西藏給我的感覺不僅是落後的，還是野蠻的、罪惡的。後來，西藏在我的眼裡變了，成了文明、干淨、一片風景如畫的地方。究竟我的想法是怎麼改變的，已經無法追尋了，太遠了。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聽信中共的宣傳，它說不好的時候，我也就認為不好。到了八十年代，中共看上去沉默了，大陸出現了一些從不同的角度介紹西藏的作品，甚至，我還發現了一些外國人寫的關於西藏的書，就對西藏產生了興趣。
1997 年我第一次入藏。在青海去往鳥島的路上，我見到了第一頂藏族牧人的帳篷，就讓司機把車停下來。我往帳篷走去，帳篷裡的人也迎出來，是一個藏族女人與丈夫和兩個孩子。她非常熱情地把我和車上的人讓到帳篷裡去，拿出家裡僅有的一點酥油放到茶裡給我們喝，鋪上唯一的一條褥子讓我們坐。
臨走時，我給了她10塊錢。而同車的另一個漢族女人留下的卻是這樣一句話，她問這位藏族婦女：“人家都實行計劃生育，你為什麼有兩個孩子？”
回車後，一個人感嘆了一句：“藏族人真窮啊！”另外一個人說：“窮？多好啊！這些草場牛羊吃的都不花錢，都是免費的。”聽了這些話，想到那個藏族女人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想到她這種給予、不乞求任何回報的給予，我心裡很是難過。
在去往青藏公路的一處荒無人煙的地方，路邊出現了夫妻兩個藏人，女人懷裡抱着吃奶的嬰兒。他們向我們擺手示意停車，我就跟司機說：“讓他們上來吧。”司機一踩油門，開得更快了。我問：“你為啥不停呢？”他說：“超載了，不行了。”我反駁說：“車根本沒有超載，再裝6-7個人也行。在這荒山野嶺，咱們車過去了，還不知道有哪個車來呢，就不能幫他們一下？”司機回答：“你太單純了，你不知道，藏人非常髒，進來一站，全身都是味兒，大家都討厭。”
我知道說服不了他，無奈沉默。我臉沖着窗外，看到那個藏人還在舉着手，但手已經不動了。
到了西藏，發現一切都不一樣，語言不一樣、穿着不一樣、建築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這所有的不一樣都讓我喜歡。當我在八角街(藏語是帕廓街，為拉薩最重要的轉經路)走的時候，我喜歡那裡的一切東西。陶罐、經幡、唐卡、綠松石項鏈、衣服等等，我覺得它們都很美。進到寺院裡，獨特的建築以及人們的精神，給我一種寧靜感。
第二次入藏：感受藏人的純朴
再次入藏的時候，我住進了藏人的家裡，因為我想看一看真正藏人的生活。阿媽拉(藏語：媽媽)，這家的女主人，整天讀經，嘴不停。
我到拉姆拉錯(藏語：聖母湖)去，那是藏人心目中的聖湖，認定達賴喇嘛和班禪的時候，要到那兒去看聖湖的暗示，根據暗示尋找轉世靈童。去拉姆拉錯很艱難，沒有路，要走很遠很遠。等我回來的時候，頭發上全是虱子，身上沾滿泥土。
阿媽拉在我沒注意的時候，把我脫下來的髒衣服全洗了。我很不好意思，問她：“我這麼年輕可以自己洗，您怎麼替我洗？”老人說：“你朝聖去了，我為你做事也是在行善，積攢善業。”我說：“我不是朝聖去了，我是一個漢人，在我的心中，沒有任何信仰，我只不過想要知道我的前生和來世。”老人說：“那都是一樣的，只要你去了拉姆拉錯。”
我後來住到一個很偏遠的農民家裡，沒有電，沒有自來水，靠織氆氌(藏語：毛毯)維持生計。臨走時，我跟他們說： “我要走了。”他們一驚，不願意我走。然後把家裡所有的東西都拿來，土豆什麼的，讓我帶回去。我不帶，他們就把氆氌拿出來給我。我一看我的離開讓他們如此難過，就說：“農耕的時候我還會再來。”他們很高興，開始掰手指查還有多少天到農耕。
給予、感激、信任，是他們的精神核心。
這是普通的藏人。
到西藏工作：接觸農奴主
從第一次入藏後，我開始創作以西藏為主題的作品。後來，受西藏文聯的邀請，我來到西藏，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工作。這期間，我有機會接觸到、也采訪到中共宣傳中提過的農奴主，也就是西藏過去的貴族。
那時我才發現，貴族們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家家有佛堂，每天祈禱供佛、做善事是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59年以前，有些貴族家庭還要每天准備一些食物放到門前，給乞丐和行腳僧。在過藏歷新年期間，即使痞子、油棍到門前來要飯，貴族家給的也一定都滿足他們的要求，而不僅僅是給一點。
在西藏，從來沒有對乞丐歧視過，從來沒有對貧窮的人歧視過，因為佛祖釋迦牟尼曾經也有過那樣的歲月。
《西藏七年》的作者，奧地利登山運動員海因裡希·哈勒，在二戰德國戰敗後，被印度當局抓起來，後來逃到西藏。到拉薩的時候，已經落魄得不成人樣。貴族把他讓到家裡，給他洗澡剃頭，並做了一身新衣服。所有的貴族都請他到家裡去，挨個請，達賴喇嘛的媽媽也請了他。他從此結下了和達賴喇嘛一生的友情。
當我真正接觸了西藏貴族，強烈地感受到他們與生俱來的那種善良的時候，我開始反省我的一些觀念。他們的行為和中共的宣傳，簡直風馬牛不相及。當然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或許有個別不太好的貴族(我還從來沒有遇到過)。不過，如果僅僅把特殊的情況，當成普遍存在的現象來廣泛宣傳，我只能說，中共是在有意愚弄和迷惑中國民眾。因為對於大數多中國人來說，西藏是遙遠的，他們唯一了解西藏的渠道就是中共政府的宣傳。
我對西藏從感興趣發展到熱愛，原因是多方面的。最讓我感動的是，藏人不虛偽，他們很真實，忠誠於他們的心，而不是像當今的中國人一樣跟着利益走。他們有他們的智慧，但絕不是當今中國人具有的狡猾。
在西藏的漢人
有四類漢人居住在西藏。第一類是援藏干部。第二類是包工。西藏拆毀了很多古老的建築，需要搭建漢式樓房，就從四川等地召了一些建築工人。第三類是小商販。毗鄰西藏的四川省因人口眾多，失業率高，難以生存，許多小商小販遷徙到西藏。第四類人不多，就是真正對西藏文化感興趣的人，以畫家、作家為主。他們寧願捨棄內地的舒適，到西藏去，就是喜歡它的文化。他們對西藏的文化充滿敬慕，很清楚西藏是怎麼回事，但他們不說，因為他們要在中共的天空下生存。
更多的是不了解西藏的人，他們進入西藏，對西藏方方面面都造成一種破壞。比如說，那些小商小販，他們把內地的劣質商品帶入西藏。牧民好不容易從偏遠的地方過來買一些東西，結果帶回家的都是劣質品：暖瓶不保暖，穿的鞋兩天就壞了。
這些包工、商販和西藏人住在一起，不知道也不懂得尊重西藏的文化。中共這麼多年對西藏畸形的宣傳，使他們把西藏人的純朴看作落後，把藏人那堅如磐石的宗教信仰，看成是迷信。
我住的阿媽拉家在拉薩的老城區─帕廓街的沖賽康，現在很多小商販住在那裡，他們洗完了衣服，就把褲衩、背心晾在人家佛堂的前面，完全意識不到此舉傷害了藏人。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在四川人的一個小餐館裡吃飯，我問老板哪裡是八角街，他說：“你可別上八角街去，那裡可是一點意思都沒有。你可要遠離藏人，他們一點文化也沒有，啥也不懂，靠近他們還危險。”
這種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和心態，使得漢人沒有辦法和藏人相融，這也是為什麼達賴喇嘛不希望過多的漢人移民到西藏去。第一，加深了民族之間的矛盾。第二，西藏文化受到嚴重破壞。
對西藏文化與宗教的破壞
西藏古老的房子，對建築學、歷史、文學、美學，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從前圍繞帕廓街有500多座，1997年我去的時候只剩了93座，都被中共列為危房拆除了。而這些建築對藏人來說，那是西藏文化的一部分。
藏傳佛教是西藏的靈，中共對西藏文化最大的破壞就是毀了這個靈。盡管憲法明白地規定人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但在西藏這種自由是不存在的。
第一，出家的年齡受到限制。中共規定18歲以前不能出家，而在以前，很小的孩子就可以到寺院中去。西藏的寺院就是學校，很多西藏優秀的學者，比如根敦群培，都是從寺院中出來的。寺院教授的佛經包括許多內容，建築學、語言學、文學等等。西藏佛教，不僅是人類精神的精華，也和科學緊密相聯，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今天科學的前面，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許多的科學家，也對西藏佛學產生了興趣。可是，不僅中共政府，甚至很多中國人也認為從小出家是不學無術，那是對西藏佛教的不理解。
第二，寺院中學習的內容受到限制。每個寺院都有工作組，中共把僧人學習的時間都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教育完了還要發給一個紅色的准允證。我在寺院的時候，僧人給我看過。只有得到這個證，僧人才能繼續待下去，否則就會被趕出寺院。被趕出去的恰恰是最優秀的僧人，因為他們堅持佛教信仰為第一，不願被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沖擊了個人的信仰。現在寺院中的這些舉動完全違背了佛教的宗旨，變成了中共政治化的產物。宗教表面上還在那裡，但它已經成了一個擺設。
第三，改變了宗教的制度。寺院中以前相襲的一些制度均遭中共取締，比如格西考試。格西是寺院中最高的職位，相當於漢地的博士。還有一年一度的辯經，雖然沒有被取消，但本質也發生了變化。在拉薩，僧人每年要到江陽貢卻，那是離拉薩不算太遠的一個山谷裡，舉行辯經大會，現在去那兒人數是受到限制的，不來可以，少來可以，多來不行，而且辯經會常常無故停止。
第四，取消了宗教節日。宗教節日是西藏文化中最光彩奪目的一部分。比如藏歷新年的時候，有傳昭大法會，藏語叫莫朗欽波，僧人聚集一堂，有辯經等許多活動。這是西藏最重要的節日，現在已經被禁止了。還有西藏宗教史上有名的格魯教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圓寂日，藏人幾百年來都在這一天點着酥油燈紀念他，這一天叫燃燈節。我在西藏的時候，沒有被取消，但很多警察、便衣在場，而且服務於中共機關的人絕對不允許參加。另外，每年到朋巴布山(藏語：寶瓶山)煨桑(藏語：以松柏焚燒煙霧，祭天地諸神的儀式)，也受到限制。
是誰把墮落帶到了西藏
如今的西藏遍地是色情場所。拉薩街頭的洗頭房，都是妓院，打扮妖俗的四川女人當街拽住男人們不放，甚至僧人經過的時候她們也要拉。
我到拉薩的人民醫院去采訪皮膚科主任，他說，以前當地根本就沒有性病，1978年在11081人中調查，沒有一例性病患者，而2002年平均每天都有10余例，且性病種類繁多，千奇百怪。主任非常焦慮，說：“我擔心這種情況會毀滅我們的民族，毀滅幾代人。”
藏語遭極度漠視
我沒有遇到一個在西藏工作的漢人干部會藏語。喜愛西藏如我，卻不會藏語。為什麼我移民加拿大後首先學英語，不就因為我生存在這兒嗎？為什麼我在西藏那麼熱愛它卻不學藏語？因為我是一個征服者，可以讓當地人學我的語言。所以在那些大型的會議上、政府的會議上，漢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這給藏人帶來諸多不便。
有一位從山南地區澤當縣來的藏人醫生，到拉薩來參加醫療會議。他跟我說：“這對我太難了，整個會議期間沒有任何藏語。”他把資料拿出來給我看，都是漢文，他說：“哪怕有個藏漢對照，我也行啊。”因為他的漢語不是太好。我問他這種情況是不是只在這次會議上有，他說，每次會議都是這樣。
學校的情況完全相同，只使用漢語交流。藏語在學校是外語課。
中共官員的奢侈與腐敗
今年三月發生的西藏抗暴事件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共對西藏文化、宗教、資源和人身的迫害，達到了藏人承受力的極限。再有，對普通藏人來說，生活仍然貧困，幾十年間並無太大改變。中國人總認為政府撥給西藏錢財無數，已經對西藏做到仁至義盡。可是藏人並沒有感受到，因為真正受惠的是為中共工作的官員們。
官員們那種奢華與腐敗，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呢？西藏自治區本有政府辦公樓，可官員們覺得還應該再有個辦公的地方，於是耗資上億在四川成都建了一個崇州基地。建完後，又覺得遠，就放棄了，又建了一個第二辦公基地，地點保密。就是崇州基地也是我見到官方文件才知道的。
西藏有一個著名的風景勝地─德中溫泉，西藏自治區副書記熱地的兒子於2000年承包了此地，租期40年。以前德中溫泉旁邊的招待所一晚上10塊錢，承租後，價格飛漲，我再去的時候已經住不起了。熱地的兒子在德中地區為所欲為，我的朋友唯色親眼見到他隨意開槍捕殺黃鴨。
究竟是誰不了解西藏真相
有一個中國孩子到我家去，談起西方人對西藏的支持，他說：“老外不了解西藏，淨在那兒瞎說。”我問他：“你了解西藏有多少？”他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所謂的了解僅此而已。不幸的是，他代表了大多數中國年輕人。
這和中共多年的新聞封鎖與畸形宣傳密不可分。對於中國人來說，西藏非常遙遠，不可能每個人都親身到西藏去看看。就是旅游者到西藏，接觸的也只是表面的東西。了解一種文化很難。我們到加拿大來十幾年，對西方文化還是感到陌生。
西藏文化也是不同於漢地的另外一種文化。很多中國人甚至連去西藏看一看的機會都沒有，他們所有的信息都來自於中共的宣傳。這種宣傳隨時隨地，不管你想聽不想聽。就連做飯的時候，說話的時候，甚至上廁所的時候，都能聽到看到中共的宣傳。這些東西自覺不自覺地就灌到腦子裡了。
中共執政六十年來，把五千年文明中好的東西，都破壞得淋漓盡致了。比如，文化大革命時對孔子的批判，而國人喪失掉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中做人最基本的仁、義、禮、讓，吸取的卻是可以為中共當權者服務的糟粕。尤其現今每日每時的愛國主義教育，很自然的導致今天狂熱的民族主義。其實，這種所謂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本質不過是大國沙文主義的再現。最終受傷害的不僅是這個世界，還有中國人自己。
對西藏了解越多，就越有一種危機感，害怕這種文化的失去。那是獨一無二的文化，不是失去了，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彌補。沒有，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化可以取代西藏的文化。
附：作家朱瑞簡介
朱瑞，女，漢族作家。出版過詩集、散文集，及若干中短篇小說，大部分作品以西藏為主題。2008 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後，在網路上陸續發表了《藏人為何要抗議》、《寫給某些中國人》、《致尊者達賴喇嘛的信》、《但願當權者不要錯過良機》、《西藏的希望》、《專訪阿嘉活佛》等文章。
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她，從貧瘠扭曲地想像西藏，到親身入藏，進而愛上藏文化和藏人，以至移民加拿大後對西藏仍念念不忘。西藏，已成為她生命的組成，溶入每一次心跳與呼吸。那片遙遠而神祕的土地橫亘在她人生的轉折之處，引着她走向文學創作的新的裡程。
面對愈演愈烈的西藏問題，如何看待西藏、西藏人、以及西藏的文化，大紀元記者對定居加拿大的朱瑞進行了專訪，跟隨這位漢人女性作家敏感的心靈，探訪那美麗而痛苦的雪域高原。
第一次入藏：經歷漢藏碰撞
小時候，我經歷過許多“憶苦思甜”大會。那時，西藏給我的感覺不僅是落後的，還是野蠻的、罪惡的。後來，西藏在我的眼裡變了，成了文明、干淨、一片風景如畫的地方。究竟我的想法是怎麼改變的，已經無法追尋了，太遠了。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聽信中共的宣傳，它說不好的時候，我也就認為不好。到了八十年代，中共看上去沉默了，大陸出現了一些從不同的角度介紹西藏的作品，甚至，我還發現了一些外國人寫的關於西藏的書，就對西藏產生了興趣。
1997 年我第一次入藏。在青海去往鳥島的路上，我見到了第一頂藏族牧人的帳篷，就讓司機把車停下來。我往帳篷走去，帳篷裡的人也迎出來，是一個藏族女人與丈夫和兩個孩子。她非常熱情地把我和車上的人讓到帳篷裡去，拿出家裡僅有的一點酥油放到茶裡給我們喝，鋪上唯一的一條褥子讓我們坐。
臨走時，我給了她10塊錢。而同車的另一個漢族女人留下的卻是這樣一句話，她問這位藏族婦女：“人家都實行計劃生育，你為什麼有兩個孩子？”
回車後，一個人感嘆了一句：“藏族人真窮啊！”另外一個人說：“窮？多好啊！這些草場牛羊吃的都不花錢，都是免費的。”聽了這些話，想到那個藏族女人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想到她這種給予、不乞求任何回報的給予，我心裡很是難過。
在去往青藏公路的一處荒無人煙的地方，路邊出現了夫妻兩個藏人，女人懷裡抱着吃奶的嬰兒。他們向我們擺手示意停車，我就跟司機說：“讓他們上來吧。”司機一踩油門，開得更快了。我問：“你為啥不停呢？”他說：“超載了，不行了。”我反駁說：“車根本沒有超載，再裝6-7個人也行。在這荒山野嶺，咱們車過去了，還不知道有哪個車來呢，就不能幫他們一下？”司機回答：“你太單純了，你不知道，藏人非常髒，進來一站，全身都是味兒，大家都討厭。”
我知道說服不了他，無奈沉默。我臉沖着窗外，看到那個藏人還在舉着手，但手已經不動了。
到了西藏，發現一切都不一樣，語言不一樣、穿着不一樣、建築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這所有的不一樣都讓我喜歡。當我在八角街(藏語是帕廓街，為拉薩最重要的轉經路)走的時候，我喜歡那裡的一切東西。陶罐、經幡、唐卡、綠松石項鏈、衣服等等，我覺得它們都很美。進到寺院裡，獨特的建築以及人們的精神，給我一種寧靜感。
第二次入藏：感受藏人的純朴
再次入藏的時候，我住進了藏人的家裡，因為我想看一看真正藏人的生活。阿媽拉(藏語：媽媽)，這家的女主人，整天讀經，嘴不停。
我到拉姆拉錯(藏語：聖母湖)去，那是藏人心目中的聖湖，認定達賴喇嘛和班禪的時候，要到那兒去看聖湖的暗示，根據暗示尋找轉世靈童。去拉姆拉錯很艱難，沒有路，要走很遠很遠。等我回來的時候，頭發上全是虱子，身上沾滿泥土。
阿媽拉在我沒注意的時候，把我脫下來的髒衣服全洗了。我很不好意思，問她：“我這麼年輕可以自己洗，您怎麼替我洗？”老人說：“你朝聖去了，我為你做事也是在行善，積攢善業。”我說：“我不是朝聖去了，我是一個漢人，在我的心中，沒有任何信仰，我只不過想要知道我的前生和來世。”老人說：“那都是一樣的，只要你去了拉姆拉錯。”
我後來住到一個很偏遠的農民家裡，沒有電，沒有自來水，靠織氆氌(藏語：毛毯)維持生計。臨走時，我跟他們說： “我要走了。”他們一驚，不願意我走。然後把家裡所有的東西都拿來，土豆什麼的，讓我帶回去。我不帶，他們就把氆氌拿出來給我。我一看我的離開讓他們如此難過，就說：“農耕的時候我還會再來。”他們很高興，開始掰手指查還有多少天到農耕。
給予、感激、信任，是他們的精神核心。
這是普通的藏人。
到西藏工作：接觸農奴主
從第一次入藏後，我開始創作以西藏為主題的作品。後來，受西藏文聯的邀請，我來到西藏，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工作。這期間，我有機會接觸到、也采訪到中共宣傳中提過的農奴主，也就是西藏過去的貴族。
那時我才發現，貴族們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家家有佛堂，每天祈禱供佛、做善事是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59年以前，有些貴族家庭還要每天准備一些食物放到門前，給乞丐和行腳僧。在過藏歷新年期間，即使痞子、油棍到門前來要飯，貴族家給的也一定都滿足他們的要求，而不僅僅是給一點。
在西藏，從來沒有對乞丐歧視過，從來沒有對貧窮的人歧視過，因為佛祖釋迦牟尼曾經也有過那樣的歲月。
《西藏七年》的作者，奧地利登山運動員海因裡希·哈勒，在二戰德國戰敗後，被印度當局抓起來，後來逃到西藏。到拉薩的時候，已經落魄得不成人樣。貴族把他讓到家裡，給他洗澡剃頭，並做了一身新衣服。所有的貴族都請他到家裡去，挨個請，達賴喇嘛的媽媽也請了他。他從此結下了和達賴喇嘛一生的友情。
當我真正接觸了西藏貴族，強烈地感受到他們與生俱來的那種善良的時候，我開始反省我的一些觀念。他們的行為和中共的宣傳，簡直風馬牛不相及。當然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或許有個別不太好的貴族(我還從來沒有遇到過)。不過，如果僅僅把特殊的情況，當成普遍存在的現象來廣泛宣傳，我只能說，中共是在有意愚弄和迷惑中國民眾。因為對於大數多中國人來說，西藏是遙遠的，他們唯一了解西藏的渠道就是中共政府的宣傳。
我對西藏從感興趣發展到熱愛，原因是多方面的。最讓我感動的是，藏人不虛偽，他們很真實，忠誠於他們的心，而不是像當今的中國人一樣跟着利益走。他們有他們的智慧，但絕不是當今中國人具有的狡猾。
在西藏的漢人
有四類漢人居住在西藏。第一類是援藏干部。第二類是包工。西藏拆毀了很多古老的建築，需要搭建漢式樓房，就從四川等地召了一些建築工人。第三類是小商販。毗鄰西藏的四川省因人口眾多，失業率高，難以生存，許多小商小販遷徙到西藏。第四類人不多，就是真正對西藏文化感興趣的人，以畫家、作家為主。他們寧願捨棄內地的舒適，到西藏去，就是喜歡它的文化。他們對西藏的文化充滿敬慕，很清楚西藏是怎麼回事，但他們不說，因為他們要在中共的天空下生存。
更多的是不了解西藏的人，他們進入西藏，對西藏方方面面都造成一種破壞。比如說，那些小商小販，他們把內地的劣質商品帶入西藏。牧民好不容易從偏遠的地方過來買一些東西，結果帶回家的都是劣質品：暖瓶不保暖，穿的鞋兩天就壞了。
這些包工、商販和西藏人住在一起，不知道也不懂得尊重西藏的文化。中共這麼多年對西藏畸形的宣傳，使他們把西藏人的純朴看作落後，把藏人那堅如磐石的宗教信仰，看成是迷信。
我住的阿媽拉家在拉薩的老城區─帕廓街的沖賽康，現在很多小商販住在那裡，他們洗完了衣服，就把褲衩、背心晾在人家佛堂的前面，完全意識不到此舉傷害了藏人。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在四川人的一個小餐館裡吃飯，我問老板哪裡是八角街，他說：“你可別上八角街去，那裡可是一點意思都沒有。你可要遠離藏人，他們一點文化也沒有，啥也不懂，靠近他們還危險。”
這種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和心態，使得漢人沒有辦法和藏人相融，這也是為什麼達賴喇嘛不希望過多的漢人移民到西藏去。第一，加深了民族之間的矛盾。第二，西藏文化受到嚴重破壞。
對西藏文化與宗教的破壞
西藏古老的房子，對建築學、歷史、文學、美學，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從前圍繞帕廓街有500多座，1997年我去的時候只剩了93座，都被中共列為危房拆除了。而這些建築對藏人來說，那是西藏文化的一部分。
藏傳佛教是西藏的靈，中共對西藏文化最大的破壞就是毀了這個靈。盡管憲法明白地規定人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但在西藏這種自由是不存在的。
第一，出家的年齡受到限制。中共規定18歲以前不能出家，而在以前，很小的孩子就可以到寺院中去。西藏的寺院就是學校，很多西藏優秀的學者，比如根敦群培，都是從寺院中出來的。寺院教授的佛經包括許多內容，建築學、語言學、文學等等。西藏佛教，不僅是人類精神的精華，也和科學緊密相聯，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今天科學的前面，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許多的科學家，也對西藏佛學產生了興趣。可是，不僅中共政府，甚至很多中國人也認為從小出家是不學無術，那是對西藏佛教的不理解。
第二，寺院中學習的內容受到限制。每個寺院都有工作組，中共把僧人學習的時間都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教育完了還要發給一個紅色的准允證。我在寺院的時候，僧人給我看過。只有得到這個證，僧人才能繼續待下去，否則就會被趕出寺院。被趕出去的恰恰是最優秀的僧人，因為他們堅持佛教信仰為第一，不願被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沖擊了個人的信仰。現在寺院中的這些舉動完全違背了佛教的宗旨，變成了中共政治化的產物。宗教表面上還在那裡，但它已經成了一個擺設。
第三，改變了宗教的制度。寺院中以前相襲的一些制度均遭中共取締，比如格西考試。格西是寺院中最高的職位，相當於漢地的博士。還有一年一度的辯經，雖然沒有被取消，但本質也發生了變化。在拉薩，僧人每年要到江陽貢卻，那是離拉薩不算太遠的一個山谷裡，舉行辯經大會，現在去那兒人數是受到限制的，不來可以，少來可以，多來不行，而且辯經會常常無故停止。
第四，取消了宗教節日。宗教節日是西藏文化中最光彩奪目的一部分。比如藏歷新年的時候，有傳昭大法會，藏語叫莫朗欽波，僧人聚集一堂，有辯經等許多活動。這是西藏最重要的節日，現在已經被禁止了。還有西藏宗教史上有名的格魯教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圓寂日，藏人幾百年來都在這一天點着酥油燈紀念他，這一天叫燃燈節。我在西藏的時候，沒有被取消，但很多警察、便衣在場，而且服務於中共機關的人絕對不允許參加。另外，每年到朋巴布山(藏語：寶瓶山)煨桑(藏語：以松柏焚燒煙霧，祭天地諸神的儀式)，也受到限制。
是誰把墮落帶到了西藏
如今的西藏遍地是色情場所。拉薩街頭的洗頭房，都是妓院，打扮妖俗的四川女人當街拽住男人們不放，甚至僧人經過的時候她們也要拉。
我到拉薩的人民醫院去采訪皮膚科主任，他說，以前當地根本就沒有性病，1978年在11081人中調查，沒有一例性病患者，而2002年平均每天都有10余例，且性病種類繁多，千奇百怪。主任非常焦慮，說：“我擔心這種情況會毀滅我們的民族，毀滅幾代人。”
藏語遭極度漠視
我沒有遇到一個在西藏工作的漢人干部會藏語。喜愛西藏如我，卻不會藏語。為什麼我移民加拿大後首先學英語，不就因為我生存在這兒嗎？為什麼我在西藏那麼熱愛它卻不學藏語？因為我是一個征服者，可以讓當地人學我的語言。所以在那些大型的會議上、政府的會議上，漢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這給藏人帶來諸多不便。
有一位從山南地區澤當縣來的藏人醫生，到拉薩來參加醫療會議。他跟我說：“這對我太難了，整個會議期間沒有任何藏語。”他把資料拿出來給我看，都是漢文，他說：“哪怕有個藏漢對照，我也行啊。”因為他的漢語不是太好。我問他這種情況是不是只在這次會議上有，他說，每次會議都是這樣。
學校的情況完全相同，只使用漢語交流。藏語在學校是外語課。
中共官員的奢侈與腐敗
今年三月發生的西藏抗暴事件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共對西藏文化、宗教、資源和人身的迫害，達到了藏人承受力的極限。再有，對普通藏人來說，生活仍然貧困，幾十年間並無太大改變。中國人總認為政府撥給西藏錢財無數，已經對西藏做到仁至義盡。可是藏人並沒有感受到，因為真正受惠的是為中共工作的官員們。
官員們那種奢華與腐敗，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呢？西藏自治區本有政府辦公樓，可官員們覺得還應該再有個辦公的地方，於是耗資上億在四川成都建了一個崇州基地。建完後，又覺得遠，就放棄了，又建了一個第二辦公基地，地點保密。就是崇州基地也是我見到官方文件才知道的。
西藏有一個著名的風景勝地─德中溫泉，西藏自治區副書記熱地的兒子於2000年承包了此地，租期40年。以前德中溫泉旁邊的招待所一晚上10塊錢，承租後，價格飛漲，我再去的時候已經住不起了。熱地的兒子在德中地區為所欲為，我的朋友唯色親眼見到他隨意開槍捕殺黃鴨。
究竟是誰不了解西藏真相
有一個中國孩子到我家去，談起西方人對西藏的支持，他說：“老外不了解西藏，淨在那兒瞎說。”我問他：“你了解西藏有多少？”他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所謂的了解僅此而已。不幸的是，他代表了大多數中國年輕人。
這和中共多年的新聞封鎖與畸形宣傳密不可分。對於中國人來說，西藏非常遙遠，不可能每個人都親身到西藏去看看。就是旅游者到西藏，接觸的也只是表面的東西。了解一種文化很難。我們到加拿大來十幾年，對西方文化還是感到陌生。
西藏文化也是不同於漢地的另外一種文化。很多中國人甚至連去西藏看一看的機會都沒有，他們所有的信息都來自於中共的宣傳。這種宣傳隨時隨地，不管你想聽不想聽。就連做飯的時候，說話的時候，甚至上廁所的時候，都能聽到看到中共的宣傳。這些東西自覺不自覺地就灌到腦子裡了。
中共執政六十年來，把五千年文明中好的東西，都破壞得淋漓盡致了。比如，文化大革命時對孔子的批判，而國人喪失掉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中做人最基本的仁、義、禮、讓，吸取的卻是可以為中共當權者服務的糟粕。尤其現今每日每時的愛國主義教育，很自然的導致今天狂熱的民族主義。其實，這種所謂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本質不過是大國沙文主義的再現。最終受傷害的不僅是這個世界，還有中國人自己。
對西藏了解越多，就越有一種危機感，害怕這種文化的失去。那是獨一無二的文化，不是失去了，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彌補。沒有，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化可以取代西藏的文化。
附：作家朱瑞簡介
朱瑞，女，漢族作家。出版過詩集、散文集，及若干中短篇小說，大部分作品以西藏為主題。2008 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後，在網路上陸續發表了《藏人為何要抗議》、《寫給某些中國人》、《致尊者達賴喇嘛的信》、《但願當權者不要錯過良機》、《西藏的希望》、《專訪阿嘉活佛》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