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聞劍報導）隨著對「三鹿毒奶粉事件」不斷深入的討論，有評論認為毒奶粉事件本身以及中國政府處理毒奶粉事件的方法凸顯中國政府在不應缺位時缺位，在不應越位時越位。
三鹿毒奶粉事件之所以發生報刊媒體討論比較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事發前監管不力，即所謂的缺位，而政府越位導致事件發生卻討論不足。對此，廣州知名博客北風認為：
「政府看來兩個方面缺位，因為它這些監管措施都是建立在一些部門利益或者是部門的便利性，非常強調管理的便利性。他需要從減少它的行政成本出發，它會建立一些門檻，然後讓各個企業達到這個門檻，但是，這個門檻是不是真的合理？它並沒有深入調研。例如，國內嬰兒奶粉蛋白質的含量是高過國際標準的，這個高的額度是怎麼來的？我看不到一些專家們的一些看法。如果企業要達到這個標準，可能這就是促使他們造假的一個很大的誘因。」
中國《財經》雜誌最新一期刊登主編胡舒立的相關評論文章。文章認為，政府越位干預奶粉市場價格，打亂本來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價格信號也是導致毒奶粉事件最終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圍繞政府在毒奶粉事件前後的缺位與越位問題，美國加州的中國問題觀察人士鄭存柱先生表示：
「其實政府的缺位有時候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能不全或者是政府的效能，還帶有一些腐敗的原因在裡面，比如說會跟利益集團有些掛勾，所以該它出手的時候，比如對質量加大監管。一旦發現有問題的時候，要立即採取行動。這個時候，他的缺位有時候是跟腐敗連在一起的，因為它是利益集團的一分子。政府的一些行政執法人員，他們是利益鏈裡面的一環，他是刻意缺位的。政府的越位有時候除了經濟規律以外，它也是從維護共產黨的所謂穩定看。但是，沒想到維護正當的穩定恰恰損害了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包括生命健康的利益。」
鄭先生認為，中國政府的缺位和越位有時其實是有意為之。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中國政府應該怎樣做才能讓中國政府成為真正意義上「執政為民」的政府？北風對此表示：
北風：「讓事情回到法律的層面，讓所有的受害者依據法律渠道去獲取他的賠償。另外一個，讓媒體在它可能的程度內都去探尋事情的真相。只要政府做到這兩點，奶粉問題絕對不是一個大問題。甚至我可以推而廣之，政府只要一個是依法，一個是開放媒體的監督，其他問題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記者：「那你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是做到了還是越位了呢？」
北風：「它豈止是越位，簡直是反其道而行之，離目標是越來越遠。」
記者：「目標指的是哪方面？」
北風：「目標是我們要揭露真相，我們要尋求基本的公平、公正，但問題在於政府在限制媒體報導、在限制律師介入，甚至下一步有可能限制受害人起訴生產廠家這一系列的目標上，當然是離我們的目標越來越遠。」
政府行為距離民眾的目標越來越遠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鄭存柱表示：
「就是政府的失信。老百姓連政府都不相信，或者是它的政策跟老百姓的利益有直接衝突的話，老百姓就不會服從這樣的政府。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特別是一些行政部門應該了解到政府的職能怎麼樣遵循市場規則，怎麼樣擺正政府和普通民眾的關係。如果他們有這樣的正確認識的話，才能夠做出正確的一些決定。」
其實，近年在每屆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呼籲政府在行使職權上「少越位、別錯位、勿缺位」，能不管的，儘量少管，讓市場和媒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例如不要再搞什麼名牌免檢制度；不該管的，堅決退出，例如不要在經濟活動中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應該管的，必須管好，例如將官員問責制制定確定為法定機制。
三鹿毒奶粉事件之所以發生報刊媒體討論比較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事發前監管不力，即所謂的缺位，而政府越位導致事件發生卻討論不足。對此，廣州知名博客北風認為：
「政府看來兩個方面缺位，因為它這些監管措施都是建立在一些部門利益或者是部門的便利性，非常強調管理的便利性。他需要從減少它的行政成本出發，它會建立一些門檻，然後讓各個企業達到這個門檻，但是，這個門檻是不是真的合理？它並沒有深入調研。例如，國內嬰兒奶粉蛋白質的含量是高過國際標準的，這個高的額度是怎麼來的？我看不到一些專家們的一些看法。如果企業要達到這個標準，可能這就是促使他們造假的一個很大的誘因。」
中國《財經》雜誌最新一期刊登主編胡舒立的相關評論文章。文章認為，政府越位干預奶粉市場價格，打亂本來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價格信號也是導致毒奶粉事件最終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圍繞政府在毒奶粉事件前後的缺位與越位問題，美國加州的中國問題觀察人士鄭存柱先生表示：
「其實政府的缺位有時候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能不全或者是政府的效能，還帶有一些腐敗的原因在裡面，比如說會跟利益集團有些掛勾，所以該它出手的時候，比如對質量加大監管。一旦發現有問題的時候，要立即採取行動。這個時候，他的缺位有時候是跟腐敗連在一起的，因為它是利益集團的一分子。政府的一些行政執法人員，他們是利益鏈裡面的一環，他是刻意缺位的。政府的越位有時候除了經濟規律以外，它也是從維護共產黨的所謂穩定看。但是，沒想到維護正當的穩定恰恰損害了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包括生命健康的利益。」
鄭先生認為，中國政府的缺位和越位有時其實是有意為之。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中國政府應該怎樣做才能讓中國政府成為真正意義上「執政為民」的政府？北風對此表示：
北風：「讓事情回到法律的層面，讓所有的受害者依據法律渠道去獲取他的賠償。另外一個，讓媒體在它可能的程度內都去探尋事情的真相。只要政府做到這兩點，奶粉問題絕對不是一個大問題。甚至我可以推而廣之，政府只要一個是依法，一個是開放媒體的監督，其他問題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記者：「那你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是做到了還是越位了呢？」
北風：「它豈止是越位，簡直是反其道而行之，離目標是越來越遠。」
記者：「目標指的是哪方面？」
北風：「目標是我們要揭露真相，我們要尋求基本的公平、公正，但問題在於政府在限制媒體報導、在限制律師介入，甚至下一步有可能限制受害人起訴生產廠家這一系列的目標上，當然是離我們的目標越來越遠。」
政府行為距離民眾的目標越來越遠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鄭存柱表示：
「就是政府的失信。老百姓連政府都不相信，或者是它的政策跟老百姓的利益有直接衝突的話，老百姓就不會服從這樣的政府。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特別是一些行政部門應該了解到政府的職能怎麼樣遵循市場規則，怎麼樣擺正政府和普通民眾的關係。如果他們有這樣的正確認識的話，才能夠做出正確的一些決定。」
其實，近年在每屆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呼籲政府在行使職權上「少越位、別錯位、勿缺位」，能不管的，儘量少管，讓市場和媒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例如不要再搞什麼名牌免檢制度；不該管的，堅決退出，例如不要在經濟活動中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應該管的，必須管好，例如將官員問責制制定確定為法定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