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再揭中共極權時代“人吃人”歷史
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志刊登楊繼繩《“大躍進”五十周年祭》文章，該文提到甘肅餓死人最嚴重的“通渭問題”，稱1959-1961年甘肅省通渭縣人口“減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減少人數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飢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省的“信仰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之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此前的《炎黃春秋》雜志曾以內部簡報的方式披露過安徽亳縣“大躍進”發生後1960年間大量餓死人的史實，可惜簡報傳播范圍有限，雜志當時也不敢公開傳播。
最新出版的這期雜志，則公開披露了中共一直都在隱瞞的甘肅通渭“大躍進”人吃人真相，其中提到前通渭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敬根年1960年2月到通渭縣城關公社中林大隊親眼看一家人煙囪冒煙，一看鍋裡煮的是人肉。人吃人事件在通渭縣的檔案中也有不少記錄，楊繼繩作了轉述。
不久前的2008年8月，作者楊繼繩在香港出版的大作《墓碑》，被認為是“為大飢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該書為大陸禁書，網絡下載頁也多被關閉。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刊登“通渭問題”一文，被稱是《墓碑》一書的一部分，以此種方式在大陸傳播。楊先生是北京被認為是黨內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他為調查大飢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實的資料，完全推翻了中共當局對大飢荒的定性，他認同 1959-1961年餓死人約達“3600萬”的死亡數字。
2008年12月，中共將高調紀念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可這三十年中，中共高層對大飢荒的定性從沒有改變過毛澤東時代的定性“三年困難時期”，有的學者撰寫的史料還顛倒黑白地稱“三年自然災害”，至今未全部公開真相，也未進行認真反思。
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志（總第199期），10月4日出版，截至10月7日，其目錄和正文尚未上網，目前不知主管中共宣傳系統的監管警察機構----中宣部對此文有何表示。該雜志未上網，也有可能表示被中宣部施加壓力。
2008年香港出版的《開放》雜志10月號重點推薦了楊繼繩的《墓碑》，開放總編輯金鍾撰文評價認為，毛澤東忌諱“大飢荒”的死人問題，1962 年劉少奇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無語應對。前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生前這樣評價毛澤東，“大飢荒三千萬冤魂決定了毛要以'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計後果地鏟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帳的人。”北京教授謝韜教授去年曾在《炎黃春秋》上公開批評毛澤東時代“ 三年大飢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楊繼繩的《墓碑》揭露了中共掩蓋歷史真相，比如1961年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全國少了幾千萬，報告給周恩來毛澤東二人。周恩來閱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後，周不放心還特地電話追查一次。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這些數字都是楊繼繩利用新華社記者優勢采訪所得，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大量餓死人的數字，只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可見，“中共高層對釀成大飢荒的犯罪恐懼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陰暗”。不過，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志只提到甘肅餓死人、人吃人的事情，卻沒有公開全國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餓死人的數字，分析人士認為“未公開更多的餓死人數字，說明他們遇到了更大的壓力”。
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志刊登楊繼繩《“大躍進”五十周年祭》文章，該文提到甘肅餓死人最嚴重的“通渭問題”，稱1959-1961年甘肅省通渭縣人口“減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減少人數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飢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省的“信仰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之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此前的《炎黃春秋》雜志曾以內部簡報的方式披露過安徽亳縣“大躍進”發生後1960年間大量餓死人的史實，可惜簡報傳播范圍有限，雜志當時也不敢公開傳播。
最新出版的這期雜志，則公開披露了中共一直都在隱瞞的甘肅通渭“大躍進”人吃人真相，其中提到前通渭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敬根年1960年2月到通渭縣城關公社中林大隊親眼看一家人煙囪冒煙，一看鍋裡煮的是人肉。人吃人事件在通渭縣的檔案中也有不少記錄，楊繼繩作了轉述。
不久前的2008年8月，作者楊繼繩在香港出版的大作《墓碑》，被認為是“為大飢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該書為大陸禁書，網絡下載頁也多被關閉。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刊登“通渭問題”一文，被稱是《墓碑》一書的一部分，以此種方式在大陸傳播。楊先生是北京被認為是黨內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他為調查大飢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實的資料，完全推翻了中共當局對大飢荒的定性，他認同 1959-1961年餓死人約達“3600萬”的死亡數字。
2008年12月，中共將高調紀念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可這三十年中，中共高層對大飢荒的定性從沒有改變過毛澤東時代的定性“三年困難時期”，有的學者撰寫的史料還顛倒黑白地稱“三年自然災害”，至今未全部公開真相，也未進行認真反思。
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志（總第199期），10月4日出版，截至10月7日，其目錄和正文尚未上網，目前不知主管中共宣傳系統的監管警察機構----中宣部對此文有何表示。該雜志未上網，也有可能表示被中宣部施加壓力。
2008年香港出版的《開放》雜志10月號重點推薦了楊繼繩的《墓碑》，開放總編輯金鍾撰文評價認為，毛澤東忌諱“大飢荒”的死人問題，1962 年劉少奇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無語應對。前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生前這樣評價毛澤東，“大飢荒三千萬冤魂決定了毛要以'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計後果地鏟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帳的人。”北京教授謝韜教授去年曾在《炎黃春秋》上公開批評毛澤東時代“ 三年大飢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楊繼繩的《墓碑》揭露了中共掩蓋歷史真相，比如1961年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全國少了幾千萬，報告給周恩來毛澤東二人。周恩來閱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後，周不放心還特地電話追查一次。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這些數字都是楊繼繩利用新華社記者優勢采訪所得，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大量餓死人的數字，只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可見，“中共高層對釀成大飢荒的犯罪恐懼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陰暗”。不過，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雜志只提到甘肅餓死人、人吃人的事情，卻沒有公開全國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餓死人的數字，分析人士認為“未公開更多的餓死人數字，說明他們遇到了更大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