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事局長林嘉祥公然在酒樓猥褻幼女一事，讓我想起了一個掌故與幾組資料。
所謂“掌故”，是岳飛孫子岳珂著作《桯史》中所記南宋末年海盜鄭廣的故事。南宋高宗時，著名海盜鄭廣接受朝廷招安後負責統領福州的水軍，每當初一、十五到帥府站班公參時，其他官員因其出身不理睬他。一次又逢帥府站班公參，群僚正在談詩。鄭廣到了，群僚依舊，仿佛沒有鄭廣存在。鄭憤憤不平，突然站起來說：“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大家一愣，傾耳靜聽：“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林嘉祥以官員之身行如此下三濫流氓之事，讓人不由得不想起“眾官做官卻作賊”這句名言。
但如果以為“做官卻做賊”的官員只是林嘉祥這一“個別敗類”或者“稀有動物”的丑惡行徑，那就真是對中國當今社會及官場缺乏認識。
事件發生後，林嘉祥沖口而出的話，其實體現了中國的官場文化與中國社會的真實價值標准。一是“我是交通部派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敢跟我斗，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這句話，展示的是中國的官本位文化與法律面前官民不平等這一社會現實，以及官的級別越高，所受的法律約束越小這一“中國特色”。這些話，其實並非從林嘉祥腦中平空產生，而是他多年浸染官場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因丑行被人揪住，情急之下，希望借官勢震懾受害者父母，因之脫口而出 ──在中國，在畏官如虎、見識不廣的人面前，借官勢壓人往往能夠獲得成功。
林嘉祥的另一句名言是“我就是干了，怎麼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此語被精煉為“有錢干了也不怕”在網上不脛而走。細想起來，這也不是林嘉祥的首創，而是多年來中國的現實。如果要予以補正，應該是 “有權有錢干了也不怕”，只是官員與富人的善後手法稍有不同，富人為惡行善後除了付給受害者少量“賠償”之外，還需要花更多的錢賄買公安司法部門，而官員出事之後只需要依靠權力交換就能夠擺平。
林嘉祥的特殊之處只在於情急之下露出了流氓本相，將許多官員內心深處的想法暴露於大庭廣眾之中。而其他許多官員則因沒有這種特殊契機，所以能夠一直將偽君子面目保持到被“雙規”為止。比如10月下旬剛被雙規的中國最高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黃松有，一直以“法學方面頗有造詣的學者型官員”面目出現，騙得不少媒體人的好感，但剛被“雙規”，被揭露的劣行除了以權謀私、嚴重經濟問題之外，還有與林嘉祥同樣的性取向，即“對未成年少女特別愛好”。
如此官員隊伍，構成了對胡錦濤提倡的“保先”教育一個絕大的諷刺。兩組資料揭穿了讓中共官員“保持先進性”完全是一個偽問題。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資料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一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
此外，根據2005年的“兩高報告”，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 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但另一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
上述幾組資料表明，中國的統治集團早就墮落成了一個犯罪率高發的自我服務型利益集團，這已經不是依靠“保先教育”能夠解決的問題。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 269期
所謂“掌故”，是岳飛孫子岳珂著作《桯史》中所記南宋末年海盜鄭廣的故事。南宋高宗時，著名海盜鄭廣接受朝廷招安後負責統領福州的水軍，每當初一、十五到帥府站班公參時，其他官員因其出身不理睬他。一次又逢帥府站班公參，群僚正在談詩。鄭廣到了，群僚依舊，仿佛沒有鄭廣存在。鄭憤憤不平，突然站起來說：“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大家一愣，傾耳靜聽：“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林嘉祥以官員之身行如此下三濫流氓之事，讓人不由得不想起“眾官做官卻作賊”這句名言。
但如果以為“做官卻做賊”的官員只是林嘉祥這一“個別敗類”或者“稀有動物”的丑惡行徑，那就真是對中國當今社會及官場缺乏認識。
事件發生後，林嘉祥沖口而出的話，其實體現了中國的官場文化與中國社會的真實價值標准。一是“我是交通部派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敢跟我斗，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這句話，展示的是中國的官本位文化與法律面前官民不平等這一社會現實，以及官的級別越高，所受的法律約束越小這一“中國特色”。這些話，其實並非從林嘉祥腦中平空產生，而是他多年浸染官場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因丑行被人揪住，情急之下，希望借官勢震懾受害者父母，因之脫口而出 ──在中國，在畏官如虎、見識不廣的人面前，借官勢壓人往往能夠獲得成功。
林嘉祥的另一句名言是“我就是干了，怎麼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此語被精煉為“有錢干了也不怕”在網上不脛而走。細想起來，這也不是林嘉祥的首創，而是多年來中國的現實。如果要予以補正，應該是 “有權有錢干了也不怕”，只是官員與富人的善後手法稍有不同，富人為惡行善後除了付給受害者少量“賠償”之外，還需要花更多的錢賄買公安司法部門，而官員出事之後只需要依靠權力交換就能夠擺平。
林嘉祥的特殊之處只在於情急之下露出了流氓本相，將許多官員內心深處的想法暴露於大庭廣眾之中。而其他許多官員則因沒有這種特殊契機，所以能夠一直將偽君子面目保持到被“雙規”為止。比如10月下旬剛被雙規的中國最高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黃松有，一直以“法學方面頗有造詣的學者型官員”面目出現，騙得不少媒體人的好感，但剛被“雙規”，被揭露的劣行除了以權謀私、嚴重經濟問題之外，還有與林嘉祥同樣的性取向，即“對未成年少女特別愛好”。
如此官員隊伍，構成了對胡錦濤提倡的“保先”教育一個絕大的諷刺。兩組資料揭穿了讓中共官員“保持先進性”完全是一個偽問題。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資料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一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
此外，根據2005年的“兩高報告”，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 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但另一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
上述幾組資料表明，中國的統治集團早就墮落成了一個犯罪率高發的自我服務型利益集團，這已經不是依靠“保先教育”能夠解決的問題。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 26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