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2月11日訊】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星期二公佈全球新聞自由年度報告,報告指責中國政府在奧運年沒有兌現承諾,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沒有任何好轉。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致力於維護新聞自由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星期二公佈題爲《媒體遭受襲擊》的報告說，全世界的新聞自由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大規模的暴力和對記者的任意逮捕，很多記者生活在恐懼之中,從而造成他們的自我新聞審查。報告的中國部分指責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不但沒有實施它要允許新聞自由的承諾，反而加緊了對媒體的監控和管制。“保護記者委員會”亞洲部主任鮑勃－蒂茨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沒有任何好轉：
“中國 2007年1月做出承諾要取消針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的一些限制，並說他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中國旅行。但實際上外國記者不能去一些敏感地區，尤其是去年3月 在拉薩發生騷亂事件後，中國政府更是加緊了新聞管制,外國記者去西藏非常困難。有些被外國記者採訪的中國老百姓，隨後受到了警方的訊問，甚至還有人被拘留。”
報告說，中國政府加緊了對網路媒體的控制。去年中國有28名記者被監禁,其中很多人是網路記者。這些人大多數都是以模糊的、與國家 安全有關的罪名被關關押。中國從1999年以來一直是世界上逮捕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報告說,去年五月四川汶川地震後,有兩名記者因爲報道了政府的對應措施而遭到監禁,其中包括六四天網的黃琦。
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報告還提到了去年中國出現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報告指出,其中在去年6月份就有記者得到了奶粉有問題的消息,但由於奧運在即,記者不敢報道,結果一直到奧運之後的九月份毒奶粉事件才在媒體曝光。
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愛宗說,三鹿牌奶粉事件說明,中國必須允許獨立的新聞媒體出現,“ 即使有的媒體想報道，上面也有宣傳部、出版社的干涉。如果企業搞不定報社，但是可以搞定報社的上級單位或者是宣傳部，那麽宣傳部一個電話就可以把這個報道槍斃掉了。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媒體當成社會工具，大家都可以辦媒體。然後媒體也不要受宣傳部控制。它的自由度增加了，它的責任感就更強了，它真的能成爲大衆的一個喉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的中共的喉舌。必須要身份定位，它是爲公衆服務的，而不是爲中共的利益服務的。”
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蒂茲說,奧運之後,中國政府加強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尤其是網洛媒體的控制。 他呼籲中國政府尊重新聞自由,早日釋放被監禁的28名新聞記者。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致力於維護新聞自由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星期二公佈題爲《媒體遭受襲擊》的報告說，全世界的新聞自由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大規模的暴力和對記者的任意逮捕，很多記者生活在恐懼之中,從而造成他們的自我新聞審查。報告的中國部分指責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不但沒有實施它要允許新聞自由的承諾，反而加緊了對媒體的監控和管制。“保護記者委員會”亞洲部主任鮑勃－蒂茨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沒有任何好轉：
“中國 2007年1月做出承諾要取消針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的一些限制，並說他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中國旅行。但實際上外國記者不能去一些敏感地區，尤其是去年3月 在拉薩發生騷亂事件後，中國政府更是加緊了新聞管制,外國記者去西藏非常困難。有些被外國記者採訪的中國老百姓，隨後受到了警方的訊問，甚至還有人被拘留。”
報告說，中國政府加緊了對網路媒體的控制。去年中國有28名記者被監禁,其中很多人是網路記者。這些人大多數都是以模糊的、與國家 安全有關的罪名被關關押。中國從1999年以來一直是世界上逮捕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報告說,去年五月四川汶川地震後,有兩名記者因爲報道了政府的對應措施而遭到監禁,其中包括六四天網的黃琦。
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報告還提到了去年中國出現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報告指出,其中在去年6月份就有記者得到了奶粉有問題的消息,但由於奧運在即,記者不敢報道,結果一直到奧運之後的九月份毒奶粉事件才在媒體曝光。
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愛宗說,三鹿牌奶粉事件說明,中國必須允許獨立的新聞媒體出現,“ 即使有的媒體想報道，上面也有宣傳部、出版社的干涉。如果企業搞不定報社，但是可以搞定報社的上級單位或者是宣傳部，那麽宣傳部一個電話就可以把這個報道槍斃掉了。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媒體當成社會工具，大家都可以辦媒體。然後媒體也不要受宣傳部控制。它的自由度增加了，它的責任感就更強了，它真的能成爲大衆的一個喉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的中共的喉舌。必須要身份定位，它是爲公衆服務的，而不是爲中共的利益服務的。”
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蒂茲說,奧運之後,中國政府加強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尤其是網洛媒體的控制。 他呼籲中國政府尊重新聞自由,早日釋放被監禁的28名新聞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