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那天，我的一位法學班同學發來一條短信：“法學教授‘東東’向媒體宣稱：老上訪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這天正好是愚人節，我也發短信調侃說：“什麼東東？快送他去瘋人院！說出這等偏執的妄語，就是精神病人的典型症狀。”同學立即回電說：班長，不同你開玩笑，說這話的人叫孫東東，北大教授。這幾天越來越多的網民加入到聲討行列，不信你上網一查就知道了……
我半信半疑地在google中鍵入“孫東東”和“上訪”進行組合搜索，符合查詢條件的網頁竟有3萬多個。孫東東何許人也？他的幾頂頭銜倒是確能唬人：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司法精神病學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日前專訪孫東東，所提問題與上訪者有關的一是：“在對精神病人的治療中，強制醫療適用於哪些精神病人？適用面有多大？”；二是：“有些被‘強制醫療’的人看上去很正常，包括一些上訪者。他們不像是精神病患者，思維也很清晰。將這些人強制送到精神病院去，合適嗎？”孫東東以斬釘截鐵的口氣回答：“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 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他就堅持他的某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症狀。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症狀可以拋家捨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只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強制醫療的病人，這是沒有問題的，有法律的授權。”記者又問：“對這些需要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他的人權如何保障？”孫東東又發雄辯：把他（們）送到醫院就是最大的保障。我們把他（們）關起來進行治療，這就是保障他（們）的人權……
凡經歷過上訪的人看了這篇訪談，都有吃了一記悶棍的感覺。堂堂北大竟有這種說話不負責任的教授！真讓人感到莫名的悲哀和恥辱。我對法律系老師向來心懷敬意，在我的印象中，他們理性、睿智、善良，同情弱勢者。讀法律大專時，我曾經把自己代理過的一些“民告官”案例拿到課堂上讓同學們一起討論，教授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是一個窮盡了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老上訪，並由此對屢訴屢敗的上訪群體和司法不公現象給與了極大的關注。孫東東在官方媒體公開了他的 “診斷”和“藥方”後，了解我的同學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究竟是老上訪有病？還是社會有病、制度有病、孫東東有病？我總覺得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拙文剛寫了一半，又傳來孫東東公開道歉的消息。聽其狂言，橫掃一片，一棍子把人打死！觀其道歉，卻蒼白無力，躲閃回避，什麼“語言表述不當，引起一些爭議和誤解”，絕大多數上訪者決不會接受這樣缺乏誠意的道歉。
倘使孫東東真有誠意，請公開自己斬釘截鐵說的“至少99%以上”這一數據是采用何種方法得來的，是普查、抽樣調查，還是典型調查、重點調查？攤開來讓社會公眾看看你所鑒定和調查的樣本是否足夠大，並足以支撐你的論點？是否具有科學性和普遍性？即使是典型調查，你又對多少個樣本進行過精神司法鑒定？要是你把自己鑒定過的幾個病例絕對化、妖魔化，然後以點推面，定性全體，那就沒有一點科學精神和嚴謹態度可言了，更不具備一個國家級專家應有的素質和操行。
中國的上訪人數究竟有多少？國家信訪局和國家統計局從來沒有公開過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今年4月出版的香港《開放》雜志披露：“包括西藏等少數民族在內，近年到鄉鎮以上政府上訪人數達二千萬以上，其中到省政府和北京上訪達二百萬以上”。著名憲政學者、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評論說，當代中國的上訪之所以規模巨大、人數眾多，其根本性的原因在於三權分立的憲政框架沒有確立，司法受制於非司法的政治權力壟斷者的制肘，社會又欠缺監督力量，公民權益無法保障……可見，二千萬上訪大軍是體制性腐敗造成的，每年數以萬計的各地冤民“上京城告御狀”，又被截訪、毆打，這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曠世奇觀， “上訪”作為封建專制制度下的“活化石”能延續至今，並“於斯為盛”，只能說明中國還離現代民主社會和憲政體制太遠。
孫東東對記者說：“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此話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我的遭遇和我代理過的多起行政訴訟就足以推翻其謬論。（請參見筆者網文《含淚勸警察 執法莫殘民》）
老上訪們是否有理上訪，官方對此早有定論。2003年，國家信訪局周占順局長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多數上訪者有理”這一基本事實。在接受新華社《半月談》采訪時，周占順局長公開承認集體訪、重復訪和赴京訪的群眾“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局長狄濟洪告訴《瞭望東方》表示“基本同意這種表達”，“曾在進京信訪排行榜列第一的遼寧省有關高官對外坦承，該省進京上訪者90%以上是有理上訪，上訪者中年齡最大的82歲，上訪時間最長的達三四十年，95%是老上訪戶，上訪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為涉及司法機關的案件。”（請參閱2003年第4期《瞭望‧東方周刊》的專題報道《2003年中國遭遇信訪洪峰》）可見對老上訪中有理上訪占多少比例這一敏感問題，國家信訪局早有定論，這是基於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和統計數據得出的。而無知的孫東東卻輕易地把國家信訪局的結論給推翻了，其淺薄、狂妄可見一斑。
作為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孫東東曾參與過多項衛生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改。然而令社會公眾恐懼和擔憂的是，讓這樣一位思想極端偏執，且無現代法治觀念的專家繼續參與制定我國精神衛生方面的立法，恐怕很難保證即將出台的《精神衛生法》不會成為惡法。
2009年4月9日
我半信半疑地在google中鍵入“孫東東”和“上訪”進行組合搜索，符合查詢條件的網頁竟有3萬多個。孫東東何許人也？他的幾頂頭銜倒是確能唬人：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司法精神病學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日前專訪孫東東，所提問題與上訪者有關的一是：“在對精神病人的治療中，強制醫療適用於哪些精神病人？適用面有多大？”；二是：“有些被‘強制醫療’的人看上去很正常，包括一些上訪者。他們不像是精神病患者，思維也很清晰。將這些人強制送到精神病院去，合適嗎？”孫東東以斬釘截鐵的口氣回答：“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 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他就堅持他的某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症狀。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症狀可以拋家捨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只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強制醫療的病人，這是沒有問題的，有法律的授權。”記者又問：“對這些需要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他的人權如何保障？”孫東東又發雄辯：把他（們）送到醫院就是最大的保障。我們把他（們）關起來進行治療，這就是保障他（們）的人權……
凡經歷過上訪的人看了這篇訪談，都有吃了一記悶棍的感覺。堂堂北大竟有這種說話不負責任的教授！真讓人感到莫名的悲哀和恥辱。我對法律系老師向來心懷敬意，在我的印象中，他們理性、睿智、善良，同情弱勢者。讀法律大專時，我曾經把自己代理過的一些“民告官”案例拿到課堂上讓同學們一起討論，教授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是一個窮盡了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老上訪，並由此對屢訴屢敗的上訪群體和司法不公現象給與了極大的關注。孫東東在官方媒體公開了他的 “診斷”和“藥方”後，了解我的同學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究竟是老上訪有病？還是社會有病、制度有病、孫東東有病？我總覺得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拙文剛寫了一半，又傳來孫東東公開道歉的消息。聽其狂言，橫掃一片，一棍子把人打死！觀其道歉，卻蒼白無力，躲閃回避，什麼“語言表述不當，引起一些爭議和誤解”，絕大多數上訪者決不會接受這樣缺乏誠意的道歉。
倘使孫東東真有誠意，請公開自己斬釘截鐵說的“至少99%以上”這一數據是采用何種方法得來的，是普查、抽樣調查，還是典型調查、重點調查？攤開來讓社會公眾看看你所鑒定和調查的樣本是否足夠大，並足以支撐你的論點？是否具有科學性和普遍性？即使是典型調查，你又對多少個樣本進行過精神司法鑒定？要是你把自己鑒定過的幾個病例絕對化、妖魔化，然後以點推面，定性全體，那就沒有一點科學精神和嚴謹態度可言了，更不具備一個國家級專家應有的素質和操行。
中國的上訪人數究竟有多少？國家信訪局和國家統計局從來沒有公開過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今年4月出版的香港《開放》雜志披露：“包括西藏等少數民族在內，近年到鄉鎮以上政府上訪人數達二千萬以上，其中到省政府和北京上訪達二百萬以上”。著名憲政學者、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評論說，當代中國的上訪之所以規模巨大、人數眾多，其根本性的原因在於三權分立的憲政框架沒有確立，司法受制於非司法的政治權力壟斷者的制肘，社會又欠缺監督力量，公民權益無法保障……可見，二千萬上訪大軍是體制性腐敗造成的，每年數以萬計的各地冤民“上京城告御狀”，又被截訪、毆打，這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曠世奇觀， “上訪”作為封建專制制度下的“活化石”能延續至今，並“於斯為盛”，只能說明中國還離現代民主社會和憲政體制太遠。
孫東東對記者說：“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此話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我的遭遇和我代理過的多起行政訴訟就足以推翻其謬論。（請參見筆者網文《含淚勸警察 執法莫殘民》）
老上訪們是否有理上訪，官方對此早有定論。2003年，國家信訪局周占順局長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多數上訪者有理”這一基本事實。在接受新華社《半月談》采訪時，周占順局長公開承認集體訪、重復訪和赴京訪的群眾“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局長狄濟洪告訴《瞭望東方》表示“基本同意這種表達”，“曾在進京信訪排行榜列第一的遼寧省有關高官對外坦承，該省進京上訪者90%以上是有理上訪，上訪者中年齡最大的82歲，上訪時間最長的達三四十年，95%是老上訪戶，上訪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為涉及司法機關的案件。”（請參閱2003年第4期《瞭望‧東方周刊》的專題報道《2003年中國遭遇信訪洪峰》）可見對老上訪中有理上訪占多少比例這一敏感問題，國家信訪局早有定論，這是基於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和統計數據得出的。而無知的孫東東卻輕易地把國家信訪局的結論給推翻了，其淺薄、狂妄可見一斑。
作為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孫東東曾參與過多項衛生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改。然而令社會公眾恐懼和擔憂的是，讓這樣一位思想極端偏執，且無現代法治觀念的專家繼續參與制定我國精神衛生方面的立法，恐怕很難保證即將出台的《精神衛生法》不會成為惡法。
2009年4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