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5月8日訊】 G20峰會前後，中國通過提出“非主權貨幣”向美元逼宮，將一場G20峰會變成了“G2峰會”（即“中美峰會”），其急切外露的鋒芒確實讓世界好好驚訝了一次。
這是一套籌思良久的組合拳。 3月23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網站上高調發表了“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提出發揮“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在中共領導之下的香港特首曾蔭權緊跟着於3月26日表示，將考慮港元與美元脫鈎；3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英國的《泰晤士報》發表文章，題目叫做“G20不可以只管自身所需”，稱“中國相信發展中國家應當在國際金融體系的運作當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消息着實讓中國媒體與一些評論者興奮了好一陣，仿佛人民幣“向美元逼宮”勝券在握。
這種“人民幣版圖擴大”的美夢本來可以做得更長久一些，可惜中國商人考慮自己的錢袋，不敢奉陪政府上演“強國秀”，這一現實的集體選擇使中國政府的“穗深珠莞滬五城市開展對外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在4月中旬的廣交會上夭折，中國媒體的“強國交響曲”被迫草草收場。
中國為何要挑戰美元地位？
周小川挑戰美元地位，實際是中國政府挑戰美國在全球的政治軍事地位的小范圍預演。較之當年朱成虎少將出面表演的軍事訛詐要高明委婉得多。
以何種貨幣為基礎，是以發行該種貨幣的國家之實力為基礎。因為選擇哪個國家作為貨幣儲備發行國，是基於眾多國家對這個國家國力的信任，1944年通過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基於其時國際力量之對比：當時其它國家都在二戰中嚴重受創，國力大傷；而美國不僅是二戰的真正勝利者，也是眾多國家的拯救者（盡管現在許多國家已經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其國力與國際聲望都如日中天。
1971年，歷經多次美元危機之後，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固定價格脫鈎（史稱“尼克松震盪”），美國聯邦儲備局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至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其後，歐美各國於1976年建立牙買加體系，這一體系的主要特點是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儲備貨幣多元化，但由於美國的強大國力，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然保持領導地位，作為和國際儲備貨幣職能仍然延續至今。
這次周小川對美元的強勢地位挑戰，中國媒體將此舉稱為“希望不堪重負的美元讓賢”。從時機上來說，中國選擇美國金融危機造成困境之時出擊，在政治上是聰明之舉。因為盡管中國自己面臨的種種困難遠比美國更大，連中下層的生活都受到極大壓力，經濟上可謂四面楚歌。但中國這一專制政府自能做到許多美國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可以罔顧民意，用各種手段強制性地集中資源在世界裝扮闊佬，讓統計局造出一系列假數據聲稱“經濟回暖”以造成“世界各國均顯衰敗，唯我中國一枝獨秀”的假象，讓西方各國對於中國資本有無窮幻想。
自由的美國媒體對本國經濟的縱情批評，與不自由的中國媒體對中國經濟的宏觀頌揚，正好為營造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強大提供了外部條件――至少在中港台三地如此。
但是政治時機的聰明選擇，不等於推行“對外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選對了時機。後文將分析此舉何以成為一着臭棋。
中國方面暢想的“一石三鳥”之計
此次挑起非主權貨幣這一話題，在中國來說，其真正目的不在於馬上付諸實現，因為憑借中國現有實力，人民幣成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有相當難度。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能自由兌換，三是各國中央銀行對該種貨幣的國際市場購買力之穩定性具有信心。人民幣距離上述三點還很遙遠。但中國傳統智慧向來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說， 因此周小川的提議，中國方面認為可收一石幾鳥之效：
一、近期目標：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貨幣”，意在擴大中國在IMF中的話語權、投票權。目前，國際社會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思路仍然是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即承認美元的霸權，各個國家以主權貨幣為基礎，國際貨幣只做多元化、結構上的修正。因為目前，SDR的計值基於4種貨幣――美元、日元、歐元與英鎊組成的一籃子貨幣，其中賦予中國的權力非常小，甚至比德國還小，這讓中國政府很不甘心。
二、中長期目標：讓人民幣在重構全球貨幣體系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次G20會議上高調提出SDR之議，目標主要是在國際舞台上亮出人民幣的聲音，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爭取在2020年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並將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
三，力圖實現的現實目標：中國在亞洲推行亞元的時候，美國不來“指手劃腳”。在4月17日－19日的博鰲論壇上，中國多位高級官員以停止向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中國資本為要挾，要求美國做出重大讓步，建議形成以亞洲為中心的國際新架構。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呼吁，亞洲開發銀行等區域性金融機構應該從全球機構手中接過區域領導權，因為前者是有更熟悉情況、更受信任、資訊更豐富的“競爭優勢”。
――在中國的籌謀擘畫之中，亞洲國家當中具有接管區域領導權能力者，捨中國其誰？
大出中國政府意料的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化之夢不是受挫於西方社會的抵制，而是受挫於4月中旬先於博鰲論壇開辦的廣交會上。
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夢碎廣交會
緊隨着周小川與王歧山的“雙劍合擊”，4月8日中國國務院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中國媒體開足馬力大肆宣傳“這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無疑是一重大利好”，可以“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 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
然而，一篇“人民幣結算細則待出，廣交會暫無企業試水”的文章，卻道盡了人民幣擴大活動半徑的“試點”的出生就是死亡之尷尬。
該文記者在廣交會上采訪了幾十家外貿出口企業，發現沒有一家使用人民幣報價。大部分企業認為，跨境人民幣結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對於中小企業的實際幫助不大。眾企業放棄政府硬塞的“利好”，緣於幾點：
第一，人民幣計價結算的真正難點在於貿易伙伴是否接受。而要貿易伙伴接受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工具，首要條件應當是人民幣持有者能夠用這種貨幣買到他們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現階段並無此條件。目前企業都在爭奪境外訂單， “順着采購商的脾氣習性做事”是所有企業的想法。《羊城晚報》一篇同題材報道引述一位參展商的話：“提出用人民幣結算，外商會懷疑我們將匯率風險轉嫁給他們。”
第二，中國目前許多出口企業（尤其是紡織業、制衣業與制鞋業）的利潤稀薄，主要依靠政府的出口退稅生存。這些出口企業主普遍擔心“如果用人民幣跨境結算，那麼出口退稅是不是也沒有了？”――這種擔心緣於對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任不足。
可以說，中國這次推出人民幣外貿結算試點，基於對世界商品市場的供需形勢的誤判。首先，目前的世界商品市場是買方市場，采購商居於優勢地位，“中國制造” 求售艱難，沒有多少討價還價能力；其次，目前人民幣升值壓力很大，存在極大的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采購商根本不可能放棄實際上仍然強勁的美元，選擇中國的人民幣，承擔匯率風險。在此情勢之下，中國政府向美元逼宮，推出人民幣結算試點，實在是昧於時勢的昏庸之策。
鑒於上述事實，記者只得作出結論：“雖然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推行意義重大，但在今年的廣交會上暫時仍無法動搖美元作為全球基礎貨幣的地位。”
人民幣國際化之夢出發的始點成了終點，這充分暴露了中國政府行政能力弱質化這一事實。它與2008年1月推出但旋即失敗的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政策、10月份高調推出即告夭折的“新土改”政策一樣，完全是中國決策層誤判現實、自說自話的政治產物。
（原載《看》雙周刊2009年5月7日，第36期）
這是一套籌思良久的組合拳。 3月23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網站上高調發表了“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提出發揮“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在中共領導之下的香港特首曾蔭權緊跟着於3月26日表示，將考慮港元與美元脫鈎；3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英國的《泰晤士報》發表文章，題目叫做“G20不可以只管自身所需”，稱“中國相信發展中國家應當在國際金融體系的運作當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消息着實讓中國媒體與一些評論者興奮了好一陣，仿佛人民幣“向美元逼宮”勝券在握。
這種“人民幣版圖擴大”的美夢本來可以做得更長久一些，可惜中國商人考慮自己的錢袋，不敢奉陪政府上演“強國秀”，這一現實的集體選擇使中國政府的“穗深珠莞滬五城市開展對外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在4月中旬的廣交會上夭折，中國媒體的“強國交響曲”被迫草草收場。
中國為何要挑戰美元地位？
周小川挑戰美元地位，實際是中國政府挑戰美國在全球的政治軍事地位的小范圍預演。較之當年朱成虎少將出面表演的軍事訛詐要高明委婉得多。
以何種貨幣為基礎，是以發行該種貨幣的國家之實力為基礎。因為選擇哪個國家作為貨幣儲備發行國，是基於眾多國家對這個國家國力的信任，1944年通過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基於其時國際力量之對比：當時其它國家都在二戰中嚴重受創，國力大傷；而美國不僅是二戰的真正勝利者，也是眾多國家的拯救者（盡管現在許多國家已經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其國力與國際聲望都如日中天。
1971年，歷經多次美元危機之後，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固定價格脫鈎（史稱“尼克松震盪”），美國聯邦儲備局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至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其後，歐美各國於1976年建立牙買加體系，這一體系的主要特點是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儲備貨幣多元化，但由於美國的強大國力，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然保持領導地位，作為和國際儲備貨幣職能仍然延續至今。
這次周小川對美元的強勢地位挑戰，中國媒體將此舉稱為“希望不堪重負的美元讓賢”。從時機上來說，中國選擇美國金融危機造成困境之時出擊，在政治上是聰明之舉。因為盡管中國自己面臨的種種困難遠比美國更大，連中下層的生活都受到極大壓力，經濟上可謂四面楚歌。但中國這一專制政府自能做到許多美國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可以罔顧民意，用各種手段強制性地集中資源在世界裝扮闊佬，讓統計局造出一系列假數據聲稱“經濟回暖”以造成“世界各國均顯衰敗，唯我中國一枝獨秀”的假象，讓西方各國對於中國資本有無窮幻想。
自由的美國媒體對本國經濟的縱情批評，與不自由的中國媒體對中國經濟的宏觀頌揚，正好為營造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強大提供了外部條件――至少在中港台三地如此。
但是政治時機的聰明選擇，不等於推行“對外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選對了時機。後文將分析此舉何以成為一着臭棋。
中國方面暢想的“一石三鳥”之計
此次挑起非主權貨幣這一話題，在中國來說，其真正目的不在於馬上付諸實現，因為憑借中國現有實力，人民幣成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有相當難度。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能自由兌換，三是各國中央銀行對該種貨幣的國際市場購買力之穩定性具有信心。人民幣距離上述三點還很遙遠。但中國傳統智慧向來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說， 因此周小川的提議，中國方面認為可收一石幾鳥之效：
一、近期目標：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貨幣”，意在擴大中國在IMF中的話語權、投票權。目前，國際社會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思路仍然是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即承認美元的霸權，各個國家以主權貨幣為基礎，國際貨幣只做多元化、結構上的修正。因為目前，SDR的計值基於4種貨幣――美元、日元、歐元與英鎊組成的一籃子貨幣，其中賦予中國的權力非常小，甚至比德國還小，這讓中國政府很不甘心。
二、中長期目標：讓人民幣在重構全球貨幣體系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次G20會議上高調提出SDR之議，目標主要是在國際舞台上亮出人民幣的聲音，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爭取在2020年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並將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
三，力圖實現的現實目標：中國在亞洲推行亞元的時候，美國不來“指手劃腳”。在4月17日－19日的博鰲論壇上，中國多位高級官員以停止向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中國資本為要挾，要求美國做出重大讓步，建議形成以亞洲為中心的國際新架構。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呼吁，亞洲開發銀行等區域性金融機構應該從全球機構手中接過區域領導權，因為前者是有更熟悉情況、更受信任、資訊更豐富的“競爭優勢”。
――在中國的籌謀擘畫之中，亞洲國家當中具有接管區域領導權能力者，捨中國其誰？
大出中國政府意料的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化之夢不是受挫於西方社會的抵制，而是受挫於4月中旬先於博鰲論壇開辦的廣交會上。
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夢碎廣交會
緊隨着周小川與王歧山的“雙劍合擊”，4月8日中國國務院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中國媒體開足馬力大肆宣傳“這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無疑是一重大利好”，可以“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 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
然而，一篇“人民幣結算細則待出，廣交會暫無企業試水”的文章，卻道盡了人民幣擴大活動半徑的“試點”的出生就是死亡之尷尬。
該文記者在廣交會上采訪了幾十家外貿出口企業，發現沒有一家使用人民幣報價。大部分企業認為，跨境人民幣結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對於中小企業的實際幫助不大。眾企業放棄政府硬塞的“利好”，緣於幾點：
第一，人民幣計價結算的真正難點在於貿易伙伴是否接受。而要貿易伙伴接受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工具，首要條件應當是人民幣持有者能夠用這種貨幣買到他們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現階段並無此條件。目前企業都在爭奪境外訂單， “順着采購商的脾氣習性做事”是所有企業的想法。《羊城晚報》一篇同題材報道引述一位參展商的話：“提出用人民幣結算，外商會懷疑我們將匯率風險轉嫁給他們。”
第二，中國目前許多出口企業（尤其是紡織業、制衣業與制鞋業）的利潤稀薄，主要依靠政府的出口退稅生存。這些出口企業主普遍擔心“如果用人民幣跨境結算，那麼出口退稅是不是也沒有了？”――這種擔心緣於對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任不足。
可以說，中國這次推出人民幣外貿結算試點，基於對世界商品市場的供需形勢的誤判。首先，目前的世界商品市場是買方市場，采購商居於優勢地位，“中國制造” 求售艱難，沒有多少討價還價能力；其次，目前人民幣升值壓力很大，存在極大的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采購商根本不可能放棄實際上仍然強勁的美元，選擇中國的人民幣，承擔匯率風險。在此情勢之下，中國政府向美元逼宮，推出人民幣結算試點，實在是昧於時勢的昏庸之策。
鑒於上述事實，記者只得作出結論：“雖然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推行意義重大，但在今年的廣交會上暫時仍無法動搖美元作為全球基礎貨幣的地位。”
人民幣國際化之夢出發的始點成了終點，這充分暴露了中國政府行政能力弱質化這一事實。它與2008年1月推出但旋即失敗的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政策、10月份高調推出即告夭折的“新土改”政策一樣，完全是中國決策層誤判現實、自說自話的政治產物。
（原載《看》雙周刊2009年5月7日，第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