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6月17日訊】鄧玉嬌並沒有恢復清白之身，但至少，有望恢復她的自由之身。無論如何，這值得加額稱慶。
這是公眾關注的結果。只有在互聯網時代，只有在公民社會漸次成長的時代，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否則，鄧玉嬌就永遠是孤島，她將面臨怎樣的厄運，就怎麼想像都不過分。
這既令人喜，也讓人憂。這一方面說明，公共輿論和公民社會正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成長為一種現實的制約力量，令強權不能不有所忌憚。但另一方面，從被指故意殺人，可能處以極刑，到現在免於處罰，鄧玉嬌的命運竟如此劇烈跌宕，也客觀上折射了司法不公的空間可以有多大，面對這樣的司法不公，公民個人可能遭遇怎 樣的兇險。
這正是群情洶湧的根本原因。歸根到底，公眾的焦慮不只是因為鄧玉嬌，更是因為對自身命運的恐懼，對跟鄧玉嬌一樣隨時遭遇司法不公的恐懼。所以，公眾對鄧玉嬌的聲援，並不等於輿論干預司法，而只是在特定司法環境下，對可能干預司法的巴東當局的成功狙擊。就仿佛是一次拔河，公眾不只要把鄧玉嬌從巴東當局手中拔過來，更是要把司法從強權手中拔過來，讓司法回到獨立的原點，中立的原點。
但是，要把司法從強權手中拔過來，僅有鄧玉嬌這樣的個案遠遠不夠。公眾的關注也曾改變許霆的命運，無期徒刑變成5年有期。但後來跟許霆類似遭遇的其他公民，卻並沒有許霆那樣的幸運。今天鄧玉嬌的幸運，也未必就能給今後的鄧玉嬌們帶去幸運。不能不承認，公眾的關注其實是有片面性的，在這個生活比戲劇更精彩的時代，公眾容易產生審美疲勞，本是人性之常，只有那些更極端，因而更戲劇、更傳奇的個案，才可能撞入公眾的視野。那些同樣悲慘甚至更悲慘的個案，卻往往因為其情節的重複性而歸於尋常，無緣從悲情故事的激烈競爭中出頭，它們的苦主也就無緣得救，只能在司法不公的黑洞裡無望地沉淪。
制度缺失導致悲情故事幾乎是無限量的供給，公眾的關注卻是有限的。唯有從制度上真正落實司法獨立，人人免於司法不公才會成為可能，公眾免於對司法不公的恐懼也才會成為可能，輿論與司法的彼此信任和彼此尊重也才會成為可能。而這不僅需要堅忍的個案塹壕戰，更需要從個案提煉普遍意義，以之改造整個的司法體制。否則，如果不能從體制上突破，個案上的激情不能推動體制上的理性，那麼個案的無限量累積就會最終令公眾困倦，甚至令公眾絕望，導致社會非理性情緒的爆炸性增長。這對所有人來說，無疑都是最危險的選擇。
笑蜀
---南方週末網絡專稿
這是公眾關注的結果。只有在互聯網時代，只有在公民社會漸次成長的時代，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否則，鄧玉嬌就永遠是孤島，她將面臨怎樣的厄運，就怎麼想像都不過分。
這既令人喜，也讓人憂。這一方面說明，公共輿論和公民社會正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成長為一種現實的制約力量，令強權不能不有所忌憚。但另一方面，從被指故意殺人，可能處以極刑，到現在免於處罰，鄧玉嬌的命運竟如此劇烈跌宕，也客觀上折射了司法不公的空間可以有多大，面對這樣的司法不公，公民個人可能遭遇怎 樣的兇險。
這正是群情洶湧的根本原因。歸根到底，公眾的焦慮不只是因為鄧玉嬌，更是因為對自身命運的恐懼，對跟鄧玉嬌一樣隨時遭遇司法不公的恐懼。所以，公眾對鄧玉嬌的聲援，並不等於輿論干預司法，而只是在特定司法環境下，對可能干預司法的巴東當局的成功狙擊。就仿佛是一次拔河，公眾不只要把鄧玉嬌從巴東當局手中拔過來，更是要把司法從強權手中拔過來，讓司法回到獨立的原點，中立的原點。
但是，要把司法從強權手中拔過來，僅有鄧玉嬌這樣的個案遠遠不夠。公眾的關注也曾改變許霆的命運，無期徒刑變成5年有期。但後來跟許霆類似遭遇的其他公民，卻並沒有許霆那樣的幸運。今天鄧玉嬌的幸運，也未必就能給今後的鄧玉嬌們帶去幸運。不能不承認，公眾的關注其實是有片面性的，在這個生活比戲劇更精彩的時代，公眾容易產生審美疲勞，本是人性之常，只有那些更極端，因而更戲劇、更傳奇的個案，才可能撞入公眾的視野。那些同樣悲慘甚至更悲慘的個案，卻往往因為其情節的重複性而歸於尋常，無緣從悲情故事的激烈競爭中出頭，它們的苦主也就無緣得救，只能在司法不公的黑洞裡無望地沉淪。
制度缺失導致悲情故事幾乎是無限量的供給，公眾的關注卻是有限的。唯有從制度上真正落實司法獨立，人人免於司法不公才會成為可能，公眾免於對司法不公的恐懼也才會成為可能，輿論與司法的彼此信任和彼此尊重也才會成為可能。而這不僅需要堅忍的個案塹壕戰，更需要從個案提煉普遍意義，以之改造整個的司法體制。否則，如果不能從體制上突破，個案上的激情不能推動體制上的理性，那麼個案的無限量累積就會最終令公眾困倦，甚至令公眾絕望，導致社會非理性情緒的爆炸性增長。這對所有人來說，無疑都是最危險的選擇。
笑蜀
---南方週末網絡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