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朗大選
繼前不久的印度總理大選之後，四年一次的伊朗總統大選，經過一周的激烈角逐，也終於塵埃落定，“物有所歸“了。
眾所周知，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它奉行極端主義的處世哲學，在國際事務上特立獨行，桀驁不馴，故被定義為世界“邪惡軸心國家”之一。
但就是這樣一個另類的宗教國家，在國內事務上則是另外一番表現，其國民竟然也能以空前熱情參與一場規模史無前例的相對民主公開的總統選舉活動，國民大致也可以用一張選票來影響一下這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遠。在選票面前，高貴的競選者也不得不降低身段，對國民用種種政策承諾來贏取一些必要的民意支持。
競選結果出來之後，做為宗教國家特有的“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出來調和各派利益，以溫和的口氣規勸大家尊重選舉結果，這頗有些虛君共和的味道。落敗者穆薩維在表露一些對選舉過程的異議後，以個人的理性勸解他的支持者們保持群體的理性，他的支持者們也可以用游行示威和有限暴力這種“過激行為”來發泄心中的不滿。勝利者鐵血人物內賈德雖然以高達60%的絕對優勢贏得選舉，可並沒有如中國六四屠殺的操縱者那樣視反對派人物的行為是“反革命暴亂”而進行“堅決徹底”的整肅和打擊。做為國家警察的警務人員也只能用催淚瓦斯來驅散不滿的人群，而不是坦克和機槍……
雖然後續事態還可能產生無法預知的變故，雖然有人說選舉結果已經內定，過程或許有人操縱，甚至說這一切僅僅是一場人為導演的政治表演秀，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個選舉過程本身，起碼還是一次人類普適價值和共有游戲規則的實踐和應用，還是一次對國民進行民主教育和訓練的過程，還是在一步步向民主靠攏，而不是倒行逆施至專制主義的老巢。
不論這個過程如何不完美，內在實質如何不純潔，將來的結果如何讓人側目，但對其國人民而言，必須肯定這個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偉光正”的中國所欠缺的就是這樣一個民主實踐的過程，僅就一項，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尊重和學習嗎？
這個國家的政府雖然不是別的國家想要的，但他們在對待自己人民的態度上，在他們自己國家內部事務的適度公平與有限民主的安排上，在這場類民主的選舉游戲的規則實踐上，難道不值得 “三個代表”們好好地“領教”一番嗎？
二、中國六四
回過頭來看看發生在中國的89年六四事件，當時粉墨登場的各色政治人物中，與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一的“掌盤”角色類似的中國最頂級實權人物鄧氏，在處理國家內部政治事務上，明顯缺乏一個“精神領袖”級政治家的責任、大度、公平、膽識和睿智，在派別紛爭中不能中庸與平衡，不願調和與引導，更不可能為黨內的左右派政治勢力設計一個類民主性質的公平競爭機制，讓他們公開公平地在國人的監督之下進行一場“真槍實彈”的黨內民主競爭選舉，反而是心懷私念倚老賣老地奉行強人政治和暴力哲學，偏袒一方，一拉一打，將黨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更無恥的是將熱情參與國家政治的國民視為陪葬品而行殺戮，使黨內民主化的又一次良機與中國擦肩而過，從此因罪而折功，留下千古罵名。
做為中國極左保守派政治勢力的李氏集團及其本人，也不具備伊朗當選總統內賈德與落選人員能夠和平共處的風范和大度，而是不惜借國家混亂之機謀個人權力之私，時而擺弄事非欺上瞞下，陰陽兩面趁人之危，時而與幕後鄧氏沆瀣一氣，甘為前台鎮壓機器的操刀手，以國民的血淚來鋪就其仕途權尊，雖終成一權獨霸之貴，亦難逃恥柱標名之辱。
被稱為中國改革與民主之最大希望的趙氏集團及其本人，因當初臨朝主政即為鄧氏一手導演之果，故諸事皆無個人獨斷之能，施政似多有不可為而為之疑，不具備伊朗總統競選落敗者穆薩維的獨立性和自由性，更難有如蘇聯之葉利欽般抽身脫共另立大旗的個人勇氣和環境條件，只欲借89民運之勢重塑個人權勢威嚴，終受背後魔掌陰影所控，而與普通國民一起淪為階下之囚，在其後漫長的囚禁歲月中，雖有徹悟之思，但已人老昏黃事過為晚，與國事無補了，讓人只有無盡的嘆息與扼腕。
參與六四民運的廣大國民則沒有伊朗國民僅僅要面對警察的催淚瓦斯那份幸運。國人開始之時對進行一場徹底政治改良的切切期待是無與倫比的，其間哪怕上演一幕現代版的“公車上書”式的鬧劇，但在坦克機槍的盡情渲泄之後，這最後的一點希望破滅了，從此後的中國人甘於沉淪，醉於物欲，與魔鬼共舞，與靈肉同行，國已不國矣。
做為馬列子孫的中國，根本不具備伊朗國這種類民主的良性競選互動機制，只是在中華故地上一次次累進疊加式地親身實踐着馬列教主的暴力哲學，列寧斯大林沒有做到的超大規模迫害自己國民的事情，其學生毛氏做到了；毛氏沒有做到的以坦克機槍批發式屠殺自己同胞的事情，其“第二代”領導鄧氏做到了；鄧氏沒有做到的全方面的腐敗治黨加特務政治，其後代江胡溫氏做到了……
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真”話：一個幽靈在歐洲大地上徘徊……
是的，正因為它是一個幽靈和魔鬼，所以它是不能也不敢見得陽光的，所以它的一切行為必然是要暗箱操作的，所以它總是為了魔性而泯滅人性的----除了說它是一個連極端化的原教旨主義國家伊朗也不如的歷史沉渣，還會是一個什麼貨色呢？
三、內政與外交
內政與外交是兩個層面的話題，並且外交是要服務於內政的。內政的核心價值是人民的幸福和安康，而不是形象工程和虛無的主義。在人類大同社會尚未到來之前，我們是要一個對外表現為“大公無私”的國際主義，對內表現為鐵腕和冷血的屠夫民賊的國家和政府，還是要一個對內將國民視為“皆是上帝的孩子”而加以善待，對外為謀國民之利而表現為專橫霸道，甚至是邪惡的國家和政府？
在許多人的眼中，伊朗就是一個邪惡的國家和政府，同時更不能忘記了那個“世界警察”美國到處“管閒事，打別人”的丑事，可是看一看他們尤其是美國的國民在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安排上，正如有人所言：“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再想一想他們在國際事務上的種種表現，多數時候不正是為了其國民的幸福而自私和“邪惡”的嗎？
一個國家的優劣，除了看它在國際社會上的表現，最主要的是看它在國內事務上是如何對待其國民的。在人類文明還沒有能力超越“國家”概念的今天，恐怕保護好自己國民的利益，就是一切國家行為的最高境界。在國內事務上，如何善待自己的國民，讓國民真正達到富有和文明，才是一個合格的政府之首選和重中之重的工作，這些要比只注重國際形象而置自己國民生死於不顧的“內緊外松”式“國際主義”要好出一萬倍。
2009-6-14
繼前不久的印度總理大選之後，四年一次的伊朗總統大選，經過一周的激烈角逐，也終於塵埃落定，“物有所歸“了。
眾所周知，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它奉行極端主義的處世哲學，在國際事務上特立獨行，桀驁不馴，故被定義為世界“邪惡軸心國家”之一。
但就是這樣一個另類的宗教國家，在國內事務上則是另外一番表現，其國民竟然也能以空前熱情參與一場規模史無前例的相對民主公開的總統選舉活動，國民大致也可以用一張選票來影響一下這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遠。在選票面前，高貴的競選者也不得不降低身段，對國民用種種政策承諾來贏取一些必要的民意支持。
競選結果出來之後，做為宗教國家特有的“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出來調和各派利益，以溫和的口氣規勸大家尊重選舉結果，這頗有些虛君共和的味道。落敗者穆薩維在表露一些對選舉過程的異議後，以個人的理性勸解他的支持者們保持群體的理性，他的支持者們也可以用游行示威和有限暴力這種“過激行為”來發泄心中的不滿。勝利者鐵血人物內賈德雖然以高達60%的絕對優勢贏得選舉，可並沒有如中國六四屠殺的操縱者那樣視反對派人物的行為是“反革命暴亂”而進行“堅決徹底”的整肅和打擊。做為國家警察的警務人員也只能用催淚瓦斯來驅散不滿的人群，而不是坦克和機槍……
雖然後續事態還可能產生無法預知的變故，雖然有人說選舉結果已經內定，過程或許有人操縱，甚至說這一切僅僅是一場人為導演的政治表演秀，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個選舉過程本身，起碼還是一次人類普適價值和共有游戲規則的實踐和應用，還是一次對國民進行民主教育和訓練的過程，還是在一步步向民主靠攏，而不是倒行逆施至專制主義的老巢。
不論這個過程如何不完美，內在實質如何不純潔，將來的結果如何讓人側目，但對其國人民而言，必須肯定這個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偉光正”的中國所欠缺的就是這樣一個民主實踐的過程，僅就一項，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尊重和學習嗎？
這個國家的政府雖然不是別的國家想要的，但他們在對待自己人民的態度上，在他們自己國家內部事務的適度公平與有限民主的安排上，在這場類民主的選舉游戲的規則實踐上，難道不值得 “三個代表”們好好地“領教”一番嗎？
二、中國六四
回過頭來看看發生在中國的89年六四事件，當時粉墨登場的各色政治人物中，與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一的“掌盤”角色類似的中國最頂級實權人物鄧氏，在處理國家內部政治事務上，明顯缺乏一個“精神領袖”級政治家的責任、大度、公平、膽識和睿智，在派別紛爭中不能中庸與平衡，不願調和與引導，更不可能為黨內的左右派政治勢力設計一個類民主性質的公平競爭機制，讓他們公開公平地在國人的監督之下進行一場“真槍實彈”的黨內民主競爭選舉，反而是心懷私念倚老賣老地奉行強人政治和暴力哲學，偏袒一方，一拉一打，將黨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更無恥的是將熱情參與國家政治的國民視為陪葬品而行殺戮，使黨內民主化的又一次良機與中國擦肩而過，從此因罪而折功，留下千古罵名。
做為中國極左保守派政治勢力的李氏集團及其本人，也不具備伊朗當選總統內賈德與落選人員能夠和平共處的風范和大度，而是不惜借國家混亂之機謀個人權力之私，時而擺弄事非欺上瞞下，陰陽兩面趁人之危，時而與幕後鄧氏沆瀣一氣，甘為前台鎮壓機器的操刀手，以國民的血淚來鋪就其仕途權尊，雖終成一權獨霸之貴，亦難逃恥柱標名之辱。
被稱為中國改革與民主之最大希望的趙氏集團及其本人，因當初臨朝主政即為鄧氏一手導演之果，故諸事皆無個人獨斷之能，施政似多有不可為而為之疑，不具備伊朗總統競選落敗者穆薩維的獨立性和自由性，更難有如蘇聯之葉利欽般抽身脫共另立大旗的個人勇氣和環境條件，只欲借89民運之勢重塑個人權勢威嚴，終受背後魔掌陰影所控，而與普通國民一起淪為階下之囚，在其後漫長的囚禁歲月中，雖有徹悟之思，但已人老昏黃事過為晚，與國事無補了，讓人只有無盡的嘆息與扼腕。
參與六四民運的廣大國民則沒有伊朗國民僅僅要面對警察的催淚瓦斯那份幸運。國人開始之時對進行一場徹底政治改良的切切期待是無與倫比的，其間哪怕上演一幕現代版的“公車上書”式的鬧劇，但在坦克機槍的盡情渲泄之後，這最後的一點希望破滅了，從此後的中國人甘於沉淪，醉於物欲，與魔鬼共舞，與靈肉同行，國已不國矣。
做為馬列子孫的中國，根本不具備伊朗國這種類民主的良性競選互動機制，只是在中華故地上一次次累進疊加式地親身實踐着馬列教主的暴力哲學，列寧斯大林沒有做到的超大規模迫害自己國民的事情，其學生毛氏做到了；毛氏沒有做到的以坦克機槍批發式屠殺自己同胞的事情，其“第二代”領導鄧氏做到了；鄧氏沒有做到的全方面的腐敗治黨加特務政治，其後代江胡溫氏做到了……
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真”話：一個幽靈在歐洲大地上徘徊……
是的，正因為它是一個幽靈和魔鬼，所以它是不能也不敢見得陽光的，所以它的一切行為必然是要暗箱操作的，所以它總是為了魔性而泯滅人性的----除了說它是一個連極端化的原教旨主義國家伊朗也不如的歷史沉渣，還會是一個什麼貨色呢？
三、內政與外交
內政與外交是兩個層面的話題，並且外交是要服務於內政的。內政的核心價值是人民的幸福和安康，而不是形象工程和虛無的主義。在人類大同社會尚未到來之前，我們是要一個對外表現為“大公無私”的國際主義，對內表現為鐵腕和冷血的屠夫民賊的國家和政府，還是要一個對內將國民視為“皆是上帝的孩子”而加以善待，對外為謀國民之利而表現為專橫霸道，甚至是邪惡的國家和政府？
在許多人的眼中，伊朗就是一個邪惡的國家和政府，同時更不能忘記了那個“世界警察”美國到處“管閒事，打別人”的丑事，可是看一看他們尤其是美國的國民在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安排上，正如有人所言：“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再想一想他們在國際事務上的種種表現，多數時候不正是為了其國民的幸福而自私和“邪惡”的嗎？
一個國家的優劣，除了看它在國際社會上的表現，最主要的是看它在國內事務上是如何對待其國民的。在人類文明還沒有能力超越“國家”概念的今天，恐怕保護好自己國民的利益，就是一切國家行為的最高境界。在國內事務上，如何善待自己的國民，讓國民真正達到富有和文明，才是一個合格的政府之首選和重中之重的工作，這些要比只注重國際形象而置自己國民生死於不顧的“內緊外松”式“國際主義”要好出一萬倍。
2009-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