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1日訊】2003年6月18日芷江西街道政法委書記賀德山指使警長毛國良，帶領兩名社保在小區門外將我強行拖上警車，送到街道信訪辦公室軟禁，到晚上八時才同意放我回家，並派一個人護送我，我滿懷憤怒決心到北京去控告，身邊的尾巴寸步不離地緊跟，我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將尾巴甩掉，在馬路邊的長椅上對付了一晚，一大早乘上長途汽車奔赴北京。
有朋友告訴我：“閘北區公安拍了大頭照，內部通緝你，你要注意安全，先避一避風頭。”我克制住有家不能回的悲痛心情，在外地暫時躲避到月底。當我進入北京時，發覺上海市駐京辦夥同北京警方在瘋狂地抓捕訪民，我再次離開北京，暫避於津郊。7月1日回到北京時，兩辦外擠滿了訪民和截訪人，我在接待上海訪民窗口登記後，準備到中紀委，途中遇到大批上海訪民要到公安7處申請遊行。訪民遇到上訪隊伍如同滴水遇到溪流，自然融合在一起。
7月6日，11名志同道合的訪民到中南海向共產黨中央遞交控訴材料，被帶到府右街派出所，交給駐京辦。在北京警方的協助押送下，來到接濟站。由於市信訪辦當天截訪的現場負責人203（代號）言而無信導致對抗，11人全部進行絕食。
7月9日體質較弱的黃XX，脫水休克，躲在幕後的市信訪辦副主任張世民被迫現身，答應將黃送醫院診療，但不許訪民陪同。我們不同意將昏厥的無自我保護意識的黃XX，單獨交給毫無信譽的信訪辦，必須有人（訪民）陪同。張世民指揮司機強行開車，我只得站在車前進行阻止，張世民指著我大聲說：“回上海就捉脫儂！”連講三遍，我堅持不讓，最後張世民同意由奚XX陪同，矛盾表面得到緩和。
7月10日下午１時許，我在接濟站床上午睡，芷江西警所警長冒士林，街道信訪辦主任孫秉乾等８人，在閘北區公安局穩定科李科長的帶領下，衝進房間將只穿著短褲的我反拗手臂帶上手銬。雖然經過其餘同伴的盡力拼搶，仍被他們抬進預先停在廣場上的警車內，我被他們頭臉朝下地橫放在地上，根本不知道開到甚麼地方。車停下，我被抬進牢籠式地下室，扔在地板上。我爬起來，乘他們不備，猛向牆上撞去，被反彈出來後，摔倒在地板上，我掙紮著爬起又撞向牆壁，又彈出倒在地板上，原來牆壁是用撞不死人的材料製作的。
冒士林與孫秉乾在閒聊家中的女兒如何聰明可愛，被反銬著手銬怒火中燒的我，脫口詛咒他的女兒不得好死，活不過20歲，全家男盜女娼。冒士林火冒三丈說“你要罵罵我，不要罵我女兒！”
笑話！你們可以侵犯人權對我人身傷害，我不可以詛咒你們？你們一天不給我說法，我一天不停止詛咒！
李科長假惺惺地對我講：“手銬銬著難過不？只要你不吵不鬧，一路配合回去，我就給你開銬。”我知道與豺狼無理可講，但不可能服軟哀求，旁邊有一人打園場說：“他不可能表態的，先給他開銬，再鬧再銬。”
第二天上午（7月11日）我被帶到閘北區公安局特訊室，4月28日在閘北區看守所被非法審訊的情形再次出現，48小時內組織了多次的輪番審訊，其中多次採取肢體語言，審訊人員既不報姓名，又不佩帶標誌，連警服都不穿，面對他們的非法審訊，我當然是沉默以待。
7月13日上午，我被轉移到英麗大酒店軟禁至23日，政府一方面暗中做我的材料，一方面假惺惺地以化解為名穩住我。每天有2名警察四名保安陪吃、陪住、陪玩。7月18日閘北區政府祕書長帶領三名幹部來到英麗大酒店，問我有甚麼要求，我再次重復申訴了上訪的四點訴求，並提出由於政府對我的子女施加壓力，導致家庭暴力。2003年1月10日我被迫離家出走，流浪社會至今，為上訪欠下了4400元債務，希望政府能一併解決，祕書長極其莊重地對我說：“這次政府一定幫你把問題解決讓你滿意！”並親切地伸出手與我握別，其餘的幹部也熱情地與我一一握手道別，內中有一位大高個子的幹部特意留下來，表態說是受區政府委託告訴我，為了表示政府的誠意，同意先將我的欠債還掉，讓我安心地等待。當天的情形真讓人感動。我期待著上訪的問題能解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了。
我太天真了，被政府玩弄於股掌之中而混然不知！區政府如噬人的鱷魚，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我卻被幾滴表面同情的鱷魚淚所矇蔽，痴心妄想地做著化解夢。7月23日閘北公安局長徐達芳來到酒店找我“談話”。見面第一句話：“大名鼎鼎的杜陽明，我們終於見面了！”
我一個小草民，見面就用大名鼎鼎的話諷刺，我當然毫不客氣地回敬：“如雷貫耳的徐達芳，今天找我有甚麼事？”徐問：“你知道我們為甚麼找你？”
我答：“不知道。”
徐說：“你必須交代上訪中的違法過激行為！”
我答：“我的一切行為都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疇內，從不做違法事情，只要你們給我解決了上訪問題，我就不會再上訪。”
徐說：“我只管抓人，不管解決問題。”
我答：“既然你們如此不講理，那就隨你們怎麼辦！”
徐終止了談話，叫人將我帶回房間。剛坐下不久，區政府的大高個幹部出現，對我說：“你要求的還請4400元債務問題由於無先例，不能同意。”
到下午3時我被拉上警車直接送進殷高路勞教所。在室外38度以上高溫天氣下，被關在不足三平方米的鴿子籠內，整整7天隨即被送進大封勞教二所，遭受長達548天的牢獄之災。
上海市閘北區維權冤民杜陽明
有朋友告訴我：“閘北區公安拍了大頭照，內部通緝你，你要注意安全，先避一避風頭。”我克制住有家不能回的悲痛心情，在外地暫時躲避到月底。當我進入北京時，發覺上海市駐京辦夥同北京警方在瘋狂地抓捕訪民，我再次離開北京，暫避於津郊。7月1日回到北京時，兩辦外擠滿了訪民和截訪人，我在接待上海訪民窗口登記後，準備到中紀委，途中遇到大批上海訪民要到公安7處申請遊行。訪民遇到上訪隊伍如同滴水遇到溪流，自然融合在一起。
7月6日，11名志同道合的訪民到中南海向共產黨中央遞交控訴材料，被帶到府右街派出所，交給駐京辦。在北京警方的協助押送下，來到接濟站。由於市信訪辦當天截訪的現場負責人203（代號）言而無信導致對抗，11人全部進行絕食。
7月9日體質較弱的黃XX，脫水休克，躲在幕後的市信訪辦副主任張世民被迫現身，答應將黃送醫院診療，但不許訪民陪同。我們不同意將昏厥的無自我保護意識的黃XX，單獨交給毫無信譽的信訪辦，必須有人（訪民）陪同。張世民指揮司機強行開車，我只得站在車前進行阻止，張世民指著我大聲說：“回上海就捉脫儂！”連講三遍，我堅持不讓，最後張世民同意由奚XX陪同，矛盾表面得到緩和。
7月10日下午１時許，我在接濟站床上午睡，芷江西警所警長冒士林，街道信訪辦主任孫秉乾等８人，在閘北區公安局穩定科李科長的帶領下，衝進房間將只穿著短褲的我反拗手臂帶上手銬。雖然經過其餘同伴的盡力拼搶，仍被他們抬進預先停在廣場上的警車內，我被他們頭臉朝下地橫放在地上，根本不知道開到甚麼地方。車停下，我被抬進牢籠式地下室，扔在地板上。我爬起來，乘他們不備，猛向牆上撞去，被反彈出來後，摔倒在地板上，我掙紮著爬起又撞向牆壁，又彈出倒在地板上，原來牆壁是用撞不死人的材料製作的。
冒士林與孫秉乾在閒聊家中的女兒如何聰明可愛，被反銬著手銬怒火中燒的我，脫口詛咒他的女兒不得好死，活不過20歲，全家男盜女娼。冒士林火冒三丈說“你要罵罵我，不要罵我女兒！”
笑話！你們可以侵犯人權對我人身傷害，我不可以詛咒你們？你們一天不給我說法，我一天不停止詛咒！
李科長假惺惺地對我講：“手銬銬著難過不？只要你不吵不鬧，一路配合回去，我就給你開銬。”我知道與豺狼無理可講，但不可能服軟哀求，旁邊有一人打園場說：“他不可能表態的，先給他開銬，再鬧再銬。”
第二天上午（7月11日）我被帶到閘北區公安局特訊室，4月28日在閘北區看守所被非法審訊的情形再次出現，48小時內組織了多次的輪番審訊，其中多次採取肢體語言，審訊人員既不報姓名，又不佩帶標誌，連警服都不穿，面對他們的非法審訊，我當然是沉默以待。
7月13日上午，我被轉移到英麗大酒店軟禁至23日，政府一方面暗中做我的材料，一方面假惺惺地以化解為名穩住我。每天有2名警察四名保安陪吃、陪住、陪玩。7月18日閘北區政府祕書長帶領三名幹部來到英麗大酒店，問我有甚麼要求，我再次重復申訴了上訪的四點訴求，並提出由於政府對我的子女施加壓力，導致家庭暴力。2003年1月10日我被迫離家出走，流浪社會至今，為上訪欠下了4400元債務，希望政府能一併解決，祕書長極其莊重地對我說：“這次政府一定幫你把問題解決讓你滿意！”並親切地伸出手與我握別，其餘的幹部也熱情地與我一一握手道別，內中有一位大高個子的幹部特意留下來，表態說是受區政府委託告訴我，為了表示政府的誠意，同意先將我的欠債還掉，讓我安心地等待。當天的情形真讓人感動。我期待著上訪的問題能解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了。
我太天真了，被政府玩弄於股掌之中而混然不知！區政府如噬人的鱷魚，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我卻被幾滴表面同情的鱷魚淚所矇蔽，痴心妄想地做著化解夢。7月23日閘北公安局長徐達芳來到酒店找我“談話”。見面第一句話：“大名鼎鼎的杜陽明，我們終於見面了！”
我一個小草民，見面就用大名鼎鼎的話諷刺，我當然毫不客氣地回敬：“如雷貫耳的徐達芳，今天找我有甚麼事？”徐問：“你知道我們為甚麼找你？”
我答：“不知道。”
徐說：“你必須交代上訪中的違法過激行為！”
我答：“我的一切行為都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疇內，從不做違法事情，只要你們給我解決了上訪問題，我就不會再上訪。”
徐說：“我只管抓人，不管解決問題。”
我答：“既然你們如此不講理，那就隨你們怎麼辦！”
徐終止了談話，叫人將我帶回房間。剛坐下不久，區政府的大高個幹部出現，對我說：“你要求的還請4400元債務問題由於無先例，不能同意。”
到下午3時我被拉上警車直接送進殷高路勞教所。在室外38度以上高溫天氣下，被關在不足三平方米的鴿子籠內，整整7天隨即被送進大封勞教二所，遭受長達548天的牢獄之災。
上海市閘北區維權冤民杜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