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9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楊家岱採訪報道）北京等地書店最近公開發售《預防與處置群體性事件黨政幹部讀本》等書籍；這些書籍就如何應對群體性事件、限制媒體報道作了規定。
據《明報》等媒體報道，在中國書店公開發售的《預防與處置群體性事件黨政幹部讀本》等書籍中，有關限制媒體公開報道的話說得十分露骨。比如，書中說：「群體性事件原則上是不得公開報道的」；實在需要公開報道，「要由市區縣公安機關的宣傳部門或者群體事件的臨時指揮部門配合黨委宣傳部統一口徑發佈」。書中還公然讓警察與記者「耍太極」。所謂「耍太極」，周旋、敷衍之謂也。
中國勞工權益活躍人士劉念春表示，在書店發售這些書籍，無非是把以前紅頭文件上說的話公開說出來：「把他們以前在他們圈子裡面說的話，它現在已經公開了，那就覺得沒必要再掩飾了。以前的話他都是有些事情他都是掩飾的，做的和說的是不一致的。現在他這地兒的時候說的和做的都是一致的。以前他們是用紅頭文件來說的。現在這種的話好像已經是公開這麼說了。以前好像是有一定範圍。他們是這麼說的，現在公開說了。它就把新聞作為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實際上還是維護它共產黨的中心利益的工具。其實這樣它可能的話也不放心，因為它對裡邊兒有些記者實際可以看出來它沒法兒全體把握。它要能全體把握，它也不會說這些話了。有些記者它沒法把握，可能的話他不按它的意思報道。所以，它就是防患於未然。利用他們打太極把這樣的記者就可以給忽悠過去了。」
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表示，大約十年來，中國出了不少關於如何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書，但多限於內部發行，現在拿到書店公開發售，說明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問題：「從90年代末，中國已經出了很多處置和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戰略啦、手冊啦還有就是說方法這方面的書籍。那麼以前是大量地是在內部出版發行的，像中國的群眾出版社、公安出版社、公安大學的各種出版社，他們都會有各種內部發行的讀物。主要是給公安機關去閱讀的。當然現在因為群體性事件不斷地增加，群體性事件的處理也成為黨政幹部的必修課了。所以，目前實際上這些讀物就趨向公開。」
夏教授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群體性事件曝光的原因： 「一個是從中央的角度來看的話呢，那麼它不想任何群體性事件在國際上曝光成為影響它自己在國際上的形象的一個問題。從地方政府上來看，他們又不希望媒體的介入，甚至中央的媒體他們也不希望介入，因為他們也不希望這件事件成為一個全國性的事件，影響了他們在中央的聲望和地位，從而斷了他們的官運。」
但是這位學者說，群體性事件一旦發生，公安當局都要派人拍攝現場，目的之一是對參與者秋後算帳：「政府不斷地記錄著一切，它的目的就是為以後它的有選擇的報道，刪減它喜歡的鏡頭，都留下一個很方便的一個空間。同時，為它以後起訴各種參與者它也掌握了證據。」
夏教授說，他和他的兩個同事2008年去四川汶川災區幫助豆腐渣工程受害學童的家長的時候，親眼目睹了媒體受到排斥的情景：「根據我自己的親身經歷，2008年我們在四川拍攝當地的家長，他們的抗議活動和請願示威，我們的親身感覺是這樣的：當地政府對媒體是非常恐慌的。不僅他們對國外媒體，對民間的攝影或者採訪報道是非常敵意，而且千方百計把他們給驅趕走。而且我親眼目睹了他們對中國自己官方的媒體，對比如說新華社的記者也動粗，也把他們給全部給推走，把他們全部給趕走。」
勞工權益活躍人士劉念春打比方說，中國政府抓媒體就像它抓體育一樣。在西方，政府不大插手的東西，如媒體，在中國，政府一直在插手：「中國是從49年剛開始的時候已經抓這個了。實際上這個做法和體育運動似的，體育運動也是政府直接參與。媒體也是這種情況，整個政府從頭至尾參與它的，應該怎麼做、怎麼宣傳、統一口徑。而且實際上對每個新聞記者已經佈置出任務了，它是抓到了每個人每件事上了。」
據《明報》報道，《預防與處置群體性事件黨政幹部讀本》等書籍還介紹了應對群體性事件所需器械及其操作常識，以及將抗議示威者「強制帶離的方法和技巧」等。
據《明報》等媒體報道，在中國書店公開發售的《預防與處置群體性事件黨政幹部讀本》等書籍中，有關限制媒體公開報道的話說得十分露骨。比如，書中說：「群體性事件原則上是不得公開報道的」；實在需要公開報道，「要由市區縣公安機關的宣傳部門或者群體事件的臨時指揮部門配合黨委宣傳部統一口徑發佈」。書中還公然讓警察與記者「耍太極」。所謂「耍太極」，周旋、敷衍之謂也。
中國勞工權益活躍人士劉念春表示，在書店發售這些書籍，無非是把以前紅頭文件上說的話公開說出來：「把他們以前在他們圈子裡面說的話，它現在已經公開了，那就覺得沒必要再掩飾了。以前的話他都是有些事情他都是掩飾的，做的和說的是不一致的。現在他這地兒的時候說的和做的都是一致的。以前他們是用紅頭文件來說的。現在這種的話好像已經是公開這麼說了。以前好像是有一定範圍。他們是這麼說的，現在公開說了。它就把新聞作為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實際上還是維護它共產黨的中心利益的工具。其實這樣它可能的話也不放心，因為它對裡邊兒有些記者實際可以看出來它沒法兒全體把握。它要能全體把握，它也不會說這些話了。有些記者它沒法把握，可能的話他不按它的意思報道。所以，它就是防患於未然。利用他們打太極把這樣的記者就可以給忽悠過去了。」
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表示，大約十年來，中國出了不少關於如何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書，但多限於內部發行，現在拿到書店公開發售，說明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問題：「從90年代末，中國已經出了很多處置和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戰略啦、手冊啦還有就是說方法這方面的書籍。那麼以前是大量地是在內部出版發行的，像中國的群眾出版社、公安出版社、公安大學的各種出版社，他們都會有各種內部發行的讀物。主要是給公安機關去閱讀的。當然現在因為群體性事件不斷地增加，群體性事件的處理也成為黨政幹部的必修課了。所以，目前實際上這些讀物就趨向公開。」
夏教授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群體性事件曝光的原因： 「一個是從中央的角度來看的話呢，那麼它不想任何群體性事件在國際上曝光成為影響它自己在國際上的形象的一個問題。從地方政府上來看，他們又不希望媒體的介入，甚至中央的媒體他們也不希望介入，因為他們也不希望這件事件成為一個全國性的事件，影響了他們在中央的聲望和地位，從而斷了他們的官運。」
但是這位學者說，群體性事件一旦發生，公安當局都要派人拍攝現場，目的之一是對參與者秋後算帳：「政府不斷地記錄著一切，它的目的就是為以後它的有選擇的報道，刪減它喜歡的鏡頭，都留下一個很方便的一個空間。同時，為它以後起訴各種參與者它也掌握了證據。」
夏教授說，他和他的兩個同事2008年去四川汶川災區幫助豆腐渣工程受害學童的家長的時候，親眼目睹了媒體受到排斥的情景：「根據我自己的親身經歷，2008年我們在四川拍攝當地的家長，他們的抗議活動和請願示威，我們的親身感覺是這樣的：當地政府對媒體是非常恐慌的。不僅他們對國外媒體，對民間的攝影或者採訪報道是非常敵意，而且千方百計把他們給驅趕走。而且我親眼目睹了他們對中國自己官方的媒體，對比如說新華社的記者也動粗，也把他們給全部給推走，把他們全部給趕走。」
勞工權益活躍人士劉念春打比方說，中國政府抓媒體就像它抓體育一樣。在西方，政府不大插手的東西，如媒體，在中國，政府一直在插手：「中國是從49年剛開始的時候已經抓這個了。實際上這個做法和體育運動似的，體育運動也是政府直接參與。媒體也是這種情況，整個政府從頭至尾參與它的，應該怎麼做、怎麼宣傳、統一口徑。而且實際上對每個新聞記者已經佈置出任務了，它是抓到了每個人每件事上了。」
據《明報》報道，《預防與處置群體性事件黨政幹部讀本》等書籍還介紹了應對群體性事件所需器械及其操作常識，以及將抗議示威者「強制帶離的方法和技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