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25日訊】最近幾個月，中國珠三角地區的一些廠商接到了訂單，但卻陷入了另一種尷尬：用與以往同等水准的工資卻招不到人。人手短缺、工人跳槽頻繁、工資越要越高，……中國廉價勞動力隨處可覓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返。廠商所接訂單的利潤空間本來就相當窄小，加薪就意味著無利可圖。在外部市場縮減和內部成本升高的雙重擠壓下，屬於企業的利潤越來越少，廠商們幾乎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一、工廠內遷，農民工選擇就近就業
但實際上，缺工的背後，是招聘企業給出的工資相對較低，一些招聘企業尤其是制造行業和服務行業，向普通工人開出的工資少有超過每月1，500元的。於是有人評論說，這是中國廉價勞動力用腳投票的結果，他們要求更好的待遇與更高的工資。
但這並非沿海地區勞動力供求格局改變的真相。事實是，農民工選擇到生活成本相對低的省分與地區打工。一個月不到1千多元的工資，在生活成本相對高的珠三角地區用於生活開支之後所剩無幾，但在內陸省分卻還能有一些節余。所以，與其說是中國勞動力待遇提高，還不如說是珠三角地區的廠商面臨內地廠商的競爭。早在 2007年底，沿海地區的投資商因苦於土地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稅收增加等成本上升壓力，紛紛往東南亞地區及中國內陸省分遷移，尋找“成本窪地”。而中國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與內陸省分欣喜地開門迎商，步當年廣東珠三角的後塵，走上“低成本”生產的老路。只是這“低成本”的構成，已經不是依靠降低勞動力價格（因為已經觸到底線），而是稅收優惠與自然環境的損耗。
既然沿海地區的工資優勢已不明顯，農民工就會選擇就近擇業。據報導，浙江淳安縣是農民工輸出大縣，每年有約10萬人在外打工。但今年該縣采取種種措施將工人留在家門口。縣裡勞動部門特地在春節期間，趁著許多農民工還沒出門，召開了一場勞務供需洽談會，當地企業在這場洽談會上就提供了2.5萬個就業崗位。
二、“民工荒”能夠倒逼出產業升級？
以東莞為例，大量招收普工的行業主要集中在鞋類、手袋皮具業、家具林業類、紡織制衣類、紙品印刷類和電子電器類。這些都是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有人將“民工荒”稱之為“落後產能即將退出廣東的集體呻吟”，並作出預測：當勞動密集型企業不能依靠低廉的用工成本來維持時，廣東可以利用危機把用工多、科技含量低、傳統型的落後產業、企業提升或調整轉移出去，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以吸納大學畢業生就業。
但這樣的想法多少有點一廂情願。
深圳早在80年代末就開始構想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到90年代中期付諸實施，用“暫住證”高收費等方式增加企業成本，希望將低技術產業“逼”出去。結果促成了鄰近的東莞、番禺等地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但本地的高科技產業從未形成氣候。廣東省有“騰籠換鳥”的想法非只一日，但始終只停留在口頭上。基層當政者很清楚：“籠子”即使騰空，新的鳥未必能夠進來。
中國方面可能得重新思考如何為“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重新定位。這是新的國際分工演進過程所決定的。
三、中國得重新找尋吸引外資的優勢
30年前中國決定改革開放之時，國際分工的基礎主要是產業間或產業內的分工。當時，中國取法“東亞四小龍”經驗，按照“比較成本”學說，發揮本國土地成本與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將香港、台灣等地一些產業吸引進來。但大約從十五、六年前開始，隨著全球生產網路的不斷擴張，新的國際分工日漸占據主導地位。與原有國際分工模式相比，最大的區別是分工的基礎由過去的產業間或產業內的分工演變為產品內分工，即參與分工的國家是在同一產品內根據價值鏈的劃分進行分工合作。
跨國公司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企業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新的企業不斷通過整合到這種全球價值鏈參與國際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鏈條越來越龐大。新國際分工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發達國家掌握著高技術生產，並占領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周邊國家或後發展國家集聚於低技術生產，處於價值鏈的低端。由於中國並無技術優勢，因此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勞動力資源承接了全球價值鏈轉移當中的生產制造或者干脆就是組裝環節，成為“世界工廠”，只是這“世界工廠”的地位無法與當年大英帝國那個“世界工廠”相比。
現在，隨著企業成本升高，制造企業將轉移至成本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地區。但產業升級需要依靠外資的技術，而外資對中國的制度環境，尤其是肆意侵犯智慧財產權頗有怨言。美國《時代周刊》（1月24日）發表一篇文章〈The China Fix〉，作者James McGregor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文中談到北京外商圈最近多有抱怨，對公司在中國的前景感到迷茫與困惑。抱怨的內容包括中國執行規定不透明，肆無忌憚的偷竊智慧財產權，政府通過工會和中共基層組織滲透西方大公司，利用暗算的產品標准和檢測公然阻止產品進入市場，選擇性的實施世貿組織的規定，以及法院對本國企業的偏袒等各種行為。
“民工荒”表明利用低工資維持低成本的“中國制造”難以為繼，由於制度環境的缺陷，其結果可能是沿海地區的“籠子”騰出來了，卻沒有新的“鳥”願意飛進去。
轉自《看》雜志
一、工廠內遷，農民工選擇就近就業
但實際上，缺工的背後，是招聘企業給出的工資相對較低，一些招聘企業尤其是制造行業和服務行業，向普通工人開出的工資少有超過每月1，500元的。於是有人評論說，這是中國廉價勞動力用腳投票的結果，他們要求更好的待遇與更高的工資。
但這並非沿海地區勞動力供求格局改變的真相。事實是，農民工選擇到生活成本相對低的省分與地區打工。一個月不到1千多元的工資，在生活成本相對高的珠三角地區用於生活開支之後所剩無幾，但在內陸省分卻還能有一些節余。所以，與其說是中國勞動力待遇提高，還不如說是珠三角地區的廠商面臨內地廠商的競爭。早在 2007年底，沿海地區的投資商因苦於土地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稅收增加等成本上升壓力，紛紛往東南亞地區及中國內陸省分遷移，尋找“成本窪地”。而中國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與內陸省分欣喜地開門迎商，步當年廣東珠三角的後塵，走上“低成本”生產的老路。只是這“低成本”的構成，已經不是依靠降低勞動力價格（因為已經觸到底線），而是稅收優惠與自然環境的損耗。
既然沿海地區的工資優勢已不明顯，農民工就會選擇就近擇業。據報導，浙江淳安縣是農民工輸出大縣，每年有約10萬人在外打工。但今年該縣采取種種措施將工人留在家門口。縣裡勞動部門特地在春節期間，趁著許多農民工還沒出門，召開了一場勞務供需洽談會，當地企業在這場洽談會上就提供了2.5萬個就業崗位。
二、“民工荒”能夠倒逼出產業升級？
以東莞為例，大量招收普工的行業主要集中在鞋類、手袋皮具業、家具林業類、紡織制衣類、紙品印刷類和電子電器類。這些都是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有人將“民工荒”稱之為“落後產能即將退出廣東的集體呻吟”，並作出預測：當勞動密集型企業不能依靠低廉的用工成本來維持時，廣東可以利用危機把用工多、科技含量低、傳統型的落後產業、企業提升或調整轉移出去，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以吸納大學畢業生就業。
但這樣的想法多少有點一廂情願。
深圳早在80年代末就開始構想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到90年代中期付諸實施，用“暫住證”高收費等方式增加企業成本，希望將低技術產業“逼”出去。結果促成了鄰近的東莞、番禺等地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但本地的高科技產業從未形成氣候。廣東省有“騰籠換鳥”的想法非只一日，但始終只停留在口頭上。基層當政者很清楚：“籠子”即使騰空，新的鳥未必能夠進來。
中國方面可能得重新思考如何為“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重新定位。這是新的國際分工演進過程所決定的。
三、中國得重新找尋吸引外資的優勢
30年前中國決定改革開放之時，國際分工的基礎主要是產業間或產業內的分工。當時，中國取法“東亞四小龍”經驗，按照“比較成本”學說，發揮本國土地成本與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將香港、台灣等地一些產業吸引進來。但大約從十五、六年前開始，隨著全球生產網路的不斷擴張，新的國際分工日漸占據主導地位。與原有國際分工模式相比，最大的區別是分工的基礎由過去的產業間或產業內的分工演變為產品內分工，即參與分工的國家是在同一產品內根據價值鏈的劃分進行分工合作。
跨國公司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企業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新的企業不斷通過整合到這種全球價值鏈參與國際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鏈條越來越龐大。新國際分工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發達國家掌握著高技術生產，並占領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周邊國家或後發展國家集聚於低技術生產，處於價值鏈的低端。由於中國並無技術優勢，因此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勞動力資源承接了全球價值鏈轉移當中的生產制造或者干脆就是組裝環節，成為“世界工廠”，只是這“世界工廠”的地位無法與當年大英帝國那個“世界工廠”相比。
現在，隨著企業成本升高，制造企業將轉移至成本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地區。但產業升級需要依靠外資的技術，而外資對中國的制度環境，尤其是肆意侵犯智慧財產權頗有怨言。美國《時代周刊》（1月24日）發表一篇文章〈The China Fix〉，作者James McGregor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文中談到北京外商圈最近多有抱怨，對公司在中國的前景感到迷茫與困惑。抱怨的內容包括中國執行規定不透明，肆無忌憚的偷竊智慧財產權，政府通過工會和中共基層組織滲透西方大公司，利用暗算的產品標准和檢測公然阻止產品進入市場，選擇性的實施世貿組織的規定，以及法院對本國企業的偏袒等各種行為。
“民工荒”表明利用低工資維持低成本的“中國制造”難以為繼，由於制度環境的缺陷，其結果可能是沿海地區的“籠子”騰出來了，卻沒有新的“鳥”願意飛進去。
轉自《看》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