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21日訊】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蝴蝶扇動翅膀，大洋彼岸的美國就感到一陣風：今年5月份中國出口同比大幅增長48.5%，美國這邊5月份的貿易逆差就擴大，達到近18個月來最高水平。盡管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奧巴馬希望中國改善收入分配提振內需，不要過度依賴美國市場；溫家寶也承諾中國經濟要盡快轉型。但一不留神，中國又奔上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老路上去。
於是眾多貿易伙伴又開始擔心中國沒有為平衡全球貿易而付出努力。而國內則擔心在這條已經走了20多年的老路上，中國還能奔多遠？我的看法是：漠視知識產權保護扼殺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並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盡管目前中國還可以倚重內遷至中西部地區的勞密型企業繼續出口，但最多也就維持三五年好光景而已。
一、企業內遷尋找成本窪地
沿海代工企業尋找新的成本窪地始自2005年。當時投資者就開始為原材料、土地、運輸費用等經營成本上升而憂慮。 2007年末外遷成了風潮，只是有的內遷，有的遷往東南亞國家。正愁找不到經濟增長點的內地各省對這些勞密型企業虛席以待。富士康郭台銘在發生12連跳事件之後，更是用漲薪之舉成功地撬動了整個中國制造，引起了珠三角乃至制造企業的地震。不少企業只好加速遷離沿海地區，無實力外遷的企業則坐以待斃。香港工業總會對珠三角港商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珠三角約8萬家港企中，約有63%以上的企業准備遷離廣東。
承接了這些代工企業的內地省份非常高興，因為效果明顯，進入了 GDP快速增長通道：2009年，四川GDP增長率14.5%， 增速居全國第四；廣西GDP增長 率是13.9%，全國排名高居第五。
二、中西部地區營造的引資優勢
毫無疑問，資本最聽利潤的話，哪裡便宜哪安家。中西部省份於是努力營造引資優勢。這些優勢大致有：
1、低勞動力成本與稅收優惠
這次代工企業的加薪潮，調薪幅度都在20%以上，10多個省市的最低工資標准平均上調幅度亦在17%左右。廣東省調整後的工資標准略高於江蘇、北京，略低於上海和浙江。與上海、廣東相比，目前內地及西部地區這種勞工價格低廉的“成本優勢”尚能維持一段時間：江蘇的工資水平只有上海的86%，山東和山西的工資水平分別只有上海的82%和 76%；而重慶的工資水平只有上海的61%。如果僅就勞動力成本一項考慮，對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遷往中西部地區以降低成本似乎很有吸引力。
中央政府在西部地區推出減稅優惠，規定屬於國家鼓勵類產業的企業，可按減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在政府看來，對那些正苦於找不到出路的沿海勞密型企業來說，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與稅收優惠，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2、土地價格相對低廉
沿海企業向西部轉移還因為西部地區的土地價格相對低廉。7月初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確定今年新開工23項西部大開發重點工程，其中特別提到要適當擴大西部荒地利用指標。據介紹，中國西部在土地政策上將主要享有兩點特殊性：一是在安排土地年度計劃時向西部傾斜，適當擴大西部地區利用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地的指標。二是西部地區的產業經濟園區，包括工業開發區等，工業用地基准地價可以適當降低。
據說中央政府主管部門對西部地區的土地價格進行了限定，在新疆、甘肅地區工業用地每畝 8萬元，而東部地區的工業用地地價是每畝地8000萬-1億元。
三、中西部地區的劣勢：企業生態環境成本過高
但企業在某地能否扎根，還得看企業的整體“生態環境”。一個多月之前奧巴馬政府遭遇的故事，可以讓讀者知道企業成本除了人力、土地、稅收之外到底還有哪些。
今年6月中旬，美奧巴馬政府宣布，今年前4個月，美國出口額增長了17%，並表示美國有望達到5年內出口翻番的目標。然而，美國大型制造業企業的領頭羊伊利諾斯工具有限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的首席執行官大衛?斯皮爾（David Speer）卻指出，這項出口計劃極具誤導性，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你經常會聽到政客們這麼說：‘那些是美國流向海外的就業，它們應該是美國的。’其實，就業流向海外，多數都有合理的理由――它們流向了市場不斷增長的地方”。“我們無法跟人競爭――理由有很多，而工資水平是最微小足道的。物流、關稅、與終端市場用戶的距離，這些讓你不能從很遠的地方提供服務。”
相對於政府首腦而言，斯皮爾對企業生態環境當然更熟悉。他這段話表明，對於企業來說，其成本構成除了勞動力工資之外，還包含物流服務與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這兩項成本在企業總成本當中所占的比重較勞動力成本更大。沿海地區經過30年來的發展，物流及服務等外部條件已臻成熟，成本相對小；內地除了距離港口遠導致的運輸成本高，還有各項市場服務條件也不成熟。即使在沿海地區，早在2005年，外資企業已經普遍感受到經營成本（包括運輸等物流成本）上漲及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壓力，認為這兩類生產要素的進口成本遠遠高於企業需要支付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沿海地區的勞密型企業中一部分有實力者正在想法升級換代，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它們不願遷往中西部，就是因為那裡的企業生態環境遠比不上沿海地區，在那裡節約下來的勞動力成本抵不上由此而上漲的企業生存成本。
至今世界各國實現從勞密型的低端生產模式轉型為技術密集型的高端生產模式，還只有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少數幾國。中國調整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絕非通過政治動員就可以實現。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說過的那樣，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完全要看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而一個國家的技術創新能力與知識產權保護密切相關，正因為中國幾乎放棄了保護知識產權的努力，整個國家喪失了技術創新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東部勞密型企業遷往中西部地區，最多能將世界工廠的生命延續三五年而已。屆時，中國已經瀕臨崩潰的生態環境也再也支撐不起這座“世界工廠”。
(原載縱覽中國)
於是眾多貿易伙伴又開始擔心中國沒有為平衡全球貿易而付出努力。而國內則擔心在這條已經走了20多年的老路上，中國還能奔多遠？我的看法是：漠視知識產權保護扼殺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並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盡管目前中國還可以倚重內遷至中西部地區的勞密型企業繼續出口，但最多也就維持三五年好光景而已。
一、企業內遷尋找成本窪地
沿海代工企業尋找新的成本窪地始自2005年。當時投資者就開始為原材料、土地、運輸費用等經營成本上升而憂慮。 2007年末外遷成了風潮，只是有的內遷，有的遷往東南亞國家。正愁找不到經濟增長點的內地各省對這些勞密型企業虛席以待。富士康郭台銘在發生12連跳事件之後，更是用漲薪之舉成功地撬動了整個中國制造，引起了珠三角乃至制造企業的地震。不少企業只好加速遷離沿海地區，無實力外遷的企業則坐以待斃。香港工業總會對珠三角港商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珠三角約8萬家港企中，約有63%以上的企業准備遷離廣東。
承接了這些代工企業的內地省份非常高興，因為效果明顯，進入了 GDP快速增長通道：2009年，四川GDP增長率14.5%， 增速居全國第四；廣西GDP增長 率是13.9%，全國排名高居第五。
二、中西部地區營造的引資優勢
毫無疑問，資本最聽利潤的話，哪裡便宜哪安家。中西部省份於是努力營造引資優勢。這些優勢大致有：
1、低勞動力成本與稅收優惠
這次代工企業的加薪潮，調薪幅度都在20%以上，10多個省市的最低工資標准平均上調幅度亦在17%左右。廣東省調整後的工資標准略高於江蘇、北京，略低於上海和浙江。與上海、廣東相比，目前內地及西部地區這種勞工價格低廉的“成本優勢”尚能維持一段時間：江蘇的工資水平只有上海的86%，山東和山西的工資水平分別只有上海的82%和 76%；而重慶的工資水平只有上海的61%。如果僅就勞動力成本一項考慮，對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遷往中西部地區以降低成本似乎很有吸引力。
中央政府在西部地區推出減稅優惠，規定屬於國家鼓勵類產業的企業，可按減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在政府看來，對那些正苦於找不到出路的沿海勞密型企業來說，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與稅收優惠，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2、土地價格相對低廉
沿海企業向西部轉移還因為西部地區的土地價格相對低廉。7月初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確定今年新開工23項西部大開發重點工程，其中特別提到要適當擴大西部荒地利用指標。據介紹，中國西部在土地政策上將主要享有兩點特殊性：一是在安排土地年度計劃時向西部傾斜，適當擴大西部地區利用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地的指標。二是西部地區的產業經濟園區，包括工業開發區等，工業用地基准地價可以適當降低。
據說中央政府主管部門對西部地區的土地價格進行了限定，在新疆、甘肅地區工業用地每畝 8萬元，而東部地區的工業用地地價是每畝地8000萬-1億元。
三、中西部地區的劣勢：企業生態環境成本過高
但企業在某地能否扎根，還得看企業的整體“生態環境”。一個多月之前奧巴馬政府遭遇的故事，可以讓讀者知道企業成本除了人力、土地、稅收之外到底還有哪些。
今年6月中旬，美奧巴馬政府宣布，今年前4個月，美國出口額增長了17%，並表示美國有望達到5年內出口翻番的目標。然而，美國大型制造業企業的領頭羊伊利諾斯工具有限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的首席執行官大衛?斯皮爾（David Speer）卻指出，這項出口計劃極具誤導性，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你經常會聽到政客們這麼說：‘那些是美國流向海外的就業，它們應該是美國的。’其實，就業流向海外，多數都有合理的理由――它們流向了市場不斷增長的地方”。“我們無法跟人競爭――理由有很多，而工資水平是最微小足道的。物流、關稅、與終端市場用戶的距離，這些讓你不能從很遠的地方提供服務。”
相對於政府首腦而言，斯皮爾對企業生態環境當然更熟悉。他這段話表明，對於企業來說，其成本構成除了勞動力工資之外，還包含物流服務與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這兩項成本在企業總成本當中所占的比重較勞動力成本更大。沿海地區經過30年來的發展，物流及服務等外部條件已臻成熟，成本相對小；內地除了距離港口遠導致的運輸成本高，還有各項市場服務條件也不成熟。即使在沿海地區，早在2005年，外資企業已經普遍感受到經營成本（包括運輸等物流成本）上漲及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壓力，認為這兩類生產要素的進口成本遠遠高於企業需要支付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沿海地區的勞密型企業中一部分有實力者正在想法升級換代，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它們不願遷往中西部，就是因為那裡的企業生態環境遠比不上沿海地區，在那裡節約下來的勞動力成本抵不上由此而上漲的企業生存成本。
至今世界各國實現從勞密型的低端生產模式轉型為技術密集型的高端生產模式，還只有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少數幾國。中國調整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絕非通過政治動員就可以實現。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說過的那樣，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完全要看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而一個國家的技術創新能力與知識產權保護密切相關，正因為中國幾乎放棄了保護知識產權的努力，整個國家喪失了技術創新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東部勞密型企業遷往中西部地區，最多能將世界工廠的生命延續三五年而已。屆時，中國已經瀕臨崩潰的生態環境也再也支撐不起這座“世界工廠”。
(原載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