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15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何平採訪報導）近年，中國來自不同省份的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的事件頻繁發生。但是，在他們工作的企業，工會不但不支持他們的維權兄弟，有的反而站在企業老闆一邊。中國工會在勞工維權方面的作用引發討論。
今年7月21號，陝西省會西安市發生118位湖北籍農民工因集體討薪，遭到300多人手持木棍圍攻的事件。事發後，湖北省總工會公開要求各方啟動農民工異地維權聯動機制。而在這些湖北農民工打工的陝西省，工會在這些外省農民工遭欠薪被打傷事件發生時，為什麼沒有為農民工主持公道？為什麼中國大陸會發生勞工異地維權的事呢？
事實上，早在2005年10月，勞工輸出大省四川就先後與上海、江蘇、廣東和福建等省市簽訂省際工會聯動維護農民工權益協議，委託當地工會承擔為四川農民工有組織維權的責任。在中國經濟較為發達地區卻頻頻發生外地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卻得不到企業工會的幫助，以致自發的罷工、討薪等群體性事件屢見報端。
原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指出，目前農民工異地維權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真正代表勞工權益的工會組織：
「首先中國工會組織實際上是代表官方的，特別是本地維權，工會在為當地維權的問題上舉得出例子來的都幾乎是非常的可憐。工會為異地農民工服務更是難上加難。根本點它不是工人的工會，更不是農民工的工會，是由官方確定的，不是由工人直選的。」
有評論認為，西安發生的外地農民工遭遇侵權事件，顯示出西安當地的工會對異地勞工保護不力，工會的失職。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劉繼臣日前在接受官方媒體採訪時表示，維護勞工權益本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的維權工作更不應因對象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他認為，由於農民工規模大、流動性強、自我保護意識相對較弱等原因，其權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維權難度也相對較大。
旅美中國社會學者何清漣女士對此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說是農民工自我保護意識薄弱，其實不是這樣的，而且『全總』最近調查了一下，80後的這一代農民工已經比他們的父輩維權意識高了很多。如果說原來受到欺壓是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人願意選擇維權，現在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願意維權。現在很多人傾向於集體維權，所以對待新一代農民工權利意識的覺醒，當局可能是得認真考慮一下。」
何清漣女士指出，今年在中國各地連續出現罷工潮後，對於工人提出的加薪和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當局採取了不同的對策：
「今年罷工潮起，少部分地區的工人提出了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對於加薪實際上政府是默許，因為農民工的工資實在是太低了。但是對工會組建的要求，政府6月份下達了一個文件，不是要工人建立獨立工會，而是由『全總』控制下建立工會。它還是想把組建工會這條路拉到官方控制的軌道上來。」
就目前中國官方工會組織如何切實保護異地勞工權益的問題，總工會官員劉繼臣認為，要重視增強外來務工人員的維權能力。包括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強化教育培訓，以及建立健全維護勞工合法權益的機制等。姚立法則認為，民主選舉是產生真正代表勞工權益工會組織的先決條件：
「主要的問題在於沒有一部好的法律來保障他們參與工會的權利。中國目前是一黨獨大，工人要有自己的工會的話，首先工人要有真實的選舉權。選舉權又是民主權利的一個典型的形式。工會的主席、副主席假如由官方指定，由所謂工會的代表來走過場投票，這樣的工會是不會保障工會會員的權利的，當然特別是農民工的權利它更難得保護。」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於建嶸日前撰文也提出，中國農民工雖有巨大的群體，政府也承認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但為什麼農民工至今沒有能夠真正保護自身權益的工會組織，卻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今年7月21號，陝西省會西安市發生118位湖北籍農民工因集體討薪，遭到300多人手持木棍圍攻的事件。事發後，湖北省總工會公開要求各方啟動農民工異地維權聯動機制。而在這些湖北農民工打工的陝西省，工會在這些外省農民工遭欠薪被打傷事件發生時，為什麼沒有為農民工主持公道？為什麼中國大陸會發生勞工異地維權的事呢？
事實上，早在2005年10月，勞工輸出大省四川就先後與上海、江蘇、廣東和福建等省市簽訂省際工會聯動維護農民工權益協議，委託當地工會承擔為四川農民工有組織維權的責任。在中國經濟較為發達地區卻頻頻發生外地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卻得不到企業工會的幫助，以致自發的罷工、討薪等群體性事件屢見報端。
原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指出，目前農民工異地維權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真正代表勞工權益的工會組織：
「首先中國工會組織實際上是代表官方的，特別是本地維權，工會在為當地維權的問題上舉得出例子來的都幾乎是非常的可憐。工會為異地農民工服務更是難上加難。根本點它不是工人的工會，更不是農民工的工會，是由官方確定的，不是由工人直選的。」
有評論認為，西安發生的外地農民工遭遇侵權事件，顯示出西安當地的工會對異地勞工保護不力，工會的失職。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劉繼臣日前在接受官方媒體採訪時表示，維護勞工權益本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的維權工作更不應因對象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他認為，由於農民工規模大、流動性強、自我保護意識相對較弱等原因，其權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維權難度也相對較大。
旅美中國社會學者何清漣女士對此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說是農民工自我保護意識薄弱，其實不是這樣的，而且『全總』最近調查了一下，80後的這一代農民工已經比他們的父輩維權意識高了很多。如果說原來受到欺壓是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人願意選擇維權，現在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願意維權。現在很多人傾向於集體維權，所以對待新一代農民工權利意識的覺醒，當局可能是得認真考慮一下。」
何清漣女士指出，今年在中國各地連續出現罷工潮後，對於工人提出的加薪和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當局採取了不同的對策：
「今年罷工潮起，少部分地區的工人提出了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對於加薪實際上政府是默許，因為農民工的工資實在是太低了。但是對工會組建的要求，政府6月份下達了一個文件，不是要工人建立獨立工會，而是由『全總』控制下建立工會。它還是想把組建工會這條路拉到官方控制的軌道上來。」
就目前中國官方工會組織如何切實保護異地勞工權益的問題，總工會官員劉繼臣認為，要重視增強外來務工人員的維權能力。包括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強化教育培訓，以及建立健全維護勞工合法權益的機制等。姚立法則認為，民主選舉是產生真正代表勞工權益工會組織的先決條件：
「主要的問題在於沒有一部好的法律來保障他們參與工會的權利。中國目前是一黨獨大，工人要有自己的工會的話，首先工人要有真實的選舉權。選舉權又是民主權利的一個典型的形式。工會的主席、副主席假如由官方指定，由所謂工會的代表來走過場投票，這樣的工會是不會保障工會會員的權利的，當然特別是農民工的權利它更難得保護。」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於建嶸日前撰文也提出，中國農民工雖有巨大的群體，政府也承認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但為什麼農民工至今沒有能夠真正保護自身權益的工會組織，卻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