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8日訊】中共在實行了30年市場化經濟改革之後，更加凸顯了戶籍管理制度的不公，導致農民在公民權利、政治、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被次等化以致陷於貧困的問題。之前，我們在禁聞中談到了中國戶籍制度被批造成“偽城鎮化”。中國社會學專家劉開明博士等人將為觀眾更深入的探討這一現象。
歷年來在不同時期都有專家學者提出中國戶籍制度產生的問題，目前這個問題更成為造成中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之一。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博士分析，過去30年中國在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發展過程中，特別是製造業、建築業、採礦業、社會服務業等，這些跟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行業裡，主要的勞動力是大量的所謂農民工。但是，由於戶籍管理制度使得農民工的戶口無法轉移到城市。
劉開明博士：「中國戶籍制度實際上是一個社會排斥系統，他是把一部分人口比如農民排斥出城市的公共服務、國家的保障體系之外的系統。城市只接納了他的勞動並沒接納他這個人也沒有考慮他的全面的需求。那麼他就不能成為穩定的勞動力，同時流動導致個人生活成本上升。」
最近，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中國發展報告2010》中提出，中國城市化目前仍處在“半城市化”狀態。中共發改委祕書長楊偉民解釋説，中國現有城市化率的統計口徑，包括了1.45億左右在城市生活6個月以上，但沒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權利待遇的農民工。
原戶籍在山東的周先生到上海經營外貿公司已經十年了，在當地仍然沒有戶籍。他認為，一家3口的小家庭一個月賺五千元人民幣也不夠用、也買不起房。
周先生：「就最近1年吧有醫保，它就說是外地只要戶口不是農村的可以享受醫保，所以說有這麼一點還好一點，孩子的話那上學就麻煩一點啊，上私立學校啊費用支出呀肯定有影響的。」
和周先生比起來戶籍是農民的肖先生生活就更艱苦了，十三年前他離開江西到廣東惠州打工，生活只能求溫飽，沒有多餘的錢購買社會保險。
肖先生：「都停保了，自己去交（的話）要三百多塊一個月，以前在公司上班就是一百多塊錢公司扣，現在單位沒有了，自己去交也沒那個經費啊。」
劉開明教授指出，因為流動性高農民工的家庭不能團聚分居不同地方，家庭成本上升和城市高物價的情況下，即便農民工賺的錢高於在家鄉務農，也只能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
例如，在富士康、本田這些五百強大公司工作的工人，佔進城農民工比例的13％，他們是極少數的菁英。雖然，這些他們的全年收入有些可能已超過人均GDP的水平，但是高額的生活必須支出使得他們的生活仍然無法走出貧窮。
劉開明博士：「我看本田的工人全都是高中或是技校生，他們在最好的大公司工作，非常努力的工作2年才能買1平方米的住房的時候，他們對未來的期待非常黯淡、生活壓力高度緊張，他們的不穩定因素會增長，這都是戶籍制度帶來的（問題）。」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瞿海源博士認為，從社會學來說這不只會造成社會問題，這更是人權不公的問題。
瞿海源博士：「幾十年前就開始有一些聯合國的公約或者是國際組織公約，就一再呼籲對人的生存權居住權還有工作權，那麼這些都完全沒有保障，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人權問題。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可能政府一時可以控制，可是長期沒有辦法解決的話它就是爆發衝突的一個火藥庫。」
劉開明博士也指出，中國被定位為次等國民的農民佔總人口數超過75％。一個大多數國民強烈感受到不公平的社會，穩定性就會下降、衝突就會上升，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矛盾在急劇上升，都和戶籍管理制度有很密切的關係。
新唐人記者梁欣、朱娣採訪報導。
歷年來在不同時期都有專家學者提出中國戶籍制度產生的問題，目前這個問題更成為造成中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之一。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博士分析，過去30年中國在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發展過程中，特別是製造業、建築業、採礦業、社會服務業等，這些跟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行業裡，主要的勞動力是大量的所謂農民工。但是，由於戶籍管理制度使得農民工的戶口無法轉移到城市。
劉開明博士：「中國戶籍制度實際上是一個社會排斥系統，他是把一部分人口比如農民排斥出城市的公共服務、國家的保障體系之外的系統。城市只接納了他的勞動並沒接納他這個人也沒有考慮他的全面的需求。那麼他就不能成為穩定的勞動力，同時流動導致個人生活成本上升。」
最近，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中國發展報告2010》中提出，中國城市化目前仍處在“半城市化”狀態。中共發改委祕書長楊偉民解釋説，中國現有城市化率的統計口徑，包括了1.45億左右在城市生活6個月以上，但沒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權利待遇的農民工。
原戶籍在山東的周先生到上海經營外貿公司已經十年了，在當地仍然沒有戶籍。他認為，一家3口的小家庭一個月賺五千元人民幣也不夠用、也買不起房。
周先生：「就最近1年吧有醫保，它就說是外地只要戶口不是農村的可以享受醫保，所以說有這麼一點還好一點，孩子的話那上學就麻煩一點啊，上私立學校啊費用支出呀肯定有影響的。」
和周先生比起來戶籍是農民的肖先生生活就更艱苦了，十三年前他離開江西到廣東惠州打工，生活只能求溫飽，沒有多餘的錢購買社會保險。
肖先生：「都停保了，自己去交（的話）要三百多塊一個月，以前在公司上班就是一百多塊錢公司扣，現在單位沒有了，自己去交也沒那個經費啊。」
劉開明教授指出，因為流動性高農民工的家庭不能團聚分居不同地方，家庭成本上升和城市高物價的情況下，即便農民工賺的錢高於在家鄉務農，也只能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
例如，在富士康、本田這些五百強大公司工作的工人，佔進城農民工比例的13％，他們是極少數的菁英。雖然，這些他們的全年收入有些可能已超過人均GDP的水平，但是高額的生活必須支出使得他們的生活仍然無法走出貧窮。
劉開明博士：「我看本田的工人全都是高中或是技校生，他們在最好的大公司工作，非常努力的工作2年才能買1平方米的住房的時候，他們對未來的期待非常黯淡、生活壓力高度緊張，他們的不穩定因素會增長，這都是戶籍制度帶來的（問題）。」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瞿海源博士認為，從社會學來說這不只會造成社會問題，這更是人權不公的問題。
瞿海源博士：「幾十年前就開始有一些聯合國的公約或者是國際組織公約，就一再呼籲對人的生存權居住權還有工作權，那麼這些都完全沒有保障，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人權問題。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可能政府一時可以控制，可是長期沒有辦法解決的話它就是爆發衝突的一個火藥庫。」
劉開明博士也指出，中國被定位為次等國民的農民佔總人口數超過75％。一個大多數國民強烈感受到不公平的社會，穩定性就會下降、衝突就會上升，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矛盾在急劇上升，都和戶籍管理制度有很密切的關係。
新唐人記者梁欣、朱娣採訪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