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9日訊】中國教育失敗原因到底是什麼？獨立作家傅一河認為“教育不是把培養公民放在首要位置上，而是把“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放在首位，違背了教育與人才成長的規律。”
眾所周知，中國教育水準居世界三流、亞洲二流，北大清華排名在日本之後。中國百年來沒得到諾貝爾獎，今年日本又有一人拿到了諾貝爾化學獎。
其實中國教育在歷史上輝煌過，不遠，在中華民國，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西南聯大培養出來好幾個諾貝爾獎得主。它的教室，有的只是一間草屋，正所謂“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
今年10月5日，首屆四川省中學生論壇由3名成都高三學生發起，論題直指“我們教育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把學習的權利交給學生”。學生對教育、教學、教材、教師並沒有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很少有評價權，沒有通過公開選舉產生的自治機構、社團組織，許多學生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都無法行使任何實質性的自主權利。一切都是上頭制定下來，強加給下面執行的，學生只有“聽從”的本份。這3名學生將放棄來年高考，選擇出國留學。
每個大學有網站，許多視窗充斥著的領導的文治武功，並沒有實質性的服務於學生的功能。我見過一則資料介紹國外大學的網站，每個學生都有個人終端，輸密碼登陸進去，可見與他有關的各級各類教育服務資訊、各類官方公告與通知、學生社團的各種活動資訊，還有所有教授的講義和課件盡收眼底，不管你是經濟系的，還是社會系的，教授的文本資源盡可共用；自己選課、成績、學分及討論，約見教授，均可在指定區域完成，學生盡收其利。
中國教育大躍進，各地猛建大學城，欠債數十億的大學比比皆是，教授削尖腦袋做官，拿“課題”，抄襲作假；學生有“功利之心”，“功夫在詩外”，結果，文化知識集中的地方，知識無能無用，文化竟乎荒原。
2010年諾貝爾獎物理學獎，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俄羅斯裔科學家安德列•海姆和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師徒二人以石墨烯研究捧得。讓人敬佩的是，海姆“忘了當天是物理學獎揭曉的日子”，記者問及當天後續排程，海姆的回答簡單乾脆：“回去工作”；而諾沃肖洛夫不願放下手頭實驗。讓人羨慕的是，師徒倆在教學和研究中體現出來的平等健康之學術人格，可貴的平等互利、捨得分享的學術品德。反觀國內，導師是“老闆”，名利雙收的是“老闆”，手下博士乃至博士後都是“打工仔”，分一薄羹，甚至“隱姓埋名”。學術行政化，高校衙門化，競爭手段黑社會化，這等環境與條件下，怎麼得諾貝爾獎？
根子在哪兒？教育無“人”，具體言之，教育無公民：教育部不把校長當公民，校長不把教師當公民，教師不把學生當公民。公民教育的缺失，是“黨化教育”的後果。教育不是把培養公民放在首要位置上，而是把“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放在首位，違背了教育與人才成長的規律。因為，社會需要各種人才，既包括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也包含不想參加黨組織的，不想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學生都在成長中。也許今天不愛這個黨，明天就愛上了，這是他選擇的權利，也是政黨自由平等競爭的生命力；也許他哪個黨都不愛，但是他愛這個祖國，愛這個國家，愛與他父母一樣的普通普通的人，有這條底線就夠了。在中國廣西執教的外國志願者盧安克，不僅是本國需要的人才，也是中國需要的人才。毫無疑問，單單把教育當做培養某個政黨的接班人，這個教育目標不能說全錯，至少很偏頗，差之毫釐，失之千裡。
毫無疑問，教育是人學，是公民之學。捨此，無它。
眾所周知，中國教育水準居世界三流、亞洲二流，北大清華排名在日本之後。中國百年來沒得到諾貝爾獎，今年日本又有一人拿到了諾貝爾化學獎。
其實中國教育在歷史上輝煌過，不遠，在中華民國，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西南聯大培養出來好幾個諾貝爾獎得主。它的教室，有的只是一間草屋，正所謂“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
今年10月5日，首屆四川省中學生論壇由3名成都高三學生發起，論題直指“我們教育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把學習的權利交給學生”。學生對教育、教學、教材、教師並沒有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很少有評價權，沒有通過公開選舉產生的自治機構、社團組織，許多學生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都無法行使任何實質性的自主權利。一切都是上頭制定下來，強加給下面執行的，學生只有“聽從”的本份。這3名學生將放棄來年高考，選擇出國留學。
每個大學有網站，許多視窗充斥著的領導的文治武功，並沒有實質性的服務於學生的功能。我見過一則資料介紹國外大學的網站，每個學生都有個人終端，輸密碼登陸進去，可見與他有關的各級各類教育服務資訊、各類官方公告與通知、學生社團的各種活動資訊，還有所有教授的講義和課件盡收眼底，不管你是經濟系的，還是社會系的，教授的文本資源盡可共用；自己選課、成績、學分及討論，約見教授，均可在指定區域完成，學生盡收其利。
中國教育大躍進，各地猛建大學城，欠債數十億的大學比比皆是，教授削尖腦袋做官，拿“課題”，抄襲作假；學生有“功利之心”，“功夫在詩外”，結果，文化知識集中的地方，知識無能無用，文化竟乎荒原。
2010年諾貝爾獎物理學獎，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俄羅斯裔科學家安德列•海姆和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師徒二人以石墨烯研究捧得。讓人敬佩的是，海姆“忘了當天是物理學獎揭曉的日子”，記者問及當天後續排程，海姆的回答簡單乾脆：“回去工作”；而諾沃肖洛夫不願放下手頭實驗。讓人羨慕的是，師徒倆在教學和研究中體現出來的平等健康之學術人格，可貴的平等互利、捨得分享的學術品德。反觀國內，導師是“老闆”，名利雙收的是“老闆”，手下博士乃至博士後都是“打工仔”，分一薄羹，甚至“隱姓埋名”。學術行政化，高校衙門化，競爭手段黑社會化，這等環境與條件下，怎麼得諾貝爾獎？
根子在哪兒？教育無“人”，具體言之，教育無公民：教育部不把校長當公民，校長不把教師當公民，教師不把學生當公民。公民教育的缺失，是“黨化教育”的後果。教育不是把培養公民放在首要位置上，而是把“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放在首位，違背了教育與人才成長的規律。因為，社會需要各種人才，既包括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也包含不想參加黨組織的，不想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學生都在成長中。也許今天不愛這個黨，明天就愛上了，這是他選擇的權利，也是政黨自由平等競爭的生命力；也許他哪個黨都不愛，但是他愛這個祖國，愛這個國家，愛與他父母一樣的普通普通的人，有這條底線就夠了。在中國廣西執教的外國志願者盧安克，不僅是本國需要的人才，也是中國需要的人才。毫無疑問，單單把教育當做培養某個政黨的接班人，這個教育目標不能說全錯，至少很偏頗，差之毫釐，失之千裡。
毫無疑問，教育是人學，是公民之學。捨此，無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