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13日訊】（新唐人記者楊雪綜合報導）近年來，中國勞動收入增長緩慢，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收入分配嚴重不公，民眾對黨政機構和壟斷企業的高收入非常不滿。大陸民眾的“被剝奪感”日益強烈，甚至危及到社會穩定，引起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最近又有專家提出，居民財富增速為什麼總也跑不過國庫呢？原因是各級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還要多。
政府收入比重過高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
《新京報》報導，12月4日至5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海口市舉辦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國際論壇上，來自國內外學術機構、政府部門、民間組織的專家學者和官員300餘人，就中國當前收入分配改革做了廣泛而切實的討論。
近10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6倍，可是，國家財政收入則增長6倍左右。那麼，居民財富增速為什麼總也跑不過國庫呢？
據《MSN中文網》報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倪紅日指出：“即使按最保守的口徑，中國各種稅收加上非稅收入，各級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還要多。從國際比較看，這一比例也並不低。”
上海紫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沈雯則認為，多年以來中國（共）政府財政收入與企業利潤增長均顯著快於居民收入,導致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不斷下降,由1998年的53%降至目前的39%,遠低於美國56%的水平，因此導致居民財富較低。
報導稱，一些學者指出，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不徹底，權力缺乏監督和製約，參與市場活動，與資本相結合，獲得了很多不當利益。這是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製度根源。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近20年來，勞動者逐步被邊緣化，同時國民財富加速向政府集中、向資本集中、向壟斷行業集中。這正是政治博弈的結果。有數字顯示，在壟斷行業任職的人群佔全國就業人群的8%，但是拿走了全國工資中的一半。
報導說，當前決策者更多是把擴大消費和緩解政治壓力當作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目標。但是，學者們指出，當前的收入分配問題，主要不是“分配不均”，而是“分配不公”，也即“同工不同酬”、權力參與分配的問題。這是個當前政治結構的必然結果。
“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
據《新世紀》報導，“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分配不公、收入懸殊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陷於停滯，社會出現政治動盪和不穩定，無法轉為高收入國家。近40年來，凡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幾乎都有嚴重的分配不公。最突出的是，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
《財新網》報導，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多年來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行業、區域等收入懸殊問題，勞動報酬嚴重偏低，財富向權力部門和壟斷部門集中。同時財稅體制改革不徹底，政府收入比重過高，等等重要因素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
報導稱，近年來中國人每年創造30多萬億元的國民財富。這些財富，如何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合理分配，如何讓勞動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匹配，同時不斷增加財產性收入，卻是個制度選擇問題，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由於製度、體制的不完善，巨大的財富就從制度縫隙裡漏出，造成收入差距懸殊，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中國當前收入分配形勢嚴峻，分配不公已成為主要矛盾。如不能根治，必將危及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報導還稱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小魯估計，2008年，全國10%最高收入組家庭的實際收入是10%最低組的55倍，而城鎮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擴大到31倍。
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為53.4%。 2001年該比例降至51.4%，2007年則只有39.74%。七年間，中國勞動報酬佔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
報導說，按國家統計局的口徑，中國的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差距）已接近臨界點。如果再計入“灰色收入”，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中國距離“中等收入陷阱”並不遠，收入懸殊危及社會和諧，並非危言聳聽。
學者汪玉凱指出，既得利益集團已成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最大障礙。他認為，當前，圍繞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公眾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實際上存在嚴重衝突。為防止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影響改革政策的製定，必須加快行政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國高稅負、低福利的格局
最近《福布斯》雜誌發表了2009年稅負痛苦指數排行，中國的痛苦指數為159，在其公佈的65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歐洲某國。說明大陸的稅負不僅重於發展中國家,還重於發達國家。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在《中國改革》上發表文章表示，目前中國（共）政府集中的稅收收入還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合理地提高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的宏觀稅負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間。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表示，中國的稅負太高，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組合應該是減稅，應該是增加在收入和財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
近一段時間以來，大陸有關車船稅、關稅、購置稅、煙草稅等稅種將改革和調整的傳聞，正越來越強烈地刺激著公眾本就很敏感的神經。而這些傳聞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增加稅負。其中，煙草稅和車船稅的傳聞是上調稅率，車輛購置稅的傳聞則是取消優惠。
《紅網》一篇文章說，面對已經形成的高稅負、低保障、低福利格局，以及正在出現的加稅衝動，有關方面在完善稅製過程中，應當認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做出只做加法、不做減法，只知加稅、不知減稅的事來。
《中華論壇》一篇評論說，在政府的公共的支出中有必要的，也有不必要的。在維穩上花了多少錢，有的地方甚至超過了社保費用，其中很多是不必要的。難道給中小學和幼兒園派兩個警察就能解決學生的安全問題嗎?
評論還指出，在現行的公共支出中，行政管理費數量很大，增長很快，如各級政府部門的排場、浪費相當驚人。
評論認為，各種各樣的形象工程，雖然不一定在公共支出中列支，但很多構成公共支出的內容。最後導致最需要增加的公共支出，如基礎教育、社會事業等，往往增加得很慢很少。
評論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制衡的體制之下，政府有著自我膨脹的偏好，公共支出也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主持的課題組，以及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測算分別顯示，2009年中國（共）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為32.2%和34.06%。週天勇認為，在中國還沒有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前，應法定政府收入比例不超GDP 30%。
《聯合早報》的報導說，對於現代政府而言，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但問題的關鍵是，如果政府不將絕大部分收入用於民生和福利，則政府的收入顯然缺乏公平和正義的要素。對即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財政大國的中國而言，這更具深刻而重大的現實意義。
政府收入比重過高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
《新京報》報導，12月4日至5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海口市舉辦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國際論壇上，來自國內外學術機構、政府部門、民間組織的專家學者和官員300餘人，就中國當前收入分配改革做了廣泛而切實的討論。
近10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6倍，可是，國家財政收入則增長6倍左右。那麼，居民財富增速為什麼總也跑不過國庫呢？
據《MSN中文網》報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倪紅日指出：“即使按最保守的口徑，中國各種稅收加上非稅收入，各級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還要多。從國際比較看，這一比例也並不低。”
上海紫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沈雯則認為，多年以來中國（共）政府財政收入與企業利潤增長均顯著快於居民收入,導致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不斷下降,由1998年的53%降至目前的39%,遠低於美國56%的水平，因此導致居民財富較低。
報導稱，一些學者指出，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不徹底，權力缺乏監督和製約，參與市場活動，與資本相結合，獲得了很多不當利益。這是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製度根源。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近20年來，勞動者逐步被邊緣化，同時國民財富加速向政府集中、向資本集中、向壟斷行業集中。這正是政治博弈的結果。有數字顯示，在壟斷行業任職的人群佔全國就業人群的8%，但是拿走了全國工資中的一半。
報導說，當前決策者更多是把擴大消費和緩解政治壓力當作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目標。但是，學者們指出，當前的收入分配問題，主要不是“分配不均”，而是“分配不公”，也即“同工不同酬”、權力參與分配的問題。這是個當前政治結構的必然結果。
“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
據《新世紀》報導，“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分配不公、收入懸殊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陷於停滯，社會出現政治動盪和不穩定，無法轉為高收入國家。近40年來，凡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幾乎都有嚴重的分配不公。最突出的是，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
《財新網》報導，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多年來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行業、區域等收入懸殊問題，勞動報酬嚴重偏低，財富向權力部門和壟斷部門集中。同時財稅體制改革不徹底，政府收入比重過高，等等重要因素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
報導稱，近年來中國人每年創造30多萬億元的國民財富。這些財富，如何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合理分配，如何讓勞動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匹配，同時不斷增加財產性收入，卻是個制度選擇問題，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由於製度、體制的不完善，巨大的財富就從制度縫隙裡漏出，造成收入差距懸殊，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中國當前收入分配形勢嚴峻，分配不公已成為主要矛盾。如不能根治，必將危及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報導還稱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小魯估計，2008年，全國10%最高收入組家庭的實際收入是10%最低組的55倍，而城鎮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擴大到31倍。
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為53.4%。 2001年該比例降至51.4%，2007年則只有39.74%。七年間，中國勞動報酬佔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
報導說，按國家統計局的口徑，中國的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差距）已接近臨界點。如果再計入“灰色收入”，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中國距離“中等收入陷阱”並不遠，收入懸殊危及社會和諧，並非危言聳聽。
學者汪玉凱指出，既得利益集團已成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最大障礙。他認為，當前，圍繞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公眾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實際上存在嚴重衝突。為防止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影響改革政策的製定，必須加快行政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國高稅負、低福利的格局
最近《福布斯》雜誌發表了2009年稅負痛苦指數排行，中國的痛苦指數為159，在其公佈的65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歐洲某國。說明大陸的稅負不僅重於發展中國家,還重於發達國家。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在《中國改革》上發表文章表示，目前中國（共）政府集中的稅收收入還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合理地提高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的宏觀稅負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間。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表示，中國的稅負太高，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組合應該是減稅，應該是增加在收入和財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
近一段時間以來，大陸有關車船稅、關稅、購置稅、煙草稅等稅種將改革和調整的傳聞，正越來越強烈地刺激著公眾本就很敏感的神經。而這些傳聞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增加稅負。其中，煙草稅和車船稅的傳聞是上調稅率，車輛購置稅的傳聞則是取消優惠。
《紅網》一篇文章說，面對已經形成的高稅負、低保障、低福利格局，以及正在出現的加稅衝動，有關方面在完善稅製過程中，應當認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做出只做加法、不做減法，只知加稅、不知減稅的事來。
《中華論壇》一篇評論說，在政府的公共的支出中有必要的，也有不必要的。在維穩上花了多少錢，有的地方甚至超過了社保費用，其中很多是不必要的。難道給中小學和幼兒園派兩個警察就能解決學生的安全問題嗎?
評論還指出，在現行的公共支出中，行政管理費數量很大，增長很快，如各級政府部門的排場、浪費相當驚人。
評論認為，各種各樣的形象工程，雖然不一定在公共支出中列支，但很多構成公共支出的內容。最後導致最需要增加的公共支出，如基礎教育、社會事業等，往往增加得很慢很少。
評論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制衡的體制之下，政府有著自我膨脹的偏好，公共支出也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主持的課題組，以及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測算分別顯示，2009年中國（共）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為32.2%和34.06%。週天勇認為，在中國還沒有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前，應法定政府收入比例不超GDP 30%。
《聯合早報》的報導說，對於現代政府而言，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但問題的關鍵是，如果政府不將絕大部分收入用於民生和福利，則政府的收入顯然缺乏公平和正義的要素。對即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財政大國的中國而言，這更具深刻而重大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