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6日訊】12月25日發生在浙江樂清的錢雲會命案，成為2010年最後一個引發全國關注的公共事件。這個事件之所以讓舉國上下神經高度緊張，是因為此案與政府強制征地可能有關聯。現在，圍繞這一命案的官民博弈暫告一段落，這一過程透露了不少理解中國未來政治大勢的重要信息。
得知這個事件，我立即想到五年前的太石村，想到了至今仍被囚禁的郭飛雄。五年前，我曾就太石村維權事件發表評論說， 「農民對於自己的土地被剝奪，不會善罷甘休。……那些沒有經過他們的認可被征走的土地早晚會成為大陸改革的地雷。……以為拖下去就能夠把不公正的結果合法化的想法，是危險的。……如果胡溫聽任地方黑勢力在中國最發達的珠三角地區任意踐踏法律，則意味著他們已經與全中國的地方黑勢力同流合污。這樣一來，越來越多主張和平變革的人，就會轉而認為百姓有權利對這個完全失去道義的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反抗。」
事實證明我沒有說錯，寨橋村這顆地雷這一次就被引爆了，政府不得不動用大批警力「維穩」，從胡錦濤、習近平，到浙江省市高官，整個元旦假期都不會輕鬆。不過，我當年以為胡溫還多少有點正義感的想法，現在看來完全錯了。胡溫絕不可能為了維護農民的權利與地方權貴作對，更不在乎留下遍地的政治地雷。郭飛雄「以身試法」，受到地方黑惡勢力的嚴重摧殘。他的遭遇讓各地的黑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對農民巧取豪奪，也讓更多正直的人看清了胡溫的真面目，並且從郭飛雄的遭遇中總結了維權博弈的教訓。
主要的教訓是，維權人士以中央頒布的法律和政策為武器，支持農民與地方政府展開合法的維權鬥爭是行不通的。這種合法鬥爭的策略假定，中央當權者的政治利益會讓他們站在農民一邊而不會站在地方權貴一邊。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過於天真的策略。地方權貴勢力比維權人士更瞭解中央當權者。他們對維權人士合法鬥爭的應對策略是，一，把維權人士支持農民的維權鬥爭曲解為國際敵對勢力的政治陰謀，從而在政治上綁架中央當權者，讓他們把維權人士視為對中共政權的真正危險；二，向中央權貴輸送巨額利益。三、分化農民，分化社會對農民維權的支持。這些策略使得農民的維權鬥爭處於不利地位，地方政府的征地也因此而完全失去了控制。
有人認為中國征地的主要問題是對農民補償太低，這個看法並不全面。事實上，不少農民，尤其是近年被征地的部份農民獲得的補償不算低。嚴重的問題是征地過程極其霸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中央權貴與地方權貴相互勾結，濫用公權力強征農民土地，然後又濫用公權力把土地增值的收益轉化為權貴私人財富，造成收入分配嚴重分化。這是自太石村維權事件發生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最明顯的變化。而這個變化使得農民的土地維權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因而獲得了更普遍的政治意義。
如果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大體是公正和公平的，而僅僅是對農民補償不足，這個問題並不會導致全局性的政治危機，但現在的情況是，感到被剝奪的不僅僅是失地農民，而是社會的大多數。這就使得農民的土地維權鬥爭與城市的蝸居階層，房奴階層以及農民工階層對公平的訴求連成一氣了，與整個社會反貪腐，反權貴的訴求連成一氣了。
此次樂清發生的錢運會命案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廣泛的社會關注，中央和地方當局之所以會如此緊張，正是因為有以上背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社會維權人士和輿論力量對事件的介入聲勢之大，與政府正面博弈之得力，是五年前的太石村維權事件所不能比的。除了有網絡技術的助力，強大的民意支持以及當權者的日益不得人心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從太石村到寨橋村，中國的土地權益分配問題再次成為中國政治變革強大的動力來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借土地革命而興的中共政權，卻成為當今土地收益分配極不公平的製造者和既得利益者，因而成為一場新土地革命的對像。
──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得知這個事件，我立即想到五年前的太石村，想到了至今仍被囚禁的郭飛雄。五年前，我曾就太石村維權事件發表評論說， 「農民對於自己的土地被剝奪，不會善罷甘休。……那些沒有經過他們的認可被征走的土地早晚會成為大陸改革的地雷。……以為拖下去就能夠把不公正的結果合法化的想法，是危險的。……如果胡溫聽任地方黑勢力在中國最發達的珠三角地區任意踐踏法律，則意味著他們已經與全中國的地方黑勢力同流合污。這樣一來，越來越多主張和平變革的人，就會轉而認為百姓有權利對這個完全失去道義的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反抗。」
事實證明我沒有說錯，寨橋村這顆地雷這一次就被引爆了，政府不得不動用大批警力「維穩」，從胡錦濤、習近平，到浙江省市高官，整個元旦假期都不會輕鬆。不過，我當年以為胡溫還多少有點正義感的想法，現在看來完全錯了。胡溫絕不可能為了維護農民的權利與地方權貴作對，更不在乎留下遍地的政治地雷。郭飛雄「以身試法」，受到地方黑惡勢力的嚴重摧殘。他的遭遇讓各地的黑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對農民巧取豪奪，也讓更多正直的人看清了胡溫的真面目，並且從郭飛雄的遭遇中總結了維權博弈的教訓。
主要的教訓是，維權人士以中央頒布的法律和政策為武器，支持農民與地方政府展開合法的維權鬥爭是行不通的。這種合法鬥爭的策略假定，中央當權者的政治利益會讓他們站在農民一邊而不會站在地方權貴一邊。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過於天真的策略。地方權貴勢力比維權人士更瞭解中央當權者。他們對維權人士合法鬥爭的應對策略是，一，把維權人士支持農民的維權鬥爭曲解為國際敵對勢力的政治陰謀，從而在政治上綁架中央當權者，讓他們把維權人士視為對中共政權的真正危險；二，向中央權貴輸送巨額利益。三、分化農民，分化社會對農民維權的支持。這些策略使得農民的維權鬥爭處於不利地位，地方政府的征地也因此而完全失去了控制。
有人認為中國征地的主要問題是對農民補償太低，這個看法並不全面。事實上，不少農民，尤其是近年被征地的部份農民獲得的補償不算低。嚴重的問題是征地過程極其霸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中央權貴與地方權貴相互勾結，濫用公權力強征農民土地，然後又濫用公權力把土地增值的收益轉化為權貴私人財富，造成收入分配嚴重分化。這是自太石村維權事件發生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最明顯的變化。而這個變化使得農民的土地維權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因而獲得了更普遍的政治意義。
如果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大體是公正和公平的，而僅僅是對農民補償不足，這個問題並不會導致全局性的政治危機，但現在的情況是，感到被剝奪的不僅僅是失地農民，而是社會的大多數。這就使得農民的土地維權鬥爭與城市的蝸居階層，房奴階層以及農民工階層對公平的訴求連成一氣了，與整個社會反貪腐，反權貴的訴求連成一氣了。
此次樂清發生的錢運會命案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廣泛的社會關注，中央和地方當局之所以會如此緊張，正是因為有以上背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社會維權人士和輿論力量對事件的介入聲勢之大，與政府正面博弈之得力，是五年前的太石村維權事件所不能比的。除了有網絡技術的助力，強大的民意支持以及當權者的日益不得人心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從太石村到寨橋村，中國的土地權益分配問題再次成為中國政治變革強大的動力來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借土地革命而興的中共政權，卻成為當今土地收益分配極不公平的製造者和既得利益者，因而成為一場新土地革命的對像。
──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