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4日訊】民主運動高潮迭起的今日之中國，現讓世人了解一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先驅者們克勤巨大困難與沉重壓力進行艱苦卓絕的拼搏奮鬥的情況，對於昭示民主事業先行者的功業及發掘經驗和理論寶藏，以及生動準確地記載地方民運歷史恐怕都不無意義。
“民主牆運動”在當時的從事者採用的稱謂是“社會主義民主運動”，這一提法既表明了它的歷史局限性，也表明了從事的策略水準。在當時的條件下，它完全拋棄“社會主義”的字眼，不僅為當局所不容，也難以為廣大群眾接受，因而少數這麼做的人活動的時間與影響，就當時而論恐怕遠不及“北京之春”，“四五論壇“以及武漢四五學會暨”鐘聲“雜誌，廣州”人民之聲“與”人民之路“，上海”民主之聲“，杭州”四五“，長沙”民聲“報等代表的運動主流。
從今天看，用“民主牆運動”來稱謂也很難從名稱上概括整個運動，因為除最先的幾個外，這份運動絕對部門時間不是很難從名稱上概括整個運動，因為除最先的幾個月外，這份運動絕大部分時間不是以民主牆而是以民辦刊物形式開展，但無論在國內抑或國際上，這份運動中聲名影響最大的還是民主牆，而從歷史角度看，這一稱謂的指稱性也最明確，此外，還可以避免當事者們在概念問題上的分岐，如前所述，“民主牆運動”並不是特指“民生牆”存在的那幾個月。
從全國看，它的起點或許應是貴陽啟蒙社1978年10月的北京點火。當時，由官方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已經在全國上下掀起了解放以來規模最大，意義最深刻的精神波瀾，而正在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只是派”與“實踐派”的鬥爭也進入了白熱階段，有關上層矛盾的小道消息，在市民中引起的街談巷議已經便北京的思想與輿論像一堆正在冒煙的乾柴，恰在此時，貴陽啟蒙社楊再行，秦曉春一行來到北京，貼出了一系列有關思想解放，民主意識啟蒙的大字報，並且破天荒沒有像以往二十幾年那樣遭到逮捕，大字報本身也沒有立刻作為反革命罪證拍照然後銷毀。於是，北京市民的政治熱情立即像汽油遇火般爆然起來，並且很快就開闢出以就開闢出以西單牆為中心的數處大規模大字報陣地，進而在一個月內席捲全國各大城市。這些以北京西單牆為首，遍布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字報陣地，就是舉世聞名的“民主牆”。
但是，到1979年3月，已經掌握大權的“實踐派”不再需要借重人民的民間的力量與其政治對手搏鬥後，便開始採取行動逐步取消了全國的民主牆及其存在的變法依據：“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自由“。此後，當局一直試圖以各種非專政方式熄滅這份大字報一民主牆運動及其發展後的形態，而在這場運動中成長發展起來的民運活動分子則努力在新形勢下更加卓有成效地開展活動。
到1979年春夏間，活動形式便逐漸轉為民運刊物的出版，發行了，隨後，各地民辦刊物的出版與反出版，發行與反發行的鬥爭，一直持續到1981年，這時的政治形勢，與兩三年前已經有了極大不同。已經完全取得領導權的“實踐派”，通過平反包括76年四五運動在內的大批冤假錯案，改善幹部和知識份子待遇，二人獎金化，農村分田單幹，而消除了一些最尖銳的社會矛盾，穩定了社會秩序，提高了群眾生活水平，恢復和發展了遭到“文化革命”嚴重破壞的社會生產，從而牢牢控制了局面。因此，他們覺得已不再需要人民群眾從基層來推動社會變革，甚至把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及其發展潛力看作是妨礙他們一文化領導的最大阻礙和最可怕威脅。事實上，結成民主團體出版著民辦刊物的持不同政見者 - 即前民主牆活動的精英分子 - 雖然在反對“凡是派”及打破三十年思想禁錮方面曾是“實踐派”的同盟軍，但在從今以後如何改革中國政治經濟問題上，彼此的分歧的確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文化的政治領導中心，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中共中央發布 1981年（9）文件”關於取締非法組織與非法刊物的通知“，宣傳將對”一小撮壞頭頭繩之以法“，也就合乎必然的邏輯了，
1981年4月，學局終於在全國范圍內對民主戰士進行了大逮捕，然而，僅僅“對壞頭頭繩之以法”似乎還不能滿足地方當局的胃口，1983年8月的“嚴打”期間，“壞頭頭”之外的民主運動參於者也紛紛被捕獄中，許多人即使從 1981年以後再也沒有任何活動，也被判處徒刑或者勞動教養，至少也是不分清紅皂白地關上幾個月，半年甚至更長時間才釋放。至此，中國當代歷史上歷時最長的一份群眾自發的政治運動“民主牆運動”這一頁最終翻過去了。
武漢民主牆運動，就是上述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場轟轟烈烈而又慷慨悲壯的歷史性運動中，四五學會暨“鐘聲”雜誌自始至終是武漢地區的一面旗幟，一個中心，它們把各種爭取民生，人權的社會力量吸引凝聚在自己周圍，在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社會制度以及當局設置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人為障礙中頑強地奮鬥，不僅在當地起到了巨大的民主意識啟蒙作用，而且，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有著巨大的宣傳鼓動意義和突破一元化專制政治的歷史功績。下面，我們就圍繞著武漢市四五學會暨“鐘點”雜誌的活動情況這一線索，簡述一番武漢民主牆運動始末。鑑於時局的原因，故慮到某些人的安全問題，筆觸所至不能不有所保留，還望讀者和當事人見諒。
一，萬馬齊暗究可哀，於無聲處聽驚雷
1978年以前的武漢，也和全國各地一樣，經過解放三十年，特別是“文革”以來各種各樣的運動，既使不能說每一個家庭也是絕大多數人家都有人捱過整，捱過批，捱過鬥，甚至坐過牢。從三反到五反，反右，反右傾到四清，然後到文化革命破四舊，批黑幫，揪走資派，繼而到“紅工兵犯錯誤“，到”一打三反“到”清理階級隊伍“，最後到”反擊右傾翻案風“，到”講清會“，到”抓輞治國“，幾乎把中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放在爐火上“炮製”了幾遍。翻了翻檔案，整個中國已經剩不下幾個清清白白的人了。而此時代替“刑法”的唯一準則，則是“安全文條”這個懸掛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它從法律上要求十億民眾放棄思維權利，無條件地服從“偉大統帥”及其司令部，否則，將立即以“反革命罪”逮捕下獄並處以死刑。張志新，遇羅克，王申西，李九蓮等一系列慘遭殺害的思想犯，就是眾所周知的典型。
由“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當代歷史上功不可沒。正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才開始擺脫執政黨當前政策詮釋和演繹地位，重新在科學意義上確立，文學藝術創作也重新獲得有限自由。但是，這一切仍然只局限於官方的利場上，並只有在欽定的前提下才能點著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進行非常有限的討論。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就日常社會生活來說，人們仍然只能在近三十年形成的沉悶死寂氣氛中昏昏噩噩地打發時光。
一方面，因為就在這以前幾個月，人們不僅仍在由於無意中的言論失誤而被抓入牢房，而且思想犯仍在遭到殺戮（如王申西，李九蓮等許多思想先驅，都是在1977年1978年中期槍槍決的）。
二方面也是因為三十年代來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不僅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變成了每個中國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哪怕是當時最有獨立思想精神的“思想犯”和後來成為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先驅（如本文提到絕大部分民主戰士）的人也概莫例外。也就是說，此時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僅成天要提防因他人抓辯打報告而挨整，坐牢，自己精神上的棰梏也不可能想得太多，太遠。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而言，世界上的許多問題不僅是敢與不敢，而且是能否想得到的事情。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武漢作為封閉的內地城市，在北京四五運動期內，竟然悶得像一團死水，沒有翻起來點漣漪。
就在張貼這張大字報的時候，如潮的群眾從四面八方湧來，到二十幾張紙貼完時，已經有數千人圍聚著觀看。一時間，由“參政消息”報導的11個月中下旬北京就爆發的“非毛化”大字報運動工在武漢人民中造成的終於敢想，但是仍然不敢說的局面猛然改變，人們紛紛聚集攏來觀看，辯論，也猜測著作者的背景目的，並且四處奔走相告，從而引來了更多的圍觀議論者，以致平常顯得十分曠的中山大道也一度為之堵塞。人們紛紛就這份大字報提出的七大問題，如“文革功績何在？“”四人幫的思想體系從何而來？“”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裡程碑嗎？“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條件究竟怎樣？”“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歷史意義何在？”等進行議論，也對這份大字報的作者“武鋼冷軋廠秦永敏”提出種種疑問，少數大膽讀者還用小字報形式或闡述自己的觀點貼在大字報旁邊，或者直接在大字報上批自己的看法。圍觀議論一直持續到深夜，甚至凌晨兩三點鐘還有人打電筒看大字報。隨後一個星期裡，武聖路口圍觀者終日不絕，直到半個月後，仍有人冒著寒風刮剩的大字報的紙片中推敲大字報的原文。
近三十年來，武漢市第一次出現了許多評論最尖銳的政治問題和神聖般的領袖是非功過的大字報而未公安局立即追究查辦的事情。這份大字報如果提前半個月問世，作者恐怕就難免當場遭到逮捕。但是，此時的不予追究，是否表明公安局對此就不聞不問了，大字報出現十分鐘後，公安局的專案人員就到現場拍了照，並派人跟蹤作者和觀察現場，隨時準備捉拿當事人與參與者，半小時候，省委負責人就接到了有關此事的報告，由於北京方面的同類大字報並未受到追究，中共最高當局的意向不明，他們也只好讓下屬密切注視情況發展，暫緩作出具體處理。
該大字報的作者秦永敏與楊蘇和幫忙貼大字報的李顯國等人自然無法全盤了解具體的危險狀況，不過，他們早已作好隨時逮捕乃至犧牲的思想準備並拿定主意只要不被抓住就繼續往前走。經過反復研究，大家決定趁此機會進一步擴大戰果，努力工作，以爭取在被捕之前盡可能多做一些喚起民眾的工作。就這樣，在楊蘇的提議下，他們在六天之後，即1978年12月10號，在漢口武聖路口那張大字報旁和武昌及青山鬧市區，貼出了幾份同樣內容的倡議書：“關於成立民間哲學社會報旁和武昌及青山鬧市區，貼出了幾份同樣內容的倡議書：“關於成立民間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會的倡議”，並進一步留下了秦永敏的工作單位和家庭的詳細地址作為聯繫處。
從次日，即12月11號開始，地處偏僻的武漢最東面青山區紅鋼城 21街坊4門 2號的秦永敏家中，就成了武漢三鎮關心政治要求民主的人份份前往之處。作為一名工人，秦永敏白天仍然上班幹活，只能在晚上接待各方來客。因為前來聯繫的人非常多，秦永敏決定告訴所有來防者，凡是有意者皆可參加 15日召開的籌備會議，討論創辦學會事宜。
12月15日上午九時，籌備會議準時在漢口公園大草坪上召開。來的人數卻大大少於秦永敏家中的造訪者。原來那些造訪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抱著各不相同的目的前來參觀探防的，其中還有代表祕密團體前來觀察情況和由當局派來監視動向的，當然，較多的是雖有關心政治的傾向，並願為民主而做一些工作的熱血青年，但他們往往擔心隨時遭到殘酷迫害，所以不能不與秦永敏等保持適當距離。不過包括發起者在內，畢竟有12人與會，這對籌備一個學會來說，人數倒也不算太少。大家在草坪上圍成一個圓圈坐下，先由秦永敏講了此次會議的目的意義，然後大家輪流發言，每人先做番自我介紹，並表明自己的態度。
“我叫馮韋，是老三屆的。今天參加這次會議，感到非常興奮，將近三十年來，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走向復興的生機，我們這一代年青人有責任把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事業承擔起來。在這裡，我想用孫中山的話提醒大家，我們一定要想做大事業，但是千萬不要想做大官... ...“
英姿勃勃的馮韋率先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這番話正表達了在座青年憂國憂民不謀私利，唯願以一腔熱血澆灌中國民主之花的共同心聲。
此外，劉倫成，劉四華，王偃，張佳等人的發言也有許多精彩之處，大家開始敞開心扉勇躍發言，氣氛漸漸活躍起來，只有一個人始終不願說話。秦永敏再三動員他作個自我介紹，並無論有什麼看法都表個態，他還是不開口。
“算了，他想說就說，不想說就不說，捆綁不成夫妻。”王偃忙調侃著勸阻道，他的話一出口，不僅打破了僵局，還引起與會全體人員的開懷大笑。
這個不發言者的身份和目的始終是個謎。
兩個小時的會議，基本上達到了溝通思想，統一意見的目的，最後，由秦永敏推薦，大家同意由楊蘇起草四五學會成立宣言，劉倫成起草章程，因劉倫成拒絕，一併交楊蘇負兩責。
這次會議之後，有一位重量級人物（相對於武漢此後的民主運動而言）到秦永敏家中聯繫，那就是當時在一冶三公司保衛科工作的朱健斌。他堅實的社會功底和能言善辯特點立刻給秦永敏，楊蘇留下了深刻印象，並當即被吸收參加了四五學會宣言和章程的起草工作。
12月30號上午十時，參加過籌備會的大部分人和許多新參予者出席了漢口濱江公園會議。在這份會議上，大家討論熱烈，群情激昂，經稍做修改後，一致通過了宣言和章程。會後，由朱健斌朗誦了馮韋的賀詩：“好啊，武漢的民主牆”，他那慷慨激昂的朗誦和馮韋動人的詩篇，把會議的熱烈氣氛推向了高峰。
就這樣，一個非官方的政治學術團體，終於在一黨專制下的中國中部誕生了！
1979年元月2號，漢口水塔前的大語錄牆上，用牆排筆字寫上了巨大的“武漢民主牆”五個大字，下面，是配上了壯觀圖案的“武漢市四五學會成立宣言“及”武漢市四五學會章程“。
秦永敏“略談毛主席的晚年”的大字報，無論在當時產生了多大的轟動效應，那只是一個人的行為，充其量只是在武漢打破了一個言論禁區。四五學會的成立，則僅就它本身而言，即是一樁劃時代的事件 - 它作為一個民主團體的出現本身，就從客觀上打破上了中共當局一元化政治專制的格局。它和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組織不同，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組織”，它在其成立宣言中堂堂正正地公告世人：“本學會不受任何黨派的直接領導”，在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下，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思想開展政治與學術活動。
正因為此舉的歷史性意義，據說，當時“亞洲華爾街報時報”在一篇有關中國“大字報運動”的綜述中專門指出：武漢的特色是專門指出了政治結社要求並成立了四五學會。
二，精工於微木將以填滄海
當然，四五學會的成立。對於改變中國一元化政治局面而言，與其說具有現實意義，不如說只具有象徵意義。因為不僅四五學會，哪怕加上全國“民主牆”運動的所有民主團體和民辦刊物，與中共及其所控制的國家機器相較，也不存在任何力量對比，甚至只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關係。作為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幾乎是最早公開創立的民主團體之一，四五學會的組織者自始至終都處於隨時會被捕的恐怖陰影之下。從社會活動的慘痛經驗 - 每到一處都有人跟蹤而至，待秦永敏一離開之後，便有公安人員上門威脅“交待清楚他跟你談過什麼”，“不准再跟他來往” - 他們不僅深切地感到當局的壓力之大，更覺得無論自己作出多大努力，對實際改變社會現狀的作用也只是聊勝於無。但也正因此，他們越發覺得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關係重大，哪怕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也要大力開展好民主意識啟蒙工作。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抓緊時間在入獄前可能多做一些事情，這就是秦永敏朱健斌的既定方針。
不過，進入具體的社會生活中時，群眾圍觀時的熱烈議論，不間斷地接待各種來訪者，大量不知名的支持者的熱情來信，以及各種公開活動產生的轟轟烈烈的影響，也使四五學會組織者們感到極大的鼓舞：社會反應終究表明，人民的心是和民主戰士連在一起的，只是由於近三十年的殘酷現實，普通人為著生活，不敢或不顧冒坐牢殺頭的風險站出來罷了。而且，在社會上活動的時間越長，接觸面越來廣泛，他們就越清楚並非只有自己在奮鬥。實際上，不要說形形色色的祕密集團作為走上岐途的反專制力量自有它們存在的合理性和社會意義，就是那些打上“文革”烙印的一些組織和個人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也是人民群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與一元化反民主勢力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開展鬥爭的特殊形式。此外，更值得欽佩的，是哪些為民主事業孤軍奮鬥者，出於保護自己的顧慮，他們不顧參加任何團體，但同樣在民主牆上貼出了大量文章，在辯論中起到了很大宣傳作用。
漢口水塔民主牆從文化革命開始，直到四五學會給它正式命名前，一直都是貼大字報的地方，在1978年年底，它上面除了一些具有“文革”烙印的文章之外，也已經作為大字報運動的第二陣地與武聖路遙相呼應。
大約在78年12月中旬，武漢儀表機床廠鄭衛寧貼出了一首“贊彭德懷元帥”的七律，當激起一定的反響後，又全文貼出彭德懷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的“意見書“，從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雖然這只不過是為中共黨內的受害領導人鳴冤叫屈，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人民群眾解放思想卻具有一定喚醒作用。
此外，武漢民生牆上還有署名“蔣化遵”（講真話）“初鳴”的一些大字報，這些大字報配合四五學會的工作，針對許多群眾關心的問題闡述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觀點。
有一份署名為“白如銀”的長文，被作者寄給秦永敏，秦永敏立即將它貼在武聖路新華書店旁邊牆上。這篇題為“毛澤東生平的一些功過是非”長達數萬言的文章從內容看與秦永敏“略談毛主席的晚年”大同小異，但它更加宏大，系統，完整資料更加翔實，論證更加詳細，論點或許也更加科學，可惜因貼出後字際模糊而沒能起到更大作用。
順便談談，該文是右手推笑的人用左手複寫的，據信，這篇文章一兩年前就曾寄給中共中央，並且早就被武漢市公安局作為重要的反革命匿名信立案偵察，由於必採取了當局最憎恨最恐怖的隱蔽形式，在中共中央已經放棄“兩個凡是”，不再追究“非毛化”大字報的責任，並且早就被武漢市公安作為重要的反革命匿名信立案偵察，由於採取了當局最憎恨最恐懼的隱藏形式，在中共中央已經放棄“兩個凡是”，不再追究“非毛化”大字報的責任，並且已經用“刑法”代替代了“公安六條“以後，也沒有撤銷此案並最終在1983年”破獲“了這個所謂的”白銀反革命集團“，將他們逮捕判刑。
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渺小的，在民主事業的戰場上，他們只具有麻雀戰游擊戰的性質，也不對自己的行為負歷史責任。只有四五學會，才是武漢民主牆的正式開闢者，是它的靈魂，也是它的守神，每天有專人守護它，並將民主牆的動向蒐集起來，在自發的群眾辯論中起解釋作，介紹，宣傳作用，組織出一批批文章張貼。
當時盲目崇拜毛澤東的人還為數不少，他們甚至組合成一個“捍衛毛澤東全國委員會”，公然威脅要處死秦永敏，秦永敏立即將恐嚇信張貼於武漢民主牆，同時發表了一封“致武漢人民的公開信。“
三月初，四五學會一致通過了楊蘇和秦永敏的提議，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出了一封“關於中國民主節的建議。”要求將每年四月五號定為中國民主節，用以紀念四五運動，同時為中國人民爭取和維護民主權利提供新的形式。這一建議於三月中旬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於武漢民主牆。
必須提到的是，恰逢此時鉛印的“北京之春”出現在武漢民主牆上，它的出現，不僅使武漢市民了解到北京民主運動的情況和理論現狀，從而為之精神一振，並對武漢民主運動人士很大的激勵，使武漢市四五學會擺脫了與外界隔絕的處境，客觀上對它與全國各地民主團體民辦刊物的聯繫起到了橋樑作用。
從元月到三月，四五學會每星期召開一次例會，由於沒有場地，通常只好在公共場所舉行，如漢口濱江公園，江漢關下以及武昌橋頭下。元月中旬的一次會議上，選舉秦永敏，劉四華，劉倫成，朱健斌四人為理事，葉金古掌管財務。四五學會章程規定入會自願，退會自由，所以人員也像流水一樣，不斷有參加者，也不斷有退出者，許多人參加一兩次會議便不再來了，大家的思想也很難統一，有時是眾說紛紜，莫衰一是，有時又只有秦永敏一人從頭到尾唱獨腳戲，內部組織工作一直很難走上正軌。難怪一位自稱林強的軍隊幹部事前前來觀察了一次會議後揮袖而去，棄輕蔑地嘲笑道：“什麼四五學會？既不配稱四五，也不配稱學會！”的確，和有條件在現代化辦公大樓和會議室裡聚會的“九•三”學社之類中共的統戰工具相比，四五學會的一切從現象上看是太可悲可憐了，但這位軍幹子弟或許忽視了這樣一點，四五學會意志堅強方向明確的組織者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生機，就連中共最高當局也不敢掉以輕心。
此時的官方整，由於鄧小平 1978年11-12月的一系列表態，並不象四五學會組織者和其他活動分子那樣可怕。鄧說，現在群眾在貼大字報，有些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眾有氣，應該讓他們出。也就是說，他出於對付“凡是派”和進行“非毛化”的戰略考慮，尚能夠並且必須容忍四五學會之類的組織暫存在。
但當局從來沒有對這些組織和活動放任不管。他們採取的措施有：一，嚴密監視一切活躍分子。二，通知活躍分子所在單位，讓黨委領導出面“勸”他們不要搞了。三，對活躍分子的父母和親戚朋友施加壓力，讓他們一起來“做工作”。四，對與四五年會接觸的新人施加壓力，讓他們寫交待並斷絕來往。
七九年三月，中國發動的中越邊境戰爭，無論其直接原因和目的是什麼客觀上對轉移中國人民的視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致一些人問四五學會：“戰士在前方流血犧牲，你們還在國內製造什麼麻煩？“為避開這場戰爭造成的民眾心理狀態變化，四五學會不得不將一次重要行動推遲，那就是把一批論文和幾百封群眾來信張貼出來公諸於眾。顧慮到當事人的安全問題，準備在貼出之前將姓名和通訊處全部抹去。
到三月下旬，北京風雲突變，各地也雲遮霧障起來。由於魏京生：“要民主還是簡單的獨裁”，一文問世，“坐得住”的人也開始坐不住了。激進的民主運動參與者此時已不顧為“實踐派”充當反“凡是派”的工具，而“實踐派”此時已穩獲大權，也已經把自發的群眾組織看做最大的潛在威脅。於是乎，北京方面找個理由，將魏京生抓進牢房以殺一儆百，同時宣布封閉西單民主牆，只准在日壇公園貼大字報，而最高立法機關也正應中共要求將取締“四大自由”提上了議事出日程。
在這種情況下，武漢市四五學會決定頂風而上，迅速將被中越戰爭耽擱的材料張貼出去。三月二十八號下午，秦永敏朱健斌等人拿著前述論文和信件到漢口水塔民主牆準備張貼，卻發現氣氛突然大變，平常聚滿讀者的民主牆前空無一人，只有大群武裝警察在離牆幾米遠的地方虎視眈眈地打量著過往行人。遠處，停著四五輛吉普車和警車，其中一輛車頂蓬上安著四個大喇叭，正以驚人的高音量用極其嚴厲的語氣廣播著“湖北省革命委會 3 25。通告。”秦永敏，朱鍵斌心情沉重地遠遠觀察著這番情景，看他們究竟準備怎麼辦。夜深了，一輛紅色救火車悄悄駛來，消防人員以救火姿態緊張地工作起來 ... ...，就這樣，從“文革”開始以來就是武漢市頭號大字報欄，近兩三個月又成為四五學會最重要的輿論陣地的水塔民主牆從江城消逝了... ...
怎麼辦？秦永敏，朱鍵斌決定以四五學會名義立即採取行動。
3月29號中午，兩人來到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大門前，向哨兵要求進見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陳王顯。
“哈，好大的口氣！省委書記那麼好見，你們這些文人學士也太隨便了！”“守門的哨兵友好地嘆息道。
經再三要求......
作者：秦永敏
“民主牆運動”在當時的從事者採用的稱謂是“社會主義民主運動”，這一提法既表明了它的歷史局限性，也表明了從事的策略水準。在當時的條件下，它完全拋棄“社會主義”的字眼，不僅為當局所不容，也難以為廣大群眾接受，因而少數這麼做的人活動的時間與影響，就當時而論恐怕遠不及“北京之春”，“四五論壇“以及武漢四五學會暨”鐘聲“雜誌，廣州”人民之聲“與”人民之路“，上海”民主之聲“，杭州”四五“，長沙”民聲“報等代表的運動主流。
從今天看，用“民主牆運動”來稱謂也很難從名稱上概括整個運動，因為除最先的幾個外，這份運動絕對部門時間不是很難從名稱上概括整個運動，因為除最先的幾個月外，這份運動絕大部分時間不是以民主牆而是以民辦刊物形式開展，但無論在國內抑或國際上，這份運動中聲名影響最大的還是民主牆，而從歷史角度看，這一稱謂的指稱性也最明確，此外，還可以避免當事者們在概念問題上的分岐，如前所述，“民主牆運動”並不是特指“民生牆”存在的那幾個月。
從全國看，它的起點或許應是貴陽啟蒙社1978年10月的北京點火。當時，由官方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已經在全國上下掀起了解放以來規模最大，意義最深刻的精神波瀾，而正在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只是派”與“實踐派”的鬥爭也進入了白熱階段，有關上層矛盾的小道消息，在市民中引起的街談巷議已經便北京的思想與輿論像一堆正在冒煙的乾柴，恰在此時，貴陽啟蒙社楊再行，秦曉春一行來到北京，貼出了一系列有關思想解放，民主意識啟蒙的大字報，並且破天荒沒有像以往二十幾年那樣遭到逮捕，大字報本身也沒有立刻作為反革命罪證拍照然後銷毀。於是，北京市民的政治熱情立即像汽油遇火般爆然起來，並且很快就開闢出以就開闢出以西單牆為中心的數處大規模大字報陣地，進而在一個月內席捲全國各大城市。這些以北京西單牆為首，遍布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字報陣地，就是舉世聞名的“民主牆”。
但是，到1979年3月，已經掌握大權的“實踐派”不再需要借重人民的民間的力量與其政治對手搏鬥後，便開始採取行動逐步取消了全國的民主牆及其存在的變法依據：“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自由“。此後，當局一直試圖以各種非專政方式熄滅這份大字報一民主牆運動及其發展後的形態，而在這場運動中成長發展起來的民運活動分子則努力在新形勢下更加卓有成效地開展活動。
到1979年春夏間，活動形式便逐漸轉為民運刊物的出版，發行了，隨後，各地民辦刊物的出版與反出版，發行與反發行的鬥爭，一直持續到1981年，這時的政治形勢，與兩三年前已經有了極大不同。已經完全取得領導權的“實踐派”，通過平反包括76年四五運動在內的大批冤假錯案，改善幹部和知識份子待遇，二人獎金化，農村分田單幹，而消除了一些最尖銳的社會矛盾，穩定了社會秩序，提高了群眾生活水平，恢復和發展了遭到“文化革命”嚴重破壞的社會生產，從而牢牢控制了局面。因此，他們覺得已不再需要人民群眾從基層來推動社會變革，甚至把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及其發展潛力看作是妨礙他們一文化領導的最大阻礙和最可怕威脅。事實上，結成民主團體出版著民辦刊物的持不同政見者 - 即前民主牆活動的精英分子 - 雖然在反對“凡是派”及打破三十年思想禁錮方面曾是“實踐派”的同盟軍，但在從今以後如何改革中國政治經濟問題上，彼此的分歧的確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文化的政治領導中心，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中共中央發布 1981年（9）文件”關於取締非法組織與非法刊物的通知“，宣傳將對”一小撮壞頭頭繩之以法“，也就合乎必然的邏輯了，
1981年4月，學局終於在全國范圍內對民主戰士進行了大逮捕，然而，僅僅“對壞頭頭繩之以法”似乎還不能滿足地方當局的胃口，1983年8月的“嚴打”期間，“壞頭頭”之外的民主運動參於者也紛紛被捕獄中，許多人即使從 1981年以後再也沒有任何活動，也被判處徒刑或者勞動教養，至少也是不分清紅皂白地關上幾個月，半年甚至更長時間才釋放。至此，中國當代歷史上歷時最長的一份群眾自發的政治運動“民主牆運動”這一頁最終翻過去了。
武漢民主牆運動，就是上述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場轟轟烈烈而又慷慨悲壯的歷史性運動中，四五學會暨“鐘聲”雜誌自始至終是武漢地區的一面旗幟，一個中心，它們把各種爭取民生，人權的社會力量吸引凝聚在自己周圍，在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社會制度以及當局設置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人為障礙中頑強地奮鬥，不僅在當地起到了巨大的民主意識啟蒙作用，而且，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有著巨大的宣傳鼓動意義和突破一元化專制政治的歷史功績。下面，我們就圍繞著武漢市四五學會暨“鐘點”雜誌的活動情況這一線索，簡述一番武漢民主牆運動始末。鑑於時局的原因，故慮到某些人的安全問題，筆觸所至不能不有所保留，還望讀者和當事人見諒。
一，萬馬齊暗究可哀，於無聲處聽驚雷
1978年以前的武漢，也和全國各地一樣，經過解放三十年，特別是“文革”以來各種各樣的運動，既使不能說每一個家庭也是絕大多數人家都有人捱過整，捱過批，捱過鬥，甚至坐過牢。從三反到五反，反右，反右傾到四清，然後到文化革命破四舊，批黑幫，揪走資派，繼而到“紅工兵犯錯誤“，到”一打三反“到”清理階級隊伍“，最後到”反擊右傾翻案風“，到”講清會“，到”抓輞治國“，幾乎把中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放在爐火上“炮製”了幾遍。翻了翻檔案，整個中國已經剩不下幾個清清白白的人了。而此時代替“刑法”的唯一準則，則是“安全文條”這個懸掛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它從法律上要求十億民眾放棄思維權利，無條件地服從“偉大統帥”及其司令部，否則，將立即以“反革命罪”逮捕下獄並處以死刑。張志新，遇羅克，王申西，李九蓮等一系列慘遭殺害的思想犯，就是眾所周知的典型。
由“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當代歷史上功不可沒。正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才開始擺脫執政黨當前政策詮釋和演繹地位，重新在科學意義上確立，文學藝術創作也重新獲得有限自由。但是，這一切仍然只局限於官方的利場上，並只有在欽定的前提下才能點著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進行非常有限的討論。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就日常社會生活來說，人們仍然只能在近三十年形成的沉悶死寂氣氛中昏昏噩噩地打發時光。
一方面，因為就在這以前幾個月，人們不僅仍在由於無意中的言論失誤而被抓入牢房，而且思想犯仍在遭到殺戮（如王申西，李九蓮等許多思想先驅，都是在1977年1978年中期槍槍決的）。
二方面也是因為三十年代來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不僅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變成了每個中國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哪怕是當時最有獨立思想精神的“思想犯”和後來成為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先驅（如本文提到絕大部分民主戰士）的人也概莫例外。也就是說，此時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僅成天要提防因他人抓辯打報告而挨整，坐牢，自己精神上的棰梏也不可能想得太多，太遠。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而言，世界上的許多問題不僅是敢與不敢，而且是能否想得到的事情。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武漢作為封閉的內地城市，在北京四五運動期內，竟然悶得像一團死水，沒有翻起來點漣漪。
就在張貼這張大字報的時候，如潮的群眾從四面八方湧來，到二十幾張紙貼完時，已經有數千人圍聚著觀看。一時間，由“參政消息”報導的11個月中下旬北京就爆發的“非毛化”大字報運動工在武漢人民中造成的終於敢想，但是仍然不敢說的局面猛然改變，人們紛紛聚集攏來觀看，辯論，也猜測著作者的背景目的，並且四處奔走相告，從而引來了更多的圍觀議論者，以致平常顯得十分曠的中山大道也一度為之堵塞。人們紛紛就這份大字報提出的七大問題，如“文革功績何在？“”四人幫的思想體系從何而來？“”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裡程碑嗎？“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條件究竟怎樣？”“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歷史意義何在？”等進行議論，也對這份大字報的作者“武鋼冷軋廠秦永敏”提出種種疑問，少數大膽讀者還用小字報形式或闡述自己的觀點貼在大字報旁邊，或者直接在大字報上批自己的看法。圍觀議論一直持續到深夜，甚至凌晨兩三點鐘還有人打電筒看大字報。隨後一個星期裡，武聖路口圍觀者終日不絕，直到半個月後，仍有人冒著寒風刮剩的大字報的紙片中推敲大字報的原文。
近三十年來，武漢市第一次出現了許多評論最尖銳的政治問題和神聖般的領袖是非功過的大字報而未公安局立即追究查辦的事情。這份大字報如果提前半個月問世，作者恐怕就難免當場遭到逮捕。但是，此時的不予追究，是否表明公安局對此就不聞不問了，大字報出現十分鐘後，公安局的專案人員就到現場拍了照，並派人跟蹤作者和觀察現場，隨時準備捉拿當事人與參與者，半小時候，省委負責人就接到了有關此事的報告，由於北京方面的同類大字報並未受到追究，中共最高當局的意向不明，他們也只好讓下屬密切注視情況發展，暫緩作出具體處理。
該大字報的作者秦永敏與楊蘇和幫忙貼大字報的李顯國等人自然無法全盤了解具體的危險狀況，不過，他們早已作好隨時逮捕乃至犧牲的思想準備並拿定主意只要不被抓住就繼續往前走。經過反復研究，大家決定趁此機會進一步擴大戰果，努力工作，以爭取在被捕之前盡可能多做一些喚起民眾的工作。就這樣，在楊蘇的提議下，他們在六天之後，即1978年12月10號，在漢口武聖路口那張大字報旁和武昌及青山鬧市區，貼出了幾份同樣內容的倡議書：“關於成立民間哲學社會報旁和武昌及青山鬧市區，貼出了幾份同樣內容的倡議書：“關於成立民間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會的倡議”，並進一步留下了秦永敏的工作單位和家庭的詳細地址作為聯繫處。
從次日，即12月11號開始，地處偏僻的武漢最東面青山區紅鋼城 21街坊4門 2號的秦永敏家中，就成了武漢三鎮關心政治要求民主的人份份前往之處。作為一名工人，秦永敏白天仍然上班幹活，只能在晚上接待各方來客。因為前來聯繫的人非常多，秦永敏決定告訴所有來防者，凡是有意者皆可參加 15日召開的籌備會議，討論創辦學會事宜。
12月15日上午九時，籌備會議準時在漢口公園大草坪上召開。來的人數卻大大少於秦永敏家中的造訪者。原來那些造訪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抱著各不相同的目的前來參觀探防的，其中還有代表祕密團體前來觀察情況和由當局派來監視動向的，當然，較多的是雖有關心政治的傾向，並願為民主而做一些工作的熱血青年，但他們往往擔心隨時遭到殘酷迫害，所以不能不與秦永敏等保持適當距離。不過包括發起者在內，畢竟有12人與會，這對籌備一個學會來說，人數倒也不算太少。大家在草坪上圍成一個圓圈坐下，先由秦永敏講了此次會議的目的意義，然後大家輪流發言，每人先做番自我介紹，並表明自己的態度。
“我叫馮韋，是老三屆的。今天參加這次會議，感到非常興奮，將近三十年來，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走向復興的生機，我們這一代年青人有責任把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事業承擔起來。在這裡，我想用孫中山的話提醒大家，我們一定要想做大事業，但是千萬不要想做大官... ...“
英姿勃勃的馮韋率先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這番話正表達了在座青年憂國憂民不謀私利，唯願以一腔熱血澆灌中國民主之花的共同心聲。
此外，劉倫成，劉四華，王偃，張佳等人的發言也有許多精彩之處，大家開始敞開心扉勇躍發言，氣氛漸漸活躍起來，只有一個人始終不願說話。秦永敏再三動員他作個自我介紹，並無論有什麼看法都表個態，他還是不開口。
“算了，他想說就說，不想說就不說，捆綁不成夫妻。”王偃忙調侃著勸阻道，他的話一出口，不僅打破了僵局，還引起與會全體人員的開懷大笑。
這個不發言者的身份和目的始終是個謎。
兩個小時的會議，基本上達到了溝通思想，統一意見的目的，最後，由秦永敏推薦，大家同意由楊蘇起草四五學會成立宣言，劉倫成起草章程，因劉倫成拒絕，一併交楊蘇負兩責。
這次會議之後，有一位重量級人物（相對於武漢此後的民主運動而言）到秦永敏家中聯繫，那就是當時在一冶三公司保衛科工作的朱健斌。他堅實的社會功底和能言善辯特點立刻給秦永敏，楊蘇留下了深刻印象，並當即被吸收參加了四五學會宣言和章程的起草工作。
12月30號上午十時，參加過籌備會的大部分人和許多新參予者出席了漢口濱江公園會議。在這份會議上，大家討論熱烈，群情激昂，經稍做修改後，一致通過了宣言和章程。會後，由朱健斌朗誦了馮韋的賀詩：“好啊，武漢的民主牆”，他那慷慨激昂的朗誦和馮韋動人的詩篇，把會議的熱烈氣氛推向了高峰。
就這樣，一個非官方的政治學術團體，終於在一黨專制下的中國中部誕生了！
1979年元月2號，漢口水塔前的大語錄牆上，用牆排筆字寫上了巨大的“武漢民主牆”五個大字，下面，是配上了壯觀圖案的“武漢市四五學會成立宣言“及”武漢市四五學會章程“。
秦永敏“略談毛主席的晚年”的大字報，無論在當時產生了多大的轟動效應，那只是一個人的行為，充其量只是在武漢打破了一個言論禁區。四五學會的成立，則僅就它本身而言，即是一樁劃時代的事件 - 它作為一個民主團體的出現本身，就從客觀上打破上了中共當局一元化政治專制的格局。它和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組織不同，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組織”，它在其成立宣言中堂堂正正地公告世人：“本學會不受任何黨派的直接領導”，在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下，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思想開展政治與學術活動。
正因為此舉的歷史性意義，據說，當時“亞洲華爾街報時報”在一篇有關中國“大字報運動”的綜述中專門指出：武漢的特色是專門指出了政治結社要求並成立了四五學會。
二，精工於微木將以填滄海
當然，四五學會的成立。對於改變中國一元化政治局面而言，與其說具有現實意義，不如說只具有象徵意義。因為不僅四五學會，哪怕加上全國“民主牆”運動的所有民主團體和民辦刊物，與中共及其所控制的國家機器相較，也不存在任何力量對比，甚至只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關係。作為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幾乎是最早公開創立的民主團體之一，四五學會的組織者自始至終都處於隨時會被捕的恐怖陰影之下。從社會活動的慘痛經驗 - 每到一處都有人跟蹤而至，待秦永敏一離開之後，便有公安人員上門威脅“交待清楚他跟你談過什麼”，“不准再跟他來往” - 他們不僅深切地感到當局的壓力之大，更覺得無論自己作出多大努力，對實際改變社會現狀的作用也只是聊勝於無。但也正因此，他們越發覺得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關係重大，哪怕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也要大力開展好民主意識啟蒙工作。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抓緊時間在入獄前可能多做一些事情，這就是秦永敏朱健斌的既定方針。
不過，進入具體的社會生活中時，群眾圍觀時的熱烈議論，不間斷地接待各種來訪者，大量不知名的支持者的熱情來信，以及各種公開活動產生的轟轟烈烈的影響，也使四五學會組織者們感到極大的鼓舞：社會反應終究表明，人民的心是和民主戰士連在一起的，只是由於近三十年的殘酷現實，普通人為著生活，不敢或不顧冒坐牢殺頭的風險站出來罷了。而且，在社會上活動的時間越長，接觸面越來廣泛，他們就越清楚並非只有自己在奮鬥。實際上，不要說形形色色的祕密集團作為走上岐途的反專制力量自有它們存在的合理性和社會意義，就是那些打上“文革”烙印的一些組織和個人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也是人民群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與一元化反民主勢力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開展鬥爭的特殊形式。此外，更值得欽佩的，是哪些為民主事業孤軍奮鬥者，出於保護自己的顧慮，他們不顧參加任何團體，但同樣在民主牆上貼出了大量文章，在辯論中起到了很大宣傳作用。
漢口水塔民主牆從文化革命開始，直到四五學會給它正式命名前，一直都是貼大字報的地方，在1978年年底，它上面除了一些具有“文革”烙印的文章之外，也已經作為大字報運動的第二陣地與武聖路遙相呼應。
大約在78年12月中旬，武漢儀表機床廠鄭衛寧貼出了一首“贊彭德懷元帥”的七律，當激起一定的反響後，又全文貼出彭德懷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的“意見書“，從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雖然這只不過是為中共黨內的受害領導人鳴冤叫屈，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人民群眾解放思想卻具有一定喚醒作用。
此外，武漢民生牆上還有署名“蔣化遵”（講真話）“初鳴”的一些大字報，這些大字報配合四五學會的工作，針對許多群眾關心的問題闡述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觀點。
有一份署名為“白如銀”的長文，被作者寄給秦永敏，秦永敏立即將它貼在武聖路新華書店旁邊牆上。這篇題為“毛澤東生平的一些功過是非”長達數萬言的文章從內容看與秦永敏“略談毛主席的晚年”大同小異，但它更加宏大，系統，完整資料更加翔實，論證更加詳細，論點或許也更加科學，可惜因貼出後字際模糊而沒能起到更大作用。
順便談談，該文是右手推笑的人用左手複寫的，據信，這篇文章一兩年前就曾寄給中共中央，並且早就被武漢市公安局作為重要的反革命匿名信立案偵察，由於必採取了當局最憎恨最恐怖的隱蔽形式，在中共中央已經放棄“兩個凡是”，不再追究“非毛化”大字報的責任，並且早就被武漢市公安作為重要的反革命匿名信立案偵察，由於採取了當局最憎恨最恐懼的隱藏形式，在中共中央已經放棄“兩個凡是”，不再追究“非毛化”大字報的責任，並且已經用“刑法”代替代了“公安六條“以後，也沒有撤銷此案並最終在1983年”破獲“了這個所謂的”白銀反革命集團“，將他們逮捕判刑。
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渺小的，在民主事業的戰場上，他們只具有麻雀戰游擊戰的性質，也不對自己的行為負歷史責任。只有四五學會，才是武漢民主牆的正式開闢者，是它的靈魂，也是它的守神，每天有專人守護它，並將民主牆的動向蒐集起來，在自發的群眾辯論中起解釋作，介紹，宣傳作用，組織出一批批文章張貼。
當時盲目崇拜毛澤東的人還為數不少，他們甚至組合成一個“捍衛毛澤東全國委員會”，公然威脅要處死秦永敏，秦永敏立即將恐嚇信張貼於武漢民主牆，同時發表了一封“致武漢人民的公開信。“
三月初，四五學會一致通過了楊蘇和秦永敏的提議，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出了一封“關於中國民主節的建議。”要求將每年四月五號定為中國民主節，用以紀念四五運動，同時為中國人民爭取和維護民主權利提供新的形式。這一建議於三月中旬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於武漢民主牆。
必須提到的是，恰逢此時鉛印的“北京之春”出現在武漢民主牆上，它的出現，不僅使武漢市民了解到北京民主運動的情況和理論現狀，從而為之精神一振，並對武漢民主運動人士很大的激勵，使武漢市四五學會擺脫了與外界隔絕的處境，客觀上對它與全國各地民主團體民辦刊物的聯繫起到了橋樑作用。
從元月到三月，四五學會每星期召開一次例會，由於沒有場地，通常只好在公共場所舉行，如漢口濱江公園，江漢關下以及武昌橋頭下。元月中旬的一次會議上，選舉秦永敏，劉四華，劉倫成，朱健斌四人為理事，葉金古掌管財務。四五學會章程規定入會自願，退會自由，所以人員也像流水一樣，不斷有參加者，也不斷有退出者，許多人參加一兩次會議便不再來了，大家的思想也很難統一，有時是眾說紛紜，莫衰一是，有時又只有秦永敏一人從頭到尾唱獨腳戲，內部組織工作一直很難走上正軌。難怪一位自稱林強的軍隊幹部事前前來觀察了一次會議後揮袖而去，棄輕蔑地嘲笑道：“什麼四五學會？既不配稱四五，也不配稱學會！”的確，和有條件在現代化辦公大樓和會議室裡聚會的“九•三”學社之類中共的統戰工具相比，四五學會的一切從現象上看是太可悲可憐了，但這位軍幹子弟或許忽視了這樣一點，四五學會意志堅強方向明確的組織者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生機，就連中共最高當局也不敢掉以輕心。
此時的官方整，由於鄧小平 1978年11-12月的一系列表態，並不象四五學會組織者和其他活動分子那樣可怕。鄧說，現在群眾在貼大字報，有些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眾有氣，應該讓他們出。也就是說，他出於對付“凡是派”和進行“非毛化”的戰略考慮，尚能夠並且必須容忍四五學會之類的組織暫存在。
但當局從來沒有對這些組織和活動放任不管。他們採取的措施有：一，嚴密監視一切活躍分子。二，通知活躍分子所在單位，讓黨委領導出面“勸”他們不要搞了。三，對活躍分子的父母和親戚朋友施加壓力，讓他們一起來“做工作”。四，對與四五年會接觸的新人施加壓力，讓他們寫交待並斷絕來往。
七九年三月，中國發動的中越邊境戰爭，無論其直接原因和目的是什麼客觀上對轉移中國人民的視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致一些人問四五學會：“戰士在前方流血犧牲，你們還在國內製造什麼麻煩？“為避開這場戰爭造成的民眾心理狀態變化，四五學會不得不將一次重要行動推遲，那就是把一批論文和幾百封群眾來信張貼出來公諸於眾。顧慮到當事人的安全問題，準備在貼出之前將姓名和通訊處全部抹去。
到三月下旬，北京風雲突變，各地也雲遮霧障起來。由於魏京生：“要民主還是簡單的獨裁”，一文問世，“坐得住”的人也開始坐不住了。激進的民主運動參與者此時已不顧為“實踐派”充當反“凡是派”的工具，而“實踐派”此時已穩獲大權，也已經把自發的群眾組織看做最大的潛在威脅。於是乎，北京方面找個理由，將魏京生抓進牢房以殺一儆百，同時宣布封閉西單民主牆，只准在日壇公園貼大字報，而最高立法機關也正應中共要求將取締“四大自由”提上了議事出日程。
在這種情況下，武漢市四五學會決定頂風而上，迅速將被中越戰爭耽擱的材料張貼出去。三月二十八號下午，秦永敏朱健斌等人拿著前述論文和信件到漢口水塔民主牆準備張貼，卻發現氣氛突然大變，平常聚滿讀者的民主牆前空無一人，只有大群武裝警察在離牆幾米遠的地方虎視眈眈地打量著過往行人。遠處，停著四五輛吉普車和警車，其中一輛車頂蓬上安著四個大喇叭，正以驚人的高音量用極其嚴厲的語氣廣播著“湖北省革命委會 3 25。通告。”秦永敏，朱鍵斌心情沉重地遠遠觀察著這番情景，看他們究竟準備怎麼辦。夜深了，一輛紅色救火車悄悄駛來，消防人員以救火姿態緊張地工作起來 ... ...，就這樣，從“文革”開始以來就是武漢市頭號大字報欄，近兩三個月又成為四五學會最重要的輿論陣地的水塔民主牆從江城消逝了... ...
怎麼辦？秦永敏，朱鍵斌決定以四五學會名義立即採取行動。
3月29號中午，兩人來到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大門前，向哨兵要求進見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陳王顯。
“哈，好大的口氣！省委書記那麼好見，你們這些文人學士也太隨便了！”“守門的哨兵友好地嘆息道。
經再三要求......
作者：秦永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