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30日訊】 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在西方人眼裡，中國依然陌生，中國發生的許多現象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究竟應當如何理解中國，美國專家嘗試提出解惑之道。
*危機迫使中共調整*
伴隨著經濟的崛起，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多的矛盾的社會現象呢？從事中國社會研究數十年的美國社會學家高棣民(Thomas Gold)認為，這是中共80年代末遭遇統治危機後進行自我調整的結果。
對於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高棣民說，民眾一向尊重權威，指望強大的中央政府能夠提供社會穩定和衣食保障。這就是西方政治學上所說的“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但是，中共建國30年並沒有能夠滿足民眾的這些基本要求，執政地位受到挑戰。也就在這個時候，遇到同樣問題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一個個垮臺，給中共拉響了警報。
高棣民說：“中共環視外部，看到蘇聯東歐國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發生了國家解體、經濟崩潰的巨大變化。共產黨沒有能夠給人民提供民主、沒有提供有品質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希望之後便失去了執政合法性。這是共產黨垮臺的原因之一。再一個原因是這些國家內部的民間社會的發展，各種團體的發展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構成了挑戰。”
*教訓來自蘇東波和中東*
高棣民說，北京領導層從這些事變中吸取了許多教訓。其中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正面的教訓是，中共高層看到，要保住權力和執政地位就不能失去合法性，要給民眾提供生活的希望，這就是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準，也就是鄧小平概括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負面的教訓是，中共也看到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對中共統治地位構成最嚴重的威脅。因此，中共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強化了對社會的控制，特別是對黨外團體的控制，絕不容許任何社會勢力發展起自己的組織網路。
中東和北非發生的茉莉花革命也讓中共看到了網路、手機等所謂“新媒體”在資訊傳播、民眾聯絡和發動政治運動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大大加強了對新媒體的控制。
*兩大措施引起社會矛盾*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高棣民指出，中共在應對危機、自我調整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正面和負面的措施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社會效果，對於中國目前發生的種種矛盾現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解工具。
高棣民指出，那些負面的措施在中國國內和國際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彈。
他說：“西方很多人對中共給民眾提供這麼多機會而索取的代價太大而感到失望。中共使用威脅、網路干預和鎮壓等手段對付那些批評中共踐踏人權，以及爭取憲法賦予民眾的權利的律師們。這些人要求的不是推翻共產黨，而是落實憲法中規定的那些權利。”
高棣民說，西方人認為，中共的這些做法實在太過份，太過專制，太過壓制。物質生活的改善不應該通過專制和壓制的方式來實現，而應該在改善國民物質生活的同時對民眾的人權、民主的訴求給予更多的保護和尊重。
*信仰危機導致儒學再次受寵*
美國賓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戴傑(Jacques deLisle)指出，中共在變革時期出現的信仰危機對目前中國發生的一些怪事，比如儒學的復興，也有明顯的作用。
戴傑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國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已經大大減少了。還剩下什麼呢？治理國家現在靠的基本上就是經濟增長這一項了。可這不是意識形態。中共在尋求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一個選擇是民族主義。比如，國家自豪感，歷史自豪感。顯然，這能夠發揮一些作用，儘管也很危險，民族主義情緒一旦失控，當局也很難處理。”
戴傑提到的另外一個選擇是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尋找出某種較為軟性的思想，能夠體現出中國人做事的獨特方式，以便把這種思想融進所謂中國模式之中。儒學的復興可能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不過，戴傑認為，在毛澤東時代，孔子和他的儒學遭到廣泛的批判，現在要讓儒學來替代共產主義理論的統治地位，可能性很小，共產黨內也無法接受。中共可以利用的就是孔子關於仁政的說法。胡錦濤的以民為本的提法就體現了這種考慮。但是，戴傑表示，中共如何走出信仰危機和理論危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不大可能到一個清晰的輪廓。
──轉自《美國之音》 有刪節
*危機迫使中共調整*
伴隨著經濟的崛起，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多的矛盾的社會現象呢？從事中國社會研究數十年的美國社會學家高棣民(Thomas Gold)認為，這是中共80年代末遭遇統治危機後進行自我調整的結果。
對於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高棣民說，民眾一向尊重權威，指望強大的中央政府能夠提供社會穩定和衣食保障。這就是西方政治學上所說的“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但是，中共建國30年並沒有能夠滿足民眾的這些基本要求，執政地位受到挑戰。也就在這個時候，遇到同樣問題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一個個垮臺，給中共拉響了警報。
高棣民說：“中共環視外部，看到蘇聯東歐國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發生了國家解體、經濟崩潰的巨大變化。共產黨沒有能夠給人民提供民主、沒有提供有品質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希望之後便失去了執政合法性。這是共產黨垮臺的原因之一。再一個原因是這些國家內部的民間社會的發展，各種團體的發展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構成了挑戰。”
*教訓來自蘇東波和中東*
高棣民說，北京領導層從這些事變中吸取了許多教訓。其中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正面的教訓是，中共高層看到，要保住權力和執政地位就不能失去合法性，要給民眾提供生活的希望，這就是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準，也就是鄧小平概括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負面的教訓是，中共也看到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對中共統治地位構成最嚴重的威脅。因此，中共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強化了對社會的控制，特別是對黨外團體的控制，絕不容許任何社會勢力發展起自己的組織網路。
中東和北非發生的茉莉花革命也讓中共看到了網路、手機等所謂“新媒體”在資訊傳播、民眾聯絡和發動政治運動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大大加強了對新媒體的控制。
*兩大措施引起社會矛盾*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高棣民指出，中共在應對危機、自我調整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正面和負面的措施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社會效果，對於中國目前發生的種種矛盾現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解工具。
高棣民指出，那些負面的措施在中國國內和國際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彈。
他說：“西方很多人對中共給民眾提供這麼多機會而索取的代價太大而感到失望。中共使用威脅、網路干預和鎮壓等手段對付那些批評中共踐踏人權，以及爭取憲法賦予民眾的權利的律師們。這些人要求的不是推翻共產黨，而是落實憲法中規定的那些權利。”
高棣民說，西方人認為，中共的這些做法實在太過份，太過專制，太過壓制。物質生活的改善不應該通過專制和壓制的方式來實現，而應該在改善國民物質生活的同時對民眾的人權、民主的訴求給予更多的保護和尊重。
*信仰危機導致儒學再次受寵*
美國賓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戴傑(Jacques deLisle)指出，中共在變革時期出現的信仰危機對目前中國發生的一些怪事，比如儒學的復興，也有明顯的作用。
戴傑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國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已經大大減少了。還剩下什麼呢？治理國家現在靠的基本上就是經濟增長這一項了。可這不是意識形態。中共在尋求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一個選擇是民族主義。比如，國家自豪感，歷史自豪感。顯然，這能夠發揮一些作用，儘管也很危險，民族主義情緒一旦失控，當局也很難處理。”
戴傑提到的另外一個選擇是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尋找出某種較為軟性的思想，能夠體現出中國人做事的獨特方式，以便把這種思想融進所謂中國模式之中。儒學的復興可能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不過，戴傑認為，在毛澤東時代，孔子和他的儒學遭到廣泛的批判，現在要讓儒學來替代共產主義理論的統治地位，可能性很小，共產黨內也無法接受。中共可以利用的就是孔子關於仁政的說法。胡錦濤的以民為本的提法就體現了這種考慮。但是，戴傑表示，中共如何走出信仰危機和理論危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不大可能到一個清晰的輪廓。
──轉自《美國之音》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