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9日訊】（新唐人記者克裡斯汀編譯報導）不滿的農民工毀掉了省委書記試圖經營的中國製造加工中心的形象工程中國增城，由中共南方出口大省的省級領導發明的口號“幸福廣東”在今年本是首次亮相。但一個令人不安的廣東形像在本周也顯現出來。在廣東的牛仔褲製作加工中心增城和製陶業中心潮州，農民工襲擊政府大樓並且掀翻了多輛警車。最近發生的這兩起事件是上月在中國各地接連爆發的類似事件之一。
這些不安定給中國的領導人發出了麻煩來了的信息，很多廣東人不高興了，這也是一種危險的不滿。因為在中國最為富有、發展最快，並且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常常是預示中國其它地區動向的風向標。
今夏，由於中共構建“和諧社會”的5年計劃因大量不和諧的社會問題出現而被削弱，尤為引人注意的是貧富差距和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導致作為中國人最常吃的肉——豬肉價格在一年中上漲54％。因此在其它城市地區民憤也已經在醞釀之中。
面對中國如今最重要的挑戰，即如何使國家從以廣東為先鋒的出口型經濟模式有力轉型，省級領導們，在缺乏北京明確的指示下，尋求以陳腔濫調的說教和殘酷武力相結合的手法，在巨大的壓力下維持著社會秩序，但是已經是精疲力竭了。
在這個痛苦轉型中處於最前列的是省委書記汪洋。他是提出“幸福廣東”運動的中共領導，而且他也被看作是很可能在明年每十年一換的領導層變化中晉升至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政治局常委的9個委員是中國的最高決策者。
在上次騷亂爆發前的一次書面採訪中，汪洋解釋了在今年1月他為何發起“幸福廣東”運動的原因，以及同時，在上一個5年平均年增長為12.4%的情況下，將下一個5年的年增長目標降低至8％的原因。
他說：“為了發展得更好，我們要發展慢一點。在經濟規模上，我們已經超過了新加坡，但是我們也希望在人均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幸福感和社會文明程度上也超過新加坡。”
他否認了將公佈為廣東1.04億人口，尤其其2千5百萬農民工加強幸福感的具體計劃。對幸福的定義他也看起來難以提供一致的回答。
據汪洋宣稱，所謂的幸福存在於愉快和價值意義之間。他引用了以色列作家、演講師，也曾是壁球冠軍，曾在哈佛教授“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塔•本沙哈（Tal Ben-Shahar）所寫的名為《更幸福》的書中段落：“對於一個個體來說，幸福是一種態度，一個主觀的觀念。”他試圖把這一觀點應用到整個廣東，“但是作為整個團體，整個地區，有一個共同的價值來判斷我們是否幸福快樂是一種需要我們共同尋找，享受和建立的生活狀態和經歷。”
他對幸福的定義的模糊回答顯示出廣東和北京都沒有一個政策方向。中共領導人降低了中國的年增長目標，這可以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只是一個像徵性的目標，即下一個5年增長7％，並且發誓集中抓“幸福”，強調諸如通貨膨脹、腐敗和搶占土地等公眾關心的問題。但是，正如汪洋，中共領導們沒有給出他們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計劃。除了一次又一次的號召改善“社會管理”，而這個籠統的說法似乎還包括防暴警察，催淚瓦斯和裝甲車。
汪洋至今為止對廣東的騷亂保持沉默。一個發言人說他正在國外，不會提早回來，也不會對此事作出評論，因為地方管理機構對處理此類問題已經很有經驗。發言人還說：“事件還沒有達到低谷以至於讓黨委書記擔心。”
最近的騷亂也不會太可能嚴重影響汪洋晉升常委的機會。首先，他56歲，此年齡是老齡化的25個政治局委員中正合適的年齡。
儘管如此，暴力對於汪洋來說，來得不是時候。他正與其他有可能進入常委的人選為得到最有權力的職位而競爭。這些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繼汪洋之後掌管西南部城市重慶的薄熙來。中共領導人用了很多口舌讚揚薄熙來在重慶的高調恢復革命精神及掃黑除惡運動。有人甚至把這個有著3千2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描繪成全國其它地區的表帥。
汪洋在廣東的政績則沒有收到這麼多的讚揚之辭。廣東省佔中國11％的GDP和1/3的出口。該省在30年前的經濟改革後迅速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因此廣東也被視為其它地區的領頭羊。
據汪洋說，由於省內由低端製造業向高端工業經濟轉型，2007年至2010年間，來自廣東以外的農民工數量幾乎減少了2百萬，而來自廣東農村的農民工增加了250萬。為把省會廣州改變成為一個更國際化的城市，去年廣州舉辦了亞運會，廣州也招募到伊拉克裔英國建築師雜哈•哈蒂德（Zaha Hadid）設計一個未來式的歌劇院。但是他這些模仿新加坡的“幸福與社會文明”的努力一次次被動盪和其他社會問題所掩蓋，尤其在農民工問題上，很多基本公共服務他們無法享受到。
增城的抗暴事件起因源於一城管把一個來自四川的懷孕的街邊小販推到地上。當地民工說除此直接原因外，這起抗暴事件也是出於人們對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的憤怒，以及城管的暴力執法，尤其針對因為當地牛仔褲工廠工作短缺，只得用在街邊當小販的農民工。上週早些時候，類似的動盪在附近的潮州爆發。因為來自四川的農民工抱怨一個製陶工廠拖欠他們的工資而引發抗爭。
去年，兩起事件把廣東攪得焦頭爛額。其一是為蘋果等公司組裝ipad等其它電子產品的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的工廠發生一系列的自殺事件；其二是本田附屬工廠工人3次罷工。鴻海和本田供應商隨後都增加了工人薪資。上個月，為了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Universiade）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深圳的管理部門驅趕走了80萬“高危”人群。其中大部分為農民工。
在書面採訪中給汪洋提出的10個問題中，他拒絕回答其中涉及更敏感問題的5個問題，比如，他是否更傾向於依靠長期以來被懷疑由中共直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來處理社會問題。在他試圖解釋經濟轉型的複雜性時提到，廣東留給從外省來的農民工的工作越來越少，新的經濟模式是以“幸福感”為基礎而非以沒有任何控制的發展為基礎。回到開頭的問題，這個“幸福感”到底是什麼，他的答案也是模凌兩可。
這些不安定給中國的領導人發出了麻煩來了的信息，很多廣東人不高興了，這也是一種危險的不滿。因為在中國最為富有、發展最快，並且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常常是預示中國其它地區動向的風向標。
今夏，由於中共構建“和諧社會”的5年計劃因大量不和諧的社會問題出現而被削弱，尤為引人注意的是貧富差距和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導致作為中國人最常吃的肉——豬肉價格在一年中上漲54％。因此在其它城市地區民憤也已經在醞釀之中。
面對中國如今最重要的挑戰，即如何使國家從以廣東為先鋒的出口型經濟模式有力轉型，省級領導們，在缺乏北京明確的指示下，尋求以陳腔濫調的說教和殘酷武力相結合的手法，在巨大的壓力下維持著社會秩序，但是已經是精疲力竭了。
在這個痛苦轉型中處於最前列的是省委書記汪洋。他是提出“幸福廣東”運動的中共領導，而且他也被看作是很可能在明年每十年一換的領導層變化中晉升至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政治局常委的9個委員是中國的最高決策者。
在上次騷亂爆發前的一次書面採訪中，汪洋解釋了在今年1月他為何發起“幸福廣東”運動的原因，以及同時，在上一個5年平均年增長為12.4%的情況下，將下一個5年的年增長目標降低至8％的原因。
他說：“為了發展得更好，我們要發展慢一點。在經濟規模上，我們已經超過了新加坡，但是我們也希望在人均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幸福感和社會文明程度上也超過新加坡。”
他否認了將公佈為廣東1.04億人口，尤其其2千5百萬農民工加強幸福感的具體計劃。對幸福的定義他也看起來難以提供一致的回答。
據汪洋宣稱，所謂的幸福存在於愉快和價值意義之間。他引用了以色列作家、演講師，也曾是壁球冠軍，曾在哈佛教授“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塔•本沙哈（Tal Ben-Shahar）所寫的名為《更幸福》的書中段落：“對於一個個體來說，幸福是一種態度，一個主觀的觀念。”他試圖把這一觀點應用到整個廣東，“但是作為整個團體，整個地區，有一個共同的價值來判斷我們是否幸福快樂是一種需要我們共同尋找，享受和建立的生活狀態和經歷。”
他對幸福的定義的模糊回答顯示出廣東和北京都沒有一個政策方向。中共領導人降低了中國的年增長目標，這可以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只是一個像徵性的目標，即下一個5年增長7％，並且發誓集中抓“幸福”，強調諸如通貨膨脹、腐敗和搶占土地等公眾關心的問題。但是，正如汪洋，中共領導們沒有給出他們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計劃。除了一次又一次的號召改善“社會管理”，而這個籠統的說法似乎還包括防暴警察，催淚瓦斯和裝甲車。
汪洋至今為止對廣東的騷亂保持沉默。一個發言人說他正在國外，不會提早回來，也不會對此事作出評論，因為地方管理機構對處理此類問題已經很有經驗。發言人還說：“事件還沒有達到低谷以至於讓黨委書記擔心。”
最近的騷亂也不會太可能嚴重影響汪洋晉升常委的機會。首先，他56歲，此年齡是老齡化的25個政治局委員中正合適的年齡。
儘管如此，暴力對於汪洋來說，來得不是時候。他正與其他有可能進入常委的人選為得到最有權力的職位而競爭。這些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繼汪洋之後掌管西南部城市重慶的薄熙來。中共領導人用了很多口舌讚揚薄熙來在重慶的高調恢復革命精神及掃黑除惡運動。有人甚至把這個有著3千2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描繪成全國其它地區的表帥。
汪洋在廣東的政績則沒有收到這麼多的讚揚之辭。廣東省佔中國11％的GDP和1/3的出口。該省在30年前的經濟改革後迅速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因此廣東也被視為其它地區的領頭羊。
據汪洋說，由於省內由低端製造業向高端工業經濟轉型，2007年至2010年間，來自廣東以外的農民工數量幾乎減少了2百萬，而來自廣東農村的農民工增加了250萬。為把省會廣州改變成為一個更國際化的城市，去年廣州舉辦了亞運會，廣州也招募到伊拉克裔英國建築師雜哈•哈蒂德（Zaha Hadid）設計一個未來式的歌劇院。但是他這些模仿新加坡的“幸福與社會文明”的努力一次次被動盪和其他社會問題所掩蓋，尤其在農民工問題上，很多基本公共服務他們無法享受到。
增城的抗暴事件起因源於一城管把一個來自四川的懷孕的街邊小販推到地上。當地民工說除此直接原因外，這起抗暴事件也是出於人們對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的憤怒，以及城管的暴力執法，尤其針對因為當地牛仔褲工廠工作短缺，只得用在街邊當小販的農民工。上週早些時候，類似的動盪在附近的潮州爆發。因為來自四川的農民工抱怨一個製陶工廠拖欠他們的工資而引發抗爭。
去年，兩起事件把廣東攪得焦頭爛額。其一是為蘋果等公司組裝ipad等其它電子產品的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的工廠發生一系列的自殺事件；其二是本田附屬工廠工人3次罷工。鴻海和本田供應商隨後都增加了工人薪資。上個月，為了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Universiade）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深圳的管理部門驅趕走了80萬“高危”人群。其中大部分為農民工。
在書面採訪中給汪洋提出的10個問題中，他拒絕回答其中涉及更敏感問題的5個問題，比如，他是否更傾向於依靠長期以來被懷疑由中共直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來處理社會問題。在他試圖解釋經濟轉型的複雜性時提到，廣東留給從外省來的農民工的工作越來越少，新的經濟模式是以“幸福感”為基礎而非以沒有任何控制的發展為基礎。回到開頭的問題，這個“幸福感”到底是什麼，他的答案也是模凌兩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