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6日訊】在中國大陸，只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不過，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並不全面。比如，教科書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你現在拿槍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你會怎麼樣？
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歷史全貌。
從蔡元培的反共談起
蔡元培以前雖然也參與過推翻清王朝的暗殺團，當北大校長的時候，還把炸彈擱在辦公室裡，但史學界都認為他個性忠厚，為人友善，處事接物恬淡從容，平時很少輕易動怒。
他的學生柳亞子就曾這樣說過：“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一紙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受到影響。”
柳亞子所說的“影響”，其實很委婉，如果說直白一點，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關於蔡元培的“動火氣”，歷史上還有記載。
1927年3月6日，吳稚暉詢問陳獨秀：“在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需要多少年？”
陳獨秀回答：“二十年。吳稚暉轉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氣衝衝地轉述了陳獨秀的話，結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憤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夠讓這樣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憤憤不平”地卷進反共的大合唱，不僅成為主持人，幫老蔣決策清黨大計，而且還要對自己的學生進行跨省追捕，這火氣還不是一般的大。
從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系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3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幹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週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師出有名，才能理直氣壯。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嚴詞指責武漢政府的非法性，歷數其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行文至此，有人會問：那蔡元培為什麼會一改往日的溫柔，如此積極地反共呢？吳稚暉要“清黨”，他就要開除中共分子；吳稚暉要“查辦”，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壞的證據。是因為他個人有私仇？還是上了老蔣的當？
其實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間不僅沒有絲毫恩怨，而且關系還不錯，陳獨秀、李大釗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長期間親自聘請的優秀人才。就在清黨開始之時，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處死，他還帶頭募捐，幫烈士的長子李葆華去日本留學。和陳獨秀的關系，更不用說了，兩人以前就在一起做過炸彈，陳獨秀後來兩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於當他去世以後，陳獨秀十分悲傷，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沒有被別人灌迷魂湯。
君子和而不同。
盡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對各種理論都可以兼容，但絕不是一個毫無主見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肯妥協，不肯附和。那麼，何謂 “是”、何謂“非”？立場不同，衡量的標準自然不一樣。從維護國民黨的大局出發，當然要反對與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產主義；從民主自由價值觀出發，當然不贊成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以侵犯人權為特征的階級鬥爭，這就是蔡元培為什麼要積極“清黨“的根本原因，這也就是他為什麼要批評一部分同志，在“西山會議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後，仍“迷信總理容共政策．未能堅決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從蔡元培開始說起，是想說明那個被稱為“好得很”的農民運動實在是糟得很，否則為何連他這樣的好好先生也要“清黨”呢？這不是什麼一時糊塗，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國的生死存亡，沒有回旋的餘地，後退一步就是當順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須“叛變革命”。
蔣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個春天，又把蔣介石推到是戰是降的歷史關口。
去年的這個時候，他就幹了一下。
本來，他是想交出軍權、遠走莫斯科的，船票、護照、行李都準備好了，人也上了車。
那時候，右派認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認為他是“新軍閥”，都要打倒他，各種攻擊他的言論滿天飛，就連一個小小的李之龍都可以限定老蔣在3個月之內把廣東所有的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要以“叛變革命罪”槍斃他。沒辦法，為了忍辱負重，他只得夾起尾巴做人，時不時地罵幾句“西山會議派”，再高呼幾聲“中俄同志團結萬歲”、“為共產主義而死”，以免讓人抓到小辮子。
盡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軍都快被中共黨員架空了，沒有黨代表的簽名，軍事首長的命令竟不能生效，黨代表甚至有權先斬後奏、有權監督同級主官。而且，控制中央黨部和軍事委員會的是蘇俄顧問季山嘉和汪精衛，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員一樣，是蔣委員，後面還沒帶“長”。他要北伐，他們就說好啊、行啊，你就率軍渡海，從塘沽登陸吧。差點弄出一項創世紀的搶灘登陸戰，沒把他氣暈，就算有運輸能力和後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砲台是吃素的嗎？不僅如此，這兩位還專門給他罩上“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緊箍咒，只要一紙決議，就可以讓他下崗。
打國民黨的地盤，讓共產黨做主，還被兩面夾攻，左右受氣，擱誰受得了？“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異佛入地獄耶。”1926年3月17日的這段日記，再清楚不過了地表明了他內心的無奈和煎熬。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老蔣想一走了之。
他的祕書陳立夫後來回憶說：
在快到長堤碼頭的時候，我就問蔣先生：“校長，為什麼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麼我們不幹一下？”那是我年輕氣盛，並不清楚局勢的復雜，所以就順口問他，蔣先生也未責怪，他聽後就吩咐司機開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機再把車開往碼頭。這時，我又問蔣先生：“如果我們走了，總理所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先生想了又想，最後毅然決然對司機說：“開回東山寓所。”
於是，隨後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
中共認為這是蔣介石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陰謀，先指使他人，擅自調動中山艦，制造共產黨要造反的假象，然後以此為借口來打擊共產黨。
而老蔣的說法卻是：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共黨員李之龍矯令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以備臨時遠航，開回廣州也不熄火，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乃於二十日清晨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中，歷史學家楊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雙方都沒有陰謀調動中山艦，而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下的假命令，目的在於挑撥國共關系，使蔣介石誤信了右派的謠言。
挑撥之說，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師黨代表）在回憶錄中寫道：三月二十日事變，完全是王柏齡，陳肇英、陳策、歐陽格、徐桴、吳鐵城等陰謀制造出來的。他們一面說：“共產黨準備暴動。”一面偽造命令，要中山艦開到黃埔聽候調遣，蔣介石在由黃埔回廣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艦向黃埔開動，就信以為真。
就連當事人汪精衛也這麼說：“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蔣同志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之一方面的報告，便有觸即發。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借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
然而，在關於當時到底有沒有“倒蔣”計劃的核心問題上，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憶錄雖涉及這一問題，但遺憾的是不夠明確。他說：“在大革命失敗以後，我在上海會著譚平山（筆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武漢政府農民部部長），我們談到三月二十日事變，譚平山說：在蘇俄從關系方面得著一個消息（或是看見一個文件）說計劃調蔣介石到海參葳訓練兩師軍隊，如果這一說法有點事實根據的話，那就是汪精衛和季山嘉真有這個計劃，所以對這個問題在我的思想上始終是一個‘謎’。”
因此，中山艦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憑心而論，事件之後，盡管蔣委員在同志們的擁戴下當選為黨主席、軍委主席，但他當時除了整理黨務、收繳工人槍支、命令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以外，並沒有更多的小動作，被捕的李之龍等人不久都被釋放。
所謂“整理黨務案”，即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的提議，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批評三民主義，不能擔任中央各部部長，任高級黨部執行委員的人數不應超過三分之一，加入本黨的中共黨員名冊須交國民黨中央保管，中共對這些黨員的指示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另一方面，凡國民黨員未經許可，脫黨之前不得入其他黨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組織行動，不能以黨的名義召集黨務會議等等。這就好比一家合資公司為了加強管理，對各股東的權益和相互之間的關系作出某些調整和限制。
依“西山會議派”的觀點來看，這些措施，還讓人“萬分失望”，違背了總理精神，將容共的本意變為“兩黨合作”，是出賣國民黨。鄒魯指責蔣介石，說“整理黨務案”的大部分內容以前就提過而未見成效的老方法，至於不讓共產黨出任中央部長的條款，雖然“可以減少共產黨之操縱，但此辦法，行之兩年前甚有效，今則彼之黨羽，早已分妥各處，即不為部長庸何傷？”因此，這位廣東大學的校長把黃埔軍校的校長諷刺了一句，說你們“5月15日之鄭重大會，其效等於零。”
如果換位思考的話，現在再來一次國共合作，以胡哥的股份之大，還不知道小馬能不能得到比這更優惠的待遇呢。假設讓他們在中共各級黨組織的委員人數可以超過三分之一，可以擔任中央各部部長，潛伏在內部的地下黨及其工作方針也都可以保密，估計用不了多久，天安門就被和平演變了。
見老蔣那邊沒有把事情鬧大，蘇俄顧問也暫且妥協，召回季山嘉，“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中共方面則採取明退暗頂的辦法，省港工人糾察隊的槍交了，部長的職務辭了，但其他幾條不僅不執行，反而更注重隱蔽自己，更注重基層工作，以國民黨的名義去廣泛發動群眾鬧革命。再說，換上來的部長，也不都是右派，也有親共的左派分子，如替代毛澤東的宣傳部長顧孟餘、替代澎湃的農民部長甘乃光。
對此，蔣介石在明知整理黨務案“其效等於零”的情況下既沒有追查到底，也沒有進一步採取措施嚴防中共地下黨的滲透，以為明人不做暗事，結果吃了大虧，自己在前方拼命，打到哪裡，哪裡就被人家摘了桃子，到處都是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農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應就把土豪劣紳遊街示眾，直到槍斃，形成讓有產者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
扶持農工，本是三民主義的重要內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不能以暴力來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但《湖南民報》卻公開宣稱：土豪劣紳的地位，從農協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首對聯何等精當！革命不能講客氣，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呵！
說這話的人，名叫易禮容，表面上他是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真實身份卻是中共中央委員；這報紙號稱國民黨的省委黨報，主編卻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謝覺哉。
既然紅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於是，你殺我、我殺你，衝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廠停工、商店關門、田地撂荒，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鬥地主不但鬥到北伐軍官兵的家裡，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頭上。鄒魯曾在回憶錄中無比痛心地寫道：北伐軍打到湖北來，委任的地方官員中，共產黨員不計其數，反倒把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韻湘、郭聘伯等本黨同志關進班房。
鳩佔鵲巢，鵲去坐牢，最後發展到還要逮捕蔣介石。
季山嘉回國以後，鮑羅廷又來了。
在這位洋大人的操縱下，1926年12月13日，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代表齊聚江城，先斬後奏，乘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因遷都而停止辦公之機，組織了所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以徐謙為主席。
黨要開會，竟然可以不通過黨的主席。
別看老蔣坐了龍庭，手握虎符，其實比“屁民”強不了多少，除了譴責非法以外，也就是打電報戰，你一個電文過去，我一個電文過來，勸他們將聯席會議改為政治分會。
在是否“遷都武漢“的問題上，雙方也是爭執不下。最開始。這是老蔣提議的，但後來看到整個兩湖變成一片紅海洋，那裡又是張發奎第四軍和唐生智第八軍的勢力範圍，就改變主意，要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時設在南昌，和他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理由是便於就近指揮東南方向的軍事行動，結果鮑羅廷又不同意，非要按原方案來，不來就讓宋子文扣軍餉，老蔣只好低頭就範。
黨的主席，竟然定不了遷都問題。
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以“提高黨權”的名義，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以中央常務委員會行使最高權力，順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蔣的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等職務，好歹沒有一擼到底，給他留了個空頭總司令的面子。
從選舉結果看，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領袖重新掌控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因中山艦事件而負氣出國的汪精衛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組織部長和黨中央常委，其餘8 名常委中，除搖擺不定的譚延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黨員佔絕對優勢地位，他們是孫科、徐謙、顧孟餘、陳公博、譚平山和吳玉章，結果老蔣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面，他連名分都沒有，孫科、徐謙、汪精衛、譚延、宋子文是常委，並由中共黨員譚平山、蘇兆征擔任農政部長和勞工部長；此外，汪精衛尚在國外，其組織部長一職還由中共元老吳玉章代理。如此同時，由於取消了黨主席，地下黨的名單自然也不需要上交，這就徹底推翻了二屆二中全會所作《整理黨務案》的決議，使中共方面得以合法地在國民黨內部行使自己的權力、發展自己的組織、推行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
隨著三中全會的勝利閉幕，鮑羅廷一伙開始搶點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敵願意投誠、無意再戰的情況下，為搶桃子，命令週恩來發動第三次起義，於次日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市區，並成立一支擁有 2700人的工人武裝；
3月24日，任命程潛為江蘇省主席，委員15名中，不計左派，僅共產黨員就佔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為安徽省主席，委員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來也佔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組江西省黨部，以方志敏取代AB團團長段錫朋，接著又在4月1日改組省政府，趕走反共的李烈鈞，任命態度曖昧的朱培德為主席，共產黨員佔了 10名省府委員的半數。
國民黨的末日就要來臨了。
危機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發。3月24日，一部分北伐軍士兵在南京搶劫英美日等國的領事館、住宅、教堂、商店，殺死6名外國人，導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軍艦向城內開砲洩憤，又造成無辜市民重大傷亡。這一慘案，在全國激起強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強”的口號直衝雲霄，而各列強為保護租界，也大舉增兵上海，形勢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會引起一場混戰。
這時候，盡管蘇俄關於在中國應“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來挑起各國幹涉的絕密文件，還沒有被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裡搜出來，但老蔣心裡清楚得很，南京事件顯然是有人做手腳，企圖讓列強與國民黨打起來，以坐收漁利。
一波未平，武漢政府又密令第六軍軍長程潛伺機逮捕蔣介石。這份密令，系譚延親筆寫在綢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縫在衣服內，於3月27日啟程從漢口去南京送給程潛，可惜遲了一步，老蔣已於昨天離開南京，去了上海，怎麼辦？武漢方面心生一計，布下陷阱：於4月2日幹脆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也廢了，將他降格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然後命令他“克日離淞赴寧，專任籌劃軍事”。
也就在這一天，南昌又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工人糾察隊和學生持械衝進省黨部和省政府，當場打死國民黨人週佐堯，拘捕程天放、關麟征等一批黨政軍負責同志。
於是，當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時，歷史的抉擇，再一次擺在了老蔣面前，是戰還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噎是風雨飄搖，江西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曾趕來安慶求見，懇請立即與共黨分家，不可再容許他們潛伏黨內、陰謀顛覆，他當時的心情異常沉重，只說了一句：時機沒有成熟，請大家暫時忍耐。
現在，他還能忍多久？
清黨中的兩大關鍵問題
梅雨季節的江南，總是陰雲低沉。3月26日，蔣介石乘兵艦從南京順江而下，直發上海，向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面示了清黨決心。
隨後趕來的第七軍軍長李宗仁，一出車站就發現上海的形勢極為嚴峻，因為一點小事，工會就聚眾上萬人，要找白崇禧討說法，“滿街全是工人，途為之塞”，只得下車步行，自人叢中蛇行擠至總指揮部。”此時，這位桂系首領，和他的親密戰友白崇禧一起，都堅定地站在了心力憔悴、聲音嘶啞的蔣總司令一邊，主動把自己的子弟兵調到滬寧線上，以震懾那些軍心不穩的部隊。
與中共決裂，涉及到兩大問題：
第一，是不是合法？名正才能言順，不能胡來。在這關鍵性的前提問題上，幸虧有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老一輩資產階級革命家挺身而出，毅然動用監察權，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查辦中國共產黨，並將武漢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非法性公告於天下，這就是前面提到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
“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系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為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之身分，而置中央機關之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
第二，代價大不大？兵不血刃地解決問題，當然更好。4月2日，汪精衛回國抵滬，眾人力勸他反共，以他的影響力解決紛爭，結果白費了幾天的口舌。這小白臉一會兒虛應故事，說可以請武漢來人，開會解決；一會兒耍無賴，說你監察委員會的咨文，黨中央不執行又怎麼樣？吳稚暉甚至下跪相求，他也不為所動，最後便不辭而別，去了漢口。
既然和平的路走不通，就只有動武。
要動武，首先得擺平中共手裡那一支近3千人的武裝民兵。這批民兵號稱“工人糾察隊”，顧順章任總指揮，黃埔一期生侯鏡如任軍事教官，根據“在本黨未組織黨的憲兵維持革命秩序時，承認糾察隊為維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的中央決議，儼然成為“黨衛軍”，不受軍事當局的任何節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那麼，能不能以最小的代價把它幹掉呢？而且，動用正規軍，去對付群眾團體，名聲上也不好聽。老蔣這個人就是這樣，為了愛面子，往往下不了毒手。
於是，黑道和白道聯袂登場，上演一部精彩大片
所謂“黑道”，即上海灘上有名的三大幫主：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門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謂“白道”，當然是指白崇禧，代表人民軍隊的光輝形象。有白崇禧的坐鎮指揮，又有黑社會的出面幫忙，我白道黑道都有人，還怕你鮑羅廷不成？切！蔣總司令便於4月8日放心大膽地帶著他的第一軍浩浩蕩蕩離開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潛。
老蔣走後，經過一番精心策劃，4月11日夜，先調虎離山，誘捕汪壽華，扣留週恩來；4月12日凌晨，再演苦肉計，當幫會的弟兄們正大肆圍攻上海市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等主要據點之時，駐軍聞訊趕來，以制止械鬥為借口，下了雙方的槍，然後一擁而上，乘機佔領了這幾處黨衛軍的大本營，變臉之快，讓對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凱迪論壇
假設你現在拿槍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你會怎麼樣？
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歷史全貌。
從蔡元培的反共談起
蔡元培以前雖然也參與過推翻清王朝的暗殺團，當北大校長的時候，還把炸彈擱在辦公室裡，但史學界都認為他個性忠厚，為人友善，處事接物恬淡從容，平時很少輕易動怒。
他的學生柳亞子就曾這樣說過：“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一紙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受到影響。”
柳亞子所說的“影響”，其實很委婉，如果說直白一點，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關於蔡元培的“動火氣”，歷史上還有記載。
1927年3月6日，吳稚暉詢問陳獨秀：“在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需要多少年？”
陳獨秀回答：“二十年。吳稚暉轉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氣衝衝地轉述了陳獨秀的話，結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憤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夠讓這樣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憤憤不平”地卷進反共的大合唱，不僅成為主持人，幫老蔣決策清黨大計，而且還要對自己的學生進行跨省追捕，這火氣還不是一般的大。
從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系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3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幹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週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師出有名，才能理直氣壯。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嚴詞指責武漢政府的非法性，歷數其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行文至此，有人會問：那蔡元培為什麼會一改往日的溫柔，如此積極地反共呢？吳稚暉要“清黨”，他就要開除中共分子；吳稚暉要“查辦”，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壞的證據。是因為他個人有私仇？還是上了老蔣的當？
其實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間不僅沒有絲毫恩怨，而且關系還不錯，陳獨秀、李大釗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長期間親自聘請的優秀人才。就在清黨開始之時，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處死，他還帶頭募捐，幫烈士的長子李葆華去日本留學。和陳獨秀的關系，更不用說了，兩人以前就在一起做過炸彈，陳獨秀後來兩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於當他去世以後，陳獨秀十分悲傷，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沒有被別人灌迷魂湯。
君子和而不同。
盡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對各種理論都可以兼容，但絕不是一個毫無主見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肯妥協，不肯附和。那麼，何謂 “是”、何謂“非”？立場不同，衡量的標準自然不一樣。從維護國民黨的大局出發，當然要反對與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產主義；從民主自由價值觀出發，當然不贊成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以侵犯人權為特征的階級鬥爭，這就是蔡元培為什麼要積極“清黨“的根本原因，這也就是他為什麼要批評一部分同志，在“西山會議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後，仍“迷信總理容共政策．未能堅決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從蔡元培開始說起，是想說明那個被稱為“好得很”的農民運動實在是糟得很，否則為何連他這樣的好好先生也要“清黨”呢？這不是什麼一時糊塗，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國的生死存亡，沒有回旋的餘地，後退一步就是當順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須“叛變革命”。
蔣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個春天，又把蔣介石推到是戰是降的歷史關口。
去年的這個時候，他就幹了一下。
本來，他是想交出軍權、遠走莫斯科的，船票、護照、行李都準備好了，人也上了車。
那時候，右派認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認為他是“新軍閥”，都要打倒他，各種攻擊他的言論滿天飛，就連一個小小的李之龍都可以限定老蔣在3個月之內把廣東所有的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要以“叛變革命罪”槍斃他。沒辦法，為了忍辱負重，他只得夾起尾巴做人，時不時地罵幾句“西山會議派”，再高呼幾聲“中俄同志團結萬歲”、“為共產主義而死”，以免讓人抓到小辮子。
盡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軍都快被中共黨員架空了，沒有黨代表的簽名，軍事首長的命令竟不能生效，黨代表甚至有權先斬後奏、有權監督同級主官。而且，控制中央黨部和軍事委員會的是蘇俄顧問季山嘉和汪精衛，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員一樣，是蔣委員，後面還沒帶“長”。他要北伐，他們就說好啊、行啊，你就率軍渡海，從塘沽登陸吧。差點弄出一項創世紀的搶灘登陸戰，沒把他氣暈，就算有運輸能力和後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砲台是吃素的嗎？不僅如此，這兩位還專門給他罩上“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緊箍咒，只要一紙決議，就可以讓他下崗。
打國民黨的地盤，讓共產黨做主，還被兩面夾攻，左右受氣，擱誰受得了？“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異佛入地獄耶。”1926年3月17日的這段日記，再清楚不過了地表明了他內心的無奈和煎熬。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老蔣想一走了之。
他的祕書陳立夫後來回憶說：
在快到長堤碼頭的時候，我就問蔣先生：“校長，為什麼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麼我們不幹一下？”那是我年輕氣盛，並不清楚局勢的復雜，所以就順口問他，蔣先生也未責怪，他聽後就吩咐司機開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機再把車開往碼頭。這時，我又問蔣先生：“如果我們走了，總理所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先生想了又想，最後毅然決然對司機說：“開回東山寓所。”
於是，隨後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
中共認為這是蔣介石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陰謀，先指使他人，擅自調動中山艦，制造共產黨要造反的假象，然後以此為借口來打擊共產黨。
而老蔣的說法卻是：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共黨員李之龍矯令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以備臨時遠航，開回廣州也不熄火，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乃於二十日清晨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中，歷史學家楊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雙方都沒有陰謀調動中山艦，而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下的假命令，目的在於挑撥國共關系，使蔣介石誤信了右派的謠言。
挑撥之說，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師黨代表）在回憶錄中寫道：三月二十日事變，完全是王柏齡，陳肇英、陳策、歐陽格、徐桴、吳鐵城等陰謀制造出來的。他們一面說：“共產黨準備暴動。”一面偽造命令，要中山艦開到黃埔聽候調遣，蔣介石在由黃埔回廣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艦向黃埔開動，就信以為真。
就連當事人汪精衛也這麼說：“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蔣同志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之一方面的報告，便有觸即發。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借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
然而，在關於當時到底有沒有“倒蔣”計劃的核心問題上，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憶錄雖涉及這一問題，但遺憾的是不夠明確。他說：“在大革命失敗以後，我在上海會著譚平山（筆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武漢政府農民部部長），我們談到三月二十日事變，譚平山說：在蘇俄從關系方面得著一個消息（或是看見一個文件）說計劃調蔣介石到海參葳訓練兩師軍隊，如果這一說法有點事實根據的話，那就是汪精衛和季山嘉真有這個計劃，所以對這個問題在我的思想上始終是一個‘謎’。”
因此，中山艦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憑心而論，事件之後，盡管蔣委員在同志們的擁戴下當選為黨主席、軍委主席，但他當時除了整理黨務、收繳工人槍支、命令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以外，並沒有更多的小動作，被捕的李之龍等人不久都被釋放。
所謂“整理黨務案”，即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的提議，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批評三民主義，不能擔任中央各部部長，任高級黨部執行委員的人數不應超過三分之一，加入本黨的中共黨員名冊須交國民黨中央保管，中共對這些黨員的指示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另一方面，凡國民黨員未經許可，脫黨之前不得入其他黨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組織行動，不能以黨的名義召集黨務會議等等。這就好比一家合資公司為了加強管理，對各股東的權益和相互之間的關系作出某些調整和限制。
依“西山會議派”的觀點來看，這些措施，還讓人“萬分失望”，違背了總理精神，將容共的本意變為“兩黨合作”，是出賣國民黨。鄒魯指責蔣介石，說“整理黨務案”的大部分內容以前就提過而未見成效的老方法，至於不讓共產黨出任中央部長的條款，雖然“可以減少共產黨之操縱，但此辦法，行之兩年前甚有效，今則彼之黨羽，早已分妥各處，即不為部長庸何傷？”因此，這位廣東大學的校長把黃埔軍校的校長諷刺了一句，說你們“5月15日之鄭重大會，其效等於零。”
如果換位思考的話，現在再來一次國共合作，以胡哥的股份之大，還不知道小馬能不能得到比這更優惠的待遇呢。假設讓他們在中共各級黨組織的委員人數可以超過三分之一，可以擔任中央各部部長，潛伏在內部的地下黨及其工作方針也都可以保密，估計用不了多久，天安門就被和平演變了。
見老蔣那邊沒有把事情鬧大，蘇俄顧問也暫且妥協，召回季山嘉，“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中共方面則採取明退暗頂的辦法，省港工人糾察隊的槍交了，部長的職務辭了，但其他幾條不僅不執行，反而更注重隱蔽自己，更注重基層工作，以國民黨的名義去廣泛發動群眾鬧革命。再說，換上來的部長，也不都是右派，也有親共的左派分子，如替代毛澤東的宣傳部長顧孟餘、替代澎湃的農民部長甘乃光。
對此，蔣介石在明知整理黨務案“其效等於零”的情況下既沒有追查到底，也沒有進一步採取措施嚴防中共地下黨的滲透，以為明人不做暗事，結果吃了大虧，自己在前方拼命，打到哪裡，哪裡就被人家摘了桃子，到處都是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農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應就把土豪劣紳遊街示眾，直到槍斃，形成讓有產者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
扶持農工，本是三民主義的重要內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不能以暴力來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但《湖南民報》卻公開宣稱：土豪劣紳的地位，從農協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首對聯何等精當！革命不能講客氣，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呵！
說這話的人，名叫易禮容，表面上他是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真實身份卻是中共中央委員；這報紙號稱國民黨的省委黨報，主編卻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謝覺哉。
既然紅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於是，你殺我、我殺你，衝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廠停工、商店關門、田地撂荒，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鬥地主不但鬥到北伐軍官兵的家裡，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頭上。鄒魯曾在回憶錄中無比痛心地寫道：北伐軍打到湖北來，委任的地方官員中，共產黨員不計其數，反倒把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韻湘、郭聘伯等本黨同志關進班房。
鳩佔鵲巢，鵲去坐牢，最後發展到還要逮捕蔣介石。
季山嘉回國以後，鮑羅廷又來了。
在這位洋大人的操縱下，1926年12月13日，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代表齊聚江城，先斬後奏，乘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因遷都而停止辦公之機，組織了所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以徐謙為主席。
黨要開會，竟然可以不通過黨的主席。
別看老蔣坐了龍庭，手握虎符，其實比“屁民”強不了多少，除了譴責非法以外，也就是打電報戰，你一個電文過去，我一個電文過來，勸他們將聯席會議改為政治分會。
在是否“遷都武漢“的問題上，雙方也是爭執不下。最開始。這是老蔣提議的，但後來看到整個兩湖變成一片紅海洋，那裡又是張發奎第四軍和唐生智第八軍的勢力範圍，就改變主意，要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時設在南昌，和他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理由是便於就近指揮東南方向的軍事行動，結果鮑羅廷又不同意，非要按原方案來，不來就讓宋子文扣軍餉，老蔣只好低頭就範。
黨的主席，竟然定不了遷都問題。
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以“提高黨權”的名義，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以中央常務委員會行使最高權力，順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蔣的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等職務，好歹沒有一擼到底，給他留了個空頭總司令的面子。
從選舉結果看，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領袖重新掌控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因中山艦事件而負氣出國的汪精衛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組織部長和黨中央常委，其餘8 名常委中，除搖擺不定的譚延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黨員佔絕對優勢地位，他們是孫科、徐謙、顧孟餘、陳公博、譚平山和吳玉章，結果老蔣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面，他連名分都沒有，孫科、徐謙、汪精衛、譚延、宋子文是常委，並由中共黨員譚平山、蘇兆征擔任農政部長和勞工部長；此外，汪精衛尚在國外，其組織部長一職還由中共元老吳玉章代理。如此同時，由於取消了黨主席，地下黨的名單自然也不需要上交，這就徹底推翻了二屆二中全會所作《整理黨務案》的決議，使中共方面得以合法地在國民黨內部行使自己的權力、發展自己的組織、推行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
隨著三中全會的勝利閉幕，鮑羅廷一伙開始搶點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敵願意投誠、無意再戰的情況下，為搶桃子，命令週恩來發動第三次起義，於次日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市區，並成立一支擁有 2700人的工人武裝；
3月24日，任命程潛為江蘇省主席，委員15名中，不計左派，僅共產黨員就佔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為安徽省主席，委員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來也佔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組江西省黨部，以方志敏取代AB團團長段錫朋，接著又在4月1日改組省政府，趕走反共的李烈鈞，任命態度曖昧的朱培德為主席，共產黨員佔了 10名省府委員的半數。
國民黨的末日就要來臨了。
危機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發。3月24日，一部分北伐軍士兵在南京搶劫英美日等國的領事館、住宅、教堂、商店，殺死6名外國人，導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軍艦向城內開砲洩憤，又造成無辜市民重大傷亡。這一慘案，在全國激起強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強”的口號直衝雲霄，而各列強為保護租界，也大舉增兵上海，形勢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會引起一場混戰。
這時候，盡管蘇俄關於在中國應“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來挑起各國幹涉的絕密文件，還沒有被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裡搜出來，但老蔣心裡清楚得很，南京事件顯然是有人做手腳，企圖讓列強與國民黨打起來，以坐收漁利。
一波未平，武漢政府又密令第六軍軍長程潛伺機逮捕蔣介石。這份密令，系譚延親筆寫在綢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縫在衣服內，於3月27日啟程從漢口去南京送給程潛，可惜遲了一步，老蔣已於昨天離開南京，去了上海，怎麼辦？武漢方面心生一計，布下陷阱：於4月2日幹脆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也廢了，將他降格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然後命令他“克日離淞赴寧，專任籌劃軍事”。
也就在這一天，南昌又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工人糾察隊和學生持械衝進省黨部和省政府，當場打死國民黨人週佐堯，拘捕程天放、關麟征等一批黨政軍負責同志。
於是，當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時，歷史的抉擇，再一次擺在了老蔣面前，是戰還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噎是風雨飄搖，江西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曾趕來安慶求見，懇請立即與共黨分家，不可再容許他們潛伏黨內、陰謀顛覆，他當時的心情異常沉重，只說了一句：時機沒有成熟，請大家暫時忍耐。
現在，他還能忍多久？
清黨中的兩大關鍵問題
梅雨季節的江南，總是陰雲低沉。3月26日，蔣介石乘兵艦從南京順江而下，直發上海，向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面示了清黨決心。
隨後趕來的第七軍軍長李宗仁，一出車站就發現上海的形勢極為嚴峻，因為一點小事，工會就聚眾上萬人，要找白崇禧討說法，“滿街全是工人，途為之塞”，只得下車步行，自人叢中蛇行擠至總指揮部。”此時，這位桂系首領，和他的親密戰友白崇禧一起，都堅定地站在了心力憔悴、聲音嘶啞的蔣總司令一邊，主動把自己的子弟兵調到滬寧線上，以震懾那些軍心不穩的部隊。
與中共決裂，涉及到兩大問題：
第一，是不是合法？名正才能言順，不能胡來。在這關鍵性的前提問題上，幸虧有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老一輩資產階級革命家挺身而出，毅然動用監察權，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查辦中國共產黨，並將武漢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非法性公告於天下，這就是前面提到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
“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系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為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之身分，而置中央機關之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
第二，代價大不大？兵不血刃地解決問題，當然更好。4月2日，汪精衛回國抵滬，眾人力勸他反共，以他的影響力解決紛爭，結果白費了幾天的口舌。這小白臉一會兒虛應故事，說可以請武漢來人，開會解決；一會兒耍無賴，說你監察委員會的咨文，黨中央不執行又怎麼樣？吳稚暉甚至下跪相求，他也不為所動，最後便不辭而別，去了漢口。
既然和平的路走不通，就只有動武。
要動武，首先得擺平中共手裡那一支近3千人的武裝民兵。這批民兵號稱“工人糾察隊”，顧順章任總指揮，黃埔一期生侯鏡如任軍事教官，根據“在本黨未組織黨的憲兵維持革命秩序時，承認糾察隊為維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的中央決議，儼然成為“黨衛軍”，不受軍事當局的任何節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那麼，能不能以最小的代價把它幹掉呢？而且，動用正規軍，去對付群眾團體，名聲上也不好聽。老蔣這個人就是這樣，為了愛面子，往往下不了毒手。
於是，黑道和白道聯袂登場，上演一部精彩大片
所謂“黑道”，即上海灘上有名的三大幫主：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門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謂“白道”，當然是指白崇禧，代表人民軍隊的光輝形象。有白崇禧的坐鎮指揮，又有黑社會的出面幫忙，我白道黑道都有人，還怕你鮑羅廷不成？切！蔣總司令便於4月8日放心大膽地帶著他的第一軍浩浩蕩蕩離開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潛。
老蔣走後，經過一番精心策劃，4月11日夜，先調虎離山，誘捕汪壽華，扣留週恩來；4月12日凌晨，再演苦肉計，當幫會的弟兄們正大肆圍攻上海市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等主要據點之時，駐軍聞訊趕來，以制止械鬥為借口，下了雙方的槍，然後一擁而上，乘機佔領了這幾處黨衛軍的大本營，變臉之快，讓對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凱迪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