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6日訊】【編輯語】 譚松，重慶人，生於1955年11月。兩歲時其父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反黨分子」，送往重慶長壽湖勞改。在隨後的三年大饑荒中，外公因病無錢治療去世，妹妹餓死，外婆自殺。倖存下來的譚松，下過鄉，上過大學，36歲時評為英語副教授，發表過專著、辭典、譯著、散文、雜文等300多萬字，曾擔任《重慶與世界》雜誌主編，《中華手工》雜誌主編，採訪過約400多名各類人士。其中，譚松採訪了近百名長壽湖的倖存右派，寫成了約50萬字的採訪錄《長壽湖》，收集到珍貴的幾百張照片。為此，他曾被當局抓捕關押過。 《1962年，我的外婆》是譚鬆在2007年的一篇紀實作品，表達了他對外婆的思念和對那個年代的控訴。
《1962年，我的外婆》
又是清明，年近80 的媽媽帶著我們來到外婆的墳前。
外婆的墳在長江南岸的一個山坡上，後面，就是八年抗戰時蔣委員長住過的黃山。
媽媽擺上供果，點燃紅燭，佇立垂首。
紙錢燒起來，紅紅的火光，黑黑的墓碑，青煙起處，山風迴旋。
淚水，從媽媽眼裡滾出來，她又想起那個年代。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家在長江邊一個叫馬鞍山的半山坡上。出門，就是陡斜的石坡，長江，在腳下日日夜夜奔流。
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家家戶戶不准自己做飯，政府不供應煤，甚至連鍋都被收繳了，每個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須到「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去吃「集體伙食」。不去，不僅無法生存，而且還有「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風險。
外婆要去的那個公共食堂在山坡下的江邊上，距那個著名的「龍門浩月」不遠。
外婆是「舊社會」來的女人，小時裹過腳，「三寸金蓮」行走起來原本不便，再加上長期餓飯，走路就更顯吃力。然而，一日三餐，她必須下到江邊，領取二兩飯，然後沿著那陡斜的石板山路一步步挪回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下著雨，看見媽支著一根竹竿，挎著個布包，布包裡面是一個碗和一雙筷子。媽媽顫顫巍巍，面黃肌瘦，吃力地往上挪動腳步。我一下子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媽媽對我說。
終於，公共食堂的人也看到外婆走不動了，於是他們說：「裴婆婆（我外公姓裴），反正你每天六兩糧，我們給你做一個六兩的饅頭，你一次性領回去，這樣每天你就只走一趟。 」
也只有這樣了，去食堂來回下坡上坡，不安全不說，僅運動量大，就不利於對那二兩糧的珍惜。
可是，很快發現，這也不是好辦法。一個六兩的饅頭切成三份，每份也只有拳頭大，更要緊的是，份量明顯不足。
外婆不吭一聲，她是傳統文化打造的溫良恭儉型女人，一輩子謙和恭順，從沒同人紅過臉，更沒吵過架。何況，人家還是為她著想呢。
她的三個小孫兒，其中包括食慾極旺的我，每天從幼兒園回來，雖說已吃過晚飯，總渴望再從外婆那兒撈點吃的。外婆不忍面對三雙貪渴的眼睛，每天，她都把饅頭切下三片，平攤著放在盤子裡，用碗蓋上，等我們回來。
記得有一次，外婆拿出一個土豆，土豆很小，不便再分，於是外婆叫我們輪流把土豆含在嘴裡吮吸，以延長「吃」的美妙過程。姐姐很守規矩地照章執行，吮吸之後吐給了我。我含在嘴裡，實在忍不住，一口咬下去。
旁邊緊盯著我的弟弟，「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那時，六歲的我像一條飢餓的小狼，野性十足地搜尋食物，我把一個六歲兒童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來搜尋外婆可能的收藏。一次，家裡來了一個親戚，外婆竟然衝了一小碗炒麵招待他。那個香味直浸潤入我骨子。可惜，任憑我癡痴地立在一旁雙眼圓睜口水長流，親戚鐵石心腸，一匙接一匙地吃了個精光，連碗都沒讓我舔一舔。
要是外婆，絕不會這樣！
我決心找到外婆祕密藏匿的炒麵。
我叫上小我一歲多的弟弟作幫手——幫我搭橙子、扶橙子——我估計炒麵藏在高高櫃子上那一堆瓶瓶罐罐裡。爬上去，逐一查看，沒有。我又來到臥室後面那間堆雜物的小黑屋。
在一個角落的架子上，我發現一個方形的冰鐵筒。冰鐵筒有點沉，裡面有東西！我使勁撬開圓形鐵蓋，探手進去。空空的，只有幾塊拇指大小的塊狀物。我掏出一嚐，哇，餅幹！可惜，實在太小，小得大人們已經把它遺棄。我把幾塊「拇指」交給弟弟，不甘心地又將手伸進去。
裡面有幾張紙，掀開紙，下面是半罐麵粉狀的東西。「炒麵」！我大喜，抓起一把送進口裡，迫不急待往下嚥。
突然，我一陣巨烈咳嗽，哇哇直往外嘔，吐得翻腸倒胃。
正美滋滋享受「戰利品」的弟弟嚇壞了，驚得叫起來。
外婆慌慌張張趕來。 「老天爺，你啷個把石灰吃下去了？！」
「我……我……以為是……是炒麵……」
「家裡哪有炒麵。那一碗？唉呀，那是我花五角錢向隔壁龔婆婆買的呀。」
我一邊用外婆給我的水漱口，一邊想，大人們為什麼要把石灰和餅乾放在一起呢？是為了防備我偷吃？
在我的記憶裡，不管我做錯什麼事，外婆從來都沒有罵過、更沒打過我。我小時十分淘氣，常常在外面滾一身泥，或者把衣褲扯爛。外婆總是不厭其煩地為我洗補。家裡窮，我們幾姊妹的衣服都是外婆縫製。記得有一天半夜裡醒來，看見外婆爬到桌子上，把針線湊到那盞昏黃的燈前，瞇著眼，吃力地試圖將線穿過針眼……
我卻毫不懂得愛惜外婆夜裡一針一線為我縫製的衣服，不懂得孝順她，關心她、體貼她，甚至有一次，我把她珍藏在一個玻璃瓶裡的十幾粒糖偷來一口氣吃了個精光。外婆只嘆了口氣，說：「你該分點給姐姐……」
左鄰右捨都說，裴婆婆是個好人，是個賢良忠厚的人。
可是，那個年代，好人、正直本分的人生活空間很狹小。媽媽同外婆是同類型的人，善良老實。 「當時我一切都聽從政府的安排，不懂得想辦法找關係給媽弄點吃的。」多年後，媽媽站在外婆的墳前對我們這樣說。
那個年代，家裡很艱難。爸爸幾年前（1957年）中了「陽謀」，工資被扣掉大半，人也被發配到一個叫長壽湖的地方勞動改造。先是外公因病無錢醫治倒下了（1958年），接著是最小的妹妹夭折（1960年），外婆掙扎到1962年，眼見得油燈如豆，朝不保夕。 34歲的媽媽也餓得滿面浮腫，臉上一按一個指印。大我一歲的姐姐成天無精打采，已沒有出去玩耍的力氣。
坡下那家姓張的，外出尋覓一整天，傍晚挑回一擔「糧食」——觀音土（一種可以撐脹肚子但往往解不出大便的泥土）。然而，「飽飯」沒吃兩天，人先撐死一個……天地間，像有一隻巨大的猛禽，它的翅膀遮天蔽日，扇動處，陰風四起，死亡的氣息撲面而來。
外婆身體越來越虛弱，先是一解便就脫肛，直腸鮮鮮紅紅地垂落在肛門外。外婆呻吟著，用熱毛巾摀住腸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後來直腸頻頻脫落，外婆無法站立，終於臥床不起。上不起醫院，請了個私人醫生來打針，結果消毒不嚴，感染了，身子越腫越大，腫得連眼睛都睜不開。最後只得開刀。沒想到割開容易，長合艱難，由於極度缺乏營養，那個刀傷一直拒絕癒合，它日日夜夜大張著口，向蒼天無聲地述說，直到外婆告別人世，它都沒有閉合。
那個年代，食物雖然極度匱乏，但「政治」卻十分豐盛。媽媽幾乎每晚都要參加「政治學習」，還不時要下鄉去支援「抗擊自然災害」。通常，都是外婆照料我們。現在，外婆本人需要別人來照料了。她不願給家人添麻煩，不忍心看到她女兒更加勞累，她覺得自己沒用了，是個拖累，便萌生了去意。
公元1962年7月的一天，外婆囁囁嚅嚅地說：「我……我想吃……吃一片扣肉。」
「吃一片扣肉（即我們說的燒白）。」這實在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渴求，小得就像一片無聲飄落的樹葉。
可是，媽媽在外婆人生的最後一個願望前束手無策。
當時的社會主義中國，正在全力發展核武器，要立足打一場核大戰——那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偉大英明的領袖，考慮的是「超英趕美」的輝煌——那可是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偉業。至於長江邊上有一個飢餓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光裡渴求一片扣肉，實在太不值得這個國家和那個領袖關注了。
家裡有一張老式木床，木床有一個掛蚊帳用的木架子。 1962年7月28日下午，外婆用一根繩子，一頭系在木架的一根橫桿上，一頭系在她脖子上，消無聲息地走了。
媽媽下班回來，抱著外婆懸掛的身子，泣不成聲。
「她要是再堅持兩個月，熬到9月份紅苕出來就有救了。」媽媽在墳前對我們說。 「三年大饑荒，她快熬到頭了，在快結束時，她走了……我知道媽媽是怕拖累我……她一輩子都為別人著想……」
外婆能堅持到紅苕出來嗎？她怎麼知道大饑荒什麼時候結束？ （到1962年7 月，肆虐三年的大饑荒在全國各地都基本結束，但四川省仍然嚴重，這「歸功」於極「左」的四川省省委書記李井泉，這是後話。 ）媽媽說，外婆死時體重只有50多斤，真真的皮包骨。那張木床，後來我們又用了多年，繫繩子的那個橫桿，細細的，並不結實，我用手一使勁它就會折斷，外婆整個人吊上去它竟然完好無損，可想當時她的生命是何等「輕如鴻毛」。
外婆的喪事我已記不清了，也沒有爸爸回來的印象。只記得來奔喪的表姐娣娜姐姐晚上陪著我睡，她對我說：「婆婆是個很好的人。」
還記得那幾夜的淡淡的月光，幽幽冷冷，灑在窗台上，一片銀灰。
外婆火化後，骨灰埋在屋前一個叫做花園壩的凹台裡。那兒，正對著長江，對著江對岸樓房林立的市中區。八年抗戰期間，市中區曾是日軍狂轟濫炸的地方，在長達五年半的「無區別轟炸」（即不分民房、百姓的轟炸）中，重慶被炸死炸傷3萬多人。外婆躲到了涪陵鄉下，她靠給別人縫製衣服維持生活，她沒有被炸死，也沒有餓死，安然無恙地渡過了八年艱難歲月。
可是，在和平年代，在「奔向共產主義幸福天堂」的「康莊大道」上，外婆倒下了。
同她一同倒下的，有多少呢？
前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告訴我，他通過各種資料對比研究，得出的數字是：四川省在三年飢荒年間，至少餓死1000萬。
他還說，當時，四川省省委書記李井泉認可的數字是800萬。
800萬也好，1000萬也好，在李井泉眼中不過是個數字，他面對這個數字談笑自若地說了一句「名言」：「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不餓死人？！」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就不提了，「四川出了個李井泉」卻讓人忍不住有些關切。從突然宣布四川省糧票作廢（1960年9月），活生生地從饑民口中奪食，到動用暴力，把所有不滿的人、說出真像的人打入大牢，都是「超英趕美」類的毛式大手筆。在這些大手筆下，卑微如我外婆一樣的草民，就只有拿生命祭獻了。
1000萬，800萬，的確不過是數字，但是，我眼前的這一個「1」不是數字，她是我外婆——一個鮮鮮活活的生命，一個一輩子溫良賢淑慈善勤儉的生命，一個把最後一口糧食吐給她孫兒的生命。
昏燈下細細的針線、盤子裡薄薄的饃片、床架上飄蕩的身子……把這個簡單的「1」撐得血肉豐盈。即便我也如他人一樣得了健忘症，忘掉了歷史上曾經有那麼一個「自然災害」，即使我不再爭論1000萬還是800萬，但是，我會計較這一個「1」，我會年年在這一個真真實實、鮮鮮活活的「1」面前焚香致哀，垂首靜思。
山風吹來，松柏搖曳，黑色的墓碑橫亙在陰陽兩界之間，阻隔了生與死的對話。但我相信，人有一個靈界，它超脫肉體而永存。我佇立在墓前，靈魂向外婆在天之靈跪拜。
青煙裊裊，燭火幽幽，充盈於心底的愛的靈光，穿越陰陽生死的疆界，將外婆緊緊擁抱；那沉寂了45年的遲來的心語，在墓地上空迴響——
—— 外婆，我愛您！
於2007年清明
《1962年，我的外婆》
又是清明，年近80 的媽媽帶著我們來到外婆的墳前。
外婆的墳在長江南岸的一個山坡上，後面，就是八年抗戰時蔣委員長住過的黃山。
媽媽擺上供果，點燃紅燭，佇立垂首。
紙錢燒起來，紅紅的火光，黑黑的墓碑，青煙起處，山風迴旋。
淚水，從媽媽眼裡滾出來，她又想起那個年代。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家在長江邊一個叫馬鞍山的半山坡上。出門，就是陡斜的石坡，長江，在腳下日日夜夜奔流。
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家家戶戶不准自己做飯，政府不供應煤，甚至連鍋都被收繳了，每個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須到「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去吃「集體伙食」。不去，不僅無法生存，而且還有「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風險。
外婆要去的那個公共食堂在山坡下的江邊上，距那個著名的「龍門浩月」不遠。
外婆是「舊社會」來的女人，小時裹過腳，「三寸金蓮」行走起來原本不便，再加上長期餓飯，走路就更顯吃力。然而，一日三餐，她必須下到江邊，領取二兩飯，然後沿著那陡斜的石板山路一步步挪回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下著雨，看見媽支著一根竹竿，挎著個布包，布包裡面是一個碗和一雙筷子。媽媽顫顫巍巍，面黃肌瘦，吃力地往上挪動腳步。我一下子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媽媽對我說。
終於，公共食堂的人也看到外婆走不動了，於是他們說：「裴婆婆（我外公姓裴），反正你每天六兩糧，我們給你做一個六兩的饅頭，你一次性領回去，這樣每天你就只走一趟。 」
也只有這樣了，去食堂來回下坡上坡，不安全不說，僅運動量大，就不利於對那二兩糧的珍惜。
可是，很快發現，這也不是好辦法。一個六兩的饅頭切成三份，每份也只有拳頭大，更要緊的是，份量明顯不足。
外婆不吭一聲，她是傳統文化打造的溫良恭儉型女人，一輩子謙和恭順，從沒同人紅過臉，更沒吵過架。何況，人家還是為她著想呢。
 譚松外婆胡傳芬墓碑懷抱譚松母親 |
 譚松外婆胡傳芬墓碑 |
她的三個小孫兒，其中包括食慾極旺的我，每天從幼兒園回來，雖說已吃過晚飯，總渴望再從外婆那兒撈點吃的。外婆不忍面對三雙貪渴的眼睛，每天，她都把饅頭切下三片，平攤著放在盤子裡，用碗蓋上，等我們回來。
記得有一次，外婆拿出一個土豆，土豆很小，不便再分，於是外婆叫我們輪流把土豆含在嘴裡吮吸，以延長「吃」的美妙過程。姐姐很守規矩地照章執行，吮吸之後吐給了我。我含在嘴裡，實在忍不住，一口咬下去。
旁邊緊盯著我的弟弟，「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那時，六歲的我像一條飢餓的小狼，野性十足地搜尋食物，我把一個六歲兒童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來搜尋外婆可能的收藏。一次，家裡來了一個親戚，外婆竟然衝了一小碗炒麵招待他。那個香味直浸潤入我骨子。可惜，任憑我癡痴地立在一旁雙眼圓睜口水長流，親戚鐵石心腸，一匙接一匙地吃了個精光，連碗都沒讓我舔一舔。
要是外婆，絕不會這樣！
我決心找到外婆祕密藏匿的炒麵。
我叫上小我一歲多的弟弟作幫手——幫我搭橙子、扶橙子——我估計炒麵藏在高高櫃子上那一堆瓶瓶罐罐裡。爬上去，逐一查看，沒有。我又來到臥室後面那間堆雜物的小黑屋。
在一個角落的架子上，我發現一個方形的冰鐵筒。冰鐵筒有點沉，裡面有東西！我使勁撬開圓形鐵蓋，探手進去。空空的，只有幾塊拇指大小的塊狀物。我掏出一嚐，哇，餅幹！可惜，實在太小，小得大人們已經把它遺棄。我把幾塊「拇指」交給弟弟，不甘心地又將手伸進去。
裡面有幾張紙，掀開紙，下面是半罐麵粉狀的東西。「炒麵」！我大喜，抓起一把送進口裡，迫不急待往下嚥。
突然，我一陣巨烈咳嗽，哇哇直往外嘔，吐得翻腸倒胃。
正美滋滋享受「戰利品」的弟弟嚇壞了，驚得叫起來。
外婆慌慌張張趕來。 「老天爺，你啷個把石灰吃下去了？！」
「我……我……以為是……是炒麵……」
「家裡哪有炒麵。那一碗？唉呀，那是我花五角錢向隔壁龔婆婆買的呀。」
我一邊用外婆給我的水漱口，一邊想，大人們為什麼要把石灰和餅乾放在一起呢？是為了防備我偷吃？
在我的記憶裡，不管我做錯什麼事，外婆從來都沒有罵過、更沒打過我。我小時十分淘氣，常常在外面滾一身泥，或者把衣褲扯爛。外婆總是不厭其煩地為我洗補。家裡窮，我們幾姊妹的衣服都是外婆縫製。記得有一天半夜裡醒來，看見外婆爬到桌子上，把針線湊到那盞昏黃的燈前，瞇著眼，吃力地試圖將線穿過針眼……
我卻毫不懂得愛惜外婆夜裡一針一線為我縫製的衣服，不懂得孝順她，關心她、體貼她，甚至有一次，我把她珍藏在一個玻璃瓶裡的十幾粒糖偷來一口氣吃了個精光。外婆只嘆了口氣，說：「你該分點給姐姐……」
左鄰右捨都說，裴婆婆是個好人，是個賢良忠厚的人。
可是，那個年代，好人、正直本分的人生活空間很狹小。媽媽同外婆是同類型的人，善良老實。 「當時我一切都聽從政府的安排，不懂得想辦法找關係給媽弄點吃的。」多年後，媽媽站在外婆的墳前對我們這樣說。
那個年代，家裡很艱難。爸爸幾年前（1957年）中了「陽謀」，工資被扣掉大半，人也被發配到一個叫長壽湖的地方勞動改造。先是外公因病無錢醫治倒下了（1958年），接著是最小的妹妹夭折（1960年），外婆掙扎到1962年，眼見得油燈如豆，朝不保夕。 34歲的媽媽也餓得滿面浮腫，臉上一按一個指印。大我一歲的姐姐成天無精打采，已沒有出去玩耍的力氣。
坡下那家姓張的，外出尋覓一整天，傍晚挑回一擔「糧食」——觀音土（一種可以撐脹肚子但往往解不出大便的泥土）。然而，「飽飯」沒吃兩天，人先撐死一個……天地間，像有一隻巨大的猛禽，它的翅膀遮天蔽日，扇動處，陰風四起，死亡的氣息撲面而來。
外婆身體越來越虛弱，先是一解便就脫肛，直腸鮮鮮紅紅地垂落在肛門外。外婆呻吟著，用熱毛巾摀住腸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後來直腸頻頻脫落，外婆無法站立，終於臥床不起。上不起醫院，請了個私人醫生來打針，結果消毒不嚴，感染了，身子越腫越大，腫得連眼睛都睜不開。最後只得開刀。沒想到割開容易，長合艱難，由於極度缺乏營養，那個刀傷一直拒絕癒合，它日日夜夜大張著口，向蒼天無聲地述說，直到外婆告別人世，它都沒有閉合。
那個年代，食物雖然極度匱乏，但「政治」卻十分豐盛。媽媽幾乎每晚都要參加「政治學習」，還不時要下鄉去支援「抗擊自然災害」。通常，都是外婆照料我們。現在，外婆本人需要別人來照料了。她不願給家人添麻煩，不忍心看到她女兒更加勞累，她覺得自己沒用了，是個拖累，便萌生了去意。
公元1962年7月的一天，外婆囁囁嚅嚅地說：「我……我想吃……吃一片扣肉。」
「吃一片扣肉（即我們說的燒白）。」這實在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渴求，小得就像一片無聲飄落的樹葉。
可是，媽媽在外婆人生的最後一個願望前束手無策。
當時的社會主義中國，正在全力發展核武器，要立足打一場核大戰——那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偉大英明的領袖，考慮的是「超英趕美」的輝煌——那可是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偉業。至於長江邊上有一個飢餓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光裡渴求一片扣肉，實在太不值得這個國家和那個領袖關注了。
家裡有一張老式木床，木床有一個掛蚊帳用的木架子。 1962年7月28日下午，外婆用一根繩子，一頭系在木架的一根橫桿上，一頭系在她脖子上，消無聲息地走了。
媽媽下班回來，抱著外婆懸掛的身子，泣不成聲。
「她要是再堅持兩個月，熬到9月份紅苕出來就有救了。」媽媽在墳前對我們說。 「三年大饑荒，她快熬到頭了，在快結束時，她走了……我知道媽媽是怕拖累我……她一輩子都為別人著想……」
外婆能堅持到紅苕出來嗎？她怎麼知道大饑荒什麼時候結束？ （到1962年7 月，肆虐三年的大饑荒在全國各地都基本結束，但四川省仍然嚴重，這「歸功」於極「左」的四川省省委書記李井泉，這是後話。 ）媽媽說，外婆死時體重只有50多斤，真真的皮包骨。那張木床，後來我們又用了多年，繫繩子的那個橫桿，細細的，並不結實，我用手一使勁它就會折斷，外婆整個人吊上去它竟然完好無損，可想當時她的生命是何等「輕如鴻毛」。
外婆的喪事我已記不清了，也沒有爸爸回來的印象。只記得來奔喪的表姐娣娜姐姐晚上陪著我睡，她對我說：「婆婆是個很好的人。」
還記得那幾夜的淡淡的月光，幽幽冷冷，灑在窗台上，一片銀灰。
外婆火化後，骨灰埋在屋前一個叫做花園壩的凹台裡。那兒，正對著長江，對著江對岸樓房林立的市中區。八年抗戰期間，市中區曾是日軍狂轟濫炸的地方，在長達五年半的「無區別轟炸」（即不分民房、百姓的轟炸）中，重慶被炸死炸傷3萬多人。外婆躲到了涪陵鄉下，她靠給別人縫製衣服維持生活，她沒有被炸死，也沒有餓死，安然無恙地渡過了八年艱難歲月。
可是，在和平年代，在「奔向共產主義幸福天堂」的「康莊大道」上，外婆倒下了。
同她一同倒下的，有多少呢？
前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告訴我，他通過各種資料對比研究，得出的數字是：四川省在三年飢荒年間，至少餓死1000萬。
他還說，當時，四川省省委書記李井泉認可的數字是800萬。
800萬也好，1000萬也好，在李井泉眼中不過是個數字，他面對這個數字談笑自若地說了一句「名言」：「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不餓死人？！」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就不提了，「四川出了個李井泉」卻讓人忍不住有些關切。從突然宣布四川省糧票作廢（1960年9月），活生生地從饑民口中奪食，到動用暴力，把所有不滿的人、說出真像的人打入大牢，都是「超英趕美」類的毛式大手筆。在這些大手筆下，卑微如我外婆一樣的草民，就只有拿生命祭獻了。
1000萬，800萬，的確不過是數字，但是，我眼前的這一個「1」不是數字，她是我外婆——一個鮮鮮活活的生命，一個一輩子溫良賢淑慈善勤儉的生命，一個把最後一口糧食吐給她孫兒的生命。
昏燈下細細的針線、盤子裡薄薄的饃片、床架上飄蕩的身子……把這個簡單的「1」撐得血肉豐盈。即便我也如他人一樣得了健忘症，忘掉了歷史上曾經有那麼一個「自然災害」，即使我不再爭論1000萬還是800萬，但是，我會計較這一個「1」，我會年年在這一個真真實實、鮮鮮活活的「1」面前焚香致哀，垂首靜思。
山風吹來，松柏搖曳，黑色的墓碑橫亙在陰陽兩界之間，阻隔了生與死的對話。但我相信，人有一個靈界，它超脫肉體而永存。我佇立在墓前，靈魂向外婆在天之靈跪拜。
青煙裊裊，燭火幽幽，充盈於心底的愛的靈光，穿越陰陽生死的疆界，將外婆緊緊擁抱；那沉寂了45年的遲來的心語，在墓地上空迴響——
—— 外婆，我愛您！
於2007年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