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3日訊】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全世界的華人社區屆時將會有各不相同的紀念活動。在筆者看來，關於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有一些根本性問題是必須要講明白的。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徵文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全世界的華人社區屆時將會有各不相同的紀念活動。在筆者看來，關於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有一些根本性問題是必須要講明白的。
一、兩個民國和兩個國民黨
研究民國史最重要的是要區別兩個民國和兩個國民黨。
第一個民國，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在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凱和隆裕太後，立憲派方面的張謇、伍廷芳、唐紹儀、趙鳳昌、熊希齡、湯化龍，革命政權方面的黎元洪、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所締造的至少在字面上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即使袁世凱稱帝時號稱的中華帝國，也是在法律上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孫中山、黃興等人1913年撇開自己參與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發動號稱是「二次革命」的國內戰爭，是對於中華民國及其憲政制度最為嚴重的違法背叛。
第二個民國，是孫中山和蔣介石在蘇俄方面的武裝操縱之下，通過北伐建立起來的由國民黨專制訓政的不再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南京政權。這個新政權雖然沿襲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其國體事實已經是徹底顛覆中華民國的中華黨國。蔣經國晚年在台灣實行的民主政治，其實是對於第一個民國的制度回歸。
第一個國民黨，是宋教仁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主要從事議會選舉的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的孫中山所建立的中華革命黨，是對於宋教仁組建的國民黨最為直接的敗壞背叛。到了1919年，在中華革命黨已經失敗的情況下，孫中山重新組建的中國國民黨（即第二個國民黨），已經不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議會政黨，而是不擇手段地奪取政權並且要包辦壟斷國家政權的專制政黨。
二、
就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來講，最為根本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對於工商文明社會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蓄意混淆與拒絕承認。早在孔子宣講等級森嚴的農耕文明的《論語》時代，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已經初步確立了工商文明的價值規範。簡單說來，人類社會第一位的文明價值，是個人主體的意思自治和財產私有。第二位的文明價值，是發生交易行為的兩個人以及多個人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三位的文明價值，是在城邦社區的公共生活領域裡逐步完善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協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說是三個人以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四位的文明價值是國家政權層面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也就是以美國憲法為代表的憲政民主的制度建設。這種價值觀念是工商業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第五位的文明價值，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的大同博愛。第六位的文明價值，是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平衡的和諧相處。
對於這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最為典型的混淆抹黑，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第二講」，其中講到「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在文明社會的價值譜系裡，國家只是一種擬人化的法人組織和法人實體，它既沒有從事思想的腦袋，也沒有從事性交的器官，自然談不上只有個人主體才可以擁有的意思自治、財產私有的自由人權。國家與公民個人以及納稅企業、地方政府等法人實體之間的文明關係，只能是依照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分許可權權的憲政關係，而不是「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之類無償奉獻的單向專制關係。只有真正講明白了這些並不十分複雜的普世性的文明觀念和文明價值，像孫中山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那樣混淆抹黑甚至於拒絕承認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反文明、反人類現象，才有可能以適當的方式徹底杜絕。
三、文化大師之我見
1913年5月22日，國民黨元老吳稚暉針對因宋教仁慘遭殺害而引起的政治動蕩，在上海《民立報》發表《可以止矣》，其中撇開當時的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以及前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主張以國民黨方面的蔡元培（孑民）和進步黨方面的張謇（季直）為總統候選人。他對於蔡元培的評價是「尊賢禮士，止囂抑競，奉公守法」。蔡元培自己在1916年12月18日為堂弟蔡元康書寫的對聯中，另有自我健全的經典表白：「行不得則反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意思是一件事情沒有做好，要首先檢討的是自己的缺點，而不是把罪責推卸給其他人。這與國民黨以及共產黨的只允許自己革命而不允許別人反革命、只允許自己動手打人而不允許別人反動反擊的單向專制思維，是完全不同的。這樣的一種文化精神，到了1924年的時候被從英美等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徐志摩、陳源、石瑛、王世傑、丁西林、周鯁生等人形容為「費厄潑賴(fairplay)」的紳士風度。這樣一種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到了魯迅筆下卻被妖魔化為充當幫凶的偽君子。魯迅動不動就把自己不喜歡的本國人形容為狗與貓的反人道態度，反而受到國共兩黨所煽動操縱的一部分青年學生的熱烈追捧。魯迅身邊最為親密的孫伏園、李小峰、高長虹等人，轉眼之間就變成遭受打擊的對象。就連與魯迅婚外同居的女學生許廣平，在《奔月》裡面也被化身為遭受射擊的奔月嫦娥。30年代躲藏在上海租界裡「保衛蘇聯」的魯迅，留給共產黨的更是一張把潘漢年、周揚一派人與胡風、馮雪峰一派人一網打盡的天羅地網。
1912年5月20日，孫中山的親信、《民權報》記者戴天仇，也就是後來的戴季陶，以《殺》為標題發表文章說：「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文章發表後引起轟動，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帶到法庭詢問之後，罰了一筆錢就把他交保釋放了。假如今天的大陸中國人把這篇文章裡面的姓名改換成中共領導人，不僅不可能在正式的報刊上公開發表，而且即使發表在網路上，等待他的首先是被刪除，接下來自然是祕密失蹤或者關進精神病院。從這一點就可以反過來證明，民國時代是有比較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的；但是，無論是國民黨方面的戴季陶，還是共產黨方面的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沒有明確黨派歸屬的魯迅、周作人，都沒有充當尊重和珍惜中國歷史上最為稀缺的新聞出版自由。到了1949年之後，曾經享受和利用過新聞出版自由的郭沫若、田漢、葉聖陶、胡愈之、羅隆基、儲安平、周作人等人，要麼充當了新聞殺手，要麼充當了政治犧牲品。總起來說，這些人最大的特點是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別人的自由過度而自律不足；或者說是文化破壞有餘而法制建設不足。
傳統中國是一個嚴守身份等級的農耕文明社會，現代工商社會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迄今為止還沒有被廣大民眾所接受。蔡元培和胡適等極少數人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流的文化大師，就在於他們真正明白並且堅守了這些普世性的自我健全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像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那樣的純粹學術人，反而在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傳播與堅守方面，表現得並不出色，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文化大師。像梁啟超、魯迅尤其是1949年留在大陸的梁漱溟、馬寅初、錢端升、羅隆基等人，無論他們寫下了多少文字、宣講了多少道理，他們在歷史拐點上表現出的大都是違背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自我敗壞。不能因為梁漱溟、馬寅初、錢端升、羅隆基等人遭受了一些政治上的挫折與打擊，就把他們反文明的自我敗壞神聖美化為什麼大師。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缺乏法政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系統知識的文化名人，連最基本的歷史脈絡都沒有看明白，卻到處宣講「民國范兒」。他們所張揚的顯然是魯迅、毛澤東、郭沫若、田漢、郁達夫、胡風等人身上最低層次的自我敗壞的「民國范兒」。而不是蔡元培、胡適等人身上體現出的與普世價值正常接軌的自我健全的「民國范兒」。就今天來說，大陸中國最能夠被稱為大師的文化人是賀衛方。儘管他偶爾也有說錯話的時候，他對於現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法學解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最明白也最準確的。在這一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民國時代的蔡元培和胡適。除了賀衛方，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師還包括袁偉時、章詒和、何方、楊繼繩、張思之、江平、資中筠、楊奎松等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裡做出了並不遜色於民國時代的文化貢獻；他們所承擔的政治壓力和社會風險，卻遠遠超過了民國時代。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徵文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全世界的華人社區屆時將會有各不相同的紀念活動。在筆者看來，關於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有一些根本性問題是必須要講明白的。
一、兩個民國和兩個國民黨
研究民國史最重要的是要區別兩個民國和兩個國民黨。
第一個民國，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在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凱和隆裕太後，立憲派方面的張謇、伍廷芳、唐紹儀、趙鳳昌、熊希齡、湯化龍，革命政權方面的黎元洪、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所締造的至少在字面上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即使袁世凱稱帝時號稱的中華帝國，也是在法律上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孫中山、黃興等人1913年撇開自己參與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發動號稱是「二次革命」的國內戰爭，是對於中華民國及其憲政制度最為嚴重的違法背叛。
第二個民國，是孫中山和蔣介石在蘇俄方面的武裝操縱之下，通過北伐建立起來的由國民黨專制訓政的不再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南京政權。這個新政權雖然沿襲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其國體事實已經是徹底顛覆中華民國的中華黨國。蔣經國晚年在台灣實行的民主政治，其實是對於第一個民國的制度回歸。
第一個國民黨，是宋教仁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主要從事議會選舉的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的孫中山所建立的中華革命黨，是對於宋教仁組建的國民黨最為直接的敗壞背叛。到了1919年，在中華革命黨已經失敗的情況下，孫中山重新組建的中國國民黨（即第二個國民黨），已經不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議會政黨，而是不擇手段地奪取政權並且要包辦壟斷國家政權的專制政黨。
二、
就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來講，最為根本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對於工商文明社會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蓄意混淆與拒絕承認。早在孔子宣講等級森嚴的農耕文明的《論語》時代，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已經初步確立了工商文明的價值規範。簡單說來，人類社會第一位的文明價值，是個人主體的意思自治和財產私有。第二位的文明價值，是發生交易行為的兩個人以及多個人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三位的文明價值，是在城邦社區的公共生活領域裡逐步完善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協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說是三個人以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四位的文明價值是國家政權層面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也就是以美國憲法為代表的憲政民主的制度建設。這種價值觀念是工商業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第五位的文明價值，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的大同博愛。第六位的文明價值，是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平衡的和諧相處。
對於這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最為典型的混淆抹黑，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第二講」，其中講到「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在文明社會的價值譜系裡，國家只是一種擬人化的法人組織和法人實體，它既沒有從事思想的腦袋，也沒有從事性交的器官，自然談不上只有個人主體才可以擁有的意思自治、財產私有的自由人權。國家與公民個人以及納稅企業、地方政府等法人實體之間的文明關係，只能是依照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分許可權權的憲政關係，而不是「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之類無償奉獻的單向專制關係。只有真正講明白了這些並不十分複雜的普世性的文明觀念和文明價值，像孫中山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那樣混淆抹黑甚至於拒絕承認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反文明、反人類現象，才有可能以適當的方式徹底杜絕。
三、文化大師之我見
1913年5月22日，國民黨元老吳稚暉針對因宋教仁慘遭殺害而引起的政治動蕩，在上海《民立報》發表《可以止矣》，其中撇開當時的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以及前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主張以國民黨方面的蔡元培（孑民）和進步黨方面的張謇（季直）為總統候選人。他對於蔡元培的評價是「尊賢禮士，止囂抑競，奉公守法」。蔡元培自己在1916年12月18日為堂弟蔡元康書寫的對聯中，另有自我健全的經典表白：「行不得則反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意思是一件事情沒有做好，要首先檢討的是自己的缺點，而不是把罪責推卸給其他人。這與國民黨以及共產黨的只允許自己革命而不允許別人反革命、只允許自己動手打人而不允許別人反動反擊的單向專制思維，是完全不同的。這樣的一種文化精神，到了1924年的時候被從英美等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徐志摩、陳源、石瑛、王世傑、丁西林、周鯁生等人形容為「費厄潑賴(fairplay)」的紳士風度。這樣一種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到了魯迅筆下卻被妖魔化為充當幫凶的偽君子。魯迅動不動就把自己不喜歡的本國人形容為狗與貓的反人道態度，反而受到國共兩黨所煽動操縱的一部分青年學生的熱烈追捧。魯迅身邊最為親密的孫伏園、李小峰、高長虹等人，轉眼之間就變成遭受打擊的對象。就連與魯迅婚外同居的女學生許廣平，在《奔月》裡面也被化身為遭受射擊的奔月嫦娥。30年代躲藏在上海租界裡「保衛蘇聯」的魯迅，留給共產黨的更是一張把潘漢年、周揚一派人與胡風、馮雪峰一派人一網打盡的天羅地網。
1912年5月20日，孫中山的親信、《民權報》記者戴天仇，也就是後來的戴季陶，以《殺》為標題發表文章說：「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文章發表後引起轟動，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帶到法庭詢問之後，罰了一筆錢就把他交保釋放了。假如今天的大陸中國人把這篇文章裡面的姓名改換成中共領導人，不僅不可能在正式的報刊上公開發表，而且即使發表在網路上，等待他的首先是被刪除，接下來自然是祕密失蹤或者關進精神病院。從這一點就可以反過來證明，民國時代是有比較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的；但是，無論是國民黨方面的戴季陶，還是共產黨方面的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沒有明確黨派歸屬的魯迅、周作人，都沒有充當尊重和珍惜中國歷史上最為稀缺的新聞出版自由。到了1949年之後，曾經享受和利用過新聞出版自由的郭沫若、田漢、葉聖陶、胡愈之、羅隆基、儲安平、周作人等人，要麼充當了新聞殺手，要麼充當了政治犧牲品。總起來說，這些人最大的特點是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別人的自由過度而自律不足；或者說是文化破壞有餘而法制建設不足。
傳統中國是一個嚴守身份等級的農耕文明社會，現代工商社會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迄今為止還沒有被廣大民眾所接受。蔡元培和胡適等極少數人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流的文化大師，就在於他們真正明白並且堅守了這些普世性的自我健全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像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那樣的純粹學術人，反而在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傳播與堅守方面，表現得並不出色，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文化大師。像梁啟超、魯迅尤其是1949年留在大陸的梁漱溟、馬寅初、錢端升、羅隆基等人，無論他們寫下了多少文字、宣講了多少道理，他們在歷史拐點上表現出的大都是違背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自我敗壞。不能因為梁漱溟、馬寅初、錢端升、羅隆基等人遭受了一些政治上的挫折與打擊，就把他們反文明的自我敗壞神聖美化為什麼大師。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缺乏法政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系統知識的文化名人，連最基本的歷史脈絡都沒有看明白，卻到處宣講「民國范兒」。他們所張揚的顯然是魯迅、毛澤東、郭沫若、田漢、郁達夫、胡風等人身上最低層次的自我敗壞的「民國范兒」。而不是蔡元培、胡適等人身上體現出的與普世價值正常接軌的自我健全的「民國范兒」。就今天來說，大陸中國最能夠被稱為大師的文化人是賀衛方。儘管他偶爾也有說錯話的時候，他對於現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法學解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最明白也最準確的。在這一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民國時代的蔡元培和胡適。除了賀衛方，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師還包括袁偉時、章詒和、何方、楊繼繩、張思之、江平、資中筠、楊奎松等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裡做出了並不遜色於民國時代的文化貢獻；他們所承擔的政治壓力和社會風險，卻遠遠超過了民國時代。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