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2日訊】【編者的話】 「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出現的大面積飢荒和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夸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夸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制定的糧食徵購標準，向農民征糧。由於糧食徵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就採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信陽地方政府封鎖大面積飢荒的出現和蔓延的消息，並嚴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民間有雲：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禁書《信陽事件》 披露大饑荒真相(新唐人電視台視頻截圖）
不可遺忘的「信陽事件」
當今，凡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一提起「（19）59年」，都知道那是「過渡」、「過糧食關」的一年，都知道那是「得浮腫病」、「餓死人」的一年。1959年信陽餓死人的事件被人們普遍稱為「信陽事件」。
最近讀到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信陽事件」的前因後果》一文，其中寫道：「『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了。然而，今天同50歲以下的人談起『信陽事件』，他們卻像聽天書一樣，驚詫不已，認為是『天方夜譚』。而隨著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著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再過十年八載，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記憶也就越來越多。幾千萬生命換來的血淚斑斑的教訓，可能就會被後人遺忘了。」
一個網名叫武林的信陽息縣人，他寫了一篇《回憶1959年「信陽事件」的家鄉》發表在網上，他也說道：在我的家鄉，常聽到一些老人感嘆：「再過50年，還有人知道『59年』的事嗎？」，「我們現在把『59年』的事說給你們年輕人聽，你們將信將疑；等到你們說給將來的人聽，他們還會相信嗎？」……是啊，等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誰來見證這一事件呢？可見有多少人在呼籲要記錄「信陽事件」，不可遺忘「信陽事件」。
就是這麼一個空前絕後、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封閉的。
深圳的朱健國在《「信陽事件」中的「斷網」悲劇》一文中說：「互聯網雖然是在有了伊妹爾和手機簡訊才出現的新語彙，但人類以通信網和通訊網組成的『互聯網』，早在十九世紀郵政局和電信局問世時就已經形成，只不過那時的通信網和通訊網只能是『初級互聯網』。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陽地區公安部門與郵電部門一起共同禁止信陽850萬人向信陽地區以外寄信和打電話、發電報，就是一次信陽地區公安實施的「斷網」行動，可稱「信陽事件」中的『斷網』階段。」「於是乎，路憲文在吳芝圃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專門開會讓公安和各郵電局把關，對長途電話和外寄信件，一律嚴格審查，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追查。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由於當時的信息封鎖，這就讓家是信陽地區光山縣人的鄧穎超「也長久得不到一點真消息」。
朱健國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毛、劉、李、鄧」在「信陽事件」中的祕密表現》中說「『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可能是由於這些，「信陽事件」過後，官方文件守口如瓶、密而不鮮，無論是新聞界、文學界、學術界也對此事件無人敢於涉足的真正原因。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在一個地區就餓死一百多萬人口，被《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列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飢荒的事件怎麼能讓人們一下子抹去記憶呢，仍有人試圖將此事件記錄下來，傳給後人。魯嘉賓在《「信陽事件」的前因後果》一文中說：「1980年筆者在《河南日報》任記者站長時，曾寫過一篇《「信陽事件」應當重審》的建議文章。交總編輯何風德同志，並陳述了意見。何總編說，1950年代以來的大量冤假錯案雖已平反改正，但這個『事件』上面沒有說法，可能還是個『禁區』，不宜公開發表，先登內參看看反應。內參刊發後許久沒有任何反應。何總編告訴我，這件事領導上無一人置可否，看來時機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中央不提，省裡說「不要再提此事了」，那麼縣一級更不敢提了。
原任信陽縣地方史志辦公室主任的曾昭輝在他寫的《〈信陽縣誌〉為何沒記載「信陽事件」》一文中說「我更清楚記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記錄可查），地區史志辦副主任郭克己來縣誌辦公室，是專程為了「寫不寫信陽事件」而來的。因地區領導早已風聞我們為信陽事件的入志問題而爭論不休，這次來是給我們做思想工作的，並特別指出我們現階段堅決不寫，也不能寫，信陽事件是存在的客觀事實不錯，但不是時候，只能等若干年後，上級允許後我們再寫，或者由後人來寫……總而言之，我們不能寫，這是黨的紀律，是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不允許的。否則，誰寫誰犯錯誤……
當時的縣委書記是余自順，縣長周相寅，副書記劉德福等，具體負責縣誌工作的是常務副縣長李鋒明。地區領導的意見我們向領導彙報後，他們都一致指示：按上級精神辦，不叫寫不能勉強。」從此看來，從上到下，沒有人敢記述「信陽事件」了。
官方可以阻擋，卻不能阻擋老百姓對「信陽事件」的記憶，據香港《爭鳴》雜誌報道《信陽人捐建「信陽事件紀念碑」》說：「家在河南省信陽專區光山縣十裡（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孜村民組的青年農民吳曄興，和父親吳永寬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一九五九年餓死人的名單。他說：『我的良心驅使我花了一些錢，委託村裡的人，在今年（二零零四年）清明節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爺爺）立下兩塊紀念碑。我也請求父親回憶並寫下當時的情況。我想為這段最黑暗、最苦難的歷史，做一點點見證。』現在吳圍孜村一九五九年餓死者紀念碑已立在村裡。
吳曄興二零零四年四月代父親吳永寬銘刻的碑文寫道『……一九五九年我們生產隊同歷年比，算是個豐收年，夏季小麥就收一萬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說把國家任務完成後再提留，實際上一點糧食也沒有了。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天天開會斗人，若不交糧，就要交人，整天大隊辦公室成了打人的辦公室。人人都恐慌起來，沒有糧食吃，都到外邊找野菜野草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還拉不出大便來，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幾個；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七十多人……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身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碑後附有全村七十一名餓死者和四十五戶絕戶的名單。」
2009年我已60歲了，光榮的退休了。閑來無事突然想起已經過去50年的「信陽事件」來，翻閱平時積累的剪報資料只找到1999年1月16日《農民日報》轉載《百年潮》雜誌刊登的張樹藩撰寫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打開電腦，從「百度」上搜索「信陽事件」，雖然有數千條關於「信陽事件」的信息，但發生在1959年的「信陽事件」的信息卻沒有新近發生的「計程車司機鬧事」、「最牛的處級別墅」和「新縣警察參賭、計生委主任猝死包廂」的信息多。好在從中找到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祕書余德鴻和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及其他人寫的回憶文章。
朱健國在《「毛、劉、李、鄧」在「信陽事件」中的祕密表現》一文中說：「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祕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其中路憲文的文章至今未見公開發表。
文章來源：《中華文史周刊》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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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到信陽市委離休幹部魯嘉賓撰寫的《「信陽事件」的前因後果》一文，其中寫道：「『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了。然而，今天同50歲以下的人談起『信陽事件』，他們卻像聽天書一樣，驚詫不已，認為是『天方夜譚』。而隨著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著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再過十年八載，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記憶也就越來越多。幾千萬生命換來的血淚斑斑的教訓，可能就會被後人遺忘了。」
一個網名叫武林的信陽息縣人，他寫了一篇《回憶1959年「信陽事件」的家鄉》發表在網上，他也說道：在我的家鄉，常聽到一些老人感嘆：「再過50年，還有人知道『59年』的事嗎？」，「我們現在把『59年』的事說給你們年輕人聽，你們將信將疑；等到你們說給將來的人聽，他們還會相信嗎？」……是啊，等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誰來見證這一事件呢？可見有多少人在呼籲要記錄「信陽事件」，不可遺忘「信陽事件」。
就是這麼一個空前絕後、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封閉的。
深圳的朱健國在《「信陽事件」中的「斷網」悲劇》一文中說：「互聯網雖然是在有了伊妹爾和手機簡訊才出現的新語彙，但人類以通信網和通訊網組成的『互聯網』，早在十九世紀郵政局和電信局問世時就已經形成，只不過那時的通信網和通訊網只能是『初級互聯網』。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陽地區公安部門與郵電部門一起共同禁止信陽850萬人向信陽地區以外寄信和打電話、發電報，就是一次信陽地區公安實施的「斷網」行動，可稱「信陽事件」中的『斷網』階段。」「於是乎，路憲文在吳芝圃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專門開會讓公安和各郵電局把關，對長途電話和外寄信件，一律嚴格審查，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追查。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由於當時的信息封鎖，這就讓家是信陽地區光山縣人的鄧穎超「也長久得不到一點真消息」。
朱健國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毛、劉、李、鄧」在「信陽事件」中的祕密表現》中說「『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可能是由於這些，「信陽事件」過後，官方文件守口如瓶、密而不鮮，無論是新聞界、文學界、學術界也對此事件無人敢於涉足的真正原因。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在一個地區就餓死一百多萬人口，被《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列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飢荒的事件怎麼能讓人們一下子抹去記憶呢，仍有人試圖將此事件記錄下來，傳給後人。魯嘉賓在《「信陽事件」的前因後果》一文中說：「1980年筆者在《河南日報》任記者站長時，曾寫過一篇《「信陽事件」應當重審》的建議文章。交總編輯何風德同志，並陳述了意見。何總編說，1950年代以來的大量冤假錯案雖已平反改正，但這個『事件』上面沒有說法，可能還是個『禁區』，不宜公開發表，先登內參看看反應。內參刊發後許久沒有任何反應。何總編告訴我，這件事領導上無一人置可否，看來時機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中央不提，省裡說「不要再提此事了」，那麼縣一級更不敢提了。
原任信陽縣地方史志辦公室主任的曾昭輝在他寫的《〈信陽縣誌〉為何沒記載「信陽事件」》一文中說「我更清楚記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記錄可查），地區史志辦副主任郭克己來縣誌辦公室，是專程為了「寫不寫信陽事件」而來的。因地區領導早已風聞我們為信陽事件的入志問題而爭論不休，這次來是給我們做思想工作的，並特別指出我們現階段堅決不寫，也不能寫，信陽事件是存在的客觀事實不錯，但不是時候，只能等若干年後，上級允許後我們再寫，或者由後人來寫……總而言之，我們不能寫，這是黨的紀律，是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不允許的。否則，誰寫誰犯錯誤……
當時的縣委書記是余自順，縣長周相寅，副書記劉德福等，具體負責縣誌工作的是常務副縣長李鋒明。地區領導的意見我們向領導彙報後，他們都一致指示：按上級精神辦，不叫寫不能勉強。」從此看來，從上到下，沒有人敢記述「信陽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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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國在《「毛、劉、李、鄧」在「信陽事件」中的祕密表現》一文中說：「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祕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其中路憲文的文章至今未見公開發表。
文章來源：《中華文史周刊》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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