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學文:從湖州織裡到廣東中山

2011年11月14日評論
【新唐人2011年11月14日訊】10月26日湖州織裡發生抗稅事件引發騷亂,11月12日廣州中山市益隆村由於土地問題引發農民抗爭,短短半個月來,發生兩起抗爭性事件,個種原由值得深思。現將我的觀察與思考整理如下:

一、織裡抗爭:

1、昨有新塘,今有織裡,目前的社會衝突多集中於發達地區的小城鎮,但很難說不會蔓延到區域中心城市,小城鎮的治理狀況惡於大城市,城市管理水平更為低下,社會矛盾更突出,小城鎮的問題大城市同樣存在,如對農民工的歧視,農民工沒有正常的訴求渠道,無組織化博弈平台,權利同樣易受到侵害,只缺導火索。

2、織裡由抗稅引發的騷亂可稱為洩憤事件,它再一次顯示了民眾對高稅收的不滿,更彰顯的應是外地農民工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外地弱勢族群長期被歧視,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同鄉關係網絡很容易在偶然事件中產生動員,潛伏的憤怒會被一次不公事件點燃、「被欺負」效應發酵、繼而引發騷亂,讓社會付出昂貴的代價。

3、為什麼織裡騷亂過程中大部分參與者都是青年,視頻上都是他們的身影?原因有三:(1)這些青年多上網,容易接受最快的訊息聞風而動,容易形成圍觀和參與;( 2)青年失業、無業現象驟增,群體心理積聚憤怒,對公權無好感,容易在群體事件中點燃;(3)青春期的躁動和社會整體的無所適從心態容易結合。

4、外地農民工在與政府打交道的時候,沒有團體和組織提供幫扶,搭建與政府對話、博弈的平台表達他們的訴求,一旦出現他們認為不公的事件時,很容易激化他們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壓抑和憤怒,外鄉人「受欺負心理效應」瞬間放大,在原子化個體無法對抗的情況下,同鄉情結成為群體動員的有效武器

5、織裡困局其實凸顯了當下中國的治理困局,解套之道我覺得

有兩點:(1)大規模減稅,以此為機,在製度層面清理各種苛捐雜稅,尤其是嚴令地方亂立稅源,防止干擾市場剝奪民生;(2)還權於民,開放社會組織,建立真正的基層工會、商會等訴求、對話平台,讓民眾有與政府正常協商的地方。

6、織裡事件再一次為中國敲響了警鐘:國家若不開放民眾自我組織的權利平台,一旦遭遇不公,經濟型抗爭就會演變成騷亂,早晚演變成政治型抗爭,小企業主和農民工向政府訴求的合理管道堵塞,博弈機制無法形成,社會無活力,高壓鍋形成,民眾權利被侵害,只能逼迫他們走向街頭,產生社會集體悲劇。

二、從織裡到中山:

廣東中山市益隆村11月12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原因又是土地問題,目前土地問題已經成為爆發農民抗爭的主要導火索,土地問題背後是巨大的利益,也是農民唯一的一塊不能放棄的財富,因此抗爭的烈度劇增,我不認為這是暴亂或者騷亂,我認為這類對農民的掠奪引發的衝突都是抗爭,這類抗爭是弱勢對強權的反抗,具有正當性。

1、織裡抗爭因為是對地方亂加稅源、高額收稅引發,屬於近年來民眾對高稅收不滿的反應,暴露出地方政府治理的極度糜爛,具有典型性。而中山抗爭則是因為老問題,農民對最後的財富——土地被無情賤賣,貪腐巧取豪奪引發,由於土地改革多年遲滯,農民權益得不到保護,老問題不斷引爆劇烈衝突,此個案屬非典型;這兩起社會衝突爆發原因不同,可以看出引發社會衝突的形式是多樣的,導火索是多樣的,各地政府正成為一鍋沸騰的熱水,不知哪個瓢會劇烈彈起來。

2、從織裡到中山的抗爭性事件來看,在總體抗爭格局中是處於經濟發達地區的「點狀抗爭」,沒有向中心區域蔓延,未形成以點帶面的大規模效應。從參與主體的性質來看,主要是源於經濟利益受損而引發,誘發群體潛在憤怒,沒有外來動員力量或資源參加,屬於自發性抗爭,抗爭呈孤立狀,容易在短期內被控制。

3、近來的抗爭性事件出現了​​幾個特點:一個是烈度高,對抗性強,暴力性強,民眾傷亡數增加;二是抗爭的原因多樣化,有的是由於抗稅形成騷亂,有的是由於土地問題,公權成為不同抗爭導火索的焦點,雖然依賴維穩工具得以控制,但造成的社會怨恨情緒不但沒有紓解,反而會積累成下一次抗爭的心理基礎。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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