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4日訊】紅衛兵是什麼？就是文革衝鋒隊，毛國黨衛軍，極權接班人。這三者集於一身。凡四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他們的歷史定位和現實核准。其在中國政治中的危害，不自今日始，卻在今天，實現了他們不但不被追究於黨的法則和決議，而且從鄧的金蟬之下脫穎而出，轉變成為中共各級大佬和精英；與毛利用之、再拋棄之之後，登台接班，成為毛鄧二重唱的主角和紅歌今唱的實質主人。雖然，有所謂老三屆「餘孽」跟進伴和，外圍其身，但是，和文革時期「紅外圍」其實不能進入主子圈內一樣，如今之老三屆的醜陋奴僕主義，也頂多是紅衛兵的一個註腳和跟班。這是中國特色政權在文革和今天產生的特殊主、僕關係之一。
一如我們曾經給文革，納粹，社會主義下過不容更改之定義一樣；對於紅衛兵的定義，也無法從這個罪惡的集體名詞中，抽離其醜陋和殘暴的任何內涵。說，某些紅衛兵懺悔，覺悟甚至反水，就要積極肯定雲雲，那其實是一種另類說法——這個說法就是，這些少數反省派最終列入「反對紅衛兵」的陣營，而非紅衛兵本身有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就像文革裡面那些反對文革者，並不能列入什麼人民文革和大民主之列，只能說，他們是反對者和質疑者——這個提法，最終還會回到如何估價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不會因為為其加上民主，人民和其他桂冠，就等同於民主納粹和人民納粹；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也永遠不會發生。納粹陣營裡面那些刺殺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納粹」，而是反納粹。這是明確無誤的事實。「社會主義」這個列寧毛主義載體，從來也不會因為它被冠以任何光榮定詞而有絲毫改變（世界上沒有民主社會主義—— 北歐是民主資本主義）。
我們說過，紅衛兵，究其實質，其實，就是一種血統和種姓裂變；這種變化，被毛文革時期一時間的所謂戰略錯位所誤導。這個誤導就是，毛要借紅衛兵打擊社會、黨政、國務系統，讓文革極左派控制局面；所以，他施行兩種策略：一是，他支持中學（北京）紅衛兵，打亂社會秩序，造成天下大亂，從中混水摸魚；第二，當中央文革小組實際為其掌控全局以後，他不惜拋棄紅衛兵核心組織「聯動」（北京中學「貴族」紅衛兵），轉位支持反對聯動的中學大學紅衛兵，以打擊聯動之父系官僚體制；最後，這個動向完結以後，他再拋棄大學造反派……直到七十年代末葉，等他死後，由鄧、陳完成他的血統接班人政策。於是，一切饒了一個圈子，最終，從所謂「體制外」接軌於內，促成了聯動接班。這是紅衛兵運動的真正邏輯和真正現實。忽視這個現實，就是為今天的權貴集團中過去之聯動之張三李四變相辯護和吹喇叭。這是新的一種醜陋（接之我們以前批判之「醜陋的老三屆」。）
抓、放聯動的遊戲，早有筆錄於一些作者。摘錄一段如下——
「1967年4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近百名『聯動』分子從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裡被集中送往人民大會堂。這些『少年政治犯』在這座國家元首迎接、宴請、會見外賓的豪廈中受到國家總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員的接見。江青流著眼淚說：『你們受委屈了』。
周恩來說，抓『聯動』是不教而誅，他也動情地流下了眼淚。『聯動』分子身心震顫，痛心疾首。他們相互噓籲、熱淚漣漣。
「他們被宣佈當場釋放。聯動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萬歲之後，昂然跨出人民大會堂的門檻。隨後，北京各城區的公安分局也將各種類型的親『聯動』分子統統釋放。
消息傳來，京城百姓目瞪口呆。這個玩笑實在開得太大了——當時的中國人還不太習慣於那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遊戲。人們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說中看到過忽而滿門下獄，忽而雞犬升天的情景。釋放聯動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聯動分子的大多數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過毛澤東接見的紅衛兵，尤其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是他們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並使之成為『文革』中喊得最響叫得最廣的綱領性口號。時間剛剛過去不到一年的時間，昨日革命小將，今日反動分子，於情於理都講不過去。從『文革』的長遠利益出發，紅衛兵運動是不會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來在接見時，特別追問清華附中紅衛兵來了沒有。紅衛兵創始人1986年曾撰文敘述過當時的場景（見清華附中紅衛兵創始人卜大華的回憶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國青年》雜誌）。
「在人民大會堂，由黨和國家最高層領導人接見政治上『持不同政見』的學生的事情，在『文革』的歷史上發生過兩次。
「聯動的被接見是第一次。『聯動』的政治生命雖由此而告結束，但是就其成員的命運而言，並沒有因此影響到他們今後的前程，無論是在『文革』中，還是在『四人幫』倒台之後，確屬惡始善終。
「第二次接見是在1968年夏天。由於毛澤東派遣的『宣隊』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擋在校園之外。毛澤東親率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的領導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蒯大富等五大學生領袖。偉大領袖指責造反精英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領袖』的政治地位隨之一落千丈。『四人幫』倒台後，幾乎都被投入監獄，惡始惡終、身敗名裂。」（資料）
這便是中央關於文革《決議》絕口不提紅衛兵問題的祕宗和癥結，並為一般文革史料和文革定性研討者有意無意忽視和規避之。這個祕密的要害，就是紅衛兵接班。對於毛而言，造反派是文革的最大功臣；對於鄧而言，紅衛兵是接班的最好人選（他給造反派以致命打擊，稱其為要打擊的「三種人」……）——這二者合二而一
——其中的要害是，鄧要任用血統世襲政制；他當然要迫害毛利用民粹主義時期的造反派，大學生；雖然，在此一點上，毛給人一種「人民」領袖的假相；而鄧直接搬倒這個假相，施行他的紅色「貴族」政治。這兩點的合一是，鄧繼承毛的權力和建制基礎；而反對毛的「打擊」紅衛兵政治（而毛釋放聯動於當年，業已為他們後來接班做出讓步）。故此，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更多的統合，對於他們則是，要在不同形式的共產黨統治下，施行變通的文革策略，反文革策略和駁斥與贊同毛主義策略。也就是我們提到的，權力基礎和利益基礎在文革前後的協調一致。這是他們出台「決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一些人幻想鄧時期可以搬倒毛的權力旗幟。殊不知，鄧砍旗之舉動等於自殘。他根本不會動搖這個權力基礎。因為鄧以後錢財的基礎來源就是毛奠定的權力基礎和世襲基礎。
我們屢次提出這個課題，卻並未引起坊間文革研討者的注意。現在，源於這個課題的缺位和疏忽，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趁機而入。我們看到，文革研究出現的另外一種為紅衛兵辯解的軌跡正在蔓延囂張。這種嘶喊，主要表現在，為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打死人辯解（卞仲芸案件被她們說成是「挽救」之……）；為文革肇始者（歷史的禍害之首）清華附中元創紅衛兵辯解，謂其不主張武鬥——這就好像戈培爾為自己辯解，他自己不曾掏出手槍……為整個紅衛兵全國造反、屠戮和鎮壓（協助黨國）辯解，謂其造反有理，民主有功；為林彪及子辯護，說他們是荊苛刺秦（殊不知那些刺事都是康生和周偽造的事實）……為毛主義歪曲的巴黎公社和「不斷革命」叫好，卻不知毛根本就不施行點滴巴黎公社原則——而此公社原則，大違西方政治路徑和普世價值，早就為雨果，左拉等人痛擊之，揭露之……這種辯解甚至謂張春橋為理想主義，江青為女權主義，毛為民主試驗、試錯主義。最後，他們轉了一個圈子，告訴國人，紅衛兵還是有積極作用於歷史，於現實的；因為，他們後來轉變成為什麼另類東西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紅外圍主義核心。為此紅衛兵辯護者也說了他們出身的「二」類性質——也就是我們所謂中國特色民主黨派之二類性質（「二」，是北京話指責那些雌雄共體之閹人一類者）——這個紅外圍的歷史，亦不自今日始。我們所謂「四四派」（北京中學文革時期之保護黨委、軍隊之一派），就是這類團體。這類團體的特徵，就是在絲毫不觸及和不能維護自身利益的古怪情勢下，為主子和紅衛兵辯護；這個辯護主要體現在，後來他們和卞仲芸「拯救者」（宋彬彬等人）沆瀣一氣，製造偽史，顛倒黑白，胡說八道。這類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省者和覺悟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混淆是非，混亂史料者。他們現在似乎佔據了文革研究的主要位置，且在各種邊緣性報章上，以訛傳訛，禍亂文壇。那些被這些人震撼者不知內情，還在為此顛三倒四的假懺悔叫喊叫好，真是可發一笑。
進而論之，四三，四四派的特徵是什麼？倚靠子虛烏有的「不斷革命論」和「公社原則」起家的四三派，既是過時黃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種思潮？其緣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們說，這是毛極權主義思想國有化和洗腦運動的兩顆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極端革命叫囂的產物，他們產生毛之第一種意志；這個意志用來造反和革命——獨仗此意志，不能實行專制極權統治，相反，他每日每時產生所謂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時堤防之，撲滅之；這樣，毛即便在最極端使用這個意志的時候，也必須轉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體制內壓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礎，其實，比較而言，相對於四三派更加牢靠；這當然是對於統治者和順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殺殺，而四四派修修補補，這是陰陽兩卦的對峙、倚靠和和諧。但是，四四派引發的課題研討尚不止於此。
我們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聯動特權分子那一幫，也不是四三派多為知識分子子弟（漢少數幹部/黑幹子弟）那一幫。這個血統的分梳帶來一種「紅外圍」的說法。這是極權主義保守和造反的兩端。沒有這樣兩端，毛的遊戲自然很難展開。對於軍隊的所謂四四式支持，也說明了這一點。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礙於造反的情結。這個情結，當然不是因為（就如聯動一樣）其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權力的寵兒和無法無天、不受法律約束者，相反，他們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衛迫害者——這就是極權主義政權、社會和人眾的特有典故。這是西方人所說的斯德哥爾摩情結：你越是剝奪和侵犯其人格，尊嚴和利益，他約會覺得你是權威和霸道，從而再三再四地探討這類救世主的魅力，內涵和可塑性。
這個四四派風格業已貫穿整個中國大地。從文革開始，迄今，並未改變。他們這些人很難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瑪迷信的任何舉動。他們說，一切都會漸變的，只是我們不可以輕舉妄動，以造成社會動盪，成本過大，穩定破壞……他們說，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否定解放軍，真是罪莫大焉——這個說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黨」，要否定毛、肯定黨，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義，諸如此類。我們說，當極權主義統治喪失了四四派這種附庸，他們就如喪考妣，不可終日——而奴才眾人也會因此大叫，文革聯動之「維護秩序論」和四四派的「捍衛十七年」；……這就是我們所謂四四派心結，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這樣的四四派人眾，過去是中國大多數，現在仍是。這是我們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種發現。很可惜，這個發現對於中國更加可悲。因為四三派中人，如果從毛造反，變成真造反，不無可能；四四派中人，變成此類真正異端的可能性，等於0。
阿倫特說，「從理論上說，在極權主義政權下也可選擇做反對派；但是，假如自願的行動只是帶來每一個別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懲罰』，這種自由就幾乎是無效的。」老阿的闡述比較晦澀。我們結合中國實際的詮注是，一，極權主義制度下的「反對派」有幾種；主要表現在毛主義、民粹主義造反時期的兩種類型；一種，是革命時期的造反派，解放軍和地下黨；一種，是文革時期的派係爭鬥和造反派、紅衛兵之間的，為了毛主義的廝殺。
二，這樣的反對派，其實是附庸派；一切以崇拜和完成毛主義戰略和策略為轉移。這樣的造反出格，或者不出格，都是毛主義體制內、外權力爭鬥需求的表現。
三，這類「自願」和結社「自由」，莫不是毛毀滅結社自由的變型記和變戲法。這種造反的性質，就是打擊毛旗幟下的他人——造成他人就是地獄的運動類型，而取締真正的自由結社和人權意志——文革時期的文鬥、武鬥、亂鬥，就是這類行為。絲毫與自由，與民主無涉。
四，這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自殺式鬥爭，當然以「帶來每一個別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懲罰』」為起點和終點。這樣的懲罰，一是，表現在人民反對人民的殘暴鬥爭之下；另一方面，表現在官方對於人們的鎮壓上；前有造反，後有鎮壓。這是文革荒誕殘暴悲劇的始終。
五，如何整體辨正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和紅衛兵中人，是一個難題。但是，刪繁就簡，我們說，其實，除去全國為毛驅使的一般紅衛兵（四三、四四，天派、地派，團派、四一四派及外地諸如此類的派系，等等），都是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烏合之眾和一般打手；含那些思想上的打手和附庸；真正關鍵的紅衛兵實體，就是一，當時的造反派——為毛打擊劉、鄧者；二，後來的紅衛兵接班人（聯動，老兵）。這才是文革的真正辯證法。
於是，真正的紅衛兵定位和詮釋是，他們是文革真正的為害者，領導者和實踐者；他們的出現，只有納粹德國的黨衛軍和衝鋒隊可以類比；不同的是，法西斯覆滅於盟軍的打擊，而紅衛兵，卻在中共崛起的同時完成接班。這是黑白衝突絕對鮮明，迥然大異於之之現實，之悲劇。人類之中，迄今為紅衛兵辯護者中外皆備，不一而足。這些故去，尚存或者人還在心，不死者，仍然千方百計為什麼紅衛兵之中的反省者辯護叫好。是的，歷史的例外是存在的。紅衛兵中人不但反省者確實存在，就是反共者，坐牢者，死亡者，也是存在的；但是，這絲毫不能說明「紅衛兵」這個蓋棺論定的罪惡名詞有任何正面積極意義上的內涵與外延。這是鐵板定定的事實。不要說他們其實並不反省，如宋，如駱，如蒯，如聶……他們不是在為自己辯護，就是在為毛唱讚歌（姑且不提其名姓氏）……與其說，他們是在反省，不如說，他們一直以來，就在反撲。所以，澄清紅衛兵實體和紅衛兵思想，任重道遠。我們這一代，也許不幸於斯，碰到如此眾多為其辯解者和混淆者。那麼，我們的後代如何呢？我們的子弟如何呢？悲觀與之，還是樂觀與之，真不好說呢！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一如我們曾經給文革，納粹，社會主義下過不容更改之定義一樣；對於紅衛兵的定義，也無法從這個罪惡的集體名詞中，抽離其醜陋和殘暴的任何內涵。說，某些紅衛兵懺悔，覺悟甚至反水，就要積極肯定雲雲，那其實是一種另類說法——這個說法就是，這些少數反省派最終列入「反對紅衛兵」的陣營，而非紅衛兵本身有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就像文革裡面那些反對文革者，並不能列入什麼人民文革和大民主之列，只能說，他們是反對者和質疑者——這個提法，最終還會回到如何估價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不會因為為其加上民主，人民和其他桂冠，就等同於民主納粹和人民納粹；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也永遠不會發生。納粹陣營裡面那些刺殺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納粹」，而是反納粹。這是明確無誤的事實。「社會主義」這個列寧毛主義載體，從來也不會因為它被冠以任何光榮定詞而有絲毫改變（世界上沒有民主社會主義—— 北歐是民主資本主義）。
我們說過，紅衛兵，究其實質，其實，就是一種血統和種姓裂變；這種變化，被毛文革時期一時間的所謂戰略錯位所誤導。這個誤導就是，毛要借紅衛兵打擊社會、黨政、國務系統，讓文革極左派控制局面；所以，他施行兩種策略：一是，他支持中學（北京）紅衛兵，打亂社會秩序，造成天下大亂，從中混水摸魚；第二，當中央文革小組實際為其掌控全局以後，他不惜拋棄紅衛兵核心組織「聯動」（北京中學「貴族」紅衛兵），轉位支持反對聯動的中學大學紅衛兵，以打擊聯動之父系官僚體制；最後，這個動向完結以後，他再拋棄大學造反派……直到七十年代末葉，等他死後，由鄧、陳完成他的血統接班人政策。於是，一切饒了一個圈子，最終，從所謂「體制外」接軌於內，促成了聯動接班。這是紅衛兵運動的真正邏輯和真正現實。忽視這個現實，就是為今天的權貴集團中過去之聯動之張三李四變相辯護和吹喇叭。這是新的一種醜陋（接之我們以前批判之「醜陋的老三屆」。）
抓、放聯動的遊戲，早有筆錄於一些作者。摘錄一段如下——
「1967年4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近百名『聯動』分子從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裡被集中送往人民大會堂。這些『少年政治犯』在這座國家元首迎接、宴請、會見外賓的豪廈中受到國家總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員的接見。江青流著眼淚說：『你們受委屈了』。
周恩來說，抓『聯動』是不教而誅，他也動情地流下了眼淚。『聯動』分子身心震顫，痛心疾首。他們相互噓籲、熱淚漣漣。
「他們被宣佈當場釋放。聯動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萬歲之後，昂然跨出人民大會堂的門檻。隨後，北京各城區的公安分局也將各種類型的親『聯動』分子統統釋放。
消息傳來，京城百姓目瞪口呆。這個玩笑實在開得太大了——當時的中國人還不太習慣於那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遊戲。人們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說中看到過忽而滿門下獄，忽而雞犬升天的情景。釋放聯動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聯動分子的大多數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過毛澤東接見的紅衛兵，尤其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是他們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並使之成為『文革』中喊得最響叫得最廣的綱領性口號。時間剛剛過去不到一年的時間，昨日革命小將，今日反動分子，於情於理都講不過去。從『文革』的長遠利益出發，紅衛兵運動是不會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來在接見時，特別追問清華附中紅衛兵來了沒有。紅衛兵創始人1986年曾撰文敘述過當時的場景（見清華附中紅衛兵創始人卜大華的回憶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國青年》雜誌）。
「在人民大會堂，由黨和國家最高層領導人接見政治上『持不同政見』的學生的事情，在『文革』的歷史上發生過兩次。
「聯動的被接見是第一次。『聯動』的政治生命雖由此而告結束，但是就其成員的命運而言，並沒有因此影響到他們今後的前程，無論是在『文革』中，還是在『四人幫』倒台之後，確屬惡始善終。
「第二次接見是在1968年夏天。由於毛澤東派遣的『宣隊』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擋在校園之外。毛澤東親率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的領導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蒯大富等五大學生領袖。偉大領袖指責造反精英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領袖』的政治地位隨之一落千丈。『四人幫』倒台後，幾乎都被投入監獄，惡始惡終、身敗名裂。」（資料）
這便是中央關於文革《決議》絕口不提紅衛兵問題的祕宗和癥結，並為一般文革史料和文革定性研討者有意無意忽視和規避之。這個祕密的要害，就是紅衛兵接班。對於毛而言，造反派是文革的最大功臣；對於鄧而言，紅衛兵是接班的最好人選（他給造反派以致命打擊，稱其為要打擊的「三種人」……）——這二者合二而一
——其中的要害是，鄧要任用血統世襲政制；他當然要迫害毛利用民粹主義時期的造反派，大學生；雖然，在此一點上，毛給人一種「人民」領袖的假相；而鄧直接搬倒這個假相，施行他的紅色「貴族」政治。這兩點的合一是，鄧繼承毛的權力和建制基礎；而反對毛的「打擊」紅衛兵政治（而毛釋放聯動於當年，業已為他們後來接班做出讓步）。故此，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更多的統合，對於他們則是，要在不同形式的共產黨統治下，施行變通的文革策略，反文革策略和駁斥與贊同毛主義策略。也就是我們提到的，權力基礎和利益基礎在文革前後的協調一致。這是他們出台「決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一些人幻想鄧時期可以搬倒毛的權力旗幟。殊不知，鄧砍旗之舉動等於自殘。他根本不會動搖這個權力基礎。因為鄧以後錢財的基礎來源就是毛奠定的權力基礎和世襲基礎。
我們屢次提出這個課題，卻並未引起坊間文革研討者的注意。現在，源於這個課題的缺位和疏忽，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趁機而入。我們看到，文革研究出現的另外一種為紅衛兵辯解的軌跡正在蔓延囂張。這種嘶喊，主要表現在，為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打死人辯解（卞仲芸案件被她們說成是「挽救」之……）；為文革肇始者（歷史的禍害之首）清華附中元創紅衛兵辯解，謂其不主張武鬥——這就好像戈培爾為自己辯解，他自己不曾掏出手槍……為整個紅衛兵全國造反、屠戮和鎮壓（協助黨國）辯解，謂其造反有理，民主有功；為林彪及子辯護，說他們是荊苛刺秦（殊不知那些刺事都是康生和周偽造的事實）……為毛主義歪曲的巴黎公社和「不斷革命」叫好，卻不知毛根本就不施行點滴巴黎公社原則——而此公社原則，大違西方政治路徑和普世價值，早就為雨果，左拉等人痛擊之，揭露之……這種辯解甚至謂張春橋為理想主義，江青為女權主義，毛為民主試驗、試錯主義。最後，他們轉了一個圈子，告訴國人，紅衛兵還是有積極作用於歷史，於現實的；因為，他們後來轉變成為什麼另類東西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紅外圍主義核心。為此紅衛兵辯護者也說了他們出身的「二」類性質——也就是我們所謂中國特色民主黨派之二類性質（「二」，是北京話指責那些雌雄共體之閹人一類者）——這個紅外圍的歷史，亦不自今日始。我們所謂「四四派」（北京中學文革時期之保護黨委、軍隊之一派），就是這類團體。這類團體的特徵，就是在絲毫不觸及和不能維護自身利益的古怪情勢下，為主子和紅衛兵辯護；這個辯護主要體現在，後來他們和卞仲芸「拯救者」（宋彬彬等人）沆瀣一氣，製造偽史，顛倒黑白，胡說八道。這類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省者和覺悟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混淆是非，混亂史料者。他們現在似乎佔據了文革研究的主要位置，且在各種邊緣性報章上，以訛傳訛，禍亂文壇。那些被這些人震撼者不知內情，還在為此顛三倒四的假懺悔叫喊叫好，真是可發一笑。
進而論之，四三，四四派的特徵是什麼？倚靠子虛烏有的「不斷革命論」和「公社原則」起家的四三派，既是過時黃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種思潮？其緣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們說，這是毛極權主義思想國有化和洗腦運動的兩顆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極端革命叫囂的產物，他們產生毛之第一種意志；這個意志用來造反和革命——獨仗此意志，不能實行專制極權統治，相反，他每日每時產生所謂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時堤防之，撲滅之；這樣，毛即便在最極端使用這個意志的時候，也必須轉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體制內壓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礎，其實，比較而言，相對於四三派更加牢靠；這當然是對於統治者和順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殺殺，而四四派修修補補，這是陰陽兩卦的對峙、倚靠和和諧。但是，四四派引發的課題研討尚不止於此。
我們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聯動特權分子那一幫，也不是四三派多為知識分子子弟（漢少數幹部/黑幹子弟）那一幫。這個血統的分梳帶來一種「紅外圍」的說法。這是極權主義保守和造反的兩端。沒有這樣兩端，毛的遊戲自然很難展開。對於軍隊的所謂四四式支持，也說明了這一點。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礙於造反的情結。這個情結，當然不是因為（就如聯動一樣）其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權力的寵兒和無法無天、不受法律約束者，相反，他們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衛迫害者——這就是極權主義政權、社會和人眾的特有典故。這是西方人所說的斯德哥爾摩情結：你越是剝奪和侵犯其人格，尊嚴和利益，他約會覺得你是權威和霸道，從而再三再四地探討這類救世主的魅力，內涵和可塑性。
這個四四派風格業已貫穿整個中國大地。從文革開始，迄今，並未改變。他們這些人很難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瑪迷信的任何舉動。他們說，一切都會漸變的，只是我們不可以輕舉妄動，以造成社會動盪，成本過大，穩定破壞……他們說，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否定解放軍，真是罪莫大焉——這個說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黨」，要否定毛、肯定黨，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義，諸如此類。我們說，當極權主義統治喪失了四四派這種附庸，他們就如喪考妣，不可終日——而奴才眾人也會因此大叫，文革聯動之「維護秩序論」和四四派的「捍衛十七年」；……這就是我們所謂四四派心結，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這樣的四四派人眾，過去是中國大多數，現在仍是。這是我們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種發現。很可惜，這個發現對於中國更加可悲。因為四三派中人，如果從毛造反，變成真造反，不無可能；四四派中人，變成此類真正異端的可能性，等於0。
阿倫特說，「從理論上說，在極權主義政權下也可選擇做反對派；但是，假如自願的行動只是帶來每一個別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懲罰』，這種自由就幾乎是無效的。」老阿的闡述比較晦澀。我們結合中國實際的詮注是，一，極權主義制度下的「反對派」有幾種；主要表現在毛主義、民粹主義造反時期的兩種類型；一種，是革命時期的造反派，解放軍和地下黨；一種，是文革時期的派係爭鬥和造反派、紅衛兵之間的，為了毛主義的廝殺。
二，這樣的反對派，其實是附庸派；一切以崇拜和完成毛主義戰略和策略為轉移。這樣的造反出格，或者不出格，都是毛主義體制內、外權力爭鬥需求的表現。
三，這類「自願」和結社「自由」，莫不是毛毀滅結社自由的變型記和變戲法。這種造反的性質，就是打擊毛旗幟下的他人——造成他人就是地獄的運動類型，而取締真正的自由結社和人權意志——文革時期的文鬥、武鬥、亂鬥，就是這類行為。絲毫與自由，與民主無涉。
四，這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自殺式鬥爭，當然以「帶來每一個別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懲罰』」為起點和終點。這樣的懲罰，一是，表現在人民反對人民的殘暴鬥爭之下；另一方面，表現在官方對於人們的鎮壓上；前有造反，後有鎮壓。這是文革荒誕殘暴悲劇的始終。
五，如何整體辨正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和紅衛兵中人，是一個難題。但是，刪繁就簡，我們說，其實，除去全國為毛驅使的一般紅衛兵（四三、四四，天派、地派，團派、四一四派及外地諸如此類的派系，等等），都是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烏合之眾和一般打手；含那些思想上的打手和附庸；真正關鍵的紅衛兵實體，就是一，當時的造反派——為毛打擊劉、鄧者；二，後來的紅衛兵接班人（聯動，老兵）。這才是文革的真正辯證法。
於是，真正的紅衛兵定位和詮釋是，他們是文革真正的為害者，領導者和實踐者；他們的出現，只有納粹德國的黨衛軍和衝鋒隊可以類比；不同的是，法西斯覆滅於盟軍的打擊，而紅衛兵，卻在中共崛起的同時完成接班。這是黑白衝突絕對鮮明，迥然大異於之之現實，之悲劇。人類之中，迄今為紅衛兵辯護者中外皆備，不一而足。這些故去，尚存或者人還在心，不死者，仍然千方百計為什麼紅衛兵之中的反省者辯護叫好。是的，歷史的例外是存在的。紅衛兵中人不但反省者確實存在，就是反共者，坐牢者，死亡者，也是存在的；但是，這絲毫不能說明「紅衛兵」這個蓋棺論定的罪惡名詞有任何正面積極意義上的內涵與外延。這是鐵板定定的事實。不要說他們其實並不反省，如宋，如駱，如蒯，如聶……他們不是在為自己辯護，就是在為毛唱讚歌（姑且不提其名姓氏）……與其說，他們是在反省，不如說，他們一直以來，就在反撲。所以，澄清紅衛兵實體和紅衛兵思想，任重道遠。我們這一代，也許不幸於斯，碰到如此眾多為其辯解者和混淆者。那麼，我們的後代如何呢？我們的子弟如何呢？悲觀與之，還是樂觀與之，真不好說呢！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