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2日訊】（新唐人記者劉惠採訪報導）北京藝術家獨立製片人楊偉東，在中國他的出身可以說是謂的「根紅苗正」。他的老爺，爺爺 父親，母親等至親都是共產黨員。然而現在，他的家門口卻有13個攝像頭對著，成了共產黨的重點監控對象，工作和事業也都被共產黨摧毀——他被中共視為了仇人。
楊偉東的咖啡館被迫停業的同時，他失去了清華大學的工作，拍攝紀錄片的經費也因此面臨困境。由於他採訪了許志永，艾未未等人，他的電話被當局掐斷，郵箱被屏蔽。
去年10月份，楊偉東向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出採訪邀請後，他的家門口出現了13個攝像頭。
楊偉東:“從我的家門口，安了13個攝像頭。當時我們的班子最多的時候是13個人，現在一個人也沒有了，全給嚇跑啦！怕受牽連。我的生存空間沒有了，我生存能力沒有了，我在消耗自己的這點錢，消耗完了以後，你這個採訪就停止了嘛。”
楊偉東一家世代都是共產黨員，他爺爺1925年加入共產黨，可算的上是共產黨的所謂功臣。他的老爺， 父親，母親及他們兄弟倆都是共產黨員。
為何這麼一個所謂的“根紅苗正”，可以說是前途無量的藝術家，要冒著危險去採訪許志永等敏感人物呢? 這得從他的母親說起。
楊偉東的母親是國家體委的醫生，曾多次陪同中國運動員參加國際運動會，因拒絕為一位著名運動員注射興奮劑而遭到當局迫害，楊偉東因此陪同父親開始為母親上訪。
楊偉東: “1988年7月13號，他們開了一個會，針對88年奧運會。當時就提出來要給一個著名的運動員打興奮劑，所以就導致我母親抵制了這件事情。84年的奧運會我們得了9塊金牌，就按照共產黨執政的這種理念，4年以後肯定要比9塊金牌要多。但是88年的奧運會得了5塊金牌，等於說比84年的金牌少了。他們就受到批評了。最後這個撒氣筒就撒到我媽身上了。”
在這期間，他的弟弟，93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的大學生，也連帶遭到迫害，至今沒拿到行醫證。
楊偉東：“我的弟弟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當時那個年代，你畢業之後是由國家統一分配的。我的弟弟分配到國家體委去了，跟我媽是一個單位的。那一年是1993年。分配到那以後按道理來講就是分配了工作了嘛。他接收了之後說不符合分配原則，這樣來講就是無端的把我弟弟給開除了。我弟弟從93年開除之後就再也沒拿到行醫的這種資格。等於說我們這麼多年培養的這麼一個醫生白白就浪費了。他的檔案給開除了，給扔了，給扔到人才（市場）去了。如果你再想去其他醫院，連幹部身份都不是的話，你怎麼能夠分配到其他的醫院去行醫呢？現在行醫也不是隨隨便便開診所，這也是不可能的，當時那個年代更不可能。我弟弟被分配到那個地方就是有預謀的。”
就這樣，楊偉東陪同父親上訪了20年，這20年來，父子倆處處受到刁難和冷眼，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他的父親在2007年因惡性腦瘤而住進醫院，做開顱手術，手術剛剛出院，體總就派人對他的父親進行圍攻，導致他的父親過早離開人世。
楊偉東：“在2007年的9月25號，國家體育總局來了8個人到我們家。因為我也不在家，我弟弟在上海。就等於他們8個人在圍攻我父親和我母親。那種惡毒的語言我就沒法說了。我父親就是在這種圍攻當中一下復發了，當時就休克了。休克以後送去醫院，再也沒有從這個醫院裡出來，12月2號去世了。9月25號那一天他們8個人到我們家裡來，當時我父親的頭還在包著，如果你稍微有點人性的話，(當時)就可以閉嘴了，就可以今天不談了。”
楊偉東告訴記者，他父親去世後，連撫恤金也被當局扣押。這一切使他開始反思共產黨的作為，他於是萌發了深入民間，尋找真相的念頭，2007年至今，楊偉東傾個人全部財力拍攝紀錄片 《需要——》，2011年7月22日在香港推出《立此存照：500位中國人的心靈記錄（第一卷）》新書發佈暨媒體見面會。
楊偉東的咖啡館被迫停業的同時，他失去了清華大學的工作，拍攝紀錄片的經費也因此面臨困境。由於他採訪了許志永，艾未未等人，他的電話被當局掐斷，郵箱被屏蔽。
去年10月份，楊偉東向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出採訪邀請後，他的家門口出現了13個攝像頭。
楊偉東:“從我的家門口，安了13個攝像頭。當時我們的班子最多的時候是13個人，現在一個人也沒有了，全給嚇跑啦！怕受牽連。我的生存空間沒有了，我生存能力沒有了，我在消耗自己的這點錢，消耗完了以後，你這個採訪就停止了嘛。”
楊偉東一家世代都是共產黨員，他爺爺1925年加入共產黨，可算的上是共產黨的所謂功臣。他的老爺， 父親，母親及他們兄弟倆都是共產黨員。
為何這麼一個所謂的“根紅苗正”，可以說是前途無量的藝術家，要冒著危險去採訪許志永等敏感人物呢? 這得從他的母親說起。
楊偉東的母親是國家體委的醫生，曾多次陪同中國運動員參加國際運動會，因拒絕為一位著名運動員注射興奮劑而遭到當局迫害，楊偉東因此陪同父親開始為母親上訪。
楊偉東: “1988年7月13號，他們開了一個會，針對88年奧運會。當時就提出來要給一個著名的運動員打興奮劑，所以就導致我母親抵制了這件事情。84年的奧運會我們得了9塊金牌，就按照共產黨執政的這種理念，4年以後肯定要比9塊金牌要多。但是88年的奧運會得了5塊金牌，等於說比84年的金牌少了。他們就受到批評了。最後這個撒氣筒就撒到我媽身上了。”
在這期間，他的弟弟，93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的大學生，也連帶遭到迫害，至今沒拿到行醫證。
楊偉東：“我的弟弟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當時那個年代，你畢業之後是由國家統一分配的。我的弟弟分配到國家體委去了，跟我媽是一個單位的。那一年是1993年。分配到那以後按道理來講就是分配了工作了嘛。他接收了之後說不符合分配原則，這樣來講就是無端的把我弟弟給開除了。我弟弟從93年開除之後就再也沒拿到行醫的這種資格。等於說我們這麼多年培養的這麼一個醫生白白就浪費了。他的檔案給開除了，給扔了，給扔到人才（市場）去了。如果你再想去其他醫院，連幹部身份都不是的話，你怎麼能夠分配到其他的醫院去行醫呢？現在行醫也不是隨隨便便開診所，這也是不可能的，當時那個年代更不可能。我弟弟被分配到那個地方就是有預謀的。”
就這樣，楊偉東陪同父親上訪了20年，這20年來，父子倆處處受到刁難和冷眼，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他的父親在2007年因惡性腦瘤而住進醫院，做開顱手術，手術剛剛出院，體總就派人對他的父親進行圍攻，導致他的父親過早離開人世。
楊偉東：“在2007年的9月25號，國家體育總局來了8個人到我們家。因為我也不在家，我弟弟在上海。就等於他們8個人在圍攻我父親和我母親。那種惡毒的語言我就沒法說了。我父親就是在這種圍攻當中一下復發了，當時就休克了。休克以後送去醫院，再也沒有從這個醫院裡出來，12月2號去世了。9月25號那一天他們8個人到我們家裡來，當時我父親的頭還在包著，如果你稍微有點人性的話，(當時)就可以閉嘴了，就可以今天不談了。”
楊偉東告訴記者，他父親去世後，連撫恤金也被當局扣押。這一切使他開始反思共產黨的作為，他於是萌發了深入民間，尋找真相的念頭，2007年至今，楊偉東傾個人全部財力拍攝紀錄片 《需要——》，2011年7月22日在香港推出《立此存照：500位中國人的心靈記錄（第一卷）》新書發佈暨媒體見面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