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4日訊】（中央社台北4日電）前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劉姍姍在美國觸法遭逮捕扣留，引發豁免權適用問題，前駐美代表陳錫蕃認為，根據雙方簽訂的協定，美台互相派駐人員只享有「功能性豁免權」，需經法官判定才擁有。
駐美經驗豐富且對國際法有深入研究的陳錫蕃本週在中央社「全球瞭望」國際新聞網站（http://global.cna.com.tw/）撰文，對美台雙方處理劉姍姍案經過、外交豁免權和功能性豁免權的區隔均有詳細的說明及深入的剖析。
陳文全文如下：
「我駐美堪薩斯城（Kansas City）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劉姍姍，在去年11月，因涉嫌契約詐欺及虐待菲傭而遭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逮捕拘留，並穿囚服、戴腳鐐手銬出庭應訊，引發我駐美官員豁免權適用之爭議，朝野喧騰一時。
不久，劉姍姍尋求認罪協商（plea bargaining），已在上周五（27日）經密蘇裡州（Missouri）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接受，判決劉姍姍賠償8萬餘美元，並遣配出境（deportation），近日內將由美方人員押解回台。劉姍姍回台後，將接受我檢調、監察院的調查，整起案件境外部分至今可以說是即將告一段落。
筆者曾在去年5月就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長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捲入性侵疑雲一事，撰文闡述外交豁免權（diplomatic immunity）與功能性豁免權（functional immunity）之區隔，如今欲藉劉案所涉中美之間豁免權的爭議，進一步為文予以釐清。
1979年中美斷交後，雙方外交人員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權。斷交後，美方成立在台協會（AIT），我則設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不過，這兩機構並非大使館，也不是外交機構，故無外交豁免權。為此，兩機構在1980年簽訂《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間特權、免稅暨豁免協定》（Agreement on Privileges, Exemptions and Immunities Between 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規定雙方人員享有功能性豁免權，也就是只有在執行公務時，才能免受駐地法律的約束。
惟功能性豁免權與外交豁免權不同，外交豁免權是絕對的，且包括其家屬，外交官即使所犯屬重大刑案，駐在國亦無審判權；但解決途徑有二：一、宣布對方為「不受歡迎人物」 (persona non grata)，驅逐出境並請派遣國政府自行處理；二、透過外交管道要求派遣國正式捨棄此一外交官的豁免權，交由駐在國政府審判。前者常發生，後者也有例子，惟不多見。
至於功能性豁免權並非絕對，當事人要經治安當局拘留，並由檢察官起訴後，向駐在國管轄法院提出主張，經法官認定後才得享有。且此一豁免權並不及於家屬。
正因為我駐美官員沒有外交豁免權，FBI才能調查劉案，逮捕並拘留劉姍姍，美國聯邦檢察官才能起訴劉姍姍，而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法官也才能裁定劉姍姍的認罪協商。
十幾年前，我國法院曾發生過兩起荒唐案件。第一起案件是，某一AIT美籍職員被我國民眾控告，收賄500美元允核發簽證卻未果，結果審理此案的一位年輕法官竟判決，「美國AIT者，美國大使館也；美國AIT職員者，美國外交官也。」筆者時任駐美副代表，閱報立即於報告館長後向外交部拍發急電，表示此一判決對AIT及其職員之認定有誤，貽笑國際。外交部旋即行文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最後由上級法院撤銷下級法院判決，並表示民眾有權提告。
另一件更荒唐的事為，我國民眾向檢察機關控告日本在台協會的華籍職員，結果法官宣判，「日本交流協會者，日本大使館也；交流協會職員者，日本外交官也，享有外交豁免權，不能告。」筆者當時在華府任職，經過筆者努力，該判決亦經撤銷。兩案在外交部皆有卷可查。
劉案爆發後，曾有國內學者投書指出，我方對美國駐台AIT人員在豁免權一事上經常「放水」，美方處理本案，應更有彈性。此一說法，實乃心存鄉願。目前我與全世界無邦交各國中，僅與美方簽有雙邊豁免協定，且內容不盡令人滿意，但仍係雙方所簽之協定，自當遵守。目前首要之務應係由雙方重新檢視協定內容，盼予修訂。
筆者認為，倘若要讓美國正視與我之間豁免權的問題，恐怕我政府勢須依照協定辦案，再和美方談判，方能收得效果。而非繼續由我片面向美國示好放水，並冀望美方也能比照辦理。蓋從劉案的發生和結果來看，此種鄉願，根本不足取。
曾有人質疑，既然目前台美關係緊密友好，為何不見美國行政機關介入劉案？蓋美國是三權分立國家，檢察官固屬行政權，法院則屬司法權，與一般行政權互不隸屬，即使是美國總統也無法干涉法院審判或判決。在美國或其他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機關能做的，除檢察官代表政府外，其他行政機關遇事僅能以「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身分向法庭提出意見，但仍取決於法官是否採納。
據聞，劉姍姍當初控告菲傭潛逃，係一般民事案件，歸州檢察官及地方法院管轄。不料菲傭亦同時控告劉詐欺及違反人權，則屬聯邦檢察官及聯邦法院管轄，故有FBI介入其事。有關菲傭控告乙節，駐處事前似乎並不知情，以致事態擴大，實為遺憾。」
駐美經驗豐富且對國際法有深入研究的陳錫蕃本週在中央社「全球瞭望」國際新聞網站（http://global.cna.com.tw/）撰文，對美台雙方處理劉姍姍案經過、外交豁免權和功能性豁免權的區隔均有詳細的說明及深入的剖析。
陳文全文如下：
「我駐美堪薩斯城（Kansas City）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劉姍姍，在去年11月，因涉嫌契約詐欺及虐待菲傭而遭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逮捕拘留，並穿囚服、戴腳鐐手銬出庭應訊，引發我駐美官員豁免權適用之爭議，朝野喧騰一時。
不久，劉姍姍尋求認罪協商（plea bargaining），已在上周五（27日）經密蘇裡州（Missouri）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接受，判決劉姍姍賠償8萬餘美元，並遣配出境（deportation），近日內將由美方人員押解回台。劉姍姍回台後，將接受我檢調、監察院的調查，整起案件境外部分至今可以說是即將告一段落。
筆者曾在去年5月就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長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捲入性侵疑雲一事，撰文闡述外交豁免權（diplomatic immunity）與功能性豁免權（functional immunity）之區隔，如今欲藉劉案所涉中美之間豁免權的爭議，進一步為文予以釐清。
1979年中美斷交後，雙方外交人員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權。斷交後，美方成立在台協會（AIT），我則設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不過，這兩機構並非大使館，也不是外交機構，故無外交豁免權。為此，兩機構在1980年簽訂《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間特權、免稅暨豁免協定》（Agreement on Privileges, Exemptions and Immunities Between 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規定雙方人員享有功能性豁免權，也就是只有在執行公務時，才能免受駐地法律的約束。
惟功能性豁免權與外交豁免權不同，外交豁免權是絕對的，且包括其家屬，外交官即使所犯屬重大刑案，駐在國亦無審判權；但解決途徑有二：一、宣布對方為「不受歡迎人物」 (persona non grata)，驅逐出境並請派遣國政府自行處理；二、透過外交管道要求派遣國正式捨棄此一外交官的豁免權，交由駐在國政府審判。前者常發生，後者也有例子，惟不多見。
至於功能性豁免權並非絕對，當事人要經治安當局拘留，並由檢察官起訴後，向駐在國管轄法院提出主張，經法官認定後才得享有。且此一豁免權並不及於家屬。
正因為我駐美官員沒有外交豁免權，FBI才能調查劉案，逮捕並拘留劉姍姍，美國聯邦檢察官才能起訴劉姍姍，而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法官也才能裁定劉姍姍的認罪協商。
十幾年前，我國法院曾發生過兩起荒唐案件。第一起案件是，某一AIT美籍職員被我國民眾控告，收賄500美元允核發簽證卻未果，結果審理此案的一位年輕法官竟判決，「美國AIT者，美國大使館也；美國AIT職員者，美國外交官也。」筆者時任駐美副代表，閱報立即於報告館長後向外交部拍發急電，表示此一判決對AIT及其職員之認定有誤，貽笑國際。外交部旋即行文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最後由上級法院撤銷下級法院判決，並表示民眾有權提告。
另一件更荒唐的事為，我國民眾向檢察機關控告日本在台協會的華籍職員，結果法官宣判，「日本交流協會者，日本大使館也；交流協會職員者，日本外交官也，享有外交豁免權，不能告。」筆者當時在華府任職，經過筆者努力，該判決亦經撤銷。兩案在外交部皆有卷可查。
劉案爆發後，曾有國內學者投書指出，我方對美國駐台AIT人員在豁免權一事上經常「放水」，美方處理本案，應更有彈性。此一說法，實乃心存鄉願。目前我與全世界無邦交各國中，僅與美方簽有雙邊豁免協定，且內容不盡令人滿意，但仍係雙方所簽之協定，自當遵守。目前首要之務應係由雙方重新檢視協定內容，盼予修訂。
筆者認為，倘若要讓美國正視與我之間豁免權的問題，恐怕我政府勢須依照協定辦案，再和美方談判，方能收得效果。而非繼續由我片面向美國示好放水，並冀望美方也能比照辦理。蓋從劉案的發生和結果來看，此種鄉願，根本不足取。
曾有人質疑，既然目前台美關係緊密友好，為何不見美國行政機關介入劉案？蓋美國是三權分立國家，檢察官固屬行政權，法院則屬司法權，與一般行政權互不隸屬，即使是美國總統也無法干涉法院審判或判決。在美國或其他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機關能做的，除檢察官代表政府外，其他行政機關遇事僅能以「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身分向法庭提出意見，但仍取決於法官是否採納。
據聞，劉姍姍當初控告菲傭潛逃，係一般民事案件，歸州檢察官及地方法院管轄。不料菲傭亦同時控告劉詐欺及違反人權，則屬聯邦檢察官及聯邦法院管轄，故有FBI介入其事。有關菲傭控告乙節，駐處事前似乎並不知情，以致事態擴大，實為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