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1日訊】據香港中評社報導：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據瞭解，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億元，約28倍；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至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而且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遠遠高出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在這28年裡，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倍多，所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只佔財政收入的3%至6%。
中國財政收入的35%用於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根據媒體公佈的數位，2005年中國公款吃喝的數字是6000億元。根據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2000年以後，出國學習、培訓、考察之風依舊，公費出國有增無減。由於沒有更新的數字，按照中國近幾年財政收入支出增幅均超過20％計算，2005年公款出國費用應該超過4000億元，就按4000億元計算。根據竹立家教授所蒐集的官方資料計算，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務用車400萬輛，公車消費4085億元。假設2005年公車消費沒有增長與2004年持平還是4085億元，那麼，上述三項費用則共計為14085億元，佔了31649.29億元的44.5%。而且，還有大量預算外、制度外的資金沒有納入財政預算管理，成為單位的自留資金。這部分資金，據有關專家測算，全國一年約有9000億元，因而2005年的財政收入應該說有4萬億元。所以，2005年的公款吃喝丶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的14085億元支出佔了財政收入4萬億元的35%。這就是說，每100元的財政收入中有35元是用於官員的公款吃喝丶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的折射出中國官員的貪婪無恥和奢侈浪費到了相當大的地步。
上述數據還是2008年的。而近年，數據越來越缺乏。
國家人事部相關負責人早就強調，嚴禁以培訓為名搞公款旅遊，禁止鋪張浪費。據稱，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增長了約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卻增長了87倍，以公車為例，數百萬公車真正用於公務的僅三成。《法制日報》報導，為剎住奢侈浪費之風，國家中央從制度設計到思想教育，可謂是殫精竭慮，但成效並不顯著。有學者認為，節儉是一種美德，但不能成為衡量官府行為的標準。在缺失輿論監督的情況下，腐敗只會成為一種常態。
公務接待的問題早已被有心人總結得入木三分：「消費標準超標嚴重；隨意消費公家埋單；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化公為私損公肥私。」這一現象如今被放在了一個更大的語境下，正被民間熱烈討論，並被提煉為「中國行政成本浪費嚴重」這一命題。據某社會調查中心提供的數據，在17836名受訪者中，98.3%的人認為行政成本浪費現象非常普遍。早在2008年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作官府工作報告時，曾兩次怒斥浪費行為：「公務消費不規範，奢侈浪費，行政成本高」：「現在，不少地方、部門和單位講排場、比闊氣，花錢大手大腳，奢侈之風盛行……」；而2007年的官府工作報告，僅僅提了「一些官府工作人員弄虛作假、奢侈浪費」一句。觀察家指出，聯繫到胡錦濤總書記告誡官員要增強節儉意識，不難看出，解決一些行政機關存在的嚴重鋪張浪費問題，已被國家高層看成是當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也有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列舉了這樣一組統計數字：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增長了約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卻增長了87倍。而且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全國政協委員馮培恩，也用數據表明了快速增長的行政管理費用令人擔憂的現狀：從1986年到2005年，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增長23倍，而同期GDP增長了14.6倍。「這種超常規增長與官府浪費現象有關」。對這種浪費更為具象的體現是，貴州一個貧困縣「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車茅台酒搞招待」。現在有民間粗略統計，中國每年公款吃喝的費用達萬億元，換句話說，每年的公款吃喝都要吞掉幾個三峽工程。
中國大陸五分之一的城鎮建設存在「政績工程」，各級官府的辦公樓也愈來愈氣派。據報導，山西省一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年財政預算不足一億元，有的部門卻建起了耗資一千多萬元的辦公樓；廣東省一個只有七名村官員的村委會耗資四百多萬元興建辦公樓。還有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和事例：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大陸目前有公車數百萬輛，每年消耗近億元，其中真正用於公務的約佔三分之一，且黨政機關部門公車每萬公裡運輸成本，成倍高出社會轎車的運輸成本。
湖南省衡南縣是個財政窮縣，歷年來財政累計負債高達7億元。一些教師工資只發70%，就連縣鄉公路改造、鄉村扶貧等都得從官員工資中扣錢來補「窟窿」。可當地不少官員，近年來卻爭先恐後地坐上了嶄新的中高檔轎車。
輿論認為，這種「國家式奢侈」就是「花公款的奢侈」，因為花的是公款，所以出手出奇地大方。其特色之一在於借用權力，比如當了「縣官」，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買一輛在當地最豪華的轎車。而特色之二則是為了所謂的「政績」、「形象」。
「國家式奢侈」最大的特色在於大多「不會出事」。分析人士指出，奢侈了怎麼處罰？不奢侈怎麼獎勵？似乎沒有明確標準，也少有人監督，不奢侈不光榮，奢侈也不可恥。更重要的是，有些奢侈者因為「大方」、有「魄力」、「善於協調各方面的關係」，不僅平安無事，而且很快高昇。
馮培恩將行政浪費的病因總結為五個：一是行政權力運行透明度低，官府機構控制著80%的公共管理信息，社會掌握的政務信息不超過20%；二是出現了「上級不好監督、同級不願監督、下級不敢監督」的監督「死角」；三是責任主體缺位，「有人上樹摘果，無人澆水施肥」；四是預算約束軟化和預算外資金大量存在；五是對黨政官員的考核主要看經濟發展指標，而不計行政成本，這種考核方式使官府官員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內在動力和外部壓力。
學者認為，節儉是一種美德，但不能成為衡量官府行為的標準。在缺失輿論監督的情況下，腐敗只會成為一種常態。
最近，據國家統計局剛剛披露，2011年，來自全國31個省市區GDP總和為51.8萬億元，高出統計局公佈資料4.6萬億，創造了近年來最大差額記錄（2009年雙方相差2.68萬億，2010年相差3.2萬億）。統計有誤差，這是允許的，但4.6萬億的誤差，折合成美元高達7000多億，實在讓人吃驚，按全國31省區均攤，平均每省（區市）多出1500億元美元。
與當今許多國家經濟普遍不怎麼景氣相比，中國的GDP一直呈快速增長的勢頭，短短幾年功夫已經上升到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怪異之處在於，每年統計GDP時，中央、地方各自資料總是相互「打架」，前者低，後者明顯高出許多，加在一起，地方GDP之和就遠遠超過中央統計的數字，呈現1+1〉2之勢。
GDP作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準的指標，一直飽受質疑，因為存在很大的侷限性。例如，不斷的拆和建，都會增加GDP，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會使GDP倍增（這部分往往佔30—40%左右）。所以多有學者呼籲以「幸福指數」、「綠色GDP」等來代替，至少不能盲目依賴GDP，把它作為主要的指標。
這個爭論已持續多年，但時至今日未見改觀，GDP依然是各級政權經常掛在嘴邊的主要衡量標準，給人感覺似乎有一種對GDP的天然依賴，欲罷不能。官府看上眼的，一定有它非同一般的原因。官府崇尚撒謊，那麼全國都充斥謊言，假作真時真亦假；崇尚鬥爭哲學，則暴力橫行。
那麼，GDP在中國既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又與人民的幸福與否無關，官府為何如此熱衷？第一，畸形的GDP政績觀。把GDP當作政績，這大概是中國大陸的創造。在中國，GDP是衡量各級政權政績的幾乎唯一的主要指標（以後考核中加進維穩等），所以說「數位出幹部」、「數位出政績」。由於GDP與幹部政績、陞遷緊密掛鉤，GDP就儼然成了官員的生命線，只有不斷地攀升甚至人為拔高，政績才能顯赫，才能有向上爬的資本。因此才會引發中央和地方「數字打架」。具體地，一是看GDP的增速，每年增長多少百分比；一是看GDP的絕對量。所以，這兩項指標都會像放衛星一樣上升，你增10%，我增15%，他增20%的；昨天還默默無聞，可能一下子就會鹹魚翻身，今年你跨入「萬億俱樂部」，我就要上2萬億、3萬億……從這個意義上，GDP除了「統計」出來的，也是相互「比」出來的。因為有很多省份，好像也沒見過擁有什麼傲人的產業，但GDP卻很高。目前，共有23個省市區GDP總量過萬億元，廣東更是突破5萬億（5.3萬億）。至於數字背後的水分多大，沒人會去計較，反正大家心照不宣。GDP大省其地位也確實不同，主要官員仕途當然被看好。
過去，人們都認為大陸官員搞政治很在行，現在看來，發展經濟更是得心應手。在全世界都痛感經濟難關或乾脆處在經濟危機之時，唯中國大陸超然物我，玩弄經濟於股掌中。翻開當局年度統計公報，上面各類數位資料應有盡有，淨是什麼產值、產量、收入增長之類自我吹噓，而且數字很詳細。對於問題，則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不會以數位來顯示（那樣等於露了馬腳）。
GDP的缺陷在於，它只是一個經濟發展數字，不是利潤，更非財富。它不考慮成本，不計損耗，不反映勞動力價值，不反映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關係，如資源的消耗、環境的破壞污染等，都被排除在外。中國人民是一切社會產品社會財富（包括GDP）的創造者，但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發展，GDP的膨脹式增長，人民特別是8億農民，分享不了經濟發展的成果，貧困依舊，所謂社會財富、所謂「人口紅利」只被不勞而獲的權貴們獨佔。人民作為主要勞動者遭受的經濟剝削，以及官府竭澤而漁式開發和由此造成資源枯竭、遍及全國的污染，統統都被掩蓋。剩下的，只有官員和當局的政績，並成為炫耀的資本；只有利益集團的一夜暴富，「國富民窮」，百姓沒有任何尊嚴。所以，GDP掩蓋了官府經濟上壟斷財富、剝削人民的實質性因素。社會資源的枯竭，以及對環境的污染破壞，不僅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更是斷了子孫後代的生存之路。
很多年來，國內外都在探討所謂「中國模式」，官府也在不斷吹捧改革開放的成果、成就。
若要問「中國模式」是什麼？其實簡單概括就三個英文字母：GDP。官府在國際上引為自豪的，唯一就是經濟資料，即GDP的不斷增長所堆積出來的數字，儘管這些數字嚴重摻水摻假，其餘乏善可陳。政治專斷沒有民主，人民遭受橫徵暴斂依舊貧困，官場黑暗腐敗成風，整個社會沒有正氣道德淪喪，外加GDP光鮮靚麗世界第二，這些構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除此無他。
一個國家的發展，應該是經濟、社會、人口等各個領域的共同發展，如果僅限於經濟方面，必然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可能協調持續，官府是想以經濟來掩飾政治等的黑暗。GDP的增長一方面是中國人民勤勞智慧的體現，另一方面，它只是官府的GDP，不屬於人民。GDP只為官府而增長，GDP的增長則意味著人民更多的付出，遭受更大更重更深的剝削。
人民創造了GDP，但GDP又與人民無關，這就是官府GDP崇拜的原因。
誰都知道官府是管理社會的，沒有了官府的管理，社會就全亂了。可是如果官府摻進去攪局，那就是國家和民眾的災難了。現在中國廣大底層的民眾正在被災難籠罩著。直接涉及到民生的一系列問題長年危害著民眾的生存，如住房、醫療、就業、子女上學、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不斷上漲等問題。有些是連智障人士都看得出的原因和解決辦法，而管理社會的官府卻不去實行，面對廣大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官府裝模作樣做些「無用功」以安撫百姓。
說它管理了吧，不但沒效果反而越管越漲價，說他沒管吧，一個又一個的文件不斷出台，其虛偽性越來越明顯。以房地產為例，國務院不停地出台了幾個調控房價的措施，全都沒起到制止房價上漲的作用，相反卻起到了為開發商搞促銷的作用了。有跡象顯示這是各地官府有意而為之。原因是：第一，官府不改變賣地財政的政策，限制地價從來都沒有被包括進抑制房價上漲的措施中，地價仍舊大幅度上漲；第二，房地產商對房地產開發成本三緘其口，原因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壟斷的產業，而且其中有很多官商聯合操控市場的成分，其主要的土地又是全民資產，而開發商拒不公開成本的做法，官府給予了默許。第三，官府對銀行提供資金方面沒有進行有效的限制，致使開發商有資本屯積房源以抬高房價；第四，官府沒有嚴格地執行「開發商拍得土地後二年不開發政府就予以無償收回」的規定，使得開發商可以高價轉讓所拍得的建設用地，從中謀利從而又提高了地價成本。官府這樣做是可以得到巨大的好處，房價提高了，稅收可以相應提高，使財政多得一些錢，GDP可以上去，政績可以增加；第五，在房地產開發中，腐敗行為一直伴隨著經營而發生，而且日益嚴重，但是官府卻一直沒有予以有效地防止。雖然也抓了一些這方面的貪官，但這些貪官也都幫助政府達到了推高房價的目標。
在這個問題上，官府卻屢屢將調控的矛頭指向買房方面，而且每一輪調控之前都是先公開打招呼，通知全國人民，或說要提高按揭利率了，或說要提高買房的稅費了，煽動欲購房者趕快在措施實施前搶購。這又促使開發商突擊賣一批房子，等於給開發商作了促銷。而每一輪的措施實施也都起不到調控作用。
許多專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官府卻不予採納。
在涉及民生的其它方面，政府不停地高喊「暖民心」、「順民意」，但卻一直見不到有效行動來解決在民生方面群眾存在的實際困難。解決堵車問題首先就想到向老百姓們收費；解決自然災害問題就拚命向社會募捐；供火、供氣、燃油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漲價；召開的聽證會還要事先做點手腳，將聽證會變成協助漲價的工具。這一系列的做法所對付的不是帝國主義反動派，也不是階級敵人，而是廣大民眾。這種表裡不一的做法又明顯地顯示出了官府成了虛偽的官府。
根據現在中國的行政事實來看，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官府壟斷一切社會公共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國家的支柱產業和與民生有直接關係的一切產業都由官府直接掌控經營。官府一邊管理國家和社會，制訂和實施國家的發展路線、方針、政策、法律和法令並制訂調撥運作的規則；一邊又自己經營並壟斷市場，參與並主導商業運作，所得收入全歸官府所有。民眾只有出賣勞動力的份兒。民眾出賣了勞動力所得的「必要勞動價值」，還按官府制訂的市場規則交回給官府。官府在「執政為民」招牌下，對廣大民眾實施了最大限度的剝削。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官府只是極少把全民所有的企業搞經營——從全民身上掙的社會財富用於民生。據專家調查在全世界各國中，中國是全國的GDP用於民生最小的國家。而官府本身行政支出卻佔全國GDP總量的40%；60多年了，中國民眾在衣、食、住、行、醫療、教育、文化等方面仍面臨很大困難，而官府卻繼續只講好聽話不作實際事，其虛偽程度足矣。
現今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都是源於虛偽的官府的虛偽作為。然而引起了不穩定的因素後又耗用民眾的公帑成立「維穩辦」，又是一虛偽之舉。誰都知道，製造「不穩」的人和「維穩」的人，是同一夥人。隨著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哄」字訣已不靈了，國民要的是實事求是、實話實說、實實在在、實際效果。只有實心實意地服務於民眾，才能真正做到穩定發展。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中國財政收入的35%用於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根據媒體公佈的數位，2005年中國公款吃喝的數字是6000億元。根據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2000年以後，出國學習、培訓、考察之風依舊，公費出國有增無減。由於沒有更新的數字，按照中國近幾年財政收入支出增幅均超過20％計算，2005年公款出國費用應該超過4000億元，就按4000億元計算。根據竹立家教授所蒐集的官方資料計算，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務用車400萬輛，公車消費4085億元。假設2005年公車消費沒有增長與2004年持平還是4085億元，那麼，上述三項費用則共計為14085億元，佔了31649.29億元的44.5%。而且，還有大量預算外、制度外的資金沒有納入財政預算管理，成為單位的自留資金。這部分資金，據有關專家測算，全國一年約有9000億元，因而2005年的財政收入應該說有4萬億元。所以，2005年的公款吃喝丶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的14085億元支出佔了財政收入4萬億元的35%。這就是說，每100元的財政收入中有35元是用於官員的公款吃喝丶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的折射出中國官員的貪婪無恥和奢侈浪費到了相當大的地步。
上述數據還是2008年的。而近年，數據越來越缺乏。
國家人事部相關負責人早就強調，嚴禁以培訓為名搞公款旅遊，禁止鋪張浪費。據稱，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增長了約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卻增長了87倍，以公車為例，數百萬公車真正用於公務的僅三成。《法制日報》報導，為剎住奢侈浪費之風，國家中央從制度設計到思想教育，可謂是殫精竭慮，但成效並不顯著。有學者認為，節儉是一種美德，但不能成為衡量官府行為的標準。在缺失輿論監督的情況下，腐敗只會成為一種常態。
公務接待的問題早已被有心人總結得入木三分：「消費標準超標嚴重；隨意消費公家埋單；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化公為私損公肥私。」這一現象如今被放在了一個更大的語境下，正被民間熱烈討論，並被提煉為「中國行政成本浪費嚴重」這一命題。據某社會調查中心提供的數據，在17836名受訪者中，98.3%的人認為行政成本浪費現象非常普遍。早在2008年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作官府工作報告時，曾兩次怒斥浪費行為：「公務消費不規範，奢侈浪費，行政成本高」：「現在，不少地方、部門和單位講排場、比闊氣，花錢大手大腳，奢侈之風盛行……」；而2007年的官府工作報告，僅僅提了「一些官府工作人員弄虛作假、奢侈浪費」一句。觀察家指出，聯繫到胡錦濤總書記告誡官員要增強節儉意識，不難看出，解決一些行政機關存在的嚴重鋪張浪費問題，已被國家高層看成是當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也有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列舉了這樣一組統計數字：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增長了約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卻增長了87倍。而且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全國政協委員馮培恩，也用數據表明了快速增長的行政管理費用令人擔憂的現狀：從1986年到2005年，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增長23倍，而同期GDP增長了14.6倍。「這種超常規增長與官府浪費現象有關」。對這種浪費更為具象的體現是，貴州一個貧困縣「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車茅台酒搞招待」。現在有民間粗略統計，中國每年公款吃喝的費用達萬億元，換句話說，每年的公款吃喝都要吞掉幾個三峽工程。
中國大陸五分之一的城鎮建設存在「政績工程」，各級官府的辦公樓也愈來愈氣派。據報導，山西省一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年財政預算不足一億元，有的部門卻建起了耗資一千多萬元的辦公樓；廣東省一個只有七名村官員的村委會耗資四百多萬元興建辦公樓。還有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和事例：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大陸目前有公車數百萬輛，每年消耗近億元，其中真正用於公務的約佔三分之一，且黨政機關部門公車每萬公裡運輸成本，成倍高出社會轎車的運輸成本。
湖南省衡南縣是個財政窮縣，歷年來財政累計負債高達7億元。一些教師工資只發70%，就連縣鄉公路改造、鄉村扶貧等都得從官員工資中扣錢來補「窟窿」。可當地不少官員，近年來卻爭先恐後地坐上了嶄新的中高檔轎車。
輿論認為，這種「國家式奢侈」就是「花公款的奢侈」，因為花的是公款，所以出手出奇地大方。其特色之一在於借用權力，比如當了「縣官」，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買一輛在當地最豪華的轎車。而特色之二則是為了所謂的「政績」、「形象」。
「國家式奢侈」最大的特色在於大多「不會出事」。分析人士指出，奢侈了怎麼處罰？不奢侈怎麼獎勵？似乎沒有明確標準，也少有人監督，不奢侈不光榮，奢侈也不可恥。更重要的是，有些奢侈者因為「大方」、有「魄力」、「善於協調各方面的關係」，不僅平安無事，而且很快高昇。
馮培恩將行政浪費的病因總結為五個：一是行政權力運行透明度低，官府機構控制著80%的公共管理信息，社會掌握的政務信息不超過20%；二是出現了「上級不好監督、同級不願監督、下級不敢監督」的監督「死角」；三是責任主體缺位，「有人上樹摘果，無人澆水施肥」；四是預算約束軟化和預算外資金大量存在；五是對黨政官員的考核主要看經濟發展指標，而不計行政成本，這種考核方式使官府官員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內在動力和外部壓力。
學者認為，節儉是一種美德，但不能成為衡量官府行為的標準。在缺失輿論監督的情況下，腐敗只會成為一種常態。
最近，據國家統計局剛剛披露，2011年，來自全國31個省市區GDP總和為51.8萬億元，高出統計局公佈資料4.6萬億，創造了近年來最大差額記錄（2009年雙方相差2.68萬億，2010年相差3.2萬億）。統計有誤差，這是允許的，但4.6萬億的誤差，折合成美元高達7000多億，實在讓人吃驚，按全國31省區均攤，平均每省（區市）多出1500億元美元。
與當今許多國家經濟普遍不怎麼景氣相比，中國的GDP一直呈快速增長的勢頭，短短幾年功夫已經上升到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怪異之處在於，每年統計GDP時，中央、地方各自資料總是相互「打架」，前者低，後者明顯高出許多，加在一起，地方GDP之和就遠遠超過中央統計的數字，呈現1+1〉2之勢。
GDP作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準的指標，一直飽受質疑，因為存在很大的侷限性。例如，不斷的拆和建，都會增加GDP，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會使GDP倍增（這部分往往佔30—40%左右）。所以多有學者呼籲以「幸福指數」、「綠色GDP」等來代替，至少不能盲目依賴GDP，把它作為主要的指標。
這個爭論已持續多年，但時至今日未見改觀，GDP依然是各級政權經常掛在嘴邊的主要衡量標準，給人感覺似乎有一種對GDP的天然依賴，欲罷不能。官府看上眼的，一定有它非同一般的原因。官府崇尚撒謊，那麼全國都充斥謊言，假作真時真亦假；崇尚鬥爭哲學，則暴力橫行。
那麼，GDP在中國既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又與人民的幸福與否無關，官府為何如此熱衷？第一，畸形的GDP政績觀。把GDP當作政績，這大概是中國大陸的創造。在中國，GDP是衡量各級政權政績的幾乎唯一的主要指標（以後考核中加進維穩等），所以說「數位出幹部」、「數位出政績」。由於GDP與幹部政績、陞遷緊密掛鉤，GDP就儼然成了官員的生命線，只有不斷地攀升甚至人為拔高，政績才能顯赫，才能有向上爬的資本。因此才會引發中央和地方「數字打架」。具體地，一是看GDP的增速，每年增長多少百分比；一是看GDP的絕對量。所以，這兩項指標都會像放衛星一樣上升，你增10%，我增15%，他增20%的；昨天還默默無聞，可能一下子就會鹹魚翻身，今年你跨入「萬億俱樂部」，我就要上2萬億、3萬億……從這個意義上，GDP除了「統計」出來的，也是相互「比」出來的。因為有很多省份，好像也沒見過擁有什麼傲人的產業，但GDP卻很高。目前，共有23個省市區GDP總量過萬億元，廣東更是突破5萬億（5.3萬億）。至於數字背後的水分多大，沒人會去計較，反正大家心照不宣。GDP大省其地位也確實不同，主要官員仕途當然被看好。
過去，人們都認為大陸官員搞政治很在行，現在看來，發展經濟更是得心應手。在全世界都痛感經濟難關或乾脆處在經濟危機之時，唯中國大陸超然物我，玩弄經濟於股掌中。翻開當局年度統計公報，上面各類數位資料應有盡有，淨是什麼產值、產量、收入增長之類自我吹噓，而且數字很詳細。對於問題，則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不會以數位來顯示（那樣等於露了馬腳）。
GDP的缺陷在於，它只是一個經濟發展數字，不是利潤，更非財富。它不考慮成本，不計損耗，不反映勞動力價值，不反映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關係，如資源的消耗、環境的破壞污染等，都被排除在外。中國人民是一切社會產品社會財富（包括GDP）的創造者，但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發展，GDP的膨脹式增長，人民特別是8億農民，分享不了經濟發展的成果，貧困依舊，所謂社會財富、所謂「人口紅利」只被不勞而獲的權貴們獨佔。人民作為主要勞動者遭受的經濟剝削，以及官府竭澤而漁式開發和由此造成資源枯竭、遍及全國的污染，統統都被掩蓋。剩下的，只有官員和當局的政績，並成為炫耀的資本；只有利益集團的一夜暴富，「國富民窮」，百姓沒有任何尊嚴。所以，GDP掩蓋了官府經濟上壟斷財富、剝削人民的實質性因素。社會資源的枯竭，以及對環境的污染破壞，不僅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更是斷了子孫後代的生存之路。
很多年來，國內外都在探討所謂「中國模式」，官府也在不斷吹捧改革開放的成果、成就。
若要問「中國模式」是什麼？其實簡單概括就三個英文字母：GDP。官府在國際上引為自豪的，唯一就是經濟資料，即GDP的不斷增長所堆積出來的數字，儘管這些數字嚴重摻水摻假，其餘乏善可陳。政治專斷沒有民主，人民遭受橫徵暴斂依舊貧困，官場黑暗腐敗成風，整個社會沒有正氣道德淪喪，外加GDP光鮮靚麗世界第二，這些構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除此無他。
一個國家的發展，應該是經濟、社會、人口等各個領域的共同發展，如果僅限於經濟方面，必然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可能協調持續，官府是想以經濟來掩飾政治等的黑暗。GDP的增長一方面是中國人民勤勞智慧的體現，另一方面，它只是官府的GDP，不屬於人民。GDP只為官府而增長，GDP的增長則意味著人民更多的付出，遭受更大更重更深的剝削。
人民創造了GDP，但GDP又與人民無關，這就是官府GDP崇拜的原因。
誰都知道官府是管理社會的，沒有了官府的管理，社會就全亂了。可是如果官府摻進去攪局，那就是國家和民眾的災難了。現在中國廣大底層的民眾正在被災難籠罩著。直接涉及到民生的一系列問題長年危害著民眾的生存，如住房、醫療、就業、子女上學、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不斷上漲等問題。有些是連智障人士都看得出的原因和解決辦法，而管理社會的官府卻不去實行，面對廣大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官府裝模作樣做些「無用功」以安撫百姓。
說它管理了吧，不但沒效果反而越管越漲價，說他沒管吧，一個又一個的文件不斷出台，其虛偽性越來越明顯。以房地產為例，國務院不停地出台了幾個調控房價的措施，全都沒起到制止房價上漲的作用，相反卻起到了為開發商搞促銷的作用了。有跡象顯示這是各地官府有意而為之。原因是：第一，官府不改變賣地財政的政策，限制地價從來都沒有被包括進抑制房價上漲的措施中，地價仍舊大幅度上漲；第二，房地產商對房地產開發成本三緘其口，原因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壟斷的產業，而且其中有很多官商聯合操控市場的成分，其主要的土地又是全民資產，而開發商拒不公開成本的做法，官府給予了默許。第三，官府對銀行提供資金方面沒有進行有效的限制，致使開發商有資本屯積房源以抬高房價；第四，官府沒有嚴格地執行「開發商拍得土地後二年不開發政府就予以無償收回」的規定，使得開發商可以高價轉讓所拍得的建設用地，從中謀利從而又提高了地價成本。官府這樣做是可以得到巨大的好處，房價提高了，稅收可以相應提高，使財政多得一些錢，GDP可以上去，政績可以增加；第五，在房地產開發中，腐敗行為一直伴隨著經營而發生，而且日益嚴重，但是官府卻一直沒有予以有效地防止。雖然也抓了一些這方面的貪官，但這些貪官也都幫助政府達到了推高房價的目標。
在這個問題上，官府卻屢屢將調控的矛頭指向買房方面，而且每一輪調控之前都是先公開打招呼，通知全國人民，或說要提高按揭利率了，或說要提高買房的稅費了，煽動欲購房者趕快在措施實施前搶購。這又促使開發商突擊賣一批房子，等於給開發商作了促銷。而每一輪的措施實施也都起不到調控作用。
許多專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官府卻不予採納。
在涉及民生的其它方面，政府不停地高喊「暖民心」、「順民意」，但卻一直見不到有效行動來解決在民生方面群眾存在的實際困難。解決堵車問題首先就想到向老百姓們收費；解決自然災害問題就拚命向社會募捐；供火、供氣、燃油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漲價；召開的聽證會還要事先做點手腳，將聽證會變成協助漲價的工具。這一系列的做法所對付的不是帝國主義反動派，也不是階級敵人，而是廣大民眾。這種表裡不一的做法又明顯地顯示出了官府成了虛偽的官府。
根據現在中國的行政事實來看，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官府壟斷一切社會公共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國家的支柱產業和與民生有直接關係的一切產業都由官府直接掌控經營。官府一邊管理國家和社會，制訂和實施國家的發展路線、方針、政策、法律和法令並制訂調撥運作的規則；一邊又自己經營並壟斷市場，參與並主導商業運作，所得收入全歸官府所有。民眾只有出賣勞動力的份兒。民眾出賣了勞動力所得的「必要勞動價值」，還按官府制訂的市場規則交回給官府。官府在「執政為民」招牌下，對廣大民眾實施了最大限度的剝削。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官府只是極少把全民所有的企業搞經營——從全民身上掙的社會財富用於民生。據專家調查在全世界各國中，中國是全國的GDP用於民生最小的國家。而官府本身行政支出卻佔全國GDP總量的40%；60多年了，中國民眾在衣、食、住、行、醫療、教育、文化等方面仍面臨很大困難，而官府卻繼續只講好聽話不作實際事，其虛偽程度足矣。
現今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都是源於虛偽的官府的虛偽作為。然而引起了不穩定的因素後又耗用民眾的公帑成立「維穩辦」，又是一虛偽之舉。誰都知道，製造「不穩」的人和「維穩」的人，是同一夥人。隨著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哄」字訣已不靈了，國民要的是實事求是、實話實說、實實在在、實際效果。只有實心實意地服務於民眾，才能真正做到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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