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1日訊】關於被稱為“高級五毛”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被圍歐事件，網絡的討論形成了支持和反對兩派。支持打吳者認為吳法天一貫顛倒黑白、攀附權勢、利用他法律教授的身份充當文人打手，攻擊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網友的圍毆是替天行道、大快人心。而反對方的意見則是主要集中在打人這個行為上。有許多人認為吳法天固然可恨，但打人總歸不對；還有人認為是暴民意識的體現；更有人放言：那些口口聲聲主張民主的人，竟然用武力來解決意見糾紛，可見讓他們掌權中國會更加黑暗！
筆者的立場是：在情感上，無保留地支持與吳法天“約架”的周燕；在理智和行動上有保留地支持，動手總歸是過激的行動。如果一定要在支持和反對兩者裡選一個，總體傾向還是——支持。
吳法天長期以來充當當局的打手，當掌權者處於輿論極端不利、極端尷尬之時，他就用學者的身份主動跳出來為主分憂、滅火消炎。比如艾未未通過互聯網發佈消息，向網友借款償還北京市稅務局的所謂“追稅單”和罰款單，網友群起響應之時，吳就跳出來說是非法集資，最高可判十年。這是典型的奸佞小人之所為。然而吳在當權者的庇護下一直得不到懲罰，今天百姓一怒，是申張了正氣，這一點是明確的。
可商榷之處是直接動了手，要是把這場“約架”變成一場反五毛、要真相的集會示威，豈不更妙？痛揍吳法天，雖然是伸張了正義、消減了邪氣，但多少有動用私刑的嫌疑，從而讓一部分人把這些“路見不平一聲吼”的網友給暴民化。但是從本質上講，這和民眾的抗稅、痛打貪官和城管的舉動無二。在極度不公正的環境上，在當權者既製造不公、又無意去恢復公正的情況下；在公權力成為共謀、不作為的情況下，網民的行為有天然的合理性。
時朝末期閹黨橫行，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賢欲加害正直的官員周順昌。蘇州市民群情激憤，發起暴動，痛打了來蘇州逮捕周順昌的錦衣衛官員。事後閹黨大舉報復，大範圍搜捕參與暴動的市民，殺害了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明末大文學張溥受草根民眾的義氣所激勵，創作古文名篇《五人墓碑記》，流傳至今。今日周燕痛揍吳法天，雖說比不上《五人墓碑記》中所說的“激昂大義”，但也是由於什邡的鉬銅污染項目、為受污染威脅的民眾而怒，痛恨吳法天之流又要混淆是非、河蟹真相。如此紅顏之怒，何錯之有？！
有人說吳法天作為爭執的一方，他的言論自由也應該得到保障，這話似是而非。它稱得上“是”的地方在於，言論自由是法制社會的基石，適用於任何個人；可是其所“非”之處在於，中國大陸當然不是法制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下談保障吳法天的“言論自由”，實際用意和客觀結果都是保障他背靠專制體制行惡、損人以自肥的“自由”。但是既然談到了“言論自由”的概念，基於公平的立場，也值得一說。
如果吳法天應該在不受人身威脅的情況下和人辯論，那麼同樣的情況也應該適用於艾未未、胡佳、高智晟等所有被打壓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而實際情況是在艾未未無法發聲情況下，吳法天、司馬南等所謂知識分子依附權勢，羅織罪狀以構陷他。吳法天和司馬南、孔慶東們從來都是在有政治權力介入的情況下發表言論，從來沒給過對方以對等辯論的機會。
其實和吳法天辯論的應該是艾未未，而不是周燕和這些網友。後者沒有專業知識，也可能真的所知不多、邏輯也不嚴密，他們很可能不如吳法天能巧舌如簧、引經據典。讓一個老百姓去和一個大學教授辯論，兩者在知識能力上相差甚遠，當然不是公平的。就是說，有知識有水平的被禁止發言，發言的又多是知識和水平都不夠的。總之你要是照著五毛的邏輯去鋪排，橫竪你都處於劣勢、橫竪都是你吃虧、橫竪都是不公平。
那些大放厥辭的五毛說：“你們口口聲聲‘民主’的人，一到實際中就濫用暴力，國家怎麼能由你們掌握？”如果今天動手打人的是民主派的精英人士，這個指責筆者認為還有幾分在理之處，可是今天動手的本身就是情緒化的普通民眾。
換言之，如果是精英對精英，吳法天vs艾未未和胡佳們，吳法天是流氓。草根對草根，五毛vs周燕們，五毛是流氓。可現在是五毛們拿自己的“精英”和較為情緒化、有一定的自由和社會公正的意識、但知識水平較低的草根民眾比，說持民主理念者是“流氓”和“暴民”。如此倒黑為白、栽贓攪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在大眾媒體和學術殿堂上，輿論的導正和思想的交鋒都不能發生，在這種絕對不平衡下，社會又有要恢復公正的自然願望，怎麼辦？就是草根民眾通過自發的、情緒化的行動來實現。換句話說，既然能寫的、會說的都不讓寫、不讓說，那我們老百姓就捋袖子自己幹了！
筆者的立場是：在情感上，無保留地支持與吳法天“約架”的周燕；在理智和行動上有保留地支持，動手總歸是過激的行動。如果一定要在支持和反對兩者裡選一個，總體傾向還是——支持。
吳法天長期以來充當當局的打手，當掌權者處於輿論極端不利、極端尷尬之時，他就用學者的身份主動跳出來為主分憂、滅火消炎。比如艾未未通過互聯網發佈消息，向網友借款償還北京市稅務局的所謂“追稅單”和罰款單，網友群起響應之時，吳就跳出來說是非法集資，最高可判十年。這是典型的奸佞小人之所為。然而吳在當權者的庇護下一直得不到懲罰，今天百姓一怒，是申張了正氣，這一點是明確的。
可商榷之處是直接動了手，要是把這場“約架”變成一場反五毛、要真相的集會示威，豈不更妙？痛揍吳法天，雖然是伸張了正義、消減了邪氣，但多少有動用私刑的嫌疑，從而讓一部分人把這些“路見不平一聲吼”的網友給暴民化。但是從本質上講，這和民眾的抗稅、痛打貪官和城管的舉動無二。在極度不公正的環境上，在當權者既製造不公、又無意去恢復公正的情況下；在公權力成為共謀、不作為的情況下，網民的行為有天然的合理性。
時朝末期閹黨橫行，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賢欲加害正直的官員周順昌。蘇州市民群情激憤，發起暴動，痛打了來蘇州逮捕周順昌的錦衣衛官員。事後閹黨大舉報復，大範圍搜捕參與暴動的市民，殺害了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明末大文學張溥受草根民眾的義氣所激勵，創作古文名篇《五人墓碑記》，流傳至今。今日周燕痛揍吳法天，雖說比不上《五人墓碑記》中所說的“激昂大義”，但也是由於什邡的鉬銅污染項目、為受污染威脅的民眾而怒，痛恨吳法天之流又要混淆是非、河蟹真相。如此紅顏之怒，何錯之有？！
有人說吳法天作為爭執的一方，他的言論自由也應該得到保障，這話似是而非。它稱得上“是”的地方在於，言論自由是法制社會的基石，適用於任何個人；可是其所“非”之處在於，中國大陸當然不是法制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下談保障吳法天的“言論自由”，實際用意和客觀結果都是保障他背靠專制體制行惡、損人以自肥的“自由”。但是既然談到了“言論自由”的概念，基於公平的立場，也值得一說。
如果吳法天應該在不受人身威脅的情況下和人辯論，那麼同樣的情況也應該適用於艾未未、胡佳、高智晟等所有被打壓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而實際情況是在艾未未無法發聲情況下，吳法天、司馬南等所謂知識分子依附權勢，羅織罪狀以構陷他。吳法天和司馬南、孔慶東們從來都是在有政治權力介入的情況下發表言論，從來沒給過對方以對等辯論的機會。
其實和吳法天辯論的應該是艾未未，而不是周燕和這些網友。後者沒有專業知識，也可能真的所知不多、邏輯也不嚴密，他們很可能不如吳法天能巧舌如簧、引經據典。讓一個老百姓去和一個大學教授辯論，兩者在知識能力上相差甚遠，當然不是公平的。就是說，有知識有水平的被禁止發言，發言的又多是知識和水平都不夠的。總之你要是照著五毛的邏輯去鋪排，橫竪你都處於劣勢、橫竪都是你吃虧、橫竪都是不公平。
那些大放厥辭的五毛說：“你們口口聲聲‘民主’的人，一到實際中就濫用暴力，國家怎麼能由你們掌握？”如果今天動手打人的是民主派的精英人士，這個指責筆者認為還有幾分在理之處，可是今天動手的本身就是情緒化的普通民眾。
換言之，如果是精英對精英，吳法天vs艾未未和胡佳們，吳法天是流氓。草根對草根，五毛vs周燕們，五毛是流氓。可現在是五毛們拿自己的“精英”和較為情緒化、有一定的自由和社會公正的意識、但知識水平較低的草根民眾比，說持民主理念者是“流氓”和“暴民”。如此倒黑為白、栽贓攪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在大眾媒體和學術殿堂上，輿論的導正和思想的交鋒都不能發生，在這種絕對不平衡下，社會又有要恢復公正的自然願望，怎麼辦？就是草根民眾通過自發的、情緒化的行動來實現。換句話說，既然能寫的、會說的都不讓寫、不讓說，那我們老百姓就捋袖子自己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