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0日訊】其他篇
1969年12月26日，呂梁山某公社開展表忠心活動，有的大隊說一月之內人人能背「老三篇」，有的大隊說半月之內家家豎起毛主席像，最後上台發言的一位大隊幹部說：「忠不忠，看行動，俺全大隊貧下中農全都改姓毛！」該幹部姓耿，他所在的大隊有七個生產隊，大部分社員都姓耿。第二天，七個生產隊有兩個生產隊的社員都改姓毛，這些人家的媳婦則都改姓江。
陝西渭南某村有個人在西安工作，有一次帶回家一本小冊子《偉大的友誼》，介紹毛澤東與江青的愛情故事，寫得像馬克思與燕妮的一樣神聖純潔。村幹部奉為至寶，立即組織村民學習。有一位村民看了毛、江的生平簡介，發現毛比江年長很多，便對旁人議論道：「狗日的，老漢一天掄鞭子！」意思是毛都老頭子了還一天晚上幹女青年。第三天，公社革委會主任來此村召開群眾大會，批鬥那村民發表反動言論。那村民莫名其妙，不承認這一指控。革委主任問他：「前天晚上學習你說了什麼？」「我沒說什麼。」檢舉的人出面了，作證道：「沒說？你說毛主席胡日呢！」那村民明白了怎麼回事，辯解道：「我不是這麼說的。」革委主任忙問：「你原話咋說的？」「我說毛主席一天掄鞭子。」這革委主任是個二十出頭的未婚女青年，不懂什麼意思，便問：「啥叫掄鞭子？」那村民心想，本是隨口說說，沒想到有人竟告到公社，公社居然還如此興師動眾，真無聊，便沒好氣地回答道：「鞭子就是毬。」村民哄笑。女主任大怒：「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村民不服：「咋說攻擊？勞動人民的毬是鞭子，毛主席的毬就不是鞭子？」女主任呵斥：「胡說！就不能這麼說毛主席！」那村民毫不示弱：「哪個女人找老漢不叫掄鞭子？你找了老漢不叫你老漢掄鞭子？」女主人臊得要死，大罵：「你放屁！」公社最後整份材料，報到縣裡，將那村民逮捕，判刑十三年。
長春一家公私合營工廠產生一種東方牌黑鞋油，一天，不知哪位嗅覺靈敏人靈機動的，從中發現了重大階級鬥爭新動向——商標和鞋油連起來豈不成了「東方黑」？於是長春市大街上貼出抓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字報，隨即那家工廠的私方廠長被打成「現反」。恰在此時，有人在長春某部隊大院內一間教室的桌子上發現五個很小的鋼筆字——「東方紅不了！」「東方黑」與「紅不了」分明是階級敵人遙相呼應大造反革命輿論，學生們都被叫去到黑板上寫「東方紅」三字對字體，許多家庭婦女、老頭、老太太也趕來看熱鬧。分析來分析去，也看不出究竟像誰的字體。幾個女生嚇得直哭，男生們倒是滿不在乎。有人建議報案，有的家長聞訊趕到學校，要帶孩子回家以避是非，一時鬧得亂鬨哄的，誰都沒主意。這時人群裡一個老頭髮話了：「還是不要報案了，幾個娃子，都是部隊子弟，能有啥子政治目的，放掉算了。」這老頭是老紅軍，四川人，在大院裡很有威信。老紅軍一發話，替大家解了圍，誰都怕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此時社會上抓反革命已抓紅了眼，不小心打碎毛像的，喊錯口號的，無意間撕「最高指示」上廁所的，都被抓了「現行」；如果今天真的抓出個小反革命來，不光本人完蛋，全家也得跟著倒霉。大家最後達成一致：不去報案。一場「東方紅不了」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某知青點裡是一批音樂學院學生。一天，公社組織宣傳隊，要知青點出節目。出什麼節目呢？知青們腦子靈，決定出個小提琴合奏，名曰《貝多芬想念紅太陽》。演出時，報幕員一報出節目名，立即贏得全場掌聲雷動。
某公社開大會批鬥一位中學教師，突然上來一個女人，指控那教師：「他長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而且把我當成他的私有財產。」這女人是被鬥教師的妻子，與革委會頭頭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大家一聽就明白，此言出自革委會頭頭的授意。一位學生義憤填膺地跳上台，怒斥道：「社會主義的中國怎麼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你一定老老實實坦白，老老實實改造！怎麼能把你的妻子當成你的私有財產，一定要把她當成公有財產！」
范同學是某中學的保守派，王同學是造反派。王同學瘸腿，滿臉橫肉，飛揚跋扈，兇殘得不得了。有一天，范同學心血來潮，在一張紙上寫道：「同學們，聽我言，不要跟著老狗轉，要好好聽你爺爺的言。」老狗指的是王瘸子，爺爺是范自稱。王瘸子的一個奸細立即拿著這張報紙去告密。告什麼？那張報紙上有一篇社論《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范同學寫的「老狗」二字與「毛主席」三字連在一起了。案情實在太重大，保守派不但不敢保范，為了自保，反而馬上開會批鬥他，將他拋出自己的隊伍。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的同志們下手更狠，將范打得趴在地上起不來，又讓造反派架去繼續批鬥。群眾專政之後，范同學被送交公檢法。一個星期後，范同學瘋了，嘴上老在說：「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公安局見是個傻子，也不抓了，說繼續群眾專政。鬥來鬥去，群眾也覺得沒意思了，就把他送到所屬的生產隊，讓貧下中農繼續專政。范家有人在煤礦上當幹部，就把他弄到煤礦當工人。人家安排他看管廢品庫房，他嘴裡仍不時叨叨「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倒霉的人走到蜜州也不會甜。有一次，一輛汽車倒車，范某傻愣愣地跟在後面看，竟被汽車撞死。死就死了，家人也沒說什麼，叫司機買口棺材，埋了完事。
教語文的張老師有一天突然被抓了起來，說是他寫一部中篇小說，犯了現行反革命罪。這小說大家都沒看過，不知道寫的什麼。張老師被抓後，公檢法下發材料，讓村民進行民主討論、民主判刑。材料後面有一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大家據此認定張老師必死無疑。張老師的妻子抱著一線希望，哭著跑到會場，哀求大家口下留情。討論的結果上報後，張老師還是被殺，不過不是立即執行，是死緩。一個駐隊幹部說，死緩是我們國家特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擱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犯人早就槍斃了，哪有死緩一說。眾人聞言大為感動，一時紛紛振臂高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歷史學家翦伯贊是北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也是第一屆政協委員，住獨棟小樓，配備保姆、司機和廚師。翦伯贊很能配合中共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土改、反右、大躍進他都平安無事，順利通過。文革一來，翦折了，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批判，扣上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備受肉體摧殘和人格凌辱。早些年翦與劉少奇有工作上的聯繫，1935年劉與國民政府談判，翦是知情者之一。劉被打倒以後，劉少奇專案組逼翦交代劉的變節行為。翦伯贊無可交代，專案組軍宣隊成員認為是壓力不夠，只要壓力足夠，不信他不交代，於是對他聲色俱厲，並解下手槍威脅：第二天必須拿出交代材料，否則後果自負。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贊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第二天，前來索取交代材料的專案組成員發現翦家房門緊閉，開門一看，翦與妻子已自盡身亡。人們在他口袋裡發現兩張紙條，一張說他實在沒有什麼可交待的，另一張寫了幾句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鄧拓，1936年（二十四歲）寫成第一部《中國救荒史》，列入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1938年當上《晉察冀日報》總編輯，1942年提出「毛澤東主義」，1944年主編第一部《毛澤東選集》，1948年當上《人民日報》總編輯。1957年4月，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人民日報》編委，罵鄧拓「過去我說你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要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1961年至1964年，鄧拓在《北京晚報》燕山夜話專欄和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發表一百多篇針砭時弊的雜文。1966年文革初起，鄧拓遭受殘酷批鬥，5月17日深夜，五十四歲的鄧拓留下兩封遺書，自殺身亡。給彭真、劉仁和北京市委的遺書中寫道：「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留給妻子兒女的遺書中寫道：「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革命到底，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在成賢街孔廟焚燒京戲戲裝，把老捨抓去陪鬥。老捨被打得頭破血流，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晚上妻子胡挈青請人將他用平板車拉回家。次日，妻子對老捨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她一眼，說：「為什麼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群眾了?」妻子出門上班，老捨兩手緊緊抓住她的手，凝視好久。胡挈青預感到要發生什麼意外，可是毫無阻止的辦法。胡離家後，老捨拿一本《毛主席詩詞》出去。四歲的小孫女在院子裡玩，老捨把她叫到面前，拉著孩子的手說：「跟爺爺說再見。」天真的孩子不知是與爺爺永別，說「爺爺再見」，並向爺爺搖手。老捨出門往北，走到太平湖邊，坐在那裡讀《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中午胡挈青回家，不見丈夫，到處尋找，不見蹤影。次日中午，有人告訴胡，太平湖有個老頭兒投水死了，好像是老捨。胡挈青來到湖邊，老捨的屍體已被人撈上來，平放在地上，嘴鼻流血，上身白汗衫，下身藍褲子，腳上是黑千層底鞋子、白襪子，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面上。
1971年春天，六歲的張耀傑與哥哥一起進入村辦小學春季班讀書，第一堂課是「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學回家，耀傑興高采烈地詢問父親什麼叫接班人，父親回答說：「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耀傑立即接話茬說：「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話音未落，一記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他臉上。暈頭轉向之中，張耀傑看到，父親和當紅衛兵、紅小兵的姐姐、哥哥都對他怒目而視，改名張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臉的殺氣。
文革期間，全國小學一年級語文課的開頭幾課都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之類的政治口號。膠東地區某小學一年級新生、八歲的劉路，看到老師教課文時鐵青著臉，反覆警告學生們這幾個字絕對不能寫錯，更不能亂寫，嚇得大哭，尿了褲子。老師不知所措，只好把他送回家。劉路堅決拒絕再去上學，父母無奈，只好決定讓他停一年再上學。
膠東某鄉村學校，辦公費主要依靠學生勤工儉學，高年級的學生養豬種地，低年級的學生養兔子。為了給兔子提供食物，學生們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割草給兔子吃。學生們沒棉鞋穿，更不用說戴手套，一些聰明的學生就挖鼠洞逮老鼠，鼠皮剝下來做手套，鼠肉燒著吃。田裡沒什麼吃的，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幾個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有一次，二年級女生翠兒與小夥伴們捉到一隻又肥又大的老鼠，剝下皮來竟然可以做一隻完整的手套，翠兒高興極了，脫口說：「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當時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兩句歌詞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翠兒一言既出，其他同學也跟著唱起篡改了的歌詞：「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親娘親不如老鼠皮親。」由於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詞一時流行校內外。不久，上面追查這句歌詞，最後追到翠兒。九歲的翠兒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每次開批鬥會都跟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接受群眾批判。成年人被批鬥，都是五花大綁，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號聲中由兩個年輕力壯的大漢兩邊夾著押上台，翠兒則由一個大漢揪著頭髮，腳不沾地提上台。久而久之，翠兒的頭髮被揪光了，造反派們就提著她的衣領，有一次被衣襟勒得當場翻白眼昏死過去。1972年冬，大規模的批鬥會不太開了，不少鬥爭對象都回家了，翠兒因是現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學校都不肯收留，只得流落街頭。有一次，年末放寒假了，翠兒卻無處可去，有人見她躲在學校影壁後面避雪，衣衫襤褸，像三毛一樣飄零的幾根頭髮，一雙驚恐的小老鼠一樣的眼睛。轉過年，村裡的人就再沒見過她，她家裡的人也沒有找過她，這個小女孩從此無影無蹤。
某小學三年級的劉同學，一天放學回家，把老師剛教的革命歌曲「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給母親聽。母親正在忙家務，沒好氣地說：「『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他給你做飯吃了嗎？給你買衣服穿了嗎？」從此，劉同學再不在母親面前唱這首歌。
1957年，毛應星在蘭州農業學校被定為右派，押送夾邊溝勞教幾年後回到蘭州。當局認為她不配再當教師，便打發她到靜寧縣農牧站做技術員。文革期間，因議論說現在有些小人將毛主席包圍了，毛應星又被逮捕，判處五年徒刑。毛應星有個哥哥在美國。1970年4月3日甘肅省革委會討論她的案件時，省委負責人說：「殺！很壞，家庭是反動的。」九天之後，毛應星被槍殺在城外一塊麥田裡。
生產隊幹部、團員孫某是個風派人物，無論上面號召什麼都積極響應。要大跳忠字舞了，生產隊就派孫某到公社學習，回來教大家。有的婦女害羞，扭扭捏捏不敢跳，有的老人放不下臉面，不願學，孫某便板著臉訓人，說：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是大忠，不跳就是不忠。村裡有個青年，叫梅桑榆，看不慣孫某的張狂勁，便私下對他說：「跳不跳忠字舞，與忠不忠沒什麼關係。照你這麼說，壞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孫某很憤怒，向公社打小報告，說梅桑榆詆毀全民跳忠字舞，對向偉大領袖表忠心有牴觸情緒，思想有嚴重問題。公社領導立即命令生產隊對梅進行批判，並且說，如果態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隊召開批判會批鬥。梅父得知此事著慌了，趕忙去找大隊書記董開華從中說情。董書記找到生產隊長，說：「年輕人有什麼差池，要以教育為主，沒有必要大動干戈開批判會。隊裡開個會，教育教育，讓他做個檢討算了。」隊幹部們一商量，就接受了董書記的意見，把批判會改成教育會。會議名稱一改，會議的性質就大不相同了，隊幹部的態度也溫和多了。梅桑榆也擔心事情鬧大，批判大會他見多了，站在小學操場的檯子上挨鬥，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天晚上，隊裡召開教育會，幾個幹部和黨團員相繼發言「教育」他，最後是梅桑榆上去低頭承認錯誤，這樣就算過關了。
1976年春，全國各地開展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運動，四川奉節朱衣公社五湘大隊也召開大會，批判鄧小平的罪行。退伍軍人鄧昌國聽了幾個積極分子的發言後，站起身大聲說：「你們包穀糊糊吃飽了，有精神胡亂說了！若不是鄧小平從東北調包穀來救你們，你們早就餓死了！我們鄧家出了一個能幹人，鵮了你們的眼睛啦？容不得啦？」五湘大隊是朱衣公社的機關所在地，鄧昌國的發言很快傳到公社領導耳朵裡。誰敢公開反對毛主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戰略部署？鄧昌國的言論被定性現行反革命，立即成為批鬥對象。五湘大隊姓鄧的人很多，批了幾次，不再有人發言，公安特派員最後宣佈將其交群眾管制，未逮捕法辦。
1969年，天津某高中教師李某全家被下放到天津南郊勞動改造，從此李老師變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時參加生產隊勞動，回家就悶聲看書練字寫文章。李的妻子原是一家紡織廠車間副工長，一張利嘴，有一般男子比不了的膽量和智謀。李妻適應能力極強，短時間內丟掉思想包袱，成天樂呵呵地面對改造，希望李家迅速融入這個村子。可是村民不買賬，他們把李家看成永遠都是外來的可順便欺負一把的賤民。當時流行一句話：「工分兒，工分兒，社員的命根兒。」有一次，李老師去生產隊結算工分並領錢，會計竟少算二十五分，說是有些工作沒有做到位，扣了。李老師沒有過多詢問，回家告訴了妻子。這分明是欺負人，李妻大怒，要找會計理論，李老師一再阻攔，李妻決定暫且吃個啞巴虧。事隔兩個月，又到結算工分領錢的日子，李妻特意再次讓丈夫前往，試探那會計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負李家。丈夫回來說，這次又扣了三十五分，他生氣了，錢也沒領就回來了。李妻頓時氣得火冒三丈，一人直奔會計室。會計正坐在那裡喝茶看報紙，李妻一把奪過報紙，指著他問道：「為什麼要扣我們家三十五分？」會計嚇一大跳，問道：「你要幹嘛？」「還問我要幹嘛？上次扣了我家二十五分就沒找你理論，你還扣上癮了？」會計板起臉，嚴肅地對她說：「有什麼問題叫你男人來，我不跟老娘兒們共事兒！」聽他說老娘兒們，李妻變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襯領就往外拽，並故意大聲反問他：「你叫我什麼？老娘兒們？毛主席的話忘了嗎？毛主席說過『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你敢說不跟老娘兒們共事兒？我今天就替紅衛兵抓你個現行反革命！」生產隊大院裡立即聚來很多圍觀看熱鬧的村民。李妻故意重複「老娘兒們」、「現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會計知道自己被人抓住把柄了，怕事情鬧大，遂低聲央求放他一馬。李妻哪裡肯依，仍然大聲嚷鬧。過了一會兒，圍觀的人群中擠進一個中年男人，告訴李妻先把會計放開，他立馬給她解決問題。玩得正起勁兒的李妻反問他：「你誰啊？你做得了主嗎？你能解決嗎？」那男人一副心平氣和、息事寧人的樣子，說道：「放心，保證讓你滿意！」原來這人是村長。在他的辦公室裡，他給李家補回了兩次扣掉的工分，並主動提出以勞動積極為由每天給李家多加一個工分。後來從村民口中得知，會計是村長的小舅子。這每天多加的一個工分，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李家調回市區。
川南筠連縣沐愛區中心鄉有個李姓女地主，三十來歲，容貌姣好，一直信佛，長期素食，不沾葷腥，作風正派，村裡的痞子們早就對她垂涎三尺卻無計可施。土改運動一來，村痞的機會到了，借鬥爭地主之名對她進行百般侮辱戲弄。有一次，他們弄來幾塊肉，叫她當眾吃下，稱：「現在毛主席共產黨來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馬上給我開葷，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們先是對她拳打腳踢，後又強行把肉往她嘴裡塞，剛烈的她把塞進嘴裡的肉吐到痞子們的身上、臉上。一個流氓獸性大發，抓來一條黃鱔，當眾扯下李氏女的褲子，破口大罵：「你上面不吃葷，老子給你下面開個葷！」其他幾個痞子幫著作惡，扯手按腳，將黃鱔塞進了李姓女子的陰道，最後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憤和極度驚恐中被活活弄死。
1975年底，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後，上邊給淮安席橋派來學大寨工作組。工作組權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個幹部掛起來甚至撤職。工作組負責人在公社三級幹部會上講：「我們來領導你們學大寨，沒帶錢來，也沒帶農藥和化肥來，只是逮捕幾個人方便些！」轉眼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組從外地搞來一頭良種約克夏母豬。飼養不多久，這頭母豬發情了。生產隊長陳友高派兩個貧農社員和反革命分子張洪濤，趕著母豬到附近的淮安原種場配種。可是那頭母豬有五六百斤重，力氣很大，加上發情，根本不聽人使喚。三個人無奈，經生產隊長同意，由五六個壯漢將母豬捆起來，抬上平板車，由三人輪流拉車前去配種。到了配種處，不知是因捆綁難受，還是因見種豬性起，兩條前腿繩子還未解開，老母豬就拚命掙扎，結果從車上重重摔到地上。由於來時餵得太飽，加之身體太重，竟摔斷了腸子，體內流血不止，一會兒就死了。
這下禍闖大了，工作隊長斷言：「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這一新動向的矛頭是直接對著學大寨工作組的，也就是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這個階級敵人就是張洪濤。趕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來！」經過兩個多星期的調查，做了十幾份筆錄，未能發現母豬之死與張洪濤有什麼關係。母豬從出圈到摔死，張洪濤沒碰它一指頭，無法證明是張洪濤有意弄死的。調查組如實匯報，工作隊長大發雷霆：「調查人員思想太右了，這麼明顯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查不出來，怪不得你們這兒這麼落後！」最後，張洪濤雖未被抓進監獄，但是還是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被革命群眾狠狠踢打惡鬥了一頓。
反毛篇
1957年6月某日，四川大學禮堂舉行生物系四年級女生馮元春的鳴放辯論會《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集團》。馮說：無產階級專政一詞是毛的杜撰，馬克思的著作裡根本沒有這個詞。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成為毛一人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毛主席，請問，黨中央和毛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胡風公開向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怎麼就成了罪人？事實證明，毛決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徹頭徹尾的獨裁暴君！共產黨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工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是一群最無理、最卑鄙的小人。川大湯教授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中國的大學教授，月薪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他們就污衊湯教授是反革命，是美國派來的間諜。共產黨和毛沒有一點民族氣節，瞎說蘇聯這好那好，其實只希望從那裡多拿幾個盧布。後來，當局以現行反革罪判處馮元春有期徒刑二十年，關押在南充監獄。馮一直不服，經常上訴。文革初，馮元春高呼口號「打倒獨裁暴君毛澤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下令將其處決，死年不足三十歲。右派改正時，中共四川省委內部決定，全省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之一是馮元春。
1966年夏天，有人發現，長春市勞改工廠新生塑料廠生產的涼鞋鞋底上有「毛」字。這樣的涼鞋誰還敢穿！一時間，滿大街的長春人拎著涼鞋到新生塑料廠退貨。該市各機關單位隨即舉行各種鬥爭大會，聲討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企圖利用各種機會發洩對毛主席、共產黨的仇恨。
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迭當初戀愛時，戴母反對，說如果與這個中國青年結婚，你的孩子會自殺的。楊燁是楊、戴的唯一的兒子，高中畢業時報考北京大學物理系，被北大拒絕。他報的是原子物理專業，他的母親是英國人，過不去政審關。為表示與父母劃清界限，楊燁帶著紅衛兵來抄自己的家，甚至把一隻古董花瓶打碎。後來楊樺患上精神病，有一天突然宣佈自己不是中國人，不說中文，只說英文，也不認楊憲益是父親。在周恩來過問下，楊樺獲准去英國。行前他把自己的藏書全部焚燒，只留下團員證和毛澤東像。到英國後，楊樺不能見中國人，一見就嚇得失控，不由自主地發抖。1979年聖誕節期間，楊燁在姨媽家點燃汽油自焚。他的遺物之一，一幅毛像，上面被他戳滿了洞。
台灣海峽邊某小鎮有個姓孫的青年，其父臨解放時因赴台談生意滯留未歸。解放後，他和母親成了反革命家屬，列入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父親每年通過香港親友寄回一筆生活費，母子得以偷生，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文革一來，母子被衝擊。有一天，母親被紅衛兵掛上「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牌子遊街，兒子忍無可忍，衝出去和人家理論，結果招來紅衛兵一頓毒打，還抄了他的房間，搜出一本寫滿評註的《毛主席詩詞》。其中一條評註寫道：「此詞暴露了作者嚴重的帝王思想，可見其借革命之公器，謀君臨天下之私利。」反屬加上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小孫被判死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孫母收埋了兒子的屍體後，面向令母子夢縈魂牽的台灣方向上吊自盡。許多年後，孫父從海峽對岸回來，帶走了妻兒的骨灰，臨行前對族人說：此生永不再踏祖宗之地一步。次年，孫父八十七歲病逝於台北。
青海柴達木戈壁灘某鑽井隊有一位來自北京的青年人，叫劉延德，因自辦油印《中國工人報》而被捕，後又在他的《毛澤東選集》書頁空白處發現許多批語、問號，再加上偷聽敵台，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因父親是中共高幹，劉延德被輕判五年徒刑。該鑽井隊另一位四川青年，因評論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又說在甘肅見到光著屁股要飯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灘槍決，死後無人敢為他收屍，被狼拉走了。
雲南永州有一位文學青年，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民眾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問題，信中有一句「兩股巾巾摟著毬」，意思是褲子爛得連X巴都快遮不住了，鎮幹部查扣了這封信，指控該文學青年侮辱偉大領袖，將其打成現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場，當著幾萬人的面，革命群眾對該青年進行吼鬥，嚇得他魂飛魄喪，後被連開數槍，腦漿迸濺。隨後，革命群眾拉著這個青年的屍體，在操場繞了幾圈，民眾紛紛上去踩屍體，以表達對階級敵人的切齒痛恨。
1970年2月，銀川市破獲一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案。這是一個以十三名青年學生為成員、名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讀書寫作小團體。成員之一的吳述樟，銀川二中1968年畢業，因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裡「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旁邊寫了「放屁」二字，被定為惡攻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弟吳述森（寧夏大學畢業生）也是成員之一，兄弟倆一同被槍斃。
湖南大庸縣有一個女社員叫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檯，逼他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和供孩子的書錢拿去「請毛主席像」。她在信中質問：「這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閉幕，全縣忙著扎「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又挺身而出，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傳單說：「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刻鋼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這一雙姐妹也很快落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槍殺。
趙老師是五十年代從天津來大西北支邊的知識青年，為人單純直爽，教學認真，深受學生愛戴。文革開始不久，趙老師卻被槍斃了，罪名是偷聽敵台，仇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槍斃趙老師那天，看的人很多。他被打倒在河灘裡，屍體放了幾天沒人管。後來他家來了一個老漢，據說是他的父親，跑前跑後請當地農民幫忙，可農民怕惹事，不敢出頭幫他，老漢急得直哭。看見兒子的屍體沒哭，這時卻哭了。幾天後，河灘裡趙老師的屍體不見了，不知道埋到哪兒了。
河北淶水人張師亮，早年留學日本，抗戰期間是著名的進步教授（進步就是親共），後為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西北師範學院（甘肅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前身）教授。抗戰勝利後，張到北平負責軍隊總務工作，後隨傅作義起義，受到共產黨北京市長葉劍英表揚。再後來，張師亮到西北師範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政治課教師，因有歷史問題，調歷史系任教，曾用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在歷史系舉行的一次世界近代史學術討論會上，張師亮批評毛澤東「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他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阻礙經濟發展時才會發生激烈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有規律的，不是每時每刻的，階級鬥爭也不是萬能的。文革之初，造反派指控張師亮一貫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將其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974年，河南某地一社員與大隊革委會主任吵架，被痛揍一頓，痛極怒極，高叫操革委會主任的姥姥，後來又高喊操毛主席的奶奶，於是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後減為有期徒刑。八十年代中期，這名犯人服刑十年後伺機脫逃，本世紀初又回監獄自首。此時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於他脫逃，所以要服完最後的余刑。逃脫是要加刑的，考慮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據獄方的意見，從輕處罰，加了半年刑（一般脫逃罪加刑三年）。
紹興某中學教師邱某，有一天突然發現當時流行的紅歌《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東方紅》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這不是矛盾嗎？這個發現本來沒什麼高明的地方，很多人都發現了，只是別人憋在肚子裡不說，這位邱某則不然，把它當作天大的發現四處宣揚：「餵，朋友，我發現《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呢！」不久革委會把他抓起來送去勞教，受了不少苦，還連累他的孩子。那時對階級敵人有「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說，在學校文印室刻鋼板的一個教工，有一次真的用腳踩邱某的小兒子，直踩到往外吐食物。
一個中學教師，春節貼了一副春聯「山花爛漫時可待；懸崖百丈冰易消」，有人舉報說，任意加減毛詩詞句子的字數拼湊春聯，屬於犯上行為，並且包含有反動派妄圖變天的思想，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被送進學習班。
語言學家周有光，文革期間成為專政對象。有一次，專政隊的人問周有光對同事倪海曙講了什麼，要老實交代。周有光想，平時與倪講的話多了，沒什麼反動的呀。兩三個月過去了，周有光對妻子張允和說，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沒交代的。張允和說，你好好想想，平時有沒有跟人講過不合適的話。「不合適的話」提醒了周有光，有一年和倪海曙對對子，倪出上聯「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脫口對曰「秦皇漢武毛澤東」，談笑之後，早忘到九霄雲外，從沒想過是對是錯，合不合適。對這樣的對子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光滿腹狐疑地早早把寫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說：「就是要你的這個『秦皇漢武毛澤東』。倪海曙已經承認上聯，你不交代下聯行嗎？你們這是反革命語言，是反對偉大領袖，你們兩個都是現行反革命。」從此，大字報上週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邊又增加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頭銜。
1966年底，常熟縣衛生局祕書顧啟明，化名王偉東，給毛澤東寫信，強烈要求毛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恢復正常秩序。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1968年7月，縣軍管會、公檢法公佈本縣幾個已列入偵查範圍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第一號就是王偉東反革命匿名信案。顧啟明恐慌異常，自殺未成，只好聽天由命，期望僥倖得脫。11月初，顧終於頂不住精神壓力，承認了這封匿名信，於是立即失去自由，家被查抄，個人信件和日記本全被抄走，一支金筆作為作案工具被沒收，一張千元儲蓄存單被凍結。他們指控顧立場反動，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鳴冤叫屈。不久，顧啟明被押到縣工人糾察隊關押，上來就是一頓耳光，眼鏡被打壞落地。他們罰他手捧紅寶書低頭站立，早晚請罪，有時寒夜裡喝令他站起來恭聽最新指示，有時在他面前毆打其他人以示警懲。縣城各條大街都貼有打倒顧的橫幅和揭發批判他的大字報，有的還貼上他的照片，報紙刊登著揭批顧的長篇報導，縣廣播站兩次廣播了這篇報導，搞得滿城風雨，名譽掃地。1969年1月30日上午，工人糾察隊把顧啟明押到工人文化宮批鬥，縣革委會領導宣佈處理決定，永遠開除出黨，永遠開除出幹部隊伍，縣軍管會、公檢法的幹部宣佈判決結果：顧啟明猖狂叫囂要「保劉少奇和各地代理人」，「百般污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就地服刑，宣判後隨即戴上手銬。
安徽某鎮稅務所工作人員楊某，曾經是志願軍，戰鬥中因遇嚴寒，一支腳的腳趾頭被凍掉，走路有點跛，人稱楊瘸子。楊瘸子對於這一不雅的綽號並不反感，反而欣然受之，因為喊他瘸子等於宣傳他的功勛。楊瘸子平時愛說俏皮話，仗著自己資格老，更是口無遮攔。廣播裡天天講馬克思，楊瘸子就說：「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單位天天學毛著，他就說：「學什麼毛竹，還學松杈子呢，毛竹沒松杈子值錢。」這些話都是背後與人閒扯時說的，本為玩幽默，不料被人告了密。稅務所組織人寫他的大字報，並開會批判，說他反動透頂，後來鎮裡也開大會批鬥他，讓他和牛鬼蛇神一起遊街。楊瘸子原來就是小鎮名人，現在又挖出了以前鮮為人知的這些名言，更是名聲大噪。楊瘸子是老黨員、老戰士，立過功，又是殘廢軍人，資格老，本錢大，被批鬥幾場，未戴什麼帽子，最後還是當他的收稅員。
巫炳源、王永增是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技術員，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二人在街頭散髮、張貼了一批蠟版油印的十六開小報《向北方》。模仿黨報，《向北方》也在報眼位置印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語錄下邊又加上兩句話：「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黑龍江省革委會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認為，這兩句話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的，實質是借抬高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反對、排擠、貶低毛主席，遂將此事定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發動群眾限期破案。當時全國興起一股大樹特樹毛澤東絕對權威的風潮，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中國。紅衛兵們認為，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都稱為主義，毛澤東的理論卻被稱為思想，這不公平！他們發出倡議，要把毛澤東思想改稱為毛澤東主義。巫、王二人加上的這兩句話，弦外之音就是堅決反對哄抬毛澤東思想。案件很快告破。黑龍江省革委會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宣佈巫、王是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髮張貼，只他們兩人，不存在任何從犯。兩人怎麼能定為集團案？而且還都是主犯，全被判死刑？當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巫炳源仰天長嘆，大喊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隨後便緊緊閉上眼睛，直至押赴刑場被槍斃，巫炳源再沒睜眼。
《人民文學》女編輯冼寧，解放前夕北大畢業，參加過抗美援朝。1962年，冼寧在《人民文學》發表一篇童話《小黑點兒》，寫的是一條咬豆子的毛毛蟲的故事。這篇童話的命意是不要歧視有缺點的孩子，要相信在親情友情的溫暖下，有缺點的孩子同樣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童話裡的這條毛毛蟲嘴邊有一顆黑痣，眾所周知，毛澤東嘴下也有一顆痣，有人於是穿鑿附會，說是惡毒影射和攻擊偉大領袖。結果，這篇童話作品被打成無可爭辯的大毒草，作者冼寧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的高考狀元，入讀上海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文革開始時，周文德階級鬥爭觀念極強，把同學、老師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整天以整人為樂。1968年清隊期間，周文德不慎說了幾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被人抓了把柄，遭到殘酷折磨。實在無法忍受，周文德選擇跳樓自殺，因半途身體翻轉，落地時沒有摔死，摔個終生殘廢。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一小五年級學生黃帥反「師道尊嚴」一事被廣泛報導之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的三名知識青年王文堯、邢卓、恩亞立，決定給黃帥寫一封信（署名王亞卓），闡明自己的觀點，替老師們說幾句公道話。1974年1月29日，他們收到了黃帥的回信，語氣頗為謙和。2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一封經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圈閱同意的黃帥給王亞卓的公開回信，一反謙和的態度，稱他們的來信是「資產階級老爺的悲哀嚎叫」，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把革命師生引向分裂」，「引向劉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人民日報》還加編者按，說這是「教育戰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對王文堯等三人的政治迫害在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就開始了，專門處理王亞卓事件的工作組開到十九團，並做出「發動群眾，掀起批判王亞卓右傾思潮的高潮」的決定，指出「王亞卓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急先鋒」，「批林批孔聯繫實際就是批王亞卓」。公開信發表時，王文堯正在天津家中休假，兵團拍發加急電報，令其火速歸隊。一出火車站，王文堯立即被工作組用專車接到團裡隔離，邢卓、恩亞立也同時被隔離。三人寫給黃帥的信未留底稿，工作組窮追信的內容，三人分別憑記憶追憶，出入很大，多日不能落實信件的內容。工作組反覆查問三人，之外還有什麼人參與、指使，未得滿意結果。
2月26日，十九團黨委上報一篇《關於對王亞卓錯誤思想檢查認識的報告》，同日，兵團黨委擬出《關於二師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寫信攻擊革命小將黃帥問題的報告》。3月1日，二師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同志嚴重錯誤的檢查認識》的報告。與此同時，對王亞卓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批判，給他們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新生事物」，「把矛頭對準黨中央、毛主席」，「氣焰囂張，立場反動」等幾十頂政治大帽子，甚至把他們同林彪、孔老二相提並論，稱「孔老二要復禮，林彪要復辟，王亞卓要復舊」。二十多次批判會後，4月5日，王亞卓被分別送到三個條件最差的連隊進行勞動改造。中共黨組織給予王文堯黨內警告處分，恩亞立團內警告處分，邢卓團內嚴重警告處分。王亞卓的家屬也因此遭到種種歧視、打擊。邢卓的妹妹只有十四歲，正上初中，聽說哥哥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受到極大刺激，積鬱成疾。1974年9月，邢卓獲准回家探親，妹妹哭著問他「挨整了沒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該不該同你劃清界限」，說罷昏倒在床，送到醫院一直昏迷，十八天後死去。體弱多病的邢母聽說兒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萬分，逢人就講：「邢卓只寫了那麼一封信，怎麼就遭那麼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女兒的死，更是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數日後，邢母也悲憤而亡。
江蘇歌舞團一名女演員，因告訴別人與毛有一夜情，被人舉報，判處死刑，後來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曾親自批示過此案。
1962年，空政文工團十四歲的舞蹈演員陳慧敏和其他演員姐妹一起，奉命到中南海陪毛澤東跳舞。一陪就是五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陳慧敏和毛的另一個寵姬孟錦雲議論說：毛像皇帝三宮六院，可是我們算什麼？是妃子要冊封，是妓女要收錢，是舞女要好玩，我們什麼都沒有。文工團的頭頭劉素媛聽到這番議論，連夜向毛報告。毛聽後，之說兩個字：「造謠。」隨即陳、孟被抓，說她們反對毛主席，遭到毒打，發配外地。1971年林彪事件後，陳慧敏被從流放地東北送回北京，再進中南海陪毛。1975夏天，孟錦雲也被毛召回中南海，戴著反革命的帽子繼續服侍毛，甚至代毛圈閱機密文件。此時孟已婚，想要孩子，毛不准。毛死後，陳惠敏離開中南海，改名陳露文。其父陳玉生曾是新四軍第三軍分區的司令員，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在陳部控制的泰興縣任縣委書記，後又任陳部的政治部副主任。憑著這層關係，1983年陳露文移居香港，自由出入香港分社，有時直入許家屯辦公室。陳快人快語，口無遮攔，許家屯時常告誡她不要亂說話，尤其是關於毛的話題，甚至嚇唬她，要小心，否則會被暗殺，被綁架回去。1986年8月，陳露文果然出事，在北京西苑飯店被國安綁架，罪名是在外講毛的私事，洩露黨國機密，關在香山雙清別墅，一年零八個月之後放回南京老家。
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張志新，在一次黨組織會議上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結果，不久被捕。她寫下遺書，準備以死抗爭，被人發現，看管、批鬥升級，稱她是以死向黨示威。丈夫提出離婚，判決書送到監獄，張志新平靜地接受。當局起初認為，黨員在組織會議上發表自己的看法不構成犯罪，從嚴可判兩年以上有期徒刑，謄抄審判意見稿時卻把刑期改為十五年。服刑期間，張志新多次高呼反毛口號，如「打倒毛澤東」、「絞死毛澤東」、「油炸毛澤東」、「千刀萬剮毛澤東」等等，改判無期徒刑。在獄中，張志新遭受各種非人折磨，無數次嚴刑拷打，無數次被男犯人強姦、輪姦，戴十八斤背銬，瘋掉後被進關小號，坐在屎尿裡，用窩窩頭沾經血吃。在獄方組織的一次犯人批林批孔大會，張志新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獄方認定張志新頑固、反動，提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中共遼寧省委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審批張志新案件，毛遠新說：張志新服刑期間還這麼囂張，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1975年4月4日是張志新被執行死刑的日子。為防止喊口號，幾個大漢將她按倒，頸下墊磚，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斷她的喉管，又把一段不鏽鋼管插進其氣管，再將刀口縫上。一個女兇手不堪承受如此場景，慘叫一聲昏倒在地。
張志新被處決之前，瀋陽法院特意為其家人（丈夫、女兒和兒子）舉辦一次「學習班」。一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然後問張志新的女兒林林：「你知道你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不滿十八歲的林林搖頭不知。另一個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什麼態度？」林林按老師的教導回答：「剛聽說張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當時感覺會影響我進步的。這下可完了。但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係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鬥爭到底。後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界限，並不會影響我的進步。」又問：「張志新實屬死心塌地，罪大惡極，你們有什麼想法、看法？」林林回答：「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屍體也不要，政府願意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我們都擁護。」法院的人不再問什麼，起草一份文件，要林林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此宣告結束。那是一個風雪天，爸爸帶著女兒、兒子跌跌撞撞頂風冒雪回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裡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一雙兒女，說：「吃了早點睡覺。」林林靜靜躺在炕上。爸爸獨自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扭頭瞅了瞅炕上，以為兒女睡著了，慢慢地站起來，輕輕打開箱子，翻出妻子的照片，看著看著禁不住流下淚來。林林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她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弟弟也醒來了。爸爸把兒女緊緊摟在懷裡，父子女一夜流淚到天明，卻不敢哭出聲來。
哭毛篇
1976年9月9日下午，某鄉村學校裡突然跑出來一個社員。學校百米外是一條大河，只見那人跑上河堤，邊跑邊揮舞手臂高喊：「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河堤下住著一戶人家，一對母子正在家裡的禾坪上幹活。十來歲的兒子聽見喊聲，「啊」了一聲，抬頭張望，母親嚇得連忙用手摀住他的嘴，說道：「千萬不要亂說！」這戶人家西邊是一片棉田，田裡幹活的人們聽見喊聲，立刻抬起頭來，吃驚地望著那個奔跑叫喊的人，有的說：「這人是不是瘋了？」不一會兒，從四面八方不約而同地跑出來五個人撲向那人，將他捉住，反剪雙手，其中一個還喊道：「快拿麻繩來。」這五人是村裡的黨員、幹部。那人辯解道：「真的，毛主席是死了，我沒說錯，剛才學校收音機裡才播過！」幾個黨員幹部不信，押著他朝大隊部走。大隊書記驚魂不定地迎面走來，走邊地說：「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毛主席死了。」怕人家不信，書記確證說：「剛才收音機播了，我又給公社打了電話，落實了！」聽到書記這一權威消息，幾個黨員幹部像洩氣的皮球，把那個社員放了，路邊另一個社員則立即呼天搶地哭叫起來：「這怎麼得了唷，毛主席要活萬歲的噠，怎麼他老人家喊走就走坎得啥！」他這一哭，聚攏社員更多了，一起放聲大哭，彷彿美帝蘇修馬上要趁機打過來，美好的河山要被他們侵佔，中國人民就要回到那萬惡的舊社會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毛去世的第二天，某生產隊一個姓易的社員被大隊綁了起來，身前掛著一塊牌子遊街示眾，說他思想反動，對不起毛主席。這位易姓社員三代貧農，一位社員問他聽到毛主席逝世時是否哭了，他竟說他的眼淚往上流。毛主席帶領貧下中農翻身得解放，如今毛主席逝世了，他不僅不悲哀流淚，反而說他的眼淚往上流，他的良心真是叫狗吃了。
毛去世的第三天，堤下村的楚某接到噩耗：岳父去世了。岳父是富農分子，受了一輩子欺負，如今欺負他的總根子死了，馬上就有出頭之日了，他卻走了，一家人非常難過，哭得悲哀不止。傍晚時分，岳父所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來了，告訴正處於亡父之痛中的楚某的舅子：「上面有指示，你家不許放鞭炮！不許敲鑼打鼓！因為毛主席死了！」楚某當時在現場，非常憤怒，對大隊支書吼道：「毛主席死毛主席的，我岳老子死我岳老子的，關你屁事！」大隊支書惱怒道：「你是誰？！敢對毛主席不崇敬？！」楚某吼道：「老子根紅苗正！老子怕了你不成？！毛主席是人，難道老子的岳老子就不是人嗎？！你少在這裡混蛋！」楚某的兩個舅子和姨子驚慌失措，趕緊把楚某架回屋裡，又連忙對支書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一定按你的指示辦!」
毛去世，某村派一個特能哭的人去公社參加追悼會，不會哭的人沒資格參加，至今村裡人還說：「日他個媽呀，那雜種真是會哭，別人確實比不了。」
某村有個記工員，無師自通閹雞技術，人稱閹雞佬。閹雞佬閹雞，起初是免費為鄉親們服務，頂多收下閹掉的兩個公雞睾丸。有的雞主想要那公雞睾丸，就給他一兩毛錢作為酬謝。有人暗中告了閹雞佬，說作為村幹部，閹雞佬不好好帶領廣大社員群眾大幹社會主義，卻帶頭做閹雞生意，這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大隊革委會很重視，撤了閹雞佬記工員的職務，還責令他寫檢討，要他從根本上與資本主義劃清界限。檢討書交上去了，可是有鄉親請他閹雞時他還照舊閹，大隊革委會不答應了，把他定為壞分子，每次開批鬥大會都勒令其接受群眾批鬥，害得他讀初中的女兒幾次想自殺。1976年毛澤東死時，隊長組織全村男女老少對著毛像開追悼會，村民都哭了，就閹雞佬一人沒有一滴淚。事後有人問他，大夥都哭，為什麼他敢不哭，閹雞佬說：閹雞是老輩子傳下來的，偏偏到現在成了資本主義尾巴，都是毛主席鬧的，他早該死了。
毛去世，某生產隊的王隊長非常悲痛，哭了好幾場。可是王隊長發現，他家養的那隻老母雞卻像往常一樣，照舊悠閒地在院子裡踱步，下蛋後照舊如釋重負輕鬆愉快得意地咯咯叫喚，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王隊長怒從心頭起，從廚房操起菜刀，把那隻稀裡糊塗的母雞宰了。王隊長殺雞吃肉的事不知怎麼被公社知道了，公社幹部叱責他：「毛主席逝世了，你家居然還有心思吃雞肉！」王隊長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了那母雞還沒事人似的才殺了它，可是公社幹部不信。不久，王隊長的職務就像他的母雞稀裡糊塗被殺一樣被稀裡糊塗地撤了。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多鐘，某校廣播站的喇叭突然響了：毛主席逝世了。操場上，師生們個個神情肅穆，一個高年級學生悲痛欲絕，身體不支，哭倒在地。當天晚飯後，村子街頭的大喇叭裡還在播放有關報導，但路人行色匆匆，各忙自己的事。一個平時不修邊幅的人，此時卻頭髮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鋥亮，在大喇叭下有些誇張地踱著方步。許多人都看到了這一幕。第二天學校上課，某班班主任與同學們共同緬懷了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後，用一種很嚴肅的口氣提醒大家，越是在關健時刻越是要提高革命警惕，確保社會主義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說到這裡，這位漂亮的女教師換上了一副神祕的表情說：「昨天就有一個四類分子，正當我們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時，他卻穿得琉璃棍似的在街上耀武揚威，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啊！」教室裡頓時一片交頭接耳、嚶嚶嗡嗡，有的同學則立刻就明白了老師說的是誰。不過，此時人們對階級鬥爭已經厭倦，村幹部後來也沒有對那個人怎麼樣。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某部幹部戰士集中到食堂，預備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餐桌上擺著班長的那台剛換了四節新電池的紅燈牌收音機，一擰開關，充足的電流沖得喇叭嗡嗡響。電池是班長叫戰士莫言（即作家莫言）到村裡的供銷社特意為下午收聽廣播買的，還囑咐開發票。電池和發票交給班長，班長悄悄地告訴莫言：毛主席死了。班長的話像棍子一樣把他打懵了：這怎麼可能？毛主席怎麼能死呢？誰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四點不到，收音機裡開始播放哀樂。這一年大家已經聽好幾次哀樂了，先是周恩來死，接著是朱德死，但那兩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都沒有提前預告，毛主席可能真的死了。此時戰友們都已經知道毛主席死了，首長拉著長臉一支接一支地吸煙，參謀雙手捧著一個玻璃杯子，臉肅穆得像紀念碑。當廣播員說到毛「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時，參謀手中的玻璃杯子應聲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後他去找掃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看到這一幕，莫言心想：這個杯子掉得好沒道理，他提前就已經知道毛主席死了，不是「突聞噩耗」，杯子本來被雙手攥著，怎會一聽到毛逝世就失手掉在地上？莫言由此判斷，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可是首長還是表揚了他，說他對毛主席感情深。也許首長深知，這樣的表演是一定要表揚的。
毛去世後，在人民大會堂停靈七天，供各單位組織的龐大人流弔唁。上面預計屆時一定有大量的人哭昏，故預先指派宣武、朝陽、同仁、友誼四醫院各組織一個救護小組，把守廣場四角。謝慶慶是宣武醫院救護小組的成員，把守廣場東北角。她說，七天時間裡，她所在的小組沒有接待一例哭昏的，聽說西北角小組被送來兩三個站昏的人，其中一個是數學家陳景潤。須在工廠排隊五六個小時才能進入人民大會堂完成弔唁，身體虛弱的人難以承受。當時物質匱乏，救護小組成員每天到北京飯店吃工作餐，四菜一湯，七天下來，人人增重二三斤。
閩北某山城青年小黃，音樂天賦很高，嗓音宏亮高亢，從小喜歡唱歌。一次表演唱《東方紅》，唱到動情處，小黃雙眼含淚，走台步時不慎摔下舞台，腦部受傷，落下間歇性精神病，一旦發作，不分時間、場合，唱個沒完沒了。文革開始後，頌毛的歌曲一統天下，小黃如魚得水到處唱。起初各造反派搶著要他去唱歌助陣，後來發現他唱著唱著就亂套了，東一句西一句，成了干擾鬥爭大方向的噪音，於是就把他趕下台。被人趕下台一回，精神就受刺激一回，發展到最後，一唱歌就掏出襠下物，當眾露陰，於是他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冊，國內外形勢一有風吹草動，就被列入重點控制對象。家人怕受牽連，都躲走了，留他一人獨居。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的那天晚上，小黃自己在家照例一頓亂唱，先是用怪模怪樣的喉音，夾雜著敲擊聲，把哀樂演繹得像西方嬉皮士音樂，接著是模仿嗩吶奏喜氣洋洋的秧歌曲，後來高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開紅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呀」，活像在舉行一場狂歡會。幾分鐘之後，一群紅衛兵破門而入，把正在高歌狂舞衣裳襤褸的小黃拖走，最終將其打成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四年。在獄中，小黃經常半夜三更高歌，經常因此挨揍，後來死在同號犯人和管教幹部的拳腳下。幾年後，他的海外親人回來尋找遺骸，想安葬到老家祖墳上，然而昔日的埋葬地已變水庫，其骸骨連同他的名字和一肚子的紅歌，永遠沉寂到水底世界。
毛去世，湘西某公社舉行追悼會，一些小學生進會場前哭不出來，老師一巴掌扇過去立即哭了，隨即被推進會場。事後老師向家長們解釋：之所以如此，是為孩子好。
天津郊區李某，舊社會在天津過銀行職員。文革初，村裡為湊齊四類分子之數，給李加上壞分子頭銜，隨時拉出來批鬥。毛澤東去世那天，李某晚上喝了兩盅酒，被人舉報到大隊，說他這個時候喝酒，不是一般的酒，是慶賀酒，是反攻倒算酒，意味著對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懷有刻骨仇恨，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大隊幹部立即組織民兵，將李某抓起來，連夜召開批鬥大會，又辦一個多月的學習班，強迫李某徹底交待妄圖變天復辟的事實。學習班結束被放出來時，李某已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李某有幾個兒子，個個聰明帥氣，但因受家庭影響，都找不上媳婦，成了老光棍。文革結束摘帽時，兒子們早已錯過了結婚成家的年齡。2005年，李某的最後一個光棍兒子死去，李家徹底斷了根。
1976年9月9日下午，幾個年輕人正在上海提籃橋閒逛，忽聽播報毛去世，許多行人當場哭起來。其中一個年輕人叫胡展奮，見眾人大哭，不禁撲哧而笑。民兵小分隊看見了，立即將其扭到派出所審問。胡急中生智，說：「我沒笑！你們難道不知道哭臉和笑臉很像嗎？」堅持到天黑，死不改口，最後把他放了。
毛去世，某校舉行悼念儀式。三鞠躬，一鞠躬時，前排有同學放屁，到第三躬時，後邊的同學實在繃不住，笑出聲來，聽到屁聲的都跟著笑，沒聽到屁聲的跟著笑聲笑，一時亂了場。事後，校長責令班主任嚴查，最後落實到沈兆華同學頭上。學校停了沈五天課，要他重複寫檢查，挖根源，班上宣讀，最後扒走紅領巾，再也不許戴。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左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放毛澤東逝世的訃告。豫西某村的民兵營長跪在村莊的高音喇叭下痛哭，並且對那些哭聲小的人大聲痛罵。有一輛汽車從公路上駛過，司機似乎沒有聽到廣播，這位民兵營長站起來，對著遠去的司機大聲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車還往哪兒開？」一個騎自行車的人經過，沒有下車聽廣播，民兵營長過去一腳
（轉自網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1969年12月26日，呂梁山某公社開展表忠心活動，有的大隊說一月之內人人能背「老三篇」，有的大隊說半月之內家家豎起毛主席像，最後上台發言的一位大隊幹部說：「忠不忠，看行動，俺全大隊貧下中農全都改姓毛！」該幹部姓耿，他所在的大隊有七個生產隊，大部分社員都姓耿。第二天，七個生產隊有兩個生產隊的社員都改姓毛，這些人家的媳婦則都改姓江。
陝西渭南某村有個人在西安工作，有一次帶回家一本小冊子《偉大的友誼》，介紹毛澤東與江青的愛情故事，寫得像馬克思與燕妮的一樣神聖純潔。村幹部奉為至寶，立即組織村民學習。有一位村民看了毛、江的生平簡介，發現毛比江年長很多，便對旁人議論道：「狗日的，老漢一天掄鞭子！」意思是毛都老頭子了還一天晚上幹女青年。第三天，公社革委會主任來此村召開群眾大會，批鬥那村民發表反動言論。那村民莫名其妙，不承認這一指控。革委主任問他：「前天晚上學習你說了什麼？」「我沒說什麼。」檢舉的人出面了，作證道：「沒說？你說毛主席胡日呢！」那村民明白了怎麼回事，辯解道：「我不是這麼說的。」革委主任忙問：「你原話咋說的？」「我說毛主席一天掄鞭子。」這革委主任是個二十出頭的未婚女青年，不懂什麼意思，便問：「啥叫掄鞭子？」那村民心想，本是隨口說說，沒想到有人竟告到公社，公社居然還如此興師動眾，真無聊，便沒好氣地回答道：「鞭子就是毬。」村民哄笑。女主任大怒：「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村民不服：「咋說攻擊？勞動人民的毬是鞭子，毛主席的毬就不是鞭子？」女主任呵斥：「胡說！就不能這麼說毛主席！」那村民毫不示弱：「哪個女人找老漢不叫掄鞭子？你找了老漢不叫你老漢掄鞭子？」女主人臊得要死，大罵：「你放屁！」公社最後整份材料，報到縣裡，將那村民逮捕，判刑十三年。
長春一家公私合營工廠產生一種東方牌黑鞋油，一天，不知哪位嗅覺靈敏人靈機動的，從中發現了重大階級鬥爭新動向——商標和鞋油連起來豈不成了「東方黑」？於是長春市大街上貼出抓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字報，隨即那家工廠的私方廠長被打成「現反」。恰在此時，有人在長春某部隊大院內一間教室的桌子上發現五個很小的鋼筆字——「東方紅不了！」「東方黑」與「紅不了」分明是階級敵人遙相呼應大造反革命輿論，學生們都被叫去到黑板上寫「東方紅」三字對字體，許多家庭婦女、老頭、老太太也趕來看熱鬧。分析來分析去，也看不出究竟像誰的字體。幾個女生嚇得直哭，男生們倒是滿不在乎。有人建議報案，有的家長聞訊趕到學校，要帶孩子回家以避是非，一時鬧得亂鬨哄的，誰都沒主意。這時人群裡一個老頭髮話了：「還是不要報案了，幾個娃子，都是部隊子弟，能有啥子政治目的，放掉算了。」這老頭是老紅軍，四川人，在大院裡很有威信。老紅軍一發話，替大家解了圍，誰都怕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此時社會上抓反革命已抓紅了眼，不小心打碎毛像的，喊錯口號的，無意間撕「最高指示」上廁所的，都被抓了「現行」；如果今天真的抓出個小反革命來，不光本人完蛋，全家也得跟著倒霉。大家最後達成一致：不去報案。一場「東方紅不了」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某知青點裡是一批音樂學院學生。一天，公社組織宣傳隊，要知青點出節目。出什麼節目呢？知青們腦子靈，決定出個小提琴合奏，名曰《貝多芬想念紅太陽》。演出時，報幕員一報出節目名，立即贏得全場掌聲雷動。
某公社開大會批鬥一位中學教師，突然上來一個女人，指控那教師：「他長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而且把我當成他的私有財產。」這女人是被鬥教師的妻子，與革委會頭頭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大家一聽就明白，此言出自革委會頭頭的授意。一位學生義憤填膺地跳上台，怒斥道：「社會主義的中國怎麼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你一定老老實實坦白，老老實實改造！怎麼能把你的妻子當成你的私有財產，一定要把她當成公有財產！」
范同學是某中學的保守派，王同學是造反派。王同學瘸腿，滿臉橫肉，飛揚跋扈，兇殘得不得了。有一天，范同學心血來潮，在一張紙上寫道：「同學們，聽我言，不要跟著老狗轉，要好好聽你爺爺的言。」老狗指的是王瘸子，爺爺是范自稱。王瘸子的一個奸細立即拿著這張報紙去告密。告什麼？那張報紙上有一篇社論《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范同學寫的「老狗」二字與「毛主席」三字連在一起了。案情實在太重大，保守派不但不敢保范，為了自保，反而馬上開會批鬥他，將他拋出自己的隊伍。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的同志們下手更狠，將范打得趴在地上起不來，又讓造反派架去繼續批鬥。群眾專政之後，范同學被送交公檢法。一個星期後，范同學瘋了，嘴上老在說：「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公安局見是個傻子，也不抓了，說繼續群眾專政。鬥來鬥去，群眾也覺得沒意思了，就把他送到所屬的生產隊，讓貧下中農繼續專政。范家有人在煤礦上當幹部，就把他弄到煤礦當工人。人家安排他看管廢品庫房，他嘴裡仍不時叨叨「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倒霉的人走到蜜州也不會甜。有一次，一輛汽車倒車，范某傻愣愣地跟在後面看，竟被汽車撞死。死就死了，家人也沒說什麼，叫司機買口棺材，埋了完事。
教語文的張老師有一天突然被抓了起來，說是他寫一部中篇小說，犯了現行反革命罪。這小說大家都沒看過，不知道寫的什麼。張老師被抓後，公檢法下發材料，讓村民進行民主討論、民主判刑。材料後面有一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大家據此認定張老師必死無疑。張老師的妻子抱著一線希望，哭著跑到會場，哀求大家口下留情。討論的結果上報後，張老師還是被殺，不過不是立即執行，是死緩。一個駐隊幹部說，死緩是我們國家特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擱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犯人早就槍斃了，哪有死緩一說。眾人聞言大為感動，一時紛紛振臂高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歷史學家翦伯贊是北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也是第一屆政協委員，住獨棟小樓，配備保姆、司機和廚師。翦伯贊很能配合中共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土改、反右、大躍進他都平安無事，順利通過。文革一來，翦折了，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批判，扣上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備受肉體摧殘和人格凌辱。早些年翦與劉少奇有工作上的聯繫，1935年劉與國民政府談判，翦是知情者之一。劉被打倒以後，劉少奇專案組逼翦交代劉的變節行為。翦伯贊無可交代，專案組軍宣隊成員認為是壓力不夠，只要壓力足夠，不信他不交代，於是對他聲色俱厲，並解下手槍威脅：第二天必須拿出交代材料，否則後果自負。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贊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第二天，前來索取交代材料的專案組成員發現翦家房門緊閉，開門一看，翦與妻子已自盡身亡。人們在他口袋裡發現兩張紙條，一張說他實在沒有什麼可交待的，另一張寫了幾句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鄧拓，1936年（二十四歲）寫成第一部《中國救荒史》，列入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1938年當上《晉察冀日報》總編輯，1942年提出「毛澤東主義」，1944年主編第一部《毛澤東選集》，1948年當上《人民日報》總編輯。1957年4月，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人民日報》編委，罵鄧拓「過去我說你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要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1961年至1964年，鄧拓在《北京晚報》燕山夜話專欄和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發表一百多篇針砭時弊的雜文。1966年文革初起，鄧拓遭受殘酷批鬥，5月17日深夜，五十四歲的鄧拓留下兩封遺書，自殺身亡。給彭真、劉仁和北京市委的遺書中寫道：「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留給妻子兒女的遺書中寫道：「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革命到底，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在成賢街孔廟焚燒京戲戲裝，把老捨抓去陪鬥。老捨被打得頭破血流，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晚上妻子胡挈青請人將他用平板車拉回家。次日，妻子對老捨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她一眼，說：「為什麼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群眾了?」妻子出門上班，老捨兩手緊緊抓住她的手，凝視好久。胡挈青預感到要發生什麼意外，可是毫無阻止的辦法。胡離家後，老捨拿一本《毛主席詩詞》出去。四歲的小孫女在院子裡玩，老捨把她叫到面前，拉著孩子的手說：「跟爺爺說再見。」天真的孩子不知是與爺爺永別，說「爺爺再見」，並向爺爺搖手。老捨出門往北，走到太平湖邊，坐在那裡讀《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中午胡挈青回家，不見丈夫，到處尋找，不見蹤影。次日中午，有人告訴胡，太平湖有個老頭兒投水死了，好像是老捨。胡挈青來到湖邊，老捨的屍體已被人撈上來，平放在地上，嘴鼻流血，上身白汗衫，下身藍褲子，腳上是黑千層底鞋子、白襪子，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面上。
1971年春天，六歲的張耀傑與哥哥一起進入村辦小學春季班讀書，第一堂課是「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學回家，耀傑興高采烈地詢問父親什麼叫接班人，父親回答說：「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耀傑立即接話茬說：「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話音未落，一記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他臉上。暈頭轉向之中，張耀傑看到，父親和當紅衛兵、紅小兵的姐姐、哥哥都對他怒目而視，改名張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臉的殺氣。
文革期間，全國小學一年級語文課的開頭幾課都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之類的政治口號。膠東地區某小學一年級新生、八歲的劉路，看到老師教課文時鐵青著臉，反覆警告學生們這幾個字絕對不能寫錯，更不能亂寫，嚇得大哭，尿了褲子。老師不知所措，只好把他送回家。劉路堅決拒絕再去上學，父母無奈，只好決定讓他停一年再上學。
膠東某鄉村學校，辦公費主要依靠學生勤工儉學，高年級的學生養豬種地，低年級的學生養兔子。為了給兔子提供食物，學生們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割草給兔子吃。學生們沒棉鞋穿，更不用說戴手套，一些聰明的學生就挖鼠洞逮老鼠，鼠皮剝下來做手套，鼠肉燒著吃。田裡沒什麼吃的，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幾個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有一次，二年級女生翠兒與小夥伴們捉到一隻又肥又大的老鼠，剝下皮來竟然可以做一隻完整的手套，翠兒高興極了，脫口說：「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當時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兩句歌詞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翠兒一言既出，其他同學也跟著唱起篡改了的歌詞：「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親娘親不如老鼠皮親。」由於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詞一時流行校內外。不久，上面追查這句歌詞，最後追到翠兒。九歲的翠兒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每次開批鬥會都跟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接受群眾批判。成年人被批鬥，都是五花大綁，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號聲中由兩個年輕力壯的大漢兩邊夾著押上台，翠兒則由一個大漢揪著頭髮，腳不沾地提上台。久而久之，翠兒的頭髮被揪光了，造反派們就提著她的衣領，有一次被衣襟勒得當場翻白眼昏死過去。1972年冬，大規模的批鬥會不太開了，不少鬥爭對象都回家了，翠兒因是現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學校都不肯收留，只得流落街頭。有一次，年末放寒假了，翠兒卻無處可去，有人見她躲在學校影壁後面避雪，衣衫襤褸，像三毛一樣飄零的幾根頭髮，一雙驚恐的小老鼠一樣的眼睛。轉過年，村裡的人就再沒見過她，她家裡的人也沒有找過她，這個小女孩從此無影無蹤。
某小學三年級的劉同學，一天放學回家，把老師剛教的革命歌曲「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給母親聽。母親正在忙家務，沒好氣地說：「『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他給你做飯吃了嗎？給你買衣服穿了嗎？」從此，劉同學再不在母親面前唱這首歌。
1957年，毛應星在蘭州農業學校被定為右派，押送夾邊溝勞教幾年後回到蘭州。當局認為她不配再當教師，便打發她到靜寧縣農牧站做技術員。文革期間，因議論說現在有些小人將毛主席包圍了，毛應星又被逮捕，判處五年徒刑。毛應星有個哥哥在美國。1970年4月3日甘肅省革委會討論她的案件時，省委負責人說：「殺！很壞，家庭是反動的。」九天之後，毛應星被槍殺在城外一塊麥田裡。
生產隊幹部、團員孫某是個風派人物，無論上面號召什麼都積極響應。要大跳忠字舞了，生產隊就派孫某到公社學習，回來教大家。有的婦女害羞，扭扭捏捏不敢跳，有的老人放不下臉面，不願學，孫某便板著臉訓人，說：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是大忠，不跳就是不忠。村裡有個青年，叫梅桑榆，看不慣孫某的張狂勁，便私下對他說：「跳不跳忠字舞，與忠不忠沒什麼關係。照你這麼說，壞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孫某很憤怒，向公社打小報告，說梅桑榆詆毀全民跳忠字舞，對向偉大領袖表忠心有牴觸情緒，思想有嚴重問題。公社領導立即命令生產隊對梅進行批判，並且說，如果態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隊召開批判會批鬥。梅父得知此事著慌了，趕忙去找大隊書記董開華從中說情。董書記找到生產隊長，說：「年輕人有什麼差池，要以教育為主，沒有必要大動干戈開批判會。隊裡開個會，教育教育，讓他做個檢討算了。」隊幹部們一商量，就接受了董書記的意見，把批判會改成教育會。會議名稱一改，會議的性質就大不相同了，隊幹部的態度也溫和多了。梅桑榆也擔心事情鬧大，批判大會他見多了，站在小學操場的檯子上挨鬥，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天晚上，隊裡召開教育會，幾個幹部和黨團員相繼發言「教育」他，最後是梅桑榆上去低頭承認錯誤，這樣就算過關了。
1976年春，全國各地開展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運動，四川奉節朱衣公社五湘大隊也召開大會，批判鄧小平的罪行。退伍軍人鄧昌國聽了幾個積極分子的發言後，站起身大聲說：「你們包穀糊糊吃飽了，有精神胡亂說了！若不是鄧小平從東北調包穀來救你們，你們早就餓死了！我們鄧家出了一個能幹人，鵮了你們的眼睛啦？容不得啦？」五湘大隊是朱衣公社的機關所在地，鄧昌國的發言很快傳到公社領導耳朵裡。誰敢公開反對毛主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戰略部署？鄧昌國的言論被定性現行反革命，立即成為批鬥對象。五湘大隊姓鄧的人很多，批了幾次，不再有人發言，公安特派員最後宣佈將其交群眾管制，未逮捕法辦。
1969年，天津某高中教師李某全家被下放到天津南郊勞動改造，從此李老師變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時參加生產隊勞動，回家就悶聲看書練字寫文章。李的妻子原是一家紡織廠車間副工長，一張利嘴，有一般男子比不了的膽量和智謀。李妻適應能力極強，短時間內丟掉思想包袱，成天樂呵呵地面對改造，希望李家迅速融入這個村子。可是村民不買賬，他們把李家看成永遠都是外來的可順便欺負一把的賤民。當時流行一句話：「工分兒，工分兒，社員的命根兒。」有一次，李老師去生產隊結算工分並領錢，會計竟少算二十五分，說是有些工作沒有做到位，扣了。李老師沒有過多詢問，回家告訴了妻子。這分明是欺負人，李妻大怒，要找會計理論，李老師一再阻攔，李妻決定暫且吃個啞巴虧。事隔兩個月，又到結算工分領錢的日子，李妻特意再次讓丈夫前往，試探那會計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負李家。丈夫回來說，這次又扣了三十五分，他生氣了，錢也沒領就回來了。李妻頓時氣得火冒三丈，一人直奔會計室。會計正坐在那裡喝茶看報紙，李妻一把奪過報紙，指著他問道：「為什麼要扣我們家三十五分？」會計嚇一大跳，問道：「你要幹嘛？」「還問我要幹嘛？上次扣了我家二十五分就沒找你理論，你還扣上癮了？」會計板起臉，嚴肅地對她說：「有什麼問題叫你男人來，我不跟老娘兒們共事兒！」聽他說老娘兒們，李妻變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襯領就往外拽，並故意大聲反問他：「你叫我什麼？老娘兒們？毛主席的話忘了嗎？毛主席說過『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你敢說不跟老娘兒們共事兒？我今天就替紅衛兵抓你個現行反革命！」生產隊大院裡立即聚來很多圍觀看熱鬧的村民。李妻故意重複「老娘兒們」、「現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會計知道自己被人抓住把柄了，怕事情鬧大，遂低聲央求放他一馬。李妻哪裡肯依，仍然大聲嚷鬧。過了一會兒，圍觀的人群中擠進一個中年男人，告訴李妻先把會計放開，他立馬給她解決問題。玩得正起勁兒的李妻反問他：「你誰啊？你做得了主嗎？你能解決嗎？」那男人一副心平氣和、息事寧人的樣子，說道：「放心，保證讓你滿意！」原來這人是村長。在他的辦公室裡，他給李家補回了兩次扣掉的工分，並主動提出以勞動積極為由每天給李家多加一個工分。後來從村民口中得知，會計是村長的小舅子。這每天多加的一個工分，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李家調回市區。
川南筠連縣沐愛區中心鄉有個李姓女地主，三十來歲，容貌姣好，一直信佛，長期素食，不沾葷腥，作風正派，村裡的痞子們早就對她垂涎三尺卻無計可施。土改運動一來，村痞的機會到了，借鬥爭地主之名對她進行百般侮辱戲弄。有一次，他們弄來幾塊肉，叫她當眾吃下，稱：「現在毛主席共產黨來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馬上給我開葷，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們先是對她拳打腳踢，後又強行把肉往她嘴裡塞，剛烈的她把塞進嘴裡的肉吐到痞子們的身上、臉上。一個流氓獸性大發，抓來一條黃鱔，當眾扯下李氏女的褲子，破口大罵：「你上面不吃葷，老子給你下面開個葷！」其他幾個痞子幫著作惡，扯手按腳，將黃鱔塞進了李姓女子的陰道，最後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憤和極度驚恐中被活活弄死。
1975年底，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後，上邊給淮安席橋派來學大寨工作組。工作組權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個幹部掛起來甚至撤職。工作組負責人在公社三級幹部會上講：「我們來領導你們學大寨，沒帶錢來，也沒帶農藥和化肥來，只是逮捕幾個人方便些！」轉眼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組從外地搞來一頭良種約克夏母豬。飼養不多久，這頭母豬發情了。生產隊長陳友高派兩個貧農社員和反革命分子張洪濤，趕著母豬到附近的淮安原種場配種。可是那頭母豬有五六百斤重，力氣很大，加上發情，根本不聽人使喚。三個人無奈，經生產隊長同意，由五六個壯漢將母豬捆起來，抬上平板車，由三人輪流拉車前去配種。到了配種處，不知是因捆綁難受，還是因見種豬性起，兩條前腿繩子還未解開，老母豬就拚命掙扎，結果從車上重重摔到地上。由於來時餵得太飽，加之身體太重，竟摔斷了腸子，體內流血不止，一會兒就死了。
這下禍闖大了，工作隊長斷言：「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這一新動向的矛頭是直接對著學大寨工作組的，也就是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這個階級敵人就是張洪濤。趕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來！」經過兩個多星期的調查，做了十幾份筆錄，未能發現母豬之死與張洪濤有什麼關係。母豬從出圈到摔死，張洪濤沒碰它一指頭，無法證明是張洪濤有意弄死的。調查組如實匯報，工作隊長大發雷霆：「調查人員思想太右了，這麼明顯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查不出來，怪不得你們這兒這麼落後！」最後，張洪濤雖未被抓進監獄，但是還是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被革命群眾狠狠踢打惡鬥了一頓。
反毛篇
1957年6月某日，四川大學禮堂舉行生物系四年級女生馮元春的鳴放辯論會《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集團》。馮說：無產階級專政一詞是毛的杜撰，馬克思的著作裡根本沒有這個詞。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成為毛一人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毛主席，請問，黨中央和毛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胡風公開向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怎麼就成了罪人？事實證明，毛決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徹頭徹尾的獨裁暴君！共產黨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工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是一群最無理、最卑鄙的小人。川大湯教授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中國的大學教授，月薪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他們就污衊湯教授是反革命，是美國派來的間諜。共產黨和毛沒有一點民族氣節，瞎說蘇聯這好那好，其實只希望從那裡多拿幾個盧布。後來，當局以現行反革罪判處馮元春有期徒刑二十年，關押在南充監獄。馮一直不服，經常上訴。文革初，馮元春高呼口號「打倒獨裁暴君毛澤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下令將其處決，死年不足三十歲。右派改正時，中共四川省委內部決定，全省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之一是馮元春。
1966年夏天，有人發現，長春市勞改工廠新生塑料廠生產的涼鞋鞋底上有「毛」字。這樣的涼鞋誰還敢穿！一時間，滿大街的長春人拎著涼鞋到新生塑料廠退貨。該市各機關單位隨即舉行各種鬥爭大會，聲討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企圖利用各種機會發洩對毛主席、共產黨的仇恨。
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迭當初戀愛時，戴母反對，說如果與這個中國青年結婚，你的孩子會自殺的。楊燁是楊、戴的唯一的兒子，高中畢業時報考北京大學物理系，被北大拒絕。他報的是原子物理專業，他的母親是英國人，過不去政審關。為表示與父母劃清界限，楊燁帶著紅衛兵來抄自己的家，甚至把一隻古董花瓶打碎。後來楊樺患上精神病，有一天突然宣佈自己不是中國人，不說中文，只說英文，也不認楊憲益是父親。在周恩來過問下，楊樺獲准去英國。行前他把自己的藏書全部焚燒，只留下團員證和毛澤東像。到英國後，楊樺不能見中國人，一見就嚇得失控，不由自主地發抖。1979年聖誕節期間，楊燁在姨媽家點燃汽油自焚。他的遺物之一，一幅毛像，上面被他戳滿了洞。
台灣海峽邊某小鎮有個姓孫的青年，其父臨解放時因赴台談生意滯留未歸。解放後，他和母親成了反革命家屬，列入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父親每年通過香港親友寄回一筆生活費，母子得以偷生，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文革一來，母子被衝擊。有一天，母親被紅衛兵掛上「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牌子遊街，兒子忍無可忍，衝出去和人家理論，結果招來紅衛兵一頓毒打，還抄了他的房間，搜出一本寫滿評註的《毛主席詩詞》。其中一條評註寫道：「此詞暴露了作者嚴重的帝王思想，可見其借革命之公器，謀君臨天下之私利。」反屬加上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小孫被判死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孫母收埋了兒子的屍體後，面向令母子夢縈魂牽的台灣方向上吊自盡。許多年後，孫父從海峽對岸回來，帶走了妻兒的骨灰，臨行前對族人說：此生永不再踏祖宗之地一步。次年，孫父八十七歲病逝於台北。
青海柴達木戈壁灘某鑽井隊有一位來自北京的青年人，叫劉延德，因自辦油印《中國工人報》而被捕，後又在他的《毛澤東選集》書頁空白處發現許多批語、問號，再加上偷聽敵台，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因父親是中共高幹，劉延德被輕判五年徒刑。該鑽井隊另一位四川青年，因評論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又說在甘肅見到光著屁股要飯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灘槍決，死後無人敢為他收屍，被狼拉走了。
雲南永州有一位文學青年，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民眾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問題，信中有一句「兩股巾巾摟著毬」，意思是褲子爛得連X巴都快遮不住了，鎮幹部查扣了這封信，指控該文學青年侮辱偉大領袖，將其打成現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場，當著幾萬人的面，革命群眾對該青年進行吼鬥，嚇得他魂飛魄喪，後被連開數槍，腦漿迸濺。隨後，革命群眾拉著這個青年的屍體，在操場繞了幾圈，民眾紛紛上去踩屍體，以表達對階級敵人的切齒痛恨。
1970年2月，銀川市破獲一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案。這是一個以十三名青年學生為成員、名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讀書寫作小團體。成員之一的吳述樟，銀川二中1968年畢業，因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裡「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旁邊寫了「放屁」二字，被定為惡攻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弟吳述森（寧夏大學畢業生）也是成員之一，兄弟倆一同被槍斃。
湖南大庸縣有一個女社員叫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檯，逼他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和供孩子的書錢拿去「請毛主席像」。她在信中質問：「這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閉幕，全縣忙著扎「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又挺身而出，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傳單說：「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刻鋼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這一雙姐妹也很快落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槍殺。
趙老師是五十年代從天津來大西北支邊的知識青年，為人單純直爽，教學認真，深受學生愛戴。文革開始不久，趙老師卻被槍斃了，罪名是偷聽敵台，仇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槍斃趙老師那天，看的人很多。他被打倒在河灘裡，屍體放了幾天沒人管。後來他家來了一個老漢，據說是他的父親，跑前跑後請當地農民幫忙，可農民怕惹事，不敢出頭幫他，老漢急得直哭。看見兒子的屍體沒哭，這時卻哭了。幾天後，河灘裡趙老師的屍體不見了，不知道埋到哪兒了。
河北淶水人張師亮，早年留學日本，抗戰期間是著名的進步教授（進步就是親共），後為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西北師範學院（甘肅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前身）教授。抗戰勝利後，張到北平負責軍隊總務工作，後隨傅作義起義，受到共產黨北京市長葉劍英表揚。再後來，張師亮到西北師範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政治課教師，因有歷史問題，調歷史系任教，曾用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在歷史系舉行的一次世界近代史學術討論會上，張師亮批評毛澤東「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他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阻礙經濟發展時才會發生激烈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有規律的，不是每時每刻的，階級鬥爭也不是萬能的。文革之初，造反派指控張師亮一貫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將其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974年，河南某地一社員與大隊革委會主任吵架，被痛揍一頓，痛極怒極，高叫操革委會主任的姥姥，後來又高喊操毛主席的奶奶，於是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後減為有期徒刑。八十年代中期，這名犯人服刑十年後伺機脫逃，本世紀初又回監獄自首。此時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於他脫逃，所以要服完最後的余刑。逃脫是要加刑的，考慮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據獄方的意見，從輕處罰，加了半年刑（一般脫逃罪加刑三年）。
紹興某中學教師邱某，有一天突然發現當時流行的紅歌《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東方紅》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這不是矛盾嗎？這個發現本來沒什麼高明的地方，很多人都發現了，只是別人憋在肚子裡不說，這位邱某則不然，把它當作天大的發現四處宣揚：「餵，朋友，我發現《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呢！」不久革委會把他抓起來送去勞教，受了不少苦，還連累他的孩子。那時對階級敵人有「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說，在學校文印室刻鋼板的一個教工，有一次真的用腳踩邱某的小兒子，直踩到往外吐食物。
一個中學教師，春節貼了一副春聯「山花爛漫時可待；懸崖百丈冰易消」，有人舉報說，任意加減毛詩詞句子的字數拼湊春聯，屬於犯上行為，並且包含有反動派妄圖變天的思想，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被送進學習班。
語言學家周有光，文革期間成為專政對象。有一次，專政隊的人問周有光對同事倪海曙講了什麼，要老實交代。周有光想，平時與倪講的話多了，沒什麼反動的呀。兩三個月過去了，周有光對妻子張允和說，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沒交代的。張允和說，你好好想想，平時有沒有跟人講過不合適的話。「不合適的話」提醒了周有光，有一年和倪海曙對對子，倪出上聯「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脫口對曰「秦皇漢武毛澤東」，談笑之後，早忘到九霄雲外，從沒想過是對是錯，合不合適。對這樣的對子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光滿腹狐疑地早早把寫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說：「就是要你的這個『秦皇漢武毛澤東』。倪海曙已經承認上聯，你不交代下聯行嗎？你們這是反革命語言，是反對偉大領袖，你們兩個都是現行反革命。」從此，大字報上週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邊又增加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頭銜。
1966年底，常熟縣衛生局祕書顧啟明，化名王偉東，給毛澤東寫信，強烈要求毛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恢復正常秩序。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1968年7月，縣軍管會、公檢法公佈本縣幾個已列入偵查範圍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第一號就是王偉東反革命匿名信案。顧啟明恐慌異常，自殺未成，只好聽天由命，期望僥倖得脫。11月初，顧終於頂不住精神壓力，承認了這封匿名信，於是立即失去自由，家被查抄，個人信件和日記本全被抄走，一支金筆作為作案工具被沒收，一張千元儲蓄存單被凍結。他們指控顧立場反動，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鳴冤叫屈。不久，顧啟明被押到縣工人糾察隊關押，上來就是一頓耳光，眼鏡被打壞落地。他們罰他手捧紅寶書低頭站立，早晚請罪，有時寒夜裡喝令他站起來恭聽最新指示，有時在他面前毆打其他人以示警懲。縣城各條大街都貼有打倒顧的橫幅和揭發批判他的大字報，有的還貼上他的照片，報紙刊登著揭批顧的長篇報導，縣廣播站兩次廣播了這篇報導，搞得滿城風雨，名譽掃地。1969年1月30日上午，工人糾察隊把顧啟明押到工人文化宮批鬥，縣革委會領導宣佈處理決定，永遠開除出黨，永遠開除出幹部隊伍，縣軍管會、公檢法的幹部宣佈判決結果：顧啟明猖狂叫囂要「保劉少奇和各地代理人」，「百般污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就地服刑，宣判後隨即戴上手銬。
安徽某鎮稅務所工作人員楊某，曾經是志願軍，戰鬥中因遇嚴寒，一支腳的腳趾頭被凍掉，走路有點跛，人稱楊瘸子。楊瘸子對於這一不雅的綽號並不反感，反而欣然受之，因為喊他瘸子等於宣傳他的功勛。楊瘸子平時愛說俏皮話，仗著自己資格老，更是口無遮攔。廣播裡天天講馬克思，楊瘸子就說：「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單位天天學毛著，他就說：「學什麼毛竹，還學松杈子呢，毛竹沒松杈子值錢。」這些話都是背後與人閒扯時說的，本為玩幽默，不料被人告了密。稅務所組織人寫他的大字報，並開會批判，說他反動透頂，後來鎮裡也開大會批鬥他，讓他和牛鬼蛇神一起遊街。楊瘸子原來就是小鎮名人，現在又挖出了以前鮮為人知的這些名言，更是名聲大噪。楊瘸子是老黨員、老戰士，立過功，又是殘廢軍人，資格老，本錢大，被批鬥幾場，未戴什麼帽子，最後還是當他的收稅員。
巫炳源、王永增是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技術員，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二人在街頭散髮、張貼了一批蠟版油印的十六開小報《向北方》。模仿黨報，《向北方》也在報眼位置印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語錄下邊又加上兩句話：「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黑龍江省革委會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認為，這兩句話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的，實質是借抬高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反對、排擠、貶低毛主席，遂將此事定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發動群眾限期破案。當時全國興起一股大樹特樹毛澤東絕對權威的風潮，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中國。紅衛兵們認為，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都稱為主義，毛澤東的理論卻被稱為思想，這不公平！他們發出倡議，要把毛澤東思想改稱為毛澤東主義。巫、王二人加上的這兩句話，弦外之音就是堅決反對哄抬毛澤東思想。案件很快告破。黑龍江省革委會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宣佈巫、王是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髮張貼，只他們兩人，不存在任何從犯。兩人怎麼能定為集團案？而且還都是主犯，全被判死刑？當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巫炳源仰天長嘆，大喊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隨後便緊緊閉上眼睛，直至押赴刑場被槍斃，巫炳源再沒睜眼。
《人民文學》女編輯冼寧，解放前夕北大畢業，參加過抗美援朝。1962年，冼寧在《人民文學》發表一篇童話《小黑點兒》，寫的是一條咬豆子的毛毛蟲的故事。這篇童話的命意是不要歧視有缺點的孩子，要相信在親情友情的溫暖下，有缺點的孩子同樣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童話裡的這條毛毛蟲嘴邊有一顆黑痣，眾所周知，毛澤東嘴下也有一顆痣，有人於是穿鑿附會，說是惡毒影射和攻擊偉大領袖。結果，這篇童話作品被打成無可爭辯的大毒草，作者冼寧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的高考狀元，入讀上海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文革開始時，周文德階級鬥爭觀念極強，把同學、老師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整天以整人為樂。1968年清隊期間，周文德不慎說了幾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被人抓了把柄，遭到殘酷折磨。實在無法忍受，周文德選擇跳樓自殺，因半途身體翻轉，落地時沒有摔死，摔個終生殘廢。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一小五年級學生黃帥反「師道尊嚴」一事被廣泛報導之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的三名知識青年王文堯、邢卓、恩亞立，決定給黃帥寫一封信（署名王亞卓），闡明自己的觀點，替老師們說幾句公道話。1974年1月29日，他們收到了黃帥的回信，語氣頗為謙和。2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一封經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圈閱同意的黃帥給王亞卓的公開回信，一反謙和的態度，稱他們的來信是「資產階級老爺的悲哀嚎叫」，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把革命師生引向分裂」，「引向劉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人民日報》還加編者按，說這是「教育戰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對王文堯等三人的政治迫害在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就開始了，專門處理王亞卓事件的工作組開到十九團，並做出「發動群眾，掀起批判王亞卓右傾思潮的高潮」的決定，指出「王亞卓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急先鋒」，「批林批孔聯繫實際就是批王亞卓」。公開信發表時，王文堯正在天津家中休假，兵團拍發加急電報，令其火速歸隊。一出火車站，王文堯立即被工作組用專車接到團裡隔離，邢卓、恩亞立也同時被隔離。三人寫給黃帥的信未留底稿，工作組窮追信的內容，三人分別憑記憶追憶，出入很大，多日不能落實信件的內容。工作組反覆查問三人，之外還有什麼人參與、指使，未得滿意結果。
2月26日，十九團黨委上報一篇《關於對王亞卓錯誤思想檢查認識的報告》，同日，兵團黨委擬出《關於二師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寫信攻擊革命小將黃帥問題的報告》。3月1日，二師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同志嚴重錯誤的檢查認識》的報告。與此同時，對王亞卓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批判，給他們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新生事物」，「把矛頭對準黨中央、毛主席」，「氣焰囂張，立場反動」等幾十頂政治大帽子，甚至把他們同林彪、孔老二相提並論，稱「孔老二要復禮，林彪要復辟，王亞卓要復舊」。二十多次批判會後，4月5日，王亞卓被分別送到三個條件最差的連隊進行勞動改造。中共黨組織給予王文堯黨內警告處分，恩亞立團內警告處分，邢卓團內嚴重警告處分。王亞卓的家屬也因此遭到種種歧視、打擊。邢卓的妹妹只有十四歲，正上初中，聽說哥哥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受到極大刺激，積鬱成疾。1974年9月，邢卓獲准回家探親，妹妹哭著問他「挨整了沒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該不該同你劃清界限」，說罷昏倒在床，送到醫院一直昏迷，十八天後死去。體弱多病的邢母聽說兒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萬分，逢人就講：「邢卓只寫了那麼一封信，怎麼就遭那麼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女兒的死，更是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數日後，邢母也悲憤而亡。
江蘇歌舞團一名女演員，因告訴別人與毛有一夜情，被人舉報，判處死刑，後來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曾親自批示過此案。
1962年，空政文工團十四歲的舞蹈演員陳慧敏和其他演員姐妹一起，奉命到中南海陪毛澤東跳舞。一陪就是五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陳慧敏和毛的另一個寵姬孟錦雲議論說：毛像皇帝三宮六院，可是我們算什麼？是妃子要冊封，是妓女要收錢，是舞女要好玩，我們什麼都沒有。文工團的頭頭劉素媛聽到這番議論，連夜向毛報告。毛聽後，之說兩個字：「造謠。」隨即陳、孟被抓，說她們反對毛主席，遭到毒打，發配外地。1971年林彪事件後，陳慧敏被從流放地東北送回北京，再進中南海陪毛。1975夏天，孟錦雲也被毛召回中南海，戴著反革命的帽子繼續服侍毛，甚至代毛圈閱機密文件。此時孟已婚，想要孩子，毛不准。毛死後，陳惠敏離開中南海，改名陳露文。其父陳玉生曾是新四軍第三軍分區的司令員，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在陳部控制的泰興縣任縣委書記，後又任陳部的政治部副主任。憑著這層關係，1983年陳露文移居香港，自由出入香港分社，有時直入許家屯辦公室。陳快人快語，口無遮攔，許家屯時常告誡她不要亂說話，尤其是關於毛的話題，甚至嚇唬她，要小心，否則會被暗殺，被綁架回去。1986年8月，陳露文果然出事，在北京西苑飯店被國安綁架，罪名是在外講毛的私事，洩露黨國機密，關在香山雙清別墅，一年零八個月之後放回南京老家。
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張志新，在一次黨組織會議上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結果，不久被捕。她寫下遺書，準備以死抗爭，被人發現，看管、批鬥升級，稱她是以死向黨示威。丈夫提出離婚，判決書送到監獄，張志新平靜地接受。當局起初認為，黨員在組織會議上發表自己的看法不構成犯罪，從嚴可判兩年以上有期徒刑，謄抄審判意見稿時卻把刑期改為十五年。服刑期間，張志新多次高呼反毛口號，如「打倒毛澤東」、「絞死毛澤東」、「油炸毛澤東」、「千刀萬剮毛澤東」等等，改判無期徒刑。在獄中，張志新遭受各種非人折磨，無數次嚴刑拷打，無數次被男犯人強姦、輪姦，戴十八斤背銬，瘋掉後被進關小號，坐在屎尿裡，用窩窩頭沾經血吃。在獄方組織的一次犯人批林批孔大會，張志新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獄方認定張志新頑固、反動，提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中共遼寧省委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審批張志新案件，毛遠新說：張志新服刑期間還這麼囂張，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1975年4月4日是張志新被執行死刑的日子。為防止喊口號，幾個大漢將她按倒，頸下墊磚，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斷她的喉管，又把一段不鏽鋼管插進其氣管，再將刀口縫上。一個女兇手不堪承受如此場景，慘叫一聲昏倒在地。
張志新被處決之前，瀋陽法院特意為其家人（丈夫、女兒和兒子）舉辦一次「學習班」。一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然後問張志新的女兒林林：「你知道你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不滿十八歲的林林搖頭不知。另一個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什麼態度？」林林按老師的教導回答：「剛聽說張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當時感覺會影響我進步的。這下可完了。但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係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鬥爭到底。後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界限，並不會影響我的進步。」又問：「張志新實屬死心塌地，罪大惡極，你們有什麼想法、看法？」林林回答：「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屍體也不要，政府願意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我們都擁護。」法院的人不再問什麼，起草一份文件，要林林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此宣告結束。那是一個風雪天，爸爸帶著女兒、兒子跌跌撞撞頂風冒雪回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裡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一雙兒女，說：「吃了早點睡覺。」林林靜靜躺在炕上。爸爸獨自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扭頭瞅了瞅炕上，以為兒女睡著了，慢慢地站起來，輕輕打開箱子，翻出妻子的照片，看著看著禁不住流下淚來。林林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她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弟弟也醒來了。爸爸把兒女緊緊摟在懷裡，父子女一夜流淚到天明，卻不敢哭出聲來。
哭毛篇
1976年9月9日下午，某鄉村學校裡突然跑出來一個社員。學校百米外是一條大河，只見那人跑上河堤，邊跑邊揮舞手臂高喊：「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河堤下住著一戶人家，一對母子正在家裡的禾坪上幹活。十來歲的兒子聽見喊聲，「啊」了一聲，抬頭張望，母親嚇得連忙用手摀住他的嘴，說道：「千萬不要亂說！」這戶人家西邊是一片棉田，田裡幹活的人們聽見喊聲，立刻抬起頭來，吃驚地望著那個奔跑叫喊的人，有的說：「這人是不是瘋了？」不一會兒，從四面八方不約而同地跑出來五個人撲向那人，將他捉住，反剪雙手，其中一個還喊道：「快拿麻繩來。」這五人是村裡的黨員、幹部。那人辯解道：「真的，毛主席是死了，我沒說錯，剛才學校收音機裡才播過！」幾個黨員幹部不信，押著他朝大隊部走。大隊書記驚魂不定地迎面走來，走邊地說：「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毛主席死了。」怕人家不信，書記確證說：「剛才收音機播了，我又給公社打了電話，落實了！」聽到書記這一權威消息，幾個黨員幹部像洩氣的皮球，把那個社員放了，路邊另一個社員則立即呼天搶地哭叫起來：「這怎麼得了唷，毛主席要活萬歲的噠，怎麼他老人家喊走就走坎得啥！」他這一哭，聚攏社員更多了，一起放聲大哭，彷彿美帝蘇修馬上要趁機打過來，美好的河山要被他們侵佔，中國人民就要回到那萬惡的舊社會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毛去世的第二天，某生產隊一個姓易的社員被大隊綁了起來，身前掛著一塊牌子遊街示眾，說他思想反動，對不起毛主席。這位易姓社員三代貧農，一位社員問他聽到毛主席逝世時是否哭了，他竟說他的眼淚往上流。毛主席帶領貧下中農翻身得解放，如今毛主席逝世了，他不僅不悲哀流淚，反而說他的眼淚往上流，他的良心真是叫狗吃了。
毛去世的第三天，堤下村的楚某接到噩耗：岳父去世了。岳父是富農分子，受了一輩子欺負，如今欺負他的總根子死了，馬上就有出頭之日了，他卻走了，一家人非常難過，哭得悲哀不止。傍晚時分，岳父所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來了，告訴正處於亡父之痛中的楚某的舅子：「上面有指示，你家不許放鞭炮！不許敲鑼打鼓！因為毛主席死了！」楚某當時在現場，非常憤怒，對大隊支書吼道：「毛主席死毛主席的，我岳老子死我岳老子的，關你屁事！」大隊支書惱怒道：「你是誰？！敢對毛主席不崇敬？！」楚某吼道：「老子根紅苗正！老子怕了你不成？！毛主席是人，難道老子的岳老子就不是人嗎？！你少在這裡混蛋！」楚某的兩個舅子和姨子驚慌失措，趕緊把楚某架回屋裡，又連忙對支書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一定按你的指示辦!」
毛去世，某村派一個特能哭的人去公社參加追悼會，不會哭的人沒資格參加，至今村裡人還說：「日他個媽呀，那雜種真是會哭，別人確實比不了。」
某村有個記工員，無師自通閹雞技術，人稱閹雞佬。閹雞佬閹雞，起初是免費為鄉親們服務，頂多收下閹掉的兩個公雞睾丸。有的雞主想要那公雞睾丸，就給他一兩毛錢作為酬謝。有人暗中告了閹雞佬，說作為村幹部，閹雞佬不好好帶領廣大社員群眾大幹社會主義，卻帶頭做閹雞生意，這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大隊革委會很重視，撤了閹雞佬記工員的職務，還責令他寫檢討，要他從根本上與資本主義劃清界限。檢討書交上去了，可是有鄉親請他閹雞時他還照舊閹，大隊革委會不答應了，把他定為壞分子，每次開批鬥大會都勒令其接受群眾批鬥，害得他讀初中的女兒幾次想自殺。1976年毛澤東死時，隊長組織全村男女老少對著毛像開追悼會，村民都哭了，就閹雞佬一人沒有一滴淚。事後有人問他，大夥都哭，為什麼他敢不哭，閹雞佬說：閹雞是老輩子傳下來的，偏偏到現在成了資本主義尾巴，都是毛主席鬧的，他早該死了。
毛去世，某生產隊的王隊長非常悲痛，哭了好幾場。可是王隊長發現，他家養的那隻老母雞卻像往常一樣，照舊悠閒地在院子裡踱步，下蛋後照舊如釋重負輕鬆愉快得意地咯咯叫喚，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王隊長怒從心頭起，從廚房操起菜刀，把那隻稀裡糊塗的母雞宰了。王隊長殺雞吃肉的事不知怎麼被公社知道了，公社幹部叱責他：「毛主席逝世了，你家居然還有心思吃雞肉！」王隊長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了那母雞還沒事人似的才殺了它，可是公社幹部不信。不久，王隊長的職務就像他的母雞稀裡糊塗被殺一樣被稀裡糊塗地撤了。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多鐘，某校廣播站的喇叭突然響了：毛主席逝世了。操場上，師生們個個神情肅穆，一個高年級學生悲痛欲絕，身體不支，哭倒在地。當天晚飯後，村子街頭的大喇叭裡還在播放有關報導，但路人行色匆匆，各忙自己的事。一個平時不修邊幅的人，此時卻頭髮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鋥亮，在大喇叭下有些誇張地踱著方步。許多人都看到了這一幕。第二天學校上課，某班班主任與同學們共同緬懷了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後，用一種很嚴肅的口氣提醒大家，越是在關健時刻越是要提高革命警惕，確保社會主義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說到這裡，這位漂亮的女教師換上了一副神祕的表情說：「昨天就有一個四類分子，正當我們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時，他卻穿得琉璃棍似的在街上耀武揚威，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啊！」教室裡頓時一片交頭接耳、嚶嚶嗡嗡，有的同學則立刻就明白了老師說的是誰。不過，此時人們對階級鬥爭已經厭倦，村幹部後來也沒有對那個人怎麼樣。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某部幹部戰士集中到食堂，預備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餐桌上擺著班長的那台剛換了四節新電池的紅燈牌收音機，一擰開關，充足的電流沖得喇叭嗡嗡響。電池是班長叫戰士莫言（即作家莫言）到村裡的供銷社特意為下午收聽廣播買的，還囑咐開發票。電池和發票交給班長，班長悄悄地告訴莫言：毛主席死了。班長的話像棍子一樣把他打懵了：這怎麼可能？毛主席怎麼能死呢？誰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四點不到，收音機裡開始播放哀樂。這一年大家已經聽好幾次哀樂了，先是周恩來死，接著是朱德死，但那兩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都沒有提前預告，毛主席可能真的死了。此時戰友們都已經知道毛主席死了，首長拉著長臉一支接一支地吸煙，參謀雙手捧著一個玻璃杯子，臉肅穆得像紀念碑。當廣播員說到毛「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時，參謀手中的玻璃杯子應聲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後他去找掃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看到這一幕，莫言心想：這個杯子掉得好沒道理，他提前就已經知道毛主席死了，不是「突聞噩耗」，杯子本來被雙手攥著，怎會一聽到毛逝世就失手掉在地上？莫言由此判斷，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可是首長還是表揚了他，說他對毛主席感情深。也許首長深知，這樣的表演是一定要表揚的。
毛去世後，在人民大會堂停靈七天，供各單位組織的龐大人流弔唁。上面預計屆時一定有大量的人哭昏，故預先指派宣武、朝陽、同仁、友誼四醫院各組織一個救護小組，把守廣場四角。謝慶慶是宣武醫院救護小組的成員，把守廣場東北角。她說，七天時間裡，她所在的小組沒有接待一例哭昏的，聽說西北角小組被送來兩三個站昏的人，其中一個是數學家陳景潤。須在工廠排隊五六個小時才能進入人民大會堂完成弔唁，身體虛弱的人難以承受。當時物質匱乏，救護小組成員每天到北京飯店吃工作餐，四菜一湯，七天下來，人人增重二三斤。
閩北某山城青年小黃，音樂天賦很高，嗓音宏亮高亢，從小喜歡唱歌。一次表演唱《東方紅》，唱到動情處，小黃雙眼含淚，走台步時不慎摔下舞台，腦部受傷，落下間歇性精神病，一旦發作，不分時間、場合，唱個沒完沒了。文革開始後，頌毛的歌曲一統天下，小黃如魚得水到處唱。起初各造反派搶著要他去唱歌助陣，後來發現他唱著唱著就亂套了，東一句西一句，成了干擾鬥爭大方向的噪音，於是就把他趕下台。被人趕下台一回，精神就受刺激一回，發展到最後，一唱歌就掏出襠下物，當眾露陰，於是他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冊，國內外形勢一有風吹草動，就被列入重點控制對象。家人怕受牽連，都躲走了，留他一人獨居。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的那天晚上，小黃自己在家照例一頓亂唱，先是用怪模怪樣的喉音，夾雜著敲擊聲，把哀樂演繹得像西方嬉皮士音樂，接著是模仿嗩吶奏喜氣洋洋的秧歌曲，後來高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開紅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呀」，活像在舉行一場狂歡會。幾分鐘之後，一群紅衛兵破門而入，把正在高歌狂舞衣裳襤褸的小黃拖走，最終將其打成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四年。在獄中，小黃經常半夜三更高歌，經常因此挨揍，後來死在同號犯人和管教幹部的拳腳下。幾年後，他的海外親人回來尋找遺骸，想安葬到老家祖墳上，然而昔日的埋葬地已變水庫，其骸骨連同他的名字和一肚子的紅歌，永遠沉寂到水底世界。
毛去世，湘西某公社舉行追悼會，一些小學生進會場前哭不出來，老師一巴掌扇過去立即哭了，隨即被推進會場。事後老師向家長們解釋：之所以如此，是為孩子好。
天津郊區李某，舊社會在天津過銀行職員。文革初，村裡為湊齊四類分子之數，給李加上壞分子頭銜，隨時拉出來批鬥。毛澤東去世那天，李某晚上喝了兩盅酒，被人舉報到大隊，說他這個時候喝酒，不是一般的酒，是慶賀酒，是反攻倒算酒，意味著對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懷有刻骨仇恨，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大隊幹部立即組織民兵，將李某抓起來，連夜召開批鬥大會，又辦一個多月的學習班，強迫李某徹底交待妄圖變天復辟的事實。學習班結束被放出來時，李某已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李某有幾個兒子，個個聰明帥氣，但因受家庭影響，都找不上媳婦，成了老光棍。文革結束摘帽時，兒子們早已錯過了結婚成家的年齡。2005年，李某的最後一個光棍兒子死去，李家徹底斷了根。
1976年9月9日下午，幾個年輕人正在上海提籃橋閒逛，忽聽播報毛去世，許多行人當場哭起來。其中一個年輕人叫胡展奮，見眾人大哭，不禁撲哧而笑。民兵小分隊看見了，立即將其扭到派出所審問。胡急中生智，說：「我沒笑！你們難道不知道哭臉和笑臉很像嗎？」堅持到天黑，死不改口，最後把他放了。
毛去世，某校舉行悼念儀式。三鞠躬，一鞠躬時，前排有同學放屁，到第三躬時，後邊的同學實在繃不住，笑出聲來，聽到屁聲的都跟著笑，沒聽到屁聲的跟著笑聲笑，一時亂了場。事後，校長責令班主任嚴查，最後落實到沈兆華同學頭上。學校停了沈五天課，要他重複寫檢查，挖根源，班上宣讀，最後扒走紅領巾，再也不許戴。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左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放毛澤東逝世的訃告。豫西某村的民兵營長跪在村莊的高音喇叭下痛哭，並且對那些哭聲小的人大聲痛罵。有一輛汽車從公路上駛過，司機似乎沒有聽到廣播，這位民兵營長站起來，對著遠去的司機大聲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車還往哪兒開？」一個騎自行車的人經過，沒有下車聽廣播，民兵營長過去一腳
（轉自網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