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2日訊】40多年前，發生在北京的「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曾轟動一時。1967年8月22日晚，北京十幾個單位的造反派和紅衛兵以「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為名，進行示威遊行，隨後沖入英國駐華代辦處，放火燒毀了代辦處的辦公樓和汽車。當時任英國駐北京辦處的外交領事魏思敦爵士認為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對代辦處的襲擊，他們是這次襲擊的受害者。
1967年8月，魏思敦爵士是英國駐北京辦處的外交領事。他說：「根據國際上廣泛被接受的傳統和歷史慣例，外交人員應該享受其豁免權和所在國提供的安全保護。這件事是中共當局的一個非常惡劣的蔑視國際基本慣例的例子。」
以下是魏思敦爵士對北京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回憶：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們發現有很大一群紅衛兵和其他人在代辦處的外面。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是在事發之前，我陪代辦處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時，收到了一個外交照會。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時間內，釋放與幾起在公共場所安置炸彈案有關的、被香港法院判決後關押的一些人員，否則後果自負。回到代辦處後我們向倫敦做了彙報，告訴倫敦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後果會是什麼。當時守衛大樓的軍人不讓我們出去。我們想出去辦事、買東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絕了。代辦處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裡，而且越聚越多。後來我們發現，電話線被切斷了，我們和外界的聯繫完全中斷了。那時其他國家使館的人看到了紅衛兵拿著燃燒瓶和其他的兇器向我們的代辦處走去，他們卻無法用電話通知我們。
被燒毀的代辦處大樓（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來，外面的人群仍然沒有散去的意思。晚上10點半左右的時候，突然有一顆信號彈飛上了天空。這時，整個人群一下子騷動了起來，有人推倒了代辦處的院牆。人們大聲地尖叫著向代辦處的大樓沖了過來。他們不斷地砸著窗戶和門。直到那時我們才意識到，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對代辦處的襲擊，我們將是這次襲擊的受害者。
躲入保險庫中我們大家很快地轉移到了樓中最安全的保險庫，打開了所有的燈。為了不引起他們的注意，大家都保持著安靜。通過窗上的玻璃，我們看到了燃燒的火焰，濃煙從被打破的窗戶和通風口進來了。房間裡的煙霧變得越來越濃，外面的喊叫聲也越來越大我聽到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喊著：「殺，殺，殺！」我們幾個能聽懂這喊叫的人不敢告訴那5個婦女這喊叫是什麼意思。這時的大樓已經有一部份被他們佔領了。
有一些人從房頂上進到大樓；一些人把牆推倒了一部份後進到大樓中來。我們在保險庫裡停留了大約45分鐘到1個小時。後來我們發現留在裡面的危險性比在外面還要大，因為裡面非常熱，濃煙也很嗆人，大家都難以呼吸。在這種情況下，代辦處主任做出了打開大樓緊急安全門的決定。這樣大家都可以從那裡出去。
被焚燒後的英國代辦處建築的正面。（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一群憤怒的紅衛兵 對代辦處的男人女人性騷擾
安全門打開後，我們看到的像是一幕戲劇似的場景：整個的大樓都在燃燒，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紅，眼前是黑壓壓的一群紅衛兵暴徒。他們一看到我們，馬上就像發了瘋的動物似地衝到我們的面前。當時，我一隻胳膊挽著我的太太，另一隻胳膊挽著另一名婦女。我看到有個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頭髮使勁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我連想都沒想就咬了他！因為我看到他拽著我太太的頭髮要把她從我身邊拉走。咬他的時候我在想，讓我的牙齒進到他的胳膊裡，讓他鬆手。
代辦處所有的婦女們都受到了紅衛兵的性騷擾。他們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婦女們也有同樣的遭遇。還有人用手去抓揉幾個男同事私部，搞的他們很難受。我們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憤怒的人們組成的流動人海，能在其中站穩是很困難的。
在混亂中我一直挽著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卻不知在甚麼時候離開了我。後來我們漸漸的能夠移動一些了。我看到一個軍人，馬上抓住了他。我對他說，『你有責任幫助我們。』我後來一直跟著他。慢慢地，我們幾個代辦處的人和人群分開了，聚到了一起。這時候，有人搬來了照明燈，開始給我們這些沒能履行外交照會的英國人照相。瘋狂的人們向我們喊叫著：你們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請罪！對我來說，這段時間是很難熬的。
最後，來了一些軍人，他們站成兩排了。有一輛拖拉機慢慢的開了過來。他們開始把能夠看到的我們的人都叫到拖拉機上。他們讓我們都躺在拖拉機裡，兩排軍人們分別站在我們的兩側。從拖拉機外面看裡面，好像裡面只有那些軍人。就這樣，拖拉機慢慢地從還在襲擊大樓的人群中開過。拖拉機把我們送到了當時大多數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樓。這時已是23日清晨2點半。
代辦處樓（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代辦處主任被打的頭破血流
回想起來，當時中方上演了一場文革中經常上演的政治戲劇：在代辦處的院牆外面有軍人和國家安全部門的人在把守，而在院牆和大樓之間充滿了紅衛兵。在這背後的安排是：由於外交上的原因，軍人和國家安全部門的人不應該去干涉院牆裡面發生的任何事情，這樣紅衛兵們就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在我看來，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險的是，那些籌劃這件對英國政府「復仇」之事的人沒有辦法控制現場的情況。在整個事件中，我們都受到了人身攻擊和傷害。受傷最嚴重的是當時的代辦處主任，他當時滿臉都是血。幸運的是，我們當中沒有人當時被打死。
當時英方有23個人在代辦處的大樓裡面，其中有5名是婦女。受傷最嚴重的是當時的代辦處主任：唐納德． 霍布森先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擊後的頭部鮮血直流。一位婦女因此而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於腦外傷而不得不長時間卧床不起，一位年長的受害者在事發不久後去世。
第二天，我們回到代辦處後，看到的是整個大樓都被燒燬了，旁邊的大使官邸也被燒燬了。我們還發現，那些在22日的混亂中進入到大樓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員。他們進了我們的聯絡室，切斷了通向聯絡室的電纜，偷走了我們用來與倫敦聯繫的電傳機。我們後來得知，事發時倫敦方面得到的最後一句從我們這邊電傳過去的話是：他們正在向我們走來。從那時起，在整個事件中倫敦方面沒有收到任何來自我們的消息。」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這樣形容當時混亂的場面
「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彷彿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裡面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著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裡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
被焚燒後的英國代辦處建築的裡面（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官媒《人民日報》稱此次事件為「聲討帝國主義反華罪行大會」
8月23日，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報道說：「首都紅衛兵和革命民眾一萬多人，昨晚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帝國主義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來才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英國公開表示道歉。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樣，受到極左思潮日趨嚴重的干擾和衝擊。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
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更嚴重的是，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其中不少是由於中方外交方面處理不當而引起的。駐若干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
1967年8月，魏思敦爵士是英國駐北京辦處的外交領事。他說：「根據國際上廣泛被接受的傳統和歷史慣例，外交人員應該享受其豁免權和所在國提供的安全保護。這件事是中共當局的一個非常惡劣的蔑視國際基本慣例的例子。」
以下是魏思敦爵士對北京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回憶：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們發現有很大一群紅衛兵和其他人在代辦處的外面。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是在事發之前，我陪代辦處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時，收到了一個外交照會。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時間內，釋放與幾起在公共場所安置炸彈案有關的、被香港法院判決後關押的一些人員，否則後果自負。回到代辦處後我們向倫敦做了彙報，告訴倫敦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後果會是什麼。當時守衛大樓的軍人不讓我們出去。我們想出去辦事、買東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絕了。代辦處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裡，而且越聚越多。後來我們發現，電話線被切斷了，我們和外界的聯繫完全中斷了。那時其他國家使館的人看到了紅衛兵拿著燃燒瓶和其他的兇器向我們的代辦處走去，他們卻無法用電話通知我們。
被燒毀的代辦處大樓（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來，外面的人群仍然沒有散去的意思。晚上10點半左右的時候，突然有一顆信號彈飛上了天空。這時，整個人群一下子騷動了起來，有人推倒了代辦處的院牆。人們大聲地尖叫著向代辦處的大樓沖了過來。他們不斷地砸著窗戶和門。直到那時我們才意識到，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對代辦處的襲擊，我們將是這次襲擊的受害者。
躲入保險庫中我們大家很快地轉移到了樓中最安全的保險庫，打開了所有的燈。為了不引起他們的注意，大家都保持著安靜。通過窗上的玻璃，我們看到了燃燒的火焰，濃煙從被打破的窗戶和通風口進來了。房間裡的煙霧變得越來越濃，外面的喊叫聲也越來越大我聽到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喊著：「殺，殺，殺！」我們幾個能聽懂這喊叫的人不敢告訴那5個婦女這喊叫是什麼意思。這時的大樓已經有一部份被他們佔領了。
有一些人從房頂上進到大樓；一些人把牆推倒了一部份後進到大樓中來。我們在保險庫裡停留了大約45分鐘到1個小時。後來我們發現留在裡面的危險性比在外面還要大，因為裡面非常熱，濃煙也很嗆人，大家都難以呼吸。在這種情況下，代辦處主任做出了打開大樓緊急安全門的決定。這樣大家都可以從那裡出去。
被焚燒後的英國代辦處建築的正面。（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一群憤怒的紅衛兵 對代辦處的男人女人性騷擾
安全門打開後，我們看到的像是一幕戲劇似的場景：整個的大樓都在燃燒，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紅，眼前是黑壓壓的一群紅衛兵暴徒。他們一看到我們，馬上就像發了瘋的動物似地衝到我們的面前。當時，我一隻胳膊挽著我的太太，另一隻胳膊挽著另一名婦女。我看到有個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頭髮使勁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我連想都沒想就咬了他！因為我看到他拽著我太太的頭髮要把她從我身邊拉走。咬他的時候我在想，讓我的牙齒進到他的胳膊裡，讓他鬆手。
代辦處所有的婦女們都受到了紅衛兵的性騷擾。他們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婦女們也有同樣的遭遇。還有人用手去抓揉幾個男同事私部，搞的他們很難受。我們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憤怒的人們組成的流動人海，能在其中站穩是很困難的。
在混亂中我一直挽著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卻不知在甚麼時候離開了我。後來我們漸漸的能夠移動一些了。我看到一個軍人，馬上抓住了他。我對他說，『你有責任幫助我們。』我後來一直跟著他。慢慢地，我們幾個代辦處的人和人群分開了，聚到了一起。這時候，有人搬來了照明燈，開始給我們這些沒能履行外交照會的英國人照相。瘋狂的人們向我們喊叫著：你們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請罪！對我來說，這段時間是很難熬的。
最後，來了一些軍人，他們站成兩排了。有一輛拖拉機慢慢的開了過來。他們開始把能夠看到的我們的人都叫到拖拉機上。他們讓我們都躺在拖拉機裡，兩排軍人們分別站在我們的兩側。從拖拉機外面看裡面，好像裡面只有那些軍人。就這樣，拖拉機慢慢地從還在襲擊大樓的人群中開過。拖拉機把我們送到了當時大多數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樓。這時已是23日清晨2點半。
代辦處樓（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代辦處主任被打的頭破血流
回想起來，當時中方上演了一場文革中經常上演的政治戲劇：在代辦處的院牆外面有軍人和國家安全部門的人在把守，而在院牆和大樓之間充滿了紅衛兵。在這背後的安排是：由於外交上的原因，軍人和國家安全部門的人不應該去干涉院牆裡面發生的任何事情，這樣紅衛兵們就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在我看來，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險的是，那些籌劃這件對英國政府「復仇」之事的人沒有辦法控制現場的情況。在整個事件中，我們都受到了人身攻擊和傷害。受傷最嚴重的是當時的代辦處主任，他當時滿臉都是血。幸運的是，我們當中沒有人當時被打死。
當時英方有23個人在代辦處的大樓裡面，其中有5名是婦女。受傷最嚴重的是當時的代辦處主任：唐納德． 霍布森先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擊後的頭部鮮血直流。一位婦女因此而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於腦外傷而不得不長時間卧床不起，一位年長的受害者在事發不久後去世。
第二天，我們回到代辦處後，看到的是整個大樓都被燒燬了，旁邊的大使官邸也被燒燬了。我們還發現，那些在22日的混亂中進入到大樓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員。他們進了我們的聯絡室，切斷了通向聯絡室的電纜，偷走了我們用來與倫敦聯繫的電傳機。我們後來得知，事發時倫敦方面得到的最後一句從我們這邊電傳過去的話是：他們正在向我們走來。從那時起，在整個事件中倫敦方面沒有收到任何來自我們的消息。」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這樣形容當時混亂的場面
「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彷彿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裡面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著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裡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
被焚燒後的英國代辦處建築的裡面（圖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官媒《人民日報》稱此次事件為「聲討帝國主義反華罪行大會」
8月23日，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報道說：「首都紅衛兵和革命民眾一萬多人，昨晚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帝國主義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來才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英國公開表示道歉。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樣，受到極左思潮日趨嚴重的干擾和衝擊。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
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更嚴重的是，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其中不少是由於中方外交方面處理不當而引起的。駐若干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