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6日訊】【導讀】說到中國的「文革」，我們除了不能忘記林昭、張志新、遇羅克、史雲峰等等勇於獨立思考、勇於堅持真理直至獻身的先驅者，我們無論如何還不能遺漏和忘卻一個人，她就是「文革」之初年僅19歲的女大學生——王容芬。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風以及個人崇拜令當時正在北京讀大學的王容芬深惡痛絕。於是她致函正處在權力巔峰的毛澤東，要求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為此，王容芬遭受了10餘年牢獄之苦。下面就是她的故事。
19歲的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網路圖片）
王容芬1947年出生於北京海淀，童年在海淀培元學校讀小學，1957年考入北京101中學。1962年入讀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
1966年8月18日那天的情景
王容芬回憶：1966年的「8·18」，是一場反人類的示威。執政黨中央軍委兩個主席接見在北京的100萬紅衛兵暴力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這場「暴力秀」裡有三個角色：毛澤東、林彪和紅衛兵。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我也在廣場上。
這次活動的中心內容是林彪講話。講話一開頭，他就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宣布支持紅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此作了現場直播。所以廣場上好多大喇叭。林彪聲嘶力竭的講話——他也是個病人，好像服了興奮劑似的——就從多個大喇叭一起放出來，聽著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樣，那天的氣氛就很不對頭的。
毛澤東檢閱紅衛兵，專車曾突然拋錨（1966-8-31）
中間林彪後面是毛澤東的臉（網路圖片）
毛澤東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總策劃，所以非常重要。第一是，他那天突然穿上了軍裝。軍裝是臨時找的，他那麼胖，沒有合適他身材的，找來最大號的，還綁得身上似的。他穿軍裝是突出了他是軍委主席的身份。毛澤東那天是國家暴力的代表。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他獻上紅衛兵袖標，他戴上後說了三個字「要武嘛」。在百萬人齊呼「萬歲」的浪潮裡，毛澤東抬起帶著袖標的那隻手臂，說「紅衛兵萬歲」。這一天，他把國家暴力和人民暴力就接到一起，向8億中國人宣了戰！
宋彬彬為毛佩戴上紅衛兵袖章。（網路圖片）
再說紅衛兵的角色。那天主席台上、廣場上幾乎都穿軍裝。紅衛兵的武器是帶釘頭的皮帶。給毛澤東獻袖標的宋彬彬當時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員會的三個頭目之一，他們學校的紅衛兵在「8·18」之前，8月5號，用釘頭皮帶活活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8·18」之後，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紅衛兵代表，恐怖分子頭目。宋彬彬們「奉旨」「要武」後，一場殺人游戲就開始了。
北師大女附中50歲女校長卞仲耘老師生前和家人的合影。（網路圖片）
那時候公檢法還沒被砸爛。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從8月20日到9月底40天裡，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師有1772人，就是每天44個人（哽咽）...死在紅衛兵皮帶下。最殘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乾子女所在的中學，包括宋彬彬、劉婷婷、鄧榕所在的師大女附中，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薄熙來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國紅衛兵卡瑪所在的101中。還有我的母校北外附中，本來是憑分錄取，後來淪為外交部子弟學校，在紅八月裡，有3名教過我的老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王容芬被打成反動學生
王容芬回憶：那天，我不是紅衛兵，但我倒霉是倒霉在劉少奇手裡。他派工作組下來整人來了，我才知道上當了。我們響應號召，給黨委提意見，結果被打成反動學生。我的名字被打上三個紅叉貼在路上，我去食堂吃飯要踩著自己的名字進入，就這麼整我們。文革不是整學生，但就因為我們說了幾句不滿教育改革的話，就成了反動學生。結果呢，毛澤東給反動學生平了反，我就被派到天安門去了。
從廣場回來後我就感到，一丘之貉，全不是好東西！劉少奇也壞，毛澤東也壞。當時社會上的整人、打砸搶現象，人都象瘋了一樣。「8·18」之後，我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了，就是軍委兩個主席，所以我給毛澤東寫信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國引到哪裡去？」
王容芬寫給毛澤東的「退團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麼？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致
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
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在信寄出後，又用德文抄寫此信，帶在身上，買了四瓶DDT殺蟲劑，來到蘇聯駐華使館附近，服毒自殺。她想讓蘇聯人發現她的屍體，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傳出去。
「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錯誤理論指導
王容芬：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何必受他們那份恥辱去。我當時還不知道有自焚，不然我就到天安門廣場燒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的了，我就是往蘇聯大使館走，我想可能是門衛報了警。我醒來的時候就在公安醫院，當時就有外語學院的人來看我。外語學院當時是外交部直接領導。我出事以後，先是外交部派人來看我。他們當時也是幾派斗得很兇，生怕給自己找麻煩。他們覺得外語學院出了我這麼一個死「反革命」，當時他們都害怕極了。
就是因為我的話說的太絕了，他們就非要知道我幕後的「黑手」是誰？每次審訊都問這個問題，48小時審訊輪班轉，不許我睡覺。審問我就是要知道是誰影響了我？就這麼折騰了我多少年，讓我把從幼兒園到大學，教過我的老師，都寫出來，說誰影響我？我的精神最後實在受不了了，就寫了個拉赫美托夫。他們問這個人怎麼影響我了？我說，他還影響列寧了呢。這一下，他們給我手銬腳鐐都戴上了，說我戲弄他們。後來進監獄裡來的人越來越多，後來把我轉到山西，再後來就顧不上我了，沒人管我了。
在監獄裡，看報是以前的，獄卒子看剩下的報紙，一個牢房一個牢房輪，輪到你這可能是一個月前的報紙。我媽不知道怎麼給我送進一本《資本論第二卷》，那本書我是看爛了。我是被上的背銬，所以吃東西都沒法吃，扔一個高粱面的窩頭，我就在地上啃，跟狗似的。就算是狗還有四個爪，人沒有手怎麼辦呀，而且我是手背在後面，麻木的感覺難受極了。我也是傻，就當作是鍛煉意志，用舌頭舔著翻書看。看來看去，我明白了，這簡直是筆「糊塗賬」，怎麼剩餘價值就是剝削了？所以我知道他們這個「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上了。
8月18日「國恥日」-暴力恐怖的日子
王容芬：「8·18」我覺得對中國人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這是個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國有個「水晶之夜」，是紀念納粹砸猶太人店鋪之後開始種族屠殺的日子。中國如果能把8月18日定為「國恥日」，我就知足了。
後記
王容芬在關押了10年後又被判無期徒刑，直到1979年才被釋放。從19歲進監獄到33歲出獄，王容芬在毛的監獄熬過了她的青春歲月。
王容芬（網路圖片）
出獄後，她沒有消沉，重新撿起了德文專業，成為翻譯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專家，有多種譯著問世，為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抗衡極權主義的思想武器。
但是王容芬從來沒有忘記「文革」。她對「文革」的記憶因為個人的受迫害而更加刻骨銘心。
原標題：毛澤東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出現驚人一幕
文章來源：《新世紀網》有刪節
19歲的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網路圖片）
王容芬1947年出生於北京海淀，童年在海淀培元學校讀小學，1957年考入北京101中學。1962年入讀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
1966年8月18日那天的情景
王容芬回憶：1966年的「8·18」，是一場反人類的示威。執政黨中央軍委兩個主席接見在北京的100萬紅衛兵暴力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這場「暴力秀」裡有三個角色：毛澤東、林彪和紅衛兵。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我也在廣場上。
這次活動的中心內容是林彪講話。講話一開頭，他就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宣布支持紅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此作了現場直播。所以廣場上好多大喇叭。林彪聲嘶力竭的講話——他也是個病人，好像服了興奮劑似的——就從多個大喇叭一起放出來，聽著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樣，那天的氣氛就很不對頭的。
毛澤東檢閱紅衛兵，專車曾突然拋錨（1966-8-31）
中間林彪後面是毛澤東的臉（網路圖片）
毛澤東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總策劃，所以非常重要。第一是，他那天突然穿上了軍裝。軍裝是臨時找的，他那麼胖，沒有合適他身材的，找來最大號的，還綁得身上似的。他穿軍裝是突出了他是軍委主席的身份。毛澤東那天是國家暴力的代表。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他獻上紅衛兵袖標，他戴上後說了三個字「要武嘛」。在百萬人齊呼「萬歲」的浪潮裡，毛澤東抬起帶著袖標的那隻手臂，說「紅衛兵萬歲」。這一天，他把國家暴力和人民暴力就接到一起，向8億中國人宣了戰！
宋彬彬為毛佩戴上紅衛兵袖章。（網路圖片）
再說紅衛兵的角色。那天主席台上、廣場上幾乎都穿軍裝。紅衛兵的武器是帶釘頭的皮帶。給毛澤東獻袖標的宋彬彬當時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員會的三個頭目之一，他們學校的紅衛兵在「8·18」之前，8月5號，用釘頭皮帶活活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8·18」之後，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紅衛兵代表，恐怖分子頭目。宋彬彬們「奉旨」「要武」後，一場殺人游戲就開始了。
北師大女附中50歲女校長卞仲耘老師生前和家人的合影。（網路圖片）
那時候公檢法還沒被砸爛。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從8月20日到9月底40天裡，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師有1772人，就是每天44個人（哽咽）...死在紅衛兵皮帶下。最殘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乾子女所在的中學，包括宋彬彬、劉婷婷、鄧榕所在的師大女附中，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薄熙來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國紅衛兵卡瑪所在的101中。還有我的母校北外附中，本來是憑分錄取，後來淪為外交部子弟學校，在紅八月裡，有3名教過我的老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王容芬被打成反動學生
王容芬回憶：那天，我不是紅衛兵，但我倒霉是倒霉在劉少奇手裡。他派工作組下來整人來了，我才知道上當了。我們響應號召，給黨委提意見，結果被打成反動學生。我的名字被打上三個紅叉貼在路上，我去食堂吃飯要踩著自己的名字進入，就這麼整我們。文革不是整學生，但就因為我們說了幾句不滿教育改革的話，就成了反動學生。結果呢，毛澤東給反動學生平了反，我就被派到天安門去了。
從廣場回來後我就感到，一丘之貉，全不是好東西！劉少奇也壞，毛澤東也壞。當時社會上的整人、打砸搶現象，人都象瘋了一樣。「8·18」之後，我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了，就是軍委兩個主席，所以我給毛澤東寫信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國引到哪裡去？」
王容芬寫給毛澤東的「退團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麼？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致
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
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在信寄出後，又用德文抄寫此信，帶在身上，買了四瓶DDT殺蟲劑，來到蘇聯駐華使館附近，服毒自殺。她想讓蘇聯人發現她的屍體，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傳出去。
「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錯誤理論指導
王容芬：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何必受他們那份恥辱去。我當時還不知道有自焚，不然我就到天安門廣場燒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的了，我就是往蘇聯大使館走，我想可能是門衛報了警。我醒來的時候就在公安醫院，當時就有外語學院的人來看我。外語學院當時是外交部直接領導。我出事以後，先是外交部派人來看我。他們當時也是幾派斗得很兇，生怕給自己找麻煩。他們覺得外語學院出了我這麼一個死「反革命」，當時他們都害怕極了。
就是因為我的話說的太絕了，他們就非要知道我幕後的「黑手」是誰？每次審訊都問這個問題，48小時審訊輪班轉，不許我睡覺。審問我就是要知道是誰影響了我？就這麼折騰了我多少年，讓我把從幼兒園到大學，教過我的老師，都寫出來，說誰影響我？我的精神最後實在受不了了，就寫了個拉赫美托夫。他們問這個人怎麼影響我了？我說，他還影響列寧了呢。這一下，他們給我手銬腳鐐都戴上了，說我戲弄他們。後來進監獄裡來的人越來越多，後來把我轉到山西，再後來就顧不上我了，沒人管我了。
在監獄裡，看報是以前的，獄卒子看剩下的報紙，一個牢房一個牢房輪，輪到你這可能是一個月前的報紙。我媽不知道怎麼給我送進一本《資本論第二卷》，那本書我是看爛了。我是被上的背銬，所以吃東西都沒法吃，扔一個高粱面的窩頭，我就在地上啃，跟狗似的。就算是狗還有四個爪，人沒有手怎麼辦呀，而且我是手背在後面，麻木的感覺難受極了。我也是傻，就當作是鍛煉意志，用舌頭舔著翻書看。看來看去，我明白了，這簡直是筆「糊塗賬」，怎麼剩餘價值就是剝削了？所以我知道他們這個「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上了。
8月18日「國恥日」-暴力恐怖的日子
王容芬：「8·18」我覺得對中國人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這是個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國有個「水晶之夜」，是紀念納粹砸猶太人店鋪之後開始種族屠殺的日子。中國如果能把8月18日定為「國恥日」，我就知足了。
後記
王容芬在關押了10年後又被判無期徒刑，直到1979年才被釋放。從19歲進監獄到33歲出獄，王容芬在毛的監獄熬過了她的青春歲月。
王容芬（網路圖片）
出獄後，她沒有消沉，重新撿起了德文專業，成為翻譯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專家，有多種譯著問世，為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抗衡極權主義的思想武器。
但是王容芬從來沒有忘記「文革」。她對「文革」的記憶因為個人的受迫害而更加刻骨銘心。
原標題：毛澤東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出現驚人一幕
文章來源：《新世紀網》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