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5日訊】目前，第四代領導集體經營十年的中國各種隱患畢顯。國內，經濟萎縮、社會矛盾繁多；國際事務上，與鄰國領土爭端不斷。過去十年形成共識的治理經驗是對內「花錢買平安」，對外「外援換友誼」。
令第五代焦心的是：不僅今年各地財政告急，以往為財政下蛋的最大母雞（土地財政）也不再下蛋。另一方面，維穩與軍費這兩筆硬開支卻一點也不能少。
維穩：不能承受之重
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維穩」經費開支中，中央與地方之間大概維持三七開的比例，中央承擔30%，而地方承擔70%。
地方政府在「維穩」開支中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越是發達地區，維穩經費投入越多。在過去15年中，對公檢法與武警的總投入，排列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和山東，而倒數第一至第五位的則是貴州、甘肅、青海、西藏與寧夏。2008年，排名第一的廣東省僅在公檢法和武警方面的投入就接近400億元，而排名墊底的寧夏則只有19億。
但是，落後地區的投入從絕對量看雖少，佔當地財政收入的比例卻很大。2008年，上海只有6.34%的年財政收入用於公檢法和武警的支出，而經濟落後的寧夏，這一比例則高達28.4%。這些數據表明，落後地區在「維穩」方面的經濟壓力要遠遠大於發達地區，很多省份因「維穩」而負債經營。
更嚴重的問題是：貧困地區投入在維穩方面的經費越多，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錢就可能越少，蘊積的社會矛盾也就越多，維穩的緊迫性也就越強。
在政府眼中，維穩費用無法節省。據說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在2009年已逾28萬起。在社會反抗逐年增加的過程中，「維穩」已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鏈條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斂收：通過徵地、拆遷、污染來保持稅收與財政收入；中端是截訪、打壓、控制輿論、宣傳與告密；末端是司法系統、精神病院與監獄。
這條新興產業鏈為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及其親屬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利益分配機會，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至窮鄉僻壤，莫不附在這一利益鏈條之上。
倘若想除掉這根利益鏈條，無異於斬斷手臂。地方政府官員怠工以至罷工、各種功能癱瘓，中央政府還怎麼玩下去？
軍費：無底洞
在中國軍費開支的數目上，中國與美國打了不少口水仗。問題是：即便以中國政府自己公佈的數據計算，每年高達6000多億的軍費開支也很高。
通過有關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與總後副部長谷俊山的案例可看到，軍隊系統也早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而軍隊提高其重要性的方法只有一個，即製造戰爭。
從胡錦濤時代開始，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道獨特風景：以2005年朱成虎少將對外國人宣稱要打核大戰為標誌，不少軍隊將領數年來樂此不疲地就外交、內政發言。這在中共統治的60多年中，為胡錦濤統治時期所獨有。無論是毛統治還是鄧小平、江澤民統治時期，從未有軍隊將領不經最高層授意擅自就外交內政發言。
十八大權力鬥爭中，軍隊高層的身影隱隱可見。軍委主席胡錦濤雖然提拔了不少將軍以示安撫，但軍隊高層的政治進取姿態已是舉世皆知。今年在薄熙來案發之初，胡溫本想藉機打壓與薄關係密切的劉源、張海陽、朱和平等人，但最後這些將軍毫髮未傷，全都進入十八大黨代表行列，估計還會更上一層樓。
今年9月中旬發生的反日愛國遊行，最開始通過《環球時報》做輿論動員的就是十位少將。其中王海運少將談到開啟釣魚島爭端的步驟：「我們可先派漁船去打魚，然後海監船和海事船跟進，第三步則是出動海軍。我們不怕走火，但儘量避免擦槍走火。」
這三步棋中方已經走了兩步。日本《讀賣新聞》記者9月20日到浙江省石浦地區的漁港採訪，有數名船主證實，當地漁業單位承諾發放每隻船補助10萬元，鼓勵漁船去釣魚島附近海域捕魚。顯然，事實並非像中國媒體宣傳的那樣，不是漁民誤入有爭議區域，而是中國當局有意花錢僱傭漁民去擴大事態，製造爭端。
中國目前內政不穩，高層權力分配也在微妙時期，即將接位的文官關注的都是高層政治動向。此時此刻，誰能從挑起對外衝突當中獲利，誰就是目前這一系列反常行動的幕後主使者。顯然，只有軍方才可能對製造事端感興趣，唯其如此，它才會在高層權力分配的新格局中佔據更多位子，從而提升軍方在高層政治中的話語權，也可以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的軍費。這點，在十將軍的聯合聲明中也已經談到：「北海、東海和南海艦隊都要建設好，國家的財力要用到正事上。」
習、李：難題何在？
胡溫兩位在不同場合都承認中國經濟進入困難時期。2012年以來，地方財政面臨更大的壓力。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地方的土地財政嚴重受創。
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 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即使是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下。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由於經濟轉型困難，財政收入下滑嚴重，深圳、東莞已瀕臨赤字邊緣。2009年中央政府代31個省市地方政府發行的地方債有2100多億已經到期，但地方政府卻無法還債，只能借舊還新。
在企業破產增多與失業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維穩壓力也會加大。2011年中國GDP總量總計458217.58億元，財政收入為103740億，其中維穩費與軍費共花掉12255億。今年經濟下滑嚴重，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李克強面對的首先是如何提振經濟的難題，其次就是如何應付維穩定及軍費需求增長的難題。
經濟下滑越嚴重，社會矛盾越多；社會矛盾越多，社會反抗也越激烈，維穩的需求也越高。積聚到一定時期，將矛盾外引就成為自救之道，為此就得擴充軍力。而擴充軍力這事不能臨時抱佛腳，得提前十年二十年，拿出大錢來辦擴軍這種將軍們認為的「正事」。
當國家財政的錢越來越多地流進這兩個漏斗時，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便成了空談。如果這兩個「漏斗」只是被動地等著財政支出源源而來，那麼，高層文官還有主動權，可以調節水龍頭的大小。倘若高層文官漸漸地被「漏斗」的掌控者所左右，這種局面將重塑「黨」與「槍」之間的關係。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令第五代焦心的是：不僅今年各地財政告急，以往為財政下蛋的最大母雞（土地財政）也不再下蛋。另一方面，維穩與軍費這兩筆硬開支卻一點也不能少。
維穩：不能承受之重
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維穩」經費開支中，中央與地方之間大概維持三七開的比例，中央承擔30%，而地方承擔70%。
地方政府在「維穩」開支中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越是發達地區，維穩經費投入越多。在過去15年中，對公檢法與武警的總投入，排列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和山東，而倒數第一至第五位的則是貴州、甘肅、青海、西藏與寧夏。2008年，排名第一的廣東省僅在公檢法和武警方面的投入就接近400億元，而排名墊底的寧夏則只有19億。
但是，落後地區的投入從絕對量看雖少，佔當地財政收入的比例卻很大。2008年，上海只有6.34%的年財政收入用於公檢法和武警的支出，而經濟落後的寧夏，這一比例則高達28.4%。這些數據表明，落後地區在「維穩」方面的經濟壓力要遠遠大於發達地區，很多省份因「維穩」而負債經營。
更嚴重的問題是：貧困地區投入在維穩方面的經費越多，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錢就可能越少，蘊積的社會矛盾也就越多，維穩的緊迫性也就越強。
在政府眼中，維穩費用無法節省。據說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在2009年已逾28萬起。在社會反抗逐年增加的過程中，「維穩」已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鏈條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斂收：通過徵地、拆遷、污染來保持稅收與財政收入；中端是截訪、打壓、控制輿論、宣傳與告密；末端是司法系統、精神病院與監獄。
這條新興產業鏈為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及其親屬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利益分配機會，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至窮鄉僻壤，莫不附在這一利益鏈條之上。
倘若想除掉這根利益鏈條，無異於斬斷手臂。地方政府官員怠工以至罷工、各種功能癱瘓，中央政府還怎麼玩下去？
軍費：無底洞
在中國軍費開支的數目上，中國與美國打了不少口水仗。問題是：即便以中國政府自己公佈的數據計算，每年高達6000多億的軍費開支也很高。
通過有關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與總後副部長谷俊山的案例可看到，軍隊系統也早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而軍隊提高其重要性的方法只有一個，即製造戰爭。
從胡錦濤時代開始，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道獨特風景：以2005年朱成虎少將對外國人宣稱要打核大戰為標誌，不少軍隊將領數年來樂此不疲地就外交、內政發言。這在中共統治的60多年中，為胡錦濤統治時期所獨有。無論是毛統治還是鄧小平、江澤民統治時期，從未有軍隊將領不經最高層授意擅自就外交內政發言。
十八大權力鬥爭中，軍隊高層的身影隱隱可見。軍委主席胡錦濤雖然提拔了不少將軍以示安撫，但軍隊高層的政治進取姿態已是舉世皆知。今年在薄熙來案發之初，胡溫本想藉機打壓與薄關係密切的劉源、張海陽、朱和平等人，但最後這些將軍毫髮未傷，全都進入十八大黨代表行列，估計還會更上一層樓。
今年9月中旬發生的反日愛國遊行，最開始通過《環球時報》做輿論動員的就是十位少將。其中王海運少將談到開啟釣魚島爭端的步驟：「我們可先派漁船去打魚，然後海監船和海事船跟進，第三步則是出動海軍。我們不怕走火，但儘量避免擦槍走火。」
這三步棋中方已經走了兩步。日本《讀賣新聞》記者9月20日到浙江省石浦地區的漁港採訪，有數名船主證實，當地漁業單位承諾發放每隻船補助10萬元，鼓勵漁船去釣魚島附近海域捕魚。顯然，事實並非像中國媒體宣傳的那樣，不是漁民誤入有爭議區域，而是中國當局有意花錢僱傭漁民去擴大事態，製造爭端。
中國目前內政不穩，高層權力分配也在微妙時期，即將接位的文官關注的都是高層政治動向。此時此刻，誰能從挑起對外衝突當中獲利，誰就是目前這一系列反常行動的幕後主使者。顯然，只有軍方才可能對製造事端感興趣，唯其如此，它才會在高層權力分配的新格局中佔據更多位子，從而提升軍方在高層政治中的話語權，也可以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的軍費。這點，在十將軍的聯合聲明中也已經談到：「北海、東海和南海艦隊都要建設好，國家的財力要用到正事上。」
習、李：難題何在？
胡溫兩位在不同場合都承認中國經濟進入困難時期。2012年以來，地方財政面臨更大的壓力。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地方的土地財政嚴重受創。
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 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即使是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下。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由於經濟轉型困難，財政收入下滑嚴重，深圳、東莞已瀕臨赤字邊緣。2009年中央政府代31個省市地方政府發行的地方債有2100多億已經到期，但地方政府卻無法還債，只能借舊還新。
在企業破產增多與失業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維穩壓力也會加大。2011年中國GDP總量總計458217.58億元，財政收入為103740億，其中維穩費與軍費共花掉12255億。今年經濟下滑嚴重，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李克強面對的首先是如何提振經濟的難題，其次就是如何應付維穩定及軍費需求增長的難題。
經濟下滑越嚴重，社會矛盾越多；社會矛盾越多，社會反抗也越激烈，維穩的需求也越高。積聚到一定時期，將矛盾外引就成為自救之道，為此就得擴充軍力。而擴充軍力這事不能臨時抱佛腳，得提前十年二十年，拿出大錢來辦擴軍這種將軍們認為的「正事」。
當國家財政的錢越來越多地流進這兩個漏斗時，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便成了空談。如果這兩個「漏斗」只是被動地等著財政支出源源而來，那麼，高層文官還有主動權，可以調節水龍頭的大小。倘若高層文官漸漸地被「漏斗」的掌控者所左右，這種局面將重塑「黨」與「槍」之間的關係。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