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30日訊】一個寫頌歌，也死於頌歌的作家
“共識網”有篇署名王俊義的文章，講述了作家楊朔，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紅於頌歌，也死於頌歌的事兒。文章說：六十年代初，中國正處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餓死人4000萬左右。在人民飢餓得難以忍受時，散文家楊朔看到的，卻是比荔枝蜜還要甘甜的生活。他在散文《荔枝蜜》中這樣寫道：喝著這樣的好蜜，你會覺得生活都是甘甜呢。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也許楊朔漸漸被人忘記了，可他的散文《荔枝蜜》還在用一種歌頌形式，來記憶餓死人的時代。讀他散文的人感覺，那個時代簡直就是人間仙境，根本就不會發生餓死人的事。假若把楊朔的《荔枝蜜》和楊繼繩的《墓碑》放在一起，人們怎麼評價，兩個姓楊的人筆下的同一個時代的歷史。文章說，楊朔是個寫頌歌的作家，可他也因為寫頌歌獲罪，吃安眠藥自殺了。罪行之一，就是頌歌《荔枝蜜》中說的蜂王被蜜蜂供養，是在影射毛澤東。你看，一個寫頌歌的人，也會在頌歌裡留下把柄，成為死去的理由。楊朔的散文《海市》、《雪浪花》、《茶花賦》，都是六十年代初期頌歌的典範，但是，人們都在裡邊找到了楊朔“反動”的一面。文章最後說，楊朔死的很慘，甚至沒留下自己的身體。在他的骨灰盒裡，裝著的是他的鋼筆和眼鏡。這就是，一個頌歌寫作者的悲慘結局。
校園“諜戰”戕害兒童身心
有媒體報導，最近，深圳前海小學在學校設立情報專員，除學習外還要做地下潛伏工作，定期向老師提供情報。校方稱，此舉是為了了解學生心裡情況，以便及時解決。對此，網上有篇署名歐陽凱的文章評論說：校園“諜戰”並不奇怪，回想起自己小時候，身邊的很多所謂的“好學生”，都是老師的諜報員，以班幹部為主，他們就像埋藏在整個班級裡的定時炸彈，隨時將身邊同學的情況匯報給老師，比如哪個學生談戀愛了，哪個同學背後罵老師了等等，都是匯報的重點。在中國當下，這種設立“情報員”的方式管理學生，近乎常態，在學校師生對立的情況下，老師為了懲罰不遵守紀律的學生，就需要在班級設立“情報員”，蒐集“情報”，以對違紀學生進行“精確打擊”、“定點清除”。近年來，不斷有這種新聞見諸報端。“武漢某初中二年級班主任劉老師，在管理班級時，鼓勵同學互相監督、舉報，被舉報的同學要扣分，舉報者加分”。如今，這種“人盯人”的諜戰情節，也滲透到中國的大學裡，成為學校規訓、管理學生的一大“利器”。《武漢晚報》曾經報導，湖北大學數計學院，07數學2班出臺新班規，實行“盯人”戰術：每名學生，都會被一名神祕同學，於暗中盯著自己的一言一行。文章說，校園諜戰在小學異常普遍，這種諜戰延續了幾十年，逐漸蔓延到現在的大學校園。“告密”，在道德上難以被人接受，它使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使周圍的人感到了不安全。有心理學家表示，對人的不信任，一旦植根在孩子的心靈深處，一生中，他都很難坦誠地、輕鬆地面對他人。除此之外，鼓勵告密也讓“告密者”陷入到一種“不安全”的境地中，甚至遭受來自“被告者”的暴力傷害。這說明，用“告密遊戲”進行班級管理，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對學生的身心造成嚴重的傷害。
膽大包天的懦夫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經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是，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共識網”有篇署名王俊義的文章，講述了作家楊朔，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紅於頌歌，也死於頌歌的事兒。文章說：六十年代初，中國正處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餓死人4000萬左右。在人民飢餓得難以忍受時，散文家楊朔看到的，卻是比荔枝蜜還要甘甜的生活。他在散文《荔枝蜜》中這樣寫道：喝著這樣的好蜜，你會覺得生活都是甘甜呢。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也許楊朔漸漸被人忘記了，可他的散文《荔枝蜜》還在用一種歌頌形式，來記憶餓死人的時代。讀他散文的人感覺，那個時代簡直就是人間仙境，根本就不會發生餓死人的事。假若把楊朔的《荔枝蜜》和楊繼繩的《墓碑》放在一起，人們怎麼評價，兩個姓楊的人筆下的同一個時代的歷史。文章說，楊朔是個寫頌歌的作家，可他也因為寫頌歌獲罪，吃安眠藥自殺了。罪行之一，就是頌歌《荔枝蜜》中說的蜂王被蜜蜂供養，是在影射毛澤東。你看，一個寫頌歌的人，也會在頌歌裡留下把柄，成為死去的理由。楊朔的散文《海市》、《雪浪花》、《茶花賦》，都是六十年代初期頌歌的典範，但是，人們都在裡邊找到了楊朔“反動”的一面。文章最後說，楊朔死的很慘，甚至沒留下自己的身體。在他的骨灰盒裡，裝著的是他的鋼筆和眼鏡。這就是，一個頌歌寫作者的悲慘結局。
校園“諜戰”戕害兒童身心
有媒體報導，最近，深圳前海小學在學校設立情報專員，除學習外還要做地下潛伏工作，定期向老師提供情報。校方稱，此舉是為了了解學生心裡情況，以便及時解決。對此，網上有篇署名歐陽凱的文章評論說：校園“諜戰”並不奇怪，回想起自己小時候，身邊的很多所謂的“好學生”，都是老師的諜報員，以班幹部為主，他們就像埋藏在整個班級裡的定時炸彈，隨時將身邊同學的情況匯報給老師，比如哪個學生談戀愛了，哪個同學背後罵老師了等等，都是匯報的重點。在中國當下，這種設立“情報員”的方式管理學生，近乎常態，在學校師生對立的情況下，老師為了懲罰不遵守紀律的學生，就需要在班級設立“情報員”，蒐集“情報”，以對違紀學生進行“精確打擊”、“定點清除”。近年來，不斷有這種新聞見諸報端。“武漢某初中二年級班主任劉老師，在管理班級時，鼓勵同學互相監督、舉報，被舉報的同學要扣分，舉報者加分”。如今，這種“人盯人”的諜戰情節，也滲透到中國的大學裡，成為學校規訓、管理學生的一大“利器”。《武漢晚報》曾經報導，湖北大學數計學院，07數學2班出臺新班規，實行“盯人”戰術：每名學生，都會被一名神祕同學，於暗中盯著自己的一言一行。文章說，校園諜戰在小學異常普遍，這種諜戰延續了幾十年，逐漸蔓延到現在的大學校園。“告密”，在道德上難以被人接受，它使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使周圍的人感到了不安全。有心理學家表示，對人的不信任，一旦植根在孩子的心靈深處，一生中，他都很難坦誠地、輕鬆地面對他人。除此之外，鼓勵告密也讓“告密者”陷入到一種“不安全”的境地中，甚至遭受來自“被告者”的暴力傷害。這說明，用“告密遊戲”進行班級管理，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對學生的身心造成嚴重的傷害。
膽大包天的懦夫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經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是，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