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4日訊】中共一貫標榜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現任總理溫家寶甚至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然而改革開放30多年了，這樣的光輝卻遲遲照不到廣大中國民眾的身上，今天的社會不公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更普遍更嚴重。它們就像籠罩整個中國的無邊陰雲，讓人窒息而無奈。
——題記
一
2011年11月16日，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一輛滿載著62名兒童、一位教師和一位司機的麵包車東倒西歪地疾馳在一條多霧的馬路上時，與一輛運煤車迎面相撞，麵包車被毀，23人死亡，其他人嚴重受傷。
多年來，校車奪命的慘劇一直在大陸頻頻上演，一再引發社會公憤。發生在甘肅的這起特大校車事故，更是深深刺痛了當下社會敏感的神經，將廣為詬病的校車問題再次置於公眾的聚焦中。
按照大陸媒體的報導，校車慘劇之所以持續不斷，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校車屬於當今中國的稀缺資源，品質差、數量少，安全性能經常不達標，超載更是家常便飯。而這個問題之所以普遍存在，長期得不到解決，關鍵是因為差錢。
按照聯合國的要求，一個國家的教育開支至少要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世界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平均占GNP的5.1%，發達國家占5.3%，撒哈拉以南國家占4.6%，印度占3.5%，連最不發達的國家也占到3.3%，而中國長期僅為2.3%，比臺灣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聯合國人權調查員托馬謝夫斯基曾經表示，中國在確保人民受教育權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窮國烏干達。試想，教育投入如此之低，很多事情都差錢，政府哪裡還能顧及校車？這種情況下，校車的配置當然只能靠學校自行解決，甚至由家長掏錢，品質差、數量少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中國公車購置從來就不曾差過錢，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不但一向可觀，而且還在不斷擴大，公車當然也越來越多，越來越豪華。據《中國青年報》報導，2011年中國政府用於採購公車的開支已經攀升到了800億元，占總採購規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億元（注1）。《中華工商時報》的一篇報導曾引述中國財政部、發改委和統計局調研的資料指，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為200多萬輛，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1500億元至2000億元（不包括醫院、學校、國企、軍隊以及超編配車），每年公務用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為20%以上（注2）。與此同時，超標購車等違規行為也時有發生。今年2月媒體就曾曝光過寧夏財政廳斥資近900萬元一次性採購25輛豪華奧迪車的醜聞（注3）。
一邊是豪華的公車，一邊是寒磣的校車，一邊是逍遙自在的官員，一邊是危險重重的孩子，這種鮮明的反差生動地凸顯了當今中國廣泛存在的社會不公，激起了民眾的強烈聲討？！
有人抨擊說，政府一向愛說孩子是「祖國的花朵」。既然是「花朵」，那就應該對他們倍加呵護，撥出專款為他們買足車，買好車。但你見哪屆中國政府這麼做過？由於缺乏政府的財政投入，車少質差，「祖國的花朵們」只得擠在超載的簡陋校車裡，每天往返在危險的路途上，車毀人亡的慘劇頻頻上演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官員的後代是決不會坐在這種校車裡的，官爸爸的座駕同時也就是他們的專車。
還有人責問道，中共官員一向喜歡稱自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公僕」。既然是「公僕」，那就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少買公車，杜絕豪車。可大街上哪天不見乘著超標豪車的他們在招搖過市，有時甚至還要專門的警車為其開道？
一位有心的網友在微博上貼出了甘肅校車慘劇發生地慶陽市政府大樓的照片，那真是一棟流光溢彩的漂亮建築，光地庫和通風系統就花費了約1400萬元。一個貧困市，居然花這麼多錢來建政府辦公大樓，卻不肯掏一分錢為孩子買校車，有人質問道，「為什麼美國等國家的校車皆是固若金湯的龐然大物，而不是簡陋如斯的小麵包？」「為什麼國家的花朵沒有一個適宜的花盆呢？」網友「快樂的精靈老爹」在微博上憤懣地指責說，「小小的慶陽不過是中國千萬個地方的代表。窮什麼不能窮政府，苦什麼不能苦領導。」
中共一貫標榜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現任總理溫家寶甚至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然而改革開放30多年了，這樣的光輝卻遲遲照不到廣大中國民眾的身上，今天的社會不公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更普遍更嚴重。它們就像籠罩整個中國的無邊陰雲，讓人窒息而無奈。
二
在當前廣泛存在的各種社會不公中，分配不公是最突出也最為民眾詬病的一種。
在任何社會和國家，由於天賦、能力和機會不同等原因，人們的收入不可避免都會存在一定差距，不可能絕對平等，只要付出與收入成正比，即使有差距也是合理的，一般情況下人們也不會覺得不公。但中國的情況恰恰不是這樣，有的人付出很多，收入卻很少，有的付出很少，甚至沒付出，收入卻很多。總之，相當一部分人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來自人民網的一項調查表明，抱怨「幹得多，掙得少」的人將近70%（注4）。可見分配不公有多普遍。就連溫家寶也多次承認這個問題已很嚴重。
那麼，當前的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國民收入的分配是一個重要方面。在初次分配中，這種不公具體體現為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明顯失衡，政府和企業分得的蛋糕比例越來越大，勞動者的比例則越來越小。一般來說，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標是分配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這個比重都很高。以美國為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其他國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５４％ ~６５％之間。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勞動所得卻持續下降。權威資料表明，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資本收入占比也在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注5）。而與此同時，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1年為15.3%，1996年降至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又進一步降到11％（注6）。人們把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譏諷為「GDP一大步，財政稅收兩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 「強資本、弱勞動」。
由政府主導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本來的作用是要彌補市場機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但在中國卻存在著明顯的「逆向調節」現象，由於行政費用快速增長，「三公」消費日趨龐大，再加上財政支出長期重發展、輕民生，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彌補，反而還進一步擴大了。
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相比，老百姓對貧富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公更為敏感。根據官方統計部門的資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別為21倍和23倍，但經濟學家王小魯通過研究發現，實際差距其實更高，分別為約55倍和65倍。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雲，近年來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闆」，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準還低400多元（注7）。
貧富階層之間的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固然跟他們的正常收入懸殊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前者作為當今社會的強勢集團，在正當收入之外還有大量不正當的灰色收入，而且這部分收入比他們的正常收入遠要高得多，而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後者，他們的收入中卻沒有這一塊。根據王小魯的研究，全國的灰色收入在2005年接近3萬億元，到2008年這個數字進一步上升為5.4億元。灰色收入主要來源於腐敗，其中包括：（1）錢權交易，以權謀私；（2）公共投資與腐敗；（3）土地收益的分配；（4）其他壟斷收益的分配。這就是說，強勢集團憑藉手中的權力和資本，在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就將高達數億元的巨額財富全部侵吞了，而作為財富創造者之一的普通百姓卻沒有分得分文。試想，還有比這更不公平公正的分配嗎？（注8）
城鄉居民之間的分配不公也很明顯。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比農村高2-3倍。80年代中期，一度下降為1.86倍。之後差距繼續擴大，2006年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已超過農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了1.76倍，兩者的收入比從1997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的3.33∶1，不僅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注9）。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介紹，城鄉居民收入比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而在中國目前已高達3.3倍（注10）。
農民工與城鎮職工之間的分配不公是城鄉居民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他們從事的大多是城裡人不願從事的又苦、又髒、又累、又危險的工種，勞動時間長、強度大。但受身份的影響，儘管他們付出的比城鎮職工多，工資待遇卻明顯比他們差。權威統計顯示，從2001年到2005年，城鎮職工年均工資以年平均增長率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僅為6%左右，剔除物價上漲等因素增長更加緩慢，城鎮職工工資的絕對水準與農民工工資絕對水準之比已由2001年的2倍擴大到目前的2.8倍左右。2006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21001元，實際增長12.7%，而全國農民工外出務工年平均收入僅為11352元，同比增長9.9%，城鎮居民與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進一步擴大（注11）。
分配不公還存在於不同行業之間。目前大陸最高的與最低的職工工資已相差15倍左右（注12），壟斷行業收入過高的問題更是令大眾憤憤不平。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介紹，「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與製造加工業工資水準差不多，但隨著壟斷地位的加強，這些行業的工資水準已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準。」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注13）。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的差距更是高達128倍（注14）。另有資料表明，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準的部分約9200億元（注15）。
三
司法不公也是當前廣泛存在尤為突出的一種社會不公。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標榜依法治國。什麼叫依法治國？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標誌就是必須做到司法公正。也就是說，在司法機關審案判案的整個過程中，都要嚴格依據法律的要求，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但現實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當今中國，司法普遍不公，知法犯法、執法犯法、有法不依、以權代法、徇私枉法、侵犯人權的事件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起冤假錯案，江澤民及中共對法輪功的非法鎮壓和迫害堪稱是當今中國司法不公的最突出的事例。
眾所周知，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但在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非法鎮壓和迫害中，憲法卻成了一張被撕得粉碎的廢紙，江澤民的個人意志和「610辦公室」（中共專司鎮壓法輪功的非法機構）的指令成了法院審判的唯一依據。當局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怎麼判你，就怎麼判你。在這種情形下，法庭辯護純粹成了走過場、裝樣子。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因此被非法關押、勞教和判刑，他們的人權遭到野蠻的侵犯和剝奪。對於這種公然以權代法、踐踏法律的非法行徑，許多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法官也毫不掩飾。
據明慧網報導，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老太太高德玉（當時68歲），因為煉法輪功而被綁架和逮捕，她家人為她請了律師。律師在要求會見高德玉老人過程中，遭到執法部門層層阻擾，西昌市政法委副書記劉某公然對律師稱：「不要跟我講法律，我們不講法律。」2010年9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12年。
河北省遷安市法院於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處法輪功學員梁秀蘭八年、張立芹和邵連榮7年半 、李秀華、孫永生和楊占民7年徒刑。之後，審判長馮小林面對法輪功學員家屬的質疑不得不坦言：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
法官對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辦事，那麼按照什麼呢？湖南省益陽市對法輪功學員張春秋進行判決的法官說：「現在是黨權代法要鎮壓法輪功，我們只能走過場，走形式，沒有辦法，這怨不得我們。」
2008年12月17日，江蘇省蘇州法院判法輪功學員路通四年徒刑，路通的女兒為父親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審，當地法院一位名叫顧迎慶的法官說：「你不要寄希望於法律是超脫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吉林省農安縣「610」辦公室馬主任說：「在這我們說了算，我們講政治不講法律，你們願上哪告就去上哪告。」
當然，中國的司法不公絕不僅限於以迫害法輪功為代表的這類敏感政治案件中，在刑事、民事等各類案件中都廣泛存在。為此，許多人感歎：「司法公正在中國幾乎成了一句笑話。」下麵這篇帖子對此作了惟妙惟肖的描寫。
「普通老百姓如果跟權勢分子打起了官司，十有八九會輸掉。情況是這樣的：(1)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你肯定會輸；(2)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模糊，法官會做出傾向於權勢者的解釋，你也肯定輸； (3)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會挑其他的毛病，你也很可能會輸；(4)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他們會配合權勢者來調解，實際上是威脅性的調解，你可能會接受不公平的調解，可能會撤訴，也就是認輸；(5)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又不吃威脅那一套，那麼法官就會拖，一個官司也許拖個幾年也不給你判，你相當於輸；（6）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不吃威脅那一套，法官實在拖不下去了，可能會不得不判你贏，但判了之後無法執行，你還是得輸。」
著名英國思想家培根在《論司法》中說：「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的違法行為更嚴重。因為這些違法行為不過弄髒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司法一向被視為守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崩潰了，人們還能夠相信和指望什麼？
四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的社會不公又出現了一種新現象：階層固化。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社會地位不同的階層組成的。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不同階層的成員是可以相互流動的，也就是說人們的社會地位、階層歸屬是可以改變的，不但社會地位高的人可能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淪為較低社會階層的成員，更重要的是社會地位低的人和他們的後代也可能通過後天的努力，成功地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進入較高的社會階層。前一種流動屬於向下流動，後一種流動屬於向上流動。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一旦社會流動受阻，特別是向上的流動受阻，通道變窄，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就會趨於固定化，所謂階層固化指的就是這種現象。
階層固化的本質是起點不公。它意味著人們一出生就面臨著不公的境遇，未來能夠接受什麼樣的教育，找到什麼樣的工作，升遷或致富的前景如何等等，都不取決於自己的才華和奮鬥，而取決於各自的家庭背景。換句話說，人們的地位、身份和利益等一概都是從父輩那裡傳承而來的，窮成為窮的原因，富成為富的原因，官成為官的原因，民成為民的原因。這公平公正嗎？當然不！不幸的是，這種新生的不公正在當下中國蔓延著。據 2006年成都、重慶、西安三地有關部門調查，中國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定型化趨勢相當明顯，富有者和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2010年，斯坦福大學的兩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國的資料發現 ，1998年之後中國代際之間收入的相關性在上升、社會流動性在下降（注16）。
當前的階層固化首先體現為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普通民眾的後代越來越難以享有良好教育的機會，因為這樣的機會普遍都被官員和富人的子女佔據了。
教育是現代社會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管道。正如英國著名思想家培根所說，「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窮。」改革開放初期，不同階層後代受教育的機會基本上是公平的，眾多貧寒家庭的子女通過勤奮讀書，如願以償地考進了好學校，從而實現了「鯉魚跳龍門」的夢想，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時改變了整個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運。但隨著教育資源分配的日趨不平衡，普通學校和優質學校的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在教育已經市場化、產業化的今天，好學校、名牌學校的收費居高不下，以往那種只要成績好就能讀好學校、上名牌大學的局面已經一去不返，「出身越底層，上好學校越難」的趨勢逐漸席捲全國，寒門子弟尤其是農村孩子讀好學校特別是重點大學的比例越來越低。正如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所感概的，「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總體上看，管道有變窄的趨勢。」（注17）
清華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該校2010級學生中農村生源只占總數的17%，而在當年的高考中，考生中有62%是農村學生。南開大學的一份資料表明，2006年該校農村新生比例約為30%，2008年為24%。中國農業大學對新生城鄉比例的調查顯示，1999年至2001年該校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但2007年已跌至31%。據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處負責人介紹，上世紀90年代初，該校學生中約有一半家在鄉鎮農村，現在這個比例明顯下降（注18）。
就業，本是寒門子弟提高社會地位的另一重要途徑。然而，在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管道越來越窄的同時，通過就業提高社會地位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如今家庭背景已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父母沒錢沒權，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而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通過 「蘿蔔招聘」、「內定招聘」、「人情招聘」（注19）等各種招數，則可以輕鬆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專家指出，當前最主要的就業歧視，不是性別歧視、乙肝歧視、年齡歧視等，而是在就業過程中「背景」、「關係」、「人脈」的決定性、排他性作用。這也是階層固化的一種典型體現。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專案組對50萬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在教育部計畫的21世紀重點建設的100所大學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於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則要艱辛得多。從學生畢業後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品質上也處於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後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注20）
階層固化還表現在家庭背景對職業升遷和創業致富的影響越來越大。來自權貴和富豪家庭的子弟，如果做官，不但機會多仕途順，而且升遷也快；如果做生意，大都也是一帆風順，很容易成為富翁。底層民眾的後代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想升官？儘管你能力強、素質好，但沒有背景和關係，沒門！想發財？雖然你有才華，肯吃苦，但沒有背景和關係，同樣沒門！
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的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引數固定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對1993年後私營企業主階層變遷的研究也發現，私營企業主的來源越來越以其他領域精英為主，普通百姓創辦私營企業的成功機會則越來越少（注21）。
相比較而言，30多年前，改革開放剛開始那會，社會上流行的是「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們普遍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奮鬥能夠成就未來」。「鯉魚躍龍門」、「寒門出貴子」的故事比比皆是。30年後，「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今天，社會上流行的卻變成了「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很多人都認為，「知識不能改變命運，奮鬥無法成就未來」。「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壟二代」、「窮二代」和「農二代」等應運而生，「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寒門難出貴子」成了令人絕望的現實。無怪乎人們嘲諷說：「當下中國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拼爹時代’」。無論是上學、找工作還是買房子等等，青年人比拼的都不再是各自的能力，而是彼此的父母和家庭背景。沒有一個好爸爸的窮孩子，人生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由此引發了形形色色的社會悲劇。
《南方週末》2009年３月１９日報導，石家莊女大學生劉偉，因畢業找不到工作，自殺身亡。她最後一篇日記只有６個字：「為什麼這麼難。」
《中國青年報》2009年12月16日報導，上海海事大學碩士研究生楊元元自殺身亡。自殺前感歎：「知識不能改變命運」。
2010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郵電大學2009級博士研究生吳某某在校本部主樓高墜身亡。遺書：「所有的努力都會被既得利益集團踩在腳下，所有的奮鬥都面臨著舉步維艱」。
五
面對猶如大山一般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社會不公，有頭腦的中國人都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改革開放為何沒讓中國變得公平公正？造成當今中國社會不公越來越嚴重的根源是什麼？
對此，作為國家管理者的中共歷來都有一套避重就輕的說辭——為了避免傷及其統治的合法性，它總是試圖將公眾的視線竭力引向體制之外。然而，事與願違的是，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共識：造成當今中國社會嚴重不公的根源恰恰不在體制之外，而在體制本身。
中共一貫聲稱，在它的統治下，勞動人民當家做了主人，黨的幹部、政府的官員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既然是主人，整個國家的權力當然應該掌握在勞動人民手裡；既然是公僕，當然就得聽命於主人的意志。但現實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眾所周知，中共當政後，一直固守一黨專政。在這種極權體制下，共產黨不但壟斷了社會的一切權力，而且不受民眾的任何監督和制約，民眾則被剝奪了應有的一切權力，只能無條件地聽任共產黨的擺佈。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這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仍然如此。這種權力配置的嚴重失衡，其實也是一種典型的社會不公——權力的不公。
有人把這種不公稱為當今社會最大的不公，這話說得不無道理。相比較而言，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就業不公等等，其實都只不過是社會不公的表像，權力不公才是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更深層次的不公，才是造成當今中國社會不公的最大根源。
試想，分配為何會不公？就國民收入的分配而言，那不正是因為政府、資本和勞動者各自擁有的權力不一樣嗎？政府的權力最大，當然拿大頭。資本的權力次之，當然拿小頭。勞動者什麼權力都沒有，當然拿得最少。
再說貧富階層之間的分配為什麼會不公？原因不同樣是因為他們各自擁有的權力嚴重不均衡嗎？當官的手中有權，不僅工資高，而且可以以權換錢，不勞而獲，甚至一夜暴富。資本家吧，雖然不掌權，卻能用錢賄賂有權的官員，借他們的手大肆撈錢，把人民的血汗和公共財富占為己有。
即便是城鄉居民分配的不公，也同樣是權力不公的結果。城市和鄉村相比，前者更多代表了一種強勢權力，而後者則更多代表了一種弱勢權力。當強勢權力對弱勢權力的利益不斷進行剝奪時，分配怎麼可能公平呢？
權力不公不但導致了分配不公，也是造成司法不公的罪魁禍首。眾所周知，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法律都是權力的終決者，權力的任何表現，都要在法律的許可和規範下進行。但一黨專政的中國卻完全是個反例——黨比法大，權比法大。因為大權獨攬，法律自然也就成了中共進行政治迫害和維護私利的工具，有法不依、以權代法和徇私枉法當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飯。而普通民眾由於被剝奪了所有權利，一旦打起官司來，只能聽憑他們的宰割，無罪蒙冤、有冤難訴的慘劇和悲劇天天都在上演。
教育不公不也同樣是權力不公的惡果嗎？！中國的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一向為政府所壟斷，這些資源的分配權更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什麼樣的孩子能上好學校啊？首先當然是爸爸有權的「官二代」。「富二代」的爸爸雖然沒權，但有錢，錢能買通權，所以「富二代」也不乏享受良好教育的優先機會。至於「貧二代」，爸爸無權又無錢，大多數人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官二代」、「富二代」上好學校。即使是少數成績特別出眾的尖子，好不容易掙得了上好學校的機會，有時卻又因為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不得不忍痛放棄。
那麼就業不公呢？幕後推手也還是權力不公！舉個例子說，前不久大陸媒體曾曝光了這麼一件事：一位到2011年才畢業的在校大學生，竟然提前已經被安排進了家鄉湖南省冷水江市財政局工資統發中心工作，享受事業編制，而且經過了市委市政府相關領導的層層批示。什麼樣的學生能如此神通廣大？原來，他就是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原局長曹長清的公子。該市人事局一位元副局長在回應記者採訪時稱，冷水江市「確實有這麼一個決定，就是照顧(各單位)一把手親屬子女工作」，並稱「如果這個事你們查還多的是」。試想，這位大學生為什麼有這麼好的運氣，還沒畢業就有了一份好工作？純粹不就是因為他有個當過人事局局長的爹麼？如果他爸爸沒當過局長，而是個普通農民，這樣的好事會輪到他嗎？做夢吧！
所以說到底，只要不廢除一黨專政，就必定存在著權力不公，只要存在著權力不公，中國再怎麼改革開放，公平公正的陽光都不會照到老百姓的身上，不但照不到，整個社會還會變得越來越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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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媒體稱中國2010年公車採購花費達800億元》，載2011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
注2：引自《公車改革難在打破特權》，載2010年12月3日《中華工商時報》。
注3：引自《寧夏財政廳一次性採購25輛奧迪A6 花費近900萬》，載2011年1月27日《城市晚報》。
注4：引自《社會公平調查：96%民眾對權力造成的不公不滿》，載2008年11月6日人民網。
注5：引自《劉煜輝：初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重要》，載2009年5月9日南方網。
注6：引自百度百科「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詞條。
注7、注10、注12、注14：引自《新華社：內地貧富差距逼近社會容忍紅線》，載2010年5月10日《經濟參考報》。
注8：引自《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載《財經》雜誌總186期。
注9：引自《看懂中國貧富差距》第14頁，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注11：引自《城鄉分配：農民工需要「公平起點」》，載2008年第2期《瞭望》。
注13：引自《國有石油公司職工曬工資單 自曝買房便宜100萬》，載2010年4月15日新華網。
注15：引自《加上灰色收入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大於0.5》，載2010年8月9 日《南方週末》。
注16：《暢通社會流動機制是最好的維穩》，載2012年3月20日人民網。
注17、注18、注20、注21：引自《底層人群無背景無身份向上流動困難》，載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報》。
注19：公務員職位一個蘿蔔一個坑，一般理解都是求職者這個蘿蔔是否適合職位要求的這個坑。而所謂「蘿蔔招聘」，是網友對「量身定制」招聘幹部的一種形象比喻。主角多為年輕的應聘幹部，有權的官員父母。**
——題記
一
2011年11月16日，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一輛滿載著62名兒童、一位教師和一位司機的麵包車東倒西歪地疾馳在一條多霧的馬路上時，與一輛運煤車迎面相撞，麵包車被毀，23人死亡，其他人嚴重受傷。
多年來，校車奪命的慘劇一直在大陸頻頻上演，一再引發社會公憤。發生在甘肅的這起特大校車事故，更是深深刺痛了當下社會敏感的神經，將廣為詬病的校車問題再次置於公眾的聚焦中。
按照大陸媒體的報導，校車慘劇之所以持續不斷，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校車屬於當今中國的稀缺資源，品質差、數量少，安全性能經常不達標，超載更是家常便飯。而這個問題之所以普遍存在，長期得不到解決，關鍵是因為差錢。
按照聯合國的要求，一個國家的教育開支至少要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世界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平均占GNP的5.1%，發達國家占5.3%，撒哈拉以南國家占4.6%，印度占3.5%，連最不發達的國家也占到3.3%，而中國長期僅為2.3%，比臺灣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聯合國人權調查員托馬謝夫斯基曾經表示，中國在確保人民受教育權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窮國烏干達。試想，教育投入如此之低，很多事情都差錢，政府哪裡還能顧及校車？這種情況下，校車的配置當然只能靠學校自行解決，甚至由家長掏錢，品質差、數量少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中國公車購置從來就不曾差過錢，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不但一向可觀，而且還在不斷擴大，公車當然也越來越多，越來越豪華。據《中國青年報》報導，2011年中國政府用於採購公車的開支已經攀升到了800億元，占總採購規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億元（注1）。《中華工商時報》的一篇報導曾引述中國財政部、發改委和統計局調研的資料指，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為200多萬輛，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1500億元至2000億元（不包括醫院、學校、國企、軍隊以及超編配車），每年公務用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為20%以上（注2）。與此同時，超標購車等違規行為也時有發生。今年2月媒體就曾曝光過寧夏財政廳斥資近900萬元一次性採購25輛豪華奧迪車的醜聞（注3）。
一邊是豪華的公車，一邊是寒磣的校車，一邊是逍遙自在的官員，一邊是危險重重的孩子，這種鮮明的反差生動地凸顯了當今中國廣泛存在的社會不公，激起了民眾的強烈聲討？！
有人抨擊說，政府一向愛說孩子是「祖國的花朵」。既然是「花朵」，那就應該對他們倍加呵護，撥出專款為他們買足車，買好車。但你見哪屆中國政府這麼做過？由於缺乏政府的財政投入，車少質差，「祖國的花朵們」只得擠在超載的簡陋校車裡，每天往返在危險的路途上，車毀人亡的慘劇頻頻上演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官員的後代是決不會坐在這種校車裡的，官爸爸的座駕同時也就是他們的專車。
還有人責問道，中共官員一向喜歡稱自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公僕」。既然是「公僕」，那就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少買公車，杜絕豪車。可大街上哪天不見乘著超標豪車的他們在招搖過市，有時甚至還要專門的警車為其開道？
一位有心的網友在微博上貼出了甘肅校車慘劇發生地慶陽市政府大樓的照片，那真是一棟流光溢彩的漂亮建築，光地庫和通風系統就花費了約1400萬元。一個貧困市，居然花這麼多錢來建政府辦公大樓，卻不肯掏一分錢為孩子買校車，有人質問道，「為什麼美國等國家的校車皆是固若金湯的龐然大物，而不是簡陋如斯的小麵包？」「為什麼國家的花朵沒有一個適宜的花盆呢？」網友「快樂的精靈老爹」在微博上憤懣地指責說，「小小的慶陽不過是中國千萬個地方的代表。窮什麼不能窮政府，苦什麼不能苦領導。」
中共一貫標榜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現任總理溫家寶甚至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然而改革開放30多年了，這樣的光輝卻遲遲照不到廣大中國民眾的身上，今天的社會不公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更普遍更嚴重。它們就像籠罩整個中國的無邊陰雲，讓人窒息而無奈。
二
在當前廣泛存在的各種社會不公中，分配不公是最突出也最為民眾詬病的一種。
在任何社會和國家，由於天賦、能力和機會不同等原因，人們的收入不可避免都會存在一定差距，不可能絕對平等，只要付出與收入成正比，即使有差距也是合理的，一般情況下人們也不會覺得不公。但中國的情況恰恰不是這樣，有的人付出很多，收入卻很少，有的付出很少，甚至沒付出，收入卻很多。總之，相當一部分人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來自人民網的一項調查表明，抱怨「幹得多，掙得少」的人將近70%（注4）。可見分配不公有多普遍。就連溫家寶也多次承認這個問題已很嚴重。
那麼，當前的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國民收入的分配是一個重要方面。在初次分配中，這種不公具體體現為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明顯失衡，政府和企業分得的蛋糕比例越來越大，勞動者的比例則越來越小。一般來說，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標是分配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這個比重都很高。以美國為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其他國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５４％ ~６５％之間。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勞動所得卻持續下降。權威資料表明，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資本收入占比也在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注5）。而與此同時，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1年為15.3%，1996年降至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又進一步降到11％（注6）。人們把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譏諷為「GDP一大步，財政稅收兩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 「強資本、弱勞動」。
由政府主導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本來的作用是要彌補市場機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但在中國卻存在著明顯的「逆向調節」現象，由於行政費用快速增長，「三公」消費日趨龐大，再加上財政支出長期重發展、輕民生，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彌補，反而還進一步擴大了。
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相比，老百姓對貧富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公更為敏感。根據官方統計部門的資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別為21倍和23倍，但經濟學家王小魯通過研究發現，實際差距其實更高，分別為約55倍和65倍。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雲，近年來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闆」，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準還低400多元（注7）。
貧富階層之間的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固然跟他們的正常收入懸殊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前者作為當今社會的強勢集團，在正當收入之外還有大量不正當的灰色收入，而且這部分收入比他們的正常收入遠要高得多，而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後者，他們的收入中卻沒有這一塊。根據王小魯的研究，全國的灰色收入在2005年接近3萬億元，到2008年這個數字進一步上升為5.4億元。灰色收入主要來源於腐敗，其中包括：（1）錢權交易，以權謀私；（2）公共投資與腐敗；（3）土地收益的分配；（4）其他壟斷收益的分配。這就是說，強勢集團憑藉手中的權力和資本，在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就將高達數億元的巨額財富全部侵吞了，而作為財富創造者之一的普通百姓卻沒有分得分文。試想，還有比這更不公平公正的分配嗎？（注8）
城鄉居民之間的分配不公也很明顯。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比農村高2-3倍。80年代中期，一度下降為1.86倍。之後差距繼續擴大，2006年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已超過農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了1.76倍，兩者的收入比從1997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的3.33∶1，不僅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注9）。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介紹，城鄉居民收入比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而在中國目前已高達3.3倍（注10）。
農民工與城鎮職工之間的分配不公是城鄉居民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他們從事的大多是城裡人不願從事的又苦、又髒、又累、又危險的工種，勞動時間長、強度大。但受身份的影響，儘管他們付出的比城鎮職工多，工資待遇卻明顯比他們差。權威統計顯示，從2001年到2005年，城鎮職工年均工資以年平均增長率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僅為6%左右，剔除物價上漲等因素增長更加緩慢，城鎮職工工資的絕對水準與農民工工資絕對水準之比已由2001年的2倍擴大到目前的2.8倍左右。2006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21001元，實際增長12.7%，而全國農民工外出務工年平均收入僅為11352元，同比增長9.9%，城鎮居民與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進一步擴大（注11）。
分配不公還存在於不同行業之間。目前大陸最高的與最低的職工工資已相差15倍左右（注12），壟斷行業收入過高的問題更是令大眾憤憤不平。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介紹，「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與製造加工業工資水準差不多，但隨著壟斷地位的加強，這些行業的工資水準已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準。」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注13）。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的差距更是高達128倍（注14）。另有資料表明，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準的部分約9200億元（注15）。
三
司法不公也是當前廣泛存在尤為突出的一種社會不公。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標榜依法治國。什麼叫依法治國？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標誌就是必須做到司法公正。也就是說，在司法機關審案判案的整個過程中，都要嚴格依據法律的要求，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但現實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當今中國，司法普遍不公，知法犯法、執法犯法、有法不依、以權代法、徇私枉法、侵犯人權的事件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起冤假錯案，江澤民及中共對法輪功的非法鎮壓和迫害堪稱是當今中國司法不公的最突出的事例。
眾所周知，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但在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非法鎮壓和迫害中，憲法卻成了一張被撕得粉碎的廢紙，江澤民的個人意志和「610辦公室」（中共專司鎮壓法輪功的非法機構）的指令成了法院審判的唯一依據。當局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怎麼判你，就怎麼判你。在這種情形下，法庭辯護純粹成了走過場、裝樣子。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因此被非法關押、勞教和判刑，他們的人權遭到野蠻的侵犯和剝奪。對於這種公然以權代法、踐踏法律的非法行徑，許多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法官也毫不掩飾。
據明慧網報導，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老太太高德玉（當時68歲），因為煉法輪功而被綁架和逮捕，她家人為她請了律師。律師在要求會見高德玉老人過程中，遭到執法部門層層阻擾，西昌市政法委副書記劉某公然對律師稱：「不要跟我講法律，我們不講法律。」2010年9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12年。
河北省遷安市法院於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處法輪功學員梁秀蘭八年、張立芹和邵連榮7年半 、李秀華、孫永生和楊占民7年徒刑。之後，審判長馮小林面對法輪功學員家屬的質疑不得不坦言：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
法官對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辦事，那麼按照什麼呢？湖南省益陽市對法輪功學員張春秋進行判決的法官說：「現在是黨權代法要鎮壓法輪功，我們只能走過場，走形式，沒有辦法，這怨不得我們。」
2008年12月17日，江蘇省蘇州法院判法輪功學員路通四年徒刑，路通的女兒為父親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審，當地法院一位名叫顧迎慶的法官說：「你不要寄希望於法律是超脫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吉林省農安縣「610」辦公室馬主任說：「在這我們說了算，我們講政治不講法律，你們願上哪告就去上哪告。」
當然，中國的司法不公絕不僅限於以迫害法輪功為代表的這類敏感政治案件中，在刑事、民事等各類案件中都廣泛存在。為此，許多人感歎：「司法公正在中國幾乎成了一句笑話。」下麵這篇帖子對此作了惟妙惟肖的描寫。
「普通老百姓如果跟權勢分子打起了官司，十有八九會輸掉。情況是這樣的：(1)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你肯定會輸；(2)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模糊，法官會做出傾向於權勢者的解釋，你也肯定輸； (3)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會挑其他的毛病，你也很可能會輸；(4)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他們會配合權勢者來調解，實際上是威脅性的調解，你可能會接受不公平的調解，可能會撤訴，也就是認輸；(5)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又不吃威脅那一套，那麼法官就會拖，一個官司也許拖個幾年也不給你判，你相當於輸；（6）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不吃威脅那一套，法官實在拖不下去了，可能會不得不判你贏，但判了之後無法執行，你還是得輸。」
著名英國思想家培根在《論司法》中說：「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的違法行為更嚴重。因為這些違法行為不過弄髒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司法一向被視為守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崩潰了，人們還能夠相信和指望什麼？
四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的社會不公又出現了一種新現象：階層固化。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社會地位不同的階層組成的。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不同階層的成員是可以相互流動的，也就是說人們的社會地位、階層歸屬是可以改變的，不但社會地位高的人可能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淪為較低社會階層的成員，更重要的是社會地位低的人和他們的後代也可能通過後天的努力，成功地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進入較高的社會階層。前一種流動屬於向下流動，後一種流動屬於向上流動。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一旦社會流動受阻，特別是向上的流動受阻，通道變窄，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就會趨於固定化，所謂階層固化指的就是這種現象。
階層固化的本質是起點不公。它意味著人們一出生就面臨著不公的境遇，未來能夠接受什麼樣的教育，找到什麼樣的工作，升遷或致富的前景如何等等，都不取決於自己的才華和奮鬥，而取決於各自的家庭背景。換句話說，人們的地位、身份和利益等一概都是從父輩那裡傳承而來的，窮成為窮的原因，富成為富的原因，官成為官的原因，民成為民的原因。這公平公正嗎？當然不！不幸的是，這種新生的不公正在當下中國蔓延著。據 2006年成都、重慶、西安三地有關部門調查，中國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定型化趨勢相當明顯，富有者和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2010年，斯坦福大學的兩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國的資料發現 ，1998年之後中國代際之間收入的相關性在上升、社會流動性在下降（注16）。
當前的階層固化首先體現為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普通民眾的後代越來越難以享有良好教育的機會，因為這樣的機會普遍都被官員和富人的子女佔據了。
教育是現代社會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管道。正如英國著名思想家培根所說，「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窮。」改革開放初期，不同階層後代受教育的機會基本上是公平的，眾多貧寒家庭的子女通過勤奮讀書，如願以償地考進了好學校，從而實現了「鯉魚跳龍門」的夢想，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時改變了整個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運。但隨著教育資源分配的日趨不平衡，普通學校和優質學校的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在教育已經市場化、產業化的今天，好學校、名牌學校的收費居高不下，以往那種只要成績好就能讀好學校、上名牌大學的局面已經一去不返，「出身越底層，上好學校越難」的趨勢逐漸席捲全國，寒門子弟尤其是農村孩子讀好學校特別是重點大學的比例越來越低。正如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所感概的，「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總體上看，管道有變窄的趨勢。」（注17）
清華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該校2010級學生中農村生源只占總數的17%，而在當年的高考中，考生中有62%是農村學生。南開大學的一份資料表明，2006年該校農村新生比例約為30%，2008年為24%。中國農業大學對新生城鄉比例的調查顯示，1999年至2001年該校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但2007年已跌至31%。據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處負責人介紹，上世紀90年代初，該校學生中約有一半家在鄉鎮農村，現在這個比例明顯下降（注18）。
就業，本是寒門子弟提高社會地位的另一重要途徑。然而，在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管道越來越窄的同時，通過就業提高社會地位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如今家庭背景已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父母沒錢沒權，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而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通過 「蘿蔔招聘」、「內定招聘」、「人情招聘」（注19）等各種招數，則可以輕鬆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專家指出，當前最主要的就業歧視，不是性別歧視、乙肝歧視、年齡歧視等，而是在就業過程中「背景」、「關係」、「人脈」的決定性、排他性作用。這也是階層固化的一種典型體現。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專案組對50萬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在教育部計畫的21世紀重點建設的100所大學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於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則要艱辛得多。從學生畢業後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品質上也處於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後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注20）
階層固化還表現在家庭背景對職業升遷和創業致富的影響越來越大。來自權貴和富豪家庭的子弟，如果做官，不但機會多仕途順，而且升遷也快；如果做生意，大都也是一帆風順，很容易成為富翁。底層民眾的後代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想升官？儘管你能力強、素質好，但沒有背景和關係，沒門！想發財？雖然你有才華，肯吃苦，但沒有背景和關係，同樣沒門！
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的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引數固定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對1993年後私營企業主階層變遷的研究也發現，私營企業主的來源越來越以其他領域精英為主，普通百姓創辦私營企業的成功機會則越來越少（注21）。
相比較而言，30多年前，改革開放剛開始那會，社會上流行的是「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們普遍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奮鬥能夠成就未來」。「鯉魚躍龍門」、「寒門出貴子」的故事比比皆是。30年後，「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今天，社會上流行的卻變成了「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很多人都認為，「知識不能改變命運，奮鬥無法成就未來」。「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壟二代」、「窮二代」和「農二代」等應運而生，「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寒門難出貴子」成了令人絕望的現實。無怪乎人們嘲諷說：「當下中國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拼爹時代’」。無論是上學、找工作還是買房子等等，青年人比拼的都不再是各自的能力，而是彼此的父母和家庭背景。沒有一個好爸爸的窮孩子，人生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由此引發了形形色色的社會悲劇。
《南方週末》2009年３月１９日報導，石家莊女大學生劉偉，因畢業找不到工作，自殺身亡。她最後一篇日記只有６個字：「為什麼這麼難。」
《中國青年報》2009年12月16日報導，上海海事大學碩士研究生楊元元自殺身亡。自殺前感歎：「知識不能改變命運」。
2010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郵電大學2009級博士研究生吳某某在校本部主樓高墜身亡。遺書：「所有的努力都會被既得利益集團踩在腳下，所有的奮鬥都面臨著舉步維艱」。
五
面對猶如大山一般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社會不公，有頭腦的中國人都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改革開放為何沒讓中國變得公平公正？造成當今中國社會不公越來越嚴重的根源是什麼？
對此，作為國家管理者的中共歷來都有一套避重就輕的說辭——為了避免傷及其統治的合法性，它總是試圖將公眾的視線竭力引向體制之外。然而，事與願違的是，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共識：造成當今中國社會嚴重不公的根源恰恰不在體制之外，而在體制本身。
中共一貫聲稱，在它的統治下，勞動人民當家做了主人，黨的幹部、政府的官員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既然是主人，整個國家的權力當然應該掌握在勞動人民手裡；既然是公僕，當然就得聽命於主人的意志。但現實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眾所周知，中共當政後，一直固守一黨專政。在這種極權體制下，共產黨不但壟斷了社會的一切權力，而且不受民眾的任何監督和制約，民眾則被剝奪了應有的一切權力，只能無條件地聽任共產黨的擺佈。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這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仍然如此。這種權力配置的嚴重失衡，其實也是一種典型的社會不公——權力的不公。
有人把這種不公稱為當今社會最大的不公，這話說得不無道理。相比較而言，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就業不公等等，其實都只不過是社會不公的表像，權力不公才是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更深層次的不公，才是造成當今中國社會不公的最大根源。
試想，分配為何會不公？就國民收入的分配而言，那不正是因為政府、資本和勞動者各自擁有的權力不一樣嗎？政府的權力最大，當然拿大頭。資本的權力次之，當然拿小頭。勞動者什麼權力都沒有，當然拿得最少。
再說貧富階層之間的分配為什麼會不公？原因不同樣是因為他們各自擁有的權力嚴重不均衡嗎？當官的手中有權，不僅工資高，而且可以以權換錢，不勞而獲，甚至一夜暴富。資本家吧，雖然不掌權，卻能用錢賄賂有權的官員，借他們的手大肆撈錢，把人民的血汗和公共財富占為己有。
即便是城鄉居民分配的不公，也同樣是權力不公的結果。城市和鄉村相比，前者更多代表了一種強勢權力，而後者則更多代表了一種弱勢權力。當強勢權力對弱勢權力的利益不斷進行剝奪時，分配怎麼可能公平呢？
權力不公不但導致了分配不公，也是造成司法不公的罪魁禍首。眾所周知，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法律都是權力的終決者，權力的任何表現，都要在法律的許可和規範下進行。但一黨專政的中國卻完全是個反例——黨比法大，權比法大。因為大權獨攬，法律自然也就成了中共進行政治迫害和維護私利的工具，有法不依、以權代法和徇私枉法當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飯。而普通民眾由於被剝奪了所有權利，一旦打起官司來，只能聽憑他們的宰割，無罪蒙冤、有冤難訴的慘劇和悲劇天天都在上演。
教育不公不也同樣是權力不公的惡果嗎？！中國的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一向為政府所壟斷，這些資源的分配權更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什麼樣的孩子能上好學校啊？首先當然是爸爸有權的「官二代」。「富二代」的爸爸雖然沒權，但有錢，錢能買通權，所以「富二代」也不乏享受良好教育的優先機會。至於「貧二代」，爸爸無權又無錢，大多數人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官二代」、「富二代」上好學校。即使是少數成績特別出眾的尖子，好不容易掙得了上好學校的機會，有時卻又因為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不得不忍痛放棄。
那麼就業不公呢？幕後推手也還是權力不公！舉個例子說，前不久大陸媒體曾曝光了這麼一件事：一位到2011年才畢業的在校大學生，竟然提前已經被安排進了家鄉湖南省冷水江市財政局工資統發中心工作，享受事業編制，而且經過了市委市政府相關領導的層層批示。什麼樣的學生能如此神通廣大？原來，他就是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原局長曹長清的公子。該市人事局一位元副局長在回應記者採訪時稱，冷水江市「確實有這麼一個決定，就是照顧(各單位)一把手親屬子女工作」，並稱「如果這個事你們查還多的是」。試想，這位大學生為什麼有這麼好的運氣，還沒畢業就有了一份好工作？純粹不就是因為他有個當過人事局局長的爹麼？如果他爸爸沒當過局長，而是個普通農民，這樣的好事會輪到他嗎？做夢吧！
所以說到底，只要不廢除一黨專政，就必定存在著權力不公，只要存在著權力不公，中國再怎麼改革開放，公平公正的陽光都不會照到老百姓的身上，不但照不到，整個社會還會變得越來越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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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媒體稱中國2010年公車採購花費達800億元》，載2011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
注2：引自《公車改革難在打破特權》，載2010年12月3日《中華工商時報》。
注3：引自《寧夏財政廳一次性採購25輛奧迪A6 花費近900萬》，載2011年1月27日《城市晚報》。
注4：引自《社會公平調查：96%民眾對權力造成的不公不滿》，載2008年11月6日人民網。
注5：引自《劉煜輝：初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重要》，載2009年5月9日南方網。
注6：引自百度百科「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詞條。
注7、注10、注12、注14：引自《新華社：內地貧富差距逼近社會容忍紅線》，載2010年5月10日《經濟參考報》。
注8：引自《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載《財經》雜誌總186期。
注9：引自《看懂中國貧富差距》第14頁，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注11：引自《城鄉分配：農民工需要「公平起點」》，載2008年第2期《瞭望》。
注13：引自《國有石油公司職工曬工資單 自曝買房便宜100萬》，載2010年4月15日新華網。
注15：引自《加上灰色收入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大於0.5》，載2010年8月9 日《南方週末》。
注16：《暢通社會流動機制是最好的維穩》，載2012年3月20日人民網。
注17、注18、注20、注21：引自《底層人群無背景無身份向上流動困難》，載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報》。
注19：公務員職位一個蘿蔔一個坑，一般理解都是求職者這個蘿蔔是否適合職位要求的這個坑。而所謂「蘿蔔招聘」，是網友對「量身定制」招聘幹部的一種形象比喻。主角多為年輕的應聘幹部，有權的官員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