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8日訊】就中共的口頭禪「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大的人權」來說，要生存、發展，人身自由總要有個起碼的保障才行。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第37條也明文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可是在現實中，莊嚴的憲法形同廢紙。
上世紀50年代，中共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引進了「勞動教養」制度。之後，中國民眾的人身自由更是可以不經任何司法程式，僅由警方便可隨意剝奪。可以說，建立勞教制度本身就是違憲，是「黨」和政府對憲法的公然踐踏。
1957年8月3日，國務院頒佈《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稱：對公民實行勞動教養的依據是1954年《憲法》第100條。而1954年《憲法》第100條的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該條款說的是「公民的義務」，而無關「國家司法的權力」的行使。如此張冠李戴，只說明中共強詞奪理，指鹿為馬，
1954年憲法第89條、1975年憲法第28條、1978年憲法第47條、1982年憲法第37條都明確規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共當時建立勞動教養制度，主要是為了對付所謂的「右派分子」。那些所謂「右派」，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政府無法對他們進行司法制裁，而有了這份《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單位黨委與警方一「合計」，便可將「右派」分子送進勞改營；也就是，可以不經過司法程式，而將「右派」分子直接送入監獄。罪惡的勞教制度，從它出世伊始，便浸透著踐踏司法、迫害異己的血腥，它是侵犯人權的制度。
正是憑藉這個違憲的勞教制度，當局繞過司法程式，以所謂「最高行政處分」之名，把數以萬計的無辜「右派」，作為囚犯，投入勞改營，而所謂的勞改營就是國家的黑監獄。
當年，筆者和許多「右派」朋友都作為這場舉國政治迫害運動的受害者，被投入勞改營中。在勞改營中，我們不但失去人身自由、通訊自由（來往信件都被檢查），而且吃發黴的食物，且數量極少，不能充饑，還要強制去幹超負荷的重體力苦役。其中許多作業十分危險，如開山、築路、放炮、採石、伐木、挖礦等等，既沒技術培訓，也不給勞動保護，給我們每天規定的任務極重，而且必須按時完成，如完不成則施以批鬥、扣飯、捆綁等刑罰。不少人為了完成任務，而醞成事故喪生。我們所經受的苦難無異於監獄中的囚徒，所謂「最高行政處分」純系欺人誑語。
在上世紀大饑荒時期，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只剩下三四百人，其餘全成了餓殍。當時，四川中川鐵廠，每天餓死的勞教人員從幾人到十幾人不等，開始用棺木埋；後來用草席包著埋；之後，由於死的人太多，挖個坑就埋；再後，連挖坑的人也餓得挖不動了，只得把死人隨便丟入山溝中，屍體腐爛的臭氣彌漫數月不散。還有四川沙坪勞改農場、重慶長壽湖勞教隊……它們都是中國的奧斯威辛，飄有無數的冤魂；它們記錄著中國勞教制度的血難和罪惡。
時至今日，這個違憲、害人的勞改制度仍被當局視若法寶——「維穩」的法寶。當局除了能從勞教人員身上榨取大量的「剩餘價值」、獲取高額紅利外（勞教單位靠勞改犯發財，以至形成潛規則：公安局送—個人去勞教，勞教隊給公安局「回扣」；由此，公安局為了撈錢，便將更多的人送去勞改），更重要的是當局可以用「勞教」打壓、恫嚇異議者、訪民及一切對政府不馴服的人；也就是說，「勞改」是當局「維穩」的法寶。
薄熙來主政重慶時，線民方洪在微博中說了句俏皮話「這次就是勃起來屙了一坨屎叫王立軍吃……」，便被處以一年勞教。抗戰末期，四川江安「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學生，為進行政治宣傳，竟然利用節日娛樂，出一謎語「宋美齡----猜一位三國時代的人名」，謎底是「蔣幹」。對國家元首夫人如此不敬，該學生既未被抓，校方也未對之作任何處分，認為只是句玩笑話而已。而薄熙來只是個地方官吏，竟如此專橫，可見今日中共專制比國民黨「進步」了多少。同樣，北京的翟小兵（網名：星河艦隊）也僅僅是對影片《死神來了6》說了幾句幽默玩笑，竟被當局定為「散佈虛假恐怖資訊罪」，弄不好，他也會被送去「勞教」。真是恐怖！正如網上評論的：這是一個「開不起玩笑的政府，不敢開玩笑的社會」，而「不敢開玩笑的社會是人間地獄」！
更不著邊兒的是，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郭大軍的母親趙梅福到北京看望兒子，卻被蘭州警方押送回當地；之後，家裡接到她被勞教一年的處罰通知書——原因是，她有20多年前上訪的「前科」，此次去北京看兒子，也是上訪。勞教竟可「追訴」人家20年前的「上訪」，生活在這樣偉大的國家裡的老百姓，還有誰能免於恐懼呢？
當今，一大批律師、法律學者、民間組織紛紛上書或者撰文，聲討罪惡的勞教制度，要求對之廢除。對如此「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違憲的惡制度，如果當局都還不順應民意予以廢除，那麼其所頒佈的「人權白皮書」、「人權行動計畫」還有什麼意義？當局不如重新把「人權」定義為「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這倒還表裡如一，「誠實」一些。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上世紀50年代，中共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引進了「勞動教養」制度。之後，中國民眾的人身自由更是可以不經任何司法程式，僅由警方便可隨意剝奪。可以說，建立勞教制度本身就是違憲，是「黨」和政府對憲法的公然踐踏。
1957年8月3日，國務院頒佈《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稱：對公民實行勞動教養的依據是1954年《憲法》第100條。而1954年《憲法》第100條的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該條款說的是「公民的義務」，而無關「國家司法的權力」的行使。如此張冠李戴，只說明中共強詞奪理，指鹿為馬，
1954年憲法第89條、1975年憲法第28條、1978年憲法第47條、1982年憲法第37條都明確規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共當時建立勞動教養制度，主要是為了對付所謂的「右派分子」。那些所謂「右派」，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政府無法對他們進行司法制裁，而有了這份《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單位黨委與警方一「合計」，便可將「右派」分子送進勞改營；也就是，可以不經過司法程式，而將「右派」分子直接送入監獄。罪惡的勞教制度，從它出世伊始，便浸透著踐踏司法、迫害異己的血腥，它是侵犯人權的制度。
正是憑藉這個違憲的勞教制度，當局繞過司法程式，以所謂「最高行政處分」之名，把數以萬計的無辜「右派」，作為囚犯，投入勞改營，而所謂的勞改營就是國家的黑監獄。
當年，筆者和許多「右派」朋友都作為這場舉國政治迫害運動的受害者，被投入勞改營中。在勞改營中，我們不但失去人身自由、通訊自由（來往信件都被檢查），而且吃發黴的食物，且數量極少，不能充饑，還要強制去幹超負荷的重體力苦役。其中許多作業十分危險，如開山、築路、放炮、採石、伐木、挖礦等等，既沒技術培訓，也不給勞動保護，給我們每天規定的任務極重，而且必須按時完成，如完不成則施以批鬥、扣飯、捆綁等刑罰。不少人為了完成任務，而醞成事故喪生。我們所經受的苦難無異於監獄中的囚徒，所謂「最高行政處分」純系欺人誑語。
在上世紀大饑荒時期，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只剩下三四百人，其餘全成了餓殍。當時，四川中川鐵廠，每天餓死的勞教人員從幾人到十幾人不等，開始用棺木埋；後來用草席包著埋；之後，由於死的人太多，挖個坑就埋；再後，連挖坑的人也餓得挖不動了，只得把死人隨便丟入山溝中，屍體腐爛的臭氣彌漫數月不散。還有四川沙坪勞改農場、重慶長壽湖勞教隊……它們都是中國的奧斯威辛，飄有無數的冤魂；它們記錄著中國勞教制度的血難和罪惡。
時至今日，這個違憲、害人的勞改制度仍被當局視若法寶——「維穩」的法寶。當局除了能從勞教人員身上榨取大量的「剩餘價值」、獲取高額紅利外（勞教單位靠勞改犯發財，以至形成潛規則：公安局送—個人去勞教，勞教隊給公安局「回扣」；由此，公安局為了撈錢，便將更多的人送去勞改），更重要的是當局可以用「勞教」打壓、恫嚇異議者、訪民及一切對政府不馴服的人；也就是說，「勞改」是當局「維穩」的法寶。
薄熙來主政重慶時，線民方洪在微博中說了句俏皮話「這次就是勃起來屙了一坨屎叫王立軍吃……」，便被處以一年勞教。抗戰末期，四川江安「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學生，為進行政治宣傳，竟然利用節日娛樂，出一謎語「宋美齡----猜一位三國時代的人名」，謎底是「蔣幹」。對國家元首夫人如此不敬，該學生既未被抓，校方也未對之作任何處分，認為只是句玩笑話而已。而薄熙來只是個地方官吏，竟如此專橫，可見今日中共專制比國民黨「進步」了多少。同樣，北京的翟小兵（網名：星河艦隊）也僅僅是對影片《死神來了6》說了幾句幽默玩笑，竟被當局定為「散佈虛假恐怖資訊罪」，弄不好，他也會被送去「勞教」。真是恐怖！正如網上評論的：這是一個「開不起玩笑的政府，不敢開玩笑的社會」，而「不敢開玩笑的社會是人間地獄」！
更不著邊兒的是，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郭大軍的母親趙梅福到北京看望兒子，卻被蘭州警方押送回當地；之後，家裡接到她被勞教一年的處罰通知書——原因是，她有20多年前上訪的「前科」，此次去北京看兒子，也是上訪。勞教竟可「追訴」人家20年前的「上訪」，生活在這樣偉大的國家裡的老百姓，還有誰能免於恐懼呢？
當今，一大批律師、法律學者、民間組織紛紛上書或者撰文，聲討罪惡的勞教制度，要求對之廢除。對如此「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違憲的惡制度，如果當局都還不順應民意予以廢除，那麼其所頒佈的「人權白皮書」、「人權行動計畫」還有什麼意義？當局不如重新把「人權」定義為「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這倒還表裡如一，「誠實」一些。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