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訊】作者寫在前面：沒有辦法，人窮志短。有些文章還想先賣幾文稿費，因此也就不宜讓這兒首發。可這樣一來，文字也就顯得很不及時，還請這兒願意看老閔文字的網友海涵。
一
每一次政府所謂要加強網絡信息保護，往往都會受到來自廣大網民的「強大阻力」。之所以如此，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就是因為有些部門有些人所謂「加強」所謂「保護」，都是別有用心，都是在損害廣大網民通過互聯網行使正當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從客觀上也保護了一些貪官污吏，讓他們被揭露被曝光的機率大大減少。所以說，每次政府所謂要加強網絡信息保護，所有的官員都舉雙手贊成。
類似例子多極，隨手從互聯網上摘抄幾例：
2012 年2 月2 日，薄熙來在重慶市宣傳文化工作會議上講話：「我們的媒體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鋼鐵般的意志。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
然而事實證明，要搞亂人心的，正是他薄大官人。
2 月6 日，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闖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申請政治避難被拒絕，重慶政府立即封鎖消息，製造了「休假式治療」、「孤立性事件」、等一系列真正的謊言。
可很快證明，這是彌天大謊。
後來這些謊言一個個被中國外交部和重慶政府自己揭穿了。當時讀著新聞，真有點「幸災樂禍」，更覺得這是給山城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而且自人類有國家有政府一來，估計沒有哪一次的耳光比這次更響了。只是不知道這山城政府是否感覺到痛了。此時此刻，誰能說它還有資格代表山城人民呢！
之後，在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前，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又指責國外媒體的報導是「拼圖式的」，同時官方掀起了一場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刪帖屏蔽，抓捕博客作者，還一度暫停新浪和騰訊微博評論服務。喉舌媒體紛紛以「法治」的名義警告和恫嚇廣大順民「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
然而，正如有網友所言：「謠言傳著傳著就上了頭版頭條，謠言成為遙遙領先的預言。」而更有學者熊培雲如是評說：「在這個國家，謠言快成為真相的播種機了。」再用法律學者徐昕的話說：「為什麼要不信謠不傳謠? 因為事實比謠言更精彩！」
因此，我們有理由強調，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絕不能讓理當公開的也受到保護，更不應保護政府及其官員們那些原本應該公開而害怕公開的東西。這些年，我們有些人總是拿「保護」做幌子，甚至對一些網民傳播理當傳播的信息進行打壓，並且還總是以「敵對勢力」或「顛覆國家政權」之類進行誣衊和威脅，嚴重的，還要判勞教，甚至判刑，重慶的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蘭州失業教師陳平福都是「典型案例」。
一個國家，如果絕大部分事前被政府認定為「謠言」的後來都一一兌現，並且比那些所謂「謠言」「更精彩」，那麼，之後人們也就一定會更加相信政府所指責的那些「謠言」，而絕不再相信政府或從正規渠道聽到和看到的那些東西。
這雖然極不正常，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二
臨近新年的2012 歲末這段時間，大陸上要管製網絡的「呼聲」忽然又密集起來，從人民日報發文，到網絡制度管理專家的發言，再到中國人大審議網絡立法，可以說政府忙得不亦樂乎。
不過，據說網絡管制立法雖然通過了人大會議表決，可按照法律程序，必須由國家主席簽署，不簽署就不能實施，即使實施也是違法行為，而截止敲這則文字止，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暫未簽署該項「法案」，這就意味著此決議目前尚不具備法律效應。
單純地講，反對在互聯網論壇上發帖胡說八道，甚至造謠誣衊，認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這是絕大多數網民都認可的；或者像北京郵電大學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曉所說的「互聯網要持續向前發展，必須有完善的法律作為堅實地基」，我們也沒什麼意見。可要讓網民守法，先讓官員守法；要想個人守法，政府首先守法。這是不二法門。
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全體中國人中誰最不遵紀守法，誰最喜歡把自己弄到「法外」，天下人都知道。但不管你說什麼，如果由此為藉口，變相干涉網民們正當信息傳播及正常發表個人觀點和交流，那就一定不得人心。
這個世界上，對互聯網的管制，我不否認可能還有比中國更嚴厲的國家或地區，但像中國這樣設置「敏感詞」的，我真想不出還有第二個。只要願意說真話，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監控和管制一刻也沒放鬆過。從「長城」到「綠壩」，一道又一道「防火牆」，在追堵攔截的技術方面，更是一個比一個先進。從這點而言，中國對互聯網的管制沒少下功夫。至於互聯網論壇上仍然不時出現一些胡說八道乃至真正造謠誣衊的東西，主要是中國網民太多，網管們精力不夠，忙不過來，不必大驚小怪。
再說，我也完全認可2011 年英國那場騷亂後，首相卡梅倫所發的那句感慨：「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來做好事，但同樣可以用來幹壞事。」
可是，我不能不追問一句：有這種網民，特別是就中國而言，難道政府就沒責任嗎？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作者托克維爾就清清楚楚地告訴人們，專制社會，人民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跟政府學的：「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和樹立若干後來稱為革命的思想，這些思想敵視個人，與個人權利對立，並且愛好暴力。」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226頁）又說，「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第22 7 ～228頁）
其實，在本人看來，中國管製網絡的呼聲最近之所以又密集起來，與網民們近半年來通過網絡反腐並「斬獲不菲」有很大關係。估計有很多官員對網絡從害怕到恐懼，然後自然也就反感。至於是否有到「上面」去狀告網民狀告網站的官員，不得而知。不過，從本人先前發表批評當時北京日報社長梅寧華的文章之後不幾日，網站就接到要求撤稿的電話通知，是不難想像的。然而，無論怎樣，都還是要實事求是地說一句，像雷政富這樣的腐敗官員，如果不是在信息時代，如果沒有互聯網，如果不是中國有這麼多網民，很難想像他會倒台，而且還倒得這麼快。
因此，人民日報發文也好，網絡制度管理研究專家發言以及中國人大審議網絡立法也罷，在中國現階段，如果在這件事情上也用得上考慮中國國情的話，那麼，對網絡反腐，也就不應太反感。如果真有哪個官員有意見，那麼對這名官員倒是應該多一個心眼才是，說不定此人正是出於私心，甚至很可能就是「有問題」。
三
說到官員對網絡的恐懼，互聯網上已有報導：「十八大」以來，大陸網絡掀起舉報熱潮，多名貪官遭到當局迅速打擊，似乎只要網友一爆料，中共各地紀委立即介入調查，配合密切。正因此，從薄熙來的舊部雷政富，到前政法委書記的家臣李春城，再到新進入政治局的李建國，反腐之火似乎越燒越旺。然而面對中共無官不貪的現實，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發出警示：最恐懼出現「魚死網破」的態勢。
其實，早在2010 年5 月，《人民論壇》雜誌 的封面上就赫然印著一個大標題：《中國官員的「網絡恐懼」》。當你讀了這個標題中的內容後，就會發現這篇文章把網絡與官員的關係以及當前官員如何看待網絡的心態比較充分地進行了揭示。不管我們的大小官員，從這「揭示」中到底能受到什麼啟發，得到什麼教訓，但有一點我們不可否認，儘管中國的網絡無可爭辯地受到一些部門的「關懷」，特別是在一些所謂「非常時期」，大小網站的編輯更是常常接到主管部門下令「撤稿」的通知，與紙媒相比，它們畢竟要強勢得多，而體現這個「強勢」的標識，就是網絡的快和廣。
也正是由於網絡的這一特性，讓我們有些官員對網絡感到可怕，甚至恐懼，面對「尤物」而愛不起來，甚至不由自主地拒絕接受「信息時代」的到來。從長期來看，特別是從人類發展和「全球一體化」著想，這種現狀，不僅於官員自身不利，更重要的是，將嚴重影響中國社會與人類文明的同步發展，尤其影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一個官員，如果長時間不能適應網絡時代帶來的變化，跟不上時代步伐，無疑只能被時代淘汰。無論什麼人如何認為我們有自己的「國情」，都不可能拒先進的科學文明於國門之外，不然，我們又怎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況，在信息時代，即使有心拒絕，估計也只能是一種妄想。這正應了被譽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那幾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盪，順者則昌，逆者則亡。
其實，凡是真正進入網絡世界者，包括通過網絡及時瀏覽新聞、搜索資料、發布廣告以及依靠鍵盤「碼字」的人，可以說都早已離不開互聯網了，官員們的恐懼，可以說與網絡無關，「責任」完全出在官員自身。不信，就讓我們來看看網絡世界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那還是四年多前的2008 年3 月中旬，總部設在北京的BDA 諮詢公司就公佈了一項研究報告稱，中國互聯網用戶的數量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而當時的中國互聯網用戶還只有2.1 億。四年多過去，中國互聯網網民已接近五億。由此可見，我國的互聯網普及的速度是比較高的。互聯網用戶數增長得如此之快，也正表明了中國人對互聯網的態度乃至依賴。
特別是有些事件如果發生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幾乎不為人知；就算你神通廣大，得以通過平面媒體報導，由於報紙「喉舌」的性質所決定，最終大多也還是不了了之。可有了互聯網，就不一樣，不僅傳播得廣，尤其傳播得快，更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網民面前彷彿都有了一個「麥克風」，只要樂意，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直接發言，表達自己對該事件的態度——正是這一點，往往也就促成一些事件的解決；而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這種「解決」是難以想像的。尤其我們看到，隨著近年來中國網民不斷增加，一個事件上了互聯網並引起關注後，往往就有句說法：「該事件發生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可以說，這完全是互聯網的功勞。沒有互聯網，就不會有這種效果。
沒有互聯網，南京的周久耕就不會因一盒天價香煙而「事發」，繼續「好官」他自為之，更不會出現像有人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周久耕事件發生後，南京市的許多官員似乎一夜之間換了一身「馬甲」：高檔名牌服裝不穿了，名牌手錶不戴了，高級轎車不坐了，天價香煙也消失了。沒有互聯網，就不會有「逯軍事件」，那句「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也不會傳得如此之廣。沒有互聯網，看遼寧西豐就像當地縣委書記張志國的西豐，就有可能對報導遼寧西豐官員負面新聞的北京女記者糾纏不休，甚至有可能強行把女記者抓走（後果將不堪設想）。沒有互聯網，「周老虎」就有可能成了「真老虎」，欺騙國人，甚至欺騙整個世界，開國際玩笑。沒有互聯網，也就不會有「山西黑磚窯事件」，多少人家的孩子仍然過著「暗無天日」的窯奴日子，多少家長要整天以淚洗面。沒有互聯網，湖北佘祥林冤案、重慶的「彭水詩案」，以及後來的「躲貓貓」、鄧玉姣案，都未必會有後來那樣的結果。沒有互聯網，有些地方的強制拆遷也就強制拆遷了，有的人（像聶樹斌）冤殺了也就冤殺了。沒有互聯網，「表叔」、「房叔」也就仍然是好官他自為之……
所以說，對社會進步，對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而言，可以說互聯網實在是太好了，我這裡所說不過是取其較有影響者，借用魯迅的話說：「因為歷史結賬，不能像數字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只能學粗人算賬的四捨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而互聯網之所以如此之好，主要的就是因為它透明度高，影響大，來得快。難怪曾因頒發禁酒令聞名全國的信陽市委書記王鐵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由衷地感嘆：「我覺得網絡的推動作用太大了。它能讓一個地方的事情變得轟動世界。」而南京那個「天價煙局長」周久耕在法庭受審時更是直言：「網絡太厲害」。當然，最清醒的還是要數廣東省委宣傳部那位胡姓副部長，幾年前，他就曾對那些總是埋怨記者不該報導負面新聞，甚至認為「案件上升與記者有關係」的一些政府部門的人「語重心長」地說道：「現代社會信息發達，想要把資訊全部封鎖起來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現在就沒辦法。以前沒有互聯網，現在你不報導，網上馬上就出來了。」
但凡真要說互聯網的意義，我覺得只有這個政府官員的這幾句話才真算說到了「要害」。
2012 歲末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一
每一次政府所謂要加強網絡信息保護，往往都會受到來自廣大網民的「強大阻力」。之所以如此，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就是因為有些部門有些人所謂「加強」所謂「保護」，都是別有用心，都是在損害廣大網民通過互聯網行使正當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從客觀上也保護了一些貪官污吏，讓他們被揭露被曝光的機率大大減少。所以說，每次政府所謂要加強網絡信息保護，所有的官員都舉雙手贊成。
類似例子多極，隨手從互聯網上摘抄幾例：
2012 年2 月2 日，薄熙來在重慶市宣傳文化工作會議上講話：「我們的媒體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鋼鐵般的意志。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
然而事實證明，要搞亂人心的，正是他薄大官人。
2 月6 日，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闖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申請政治避難被拒絕，重慶政府立即封鎖消息，製造了「休假式治療」、「孤立性事件」、等一系列真正的謊言。
可很快證明，這是彌天大謊。
後來這些謊言一個個被中國外交部和重慶政府自己揭穿了。當時讀著新聞，真有點「幸災樂禍」，更覺得這是給山城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而且自人類有國家有政府一來，估計沒有哪一次的耳光比這次更響了。只是不知道這山城政府是否感覺到痛了。此時此刻，誰能說它還有資格代表山城人民呢！
之後，在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前，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又指責國外媒體的報導是「拼圖式的」，同時官方掀起了一場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刪帖屏蔽，抓捕博客作者，還一度暫停新浪和騰訊微博評論服務。喉舌媒體紛紛以「法治」的名義警告和恫嚇廣大順民「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
然而，正如有網友所言：「謠言傳著傳著就上了頭版頭條，謠言成為遙遙領先的預言。」而更有學者熊培雲如是評說：「在這個國家，謠言快成為真相的播種機了。」再用法律學者徐昕的話說：「為什麼要不信謠不傳謠? 因為事實比謠言更精彩！」
因此，我們有理由強調，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絕不能讓理當公開的也受到保護，更不應保護政府及其官員們那些原本應該公開而害怕公開的東西。這些年，我們有些人總是拿「保護」做幌子，甚至對一些網民傳播理當傳播的信息進行打壓，並且還總是以「敵對勢力」或「顛覆國家政權」之類進行誣衊和威脅，嚴重的，還要判勞教，甚至判刑，重慶的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蘭州失業教師陳平福都是「典型案例」。
一個國家，如果絕大部分事前被政府認定為「謠言」的後來都一一兌現，並且比那些所謂「謠言」「更精彩」，那麼，之後人們也就一定會更加相信政府所指責的那些「謠言」，而絕不再相信政府或從正規渠道聽到和看到的那些東西。
這雖然極不正常，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二
臨近新年的2012 歲末這段時間，大陸上要管製網絡的「呼聲」忽然又密集起來，從人民日報發文，到網絡制度管理專家的發言，再到中國人大審議網絡立法，可以說政府忙得不亦樂乎。
不過，據說網絡管制立法雖然通過了人大會議表決，可按照法律程序，必須由國家主席簽署，不簽署就不能實施，即使實施也是違法行為，而截止敲這則文字止，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暫未簽署該項「法案」，這就意味著此決議目前尚不具備法律效應。
單純地講，反對在互聯網論壇上發帖胡說八道，甚至造謠誣衊，認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這是絕大多數網民都認可的；或者像北京郵電大學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曉所說的「互聯網要持續向前發展，必須有完善的法律作為堅實地基」，我們也沒什麼意見。可要讓網民守法，先讓官員守法；要想個人守法，政府首先守法。這是不二法門。
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全體中國人中誰最不遵紀守法，誰最喜歡把自己弄到「法外」，天下人都知道。但不管你說什麼，如果由此為藉口，變相干涉網民們正當信息傳播及正常發表個人觀點和交流，那就一定不得人心。
這個世界上，對互聯網的管制，我不否認可能還有比中國更嚴厲的國家或地區，但像中國這樣設置「敏感詞」的，我真想不出還有第二個。只要願意說真話，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監控和管制一刻也沒放鬆過。從「長城」到「綠壩」，一道又一道「防火牆」，在追堵攔截的技術方面，更是一個比一個先進。從這點而言，中國對互聯網的管制沒少下功夫。至於互聯網論壇上仍然不時出現一些胡說八道乃至真正造謠誣衊的東西，主要是中國網民太多，網管們精力不夠，忙不過來，不必大驚小怪。
再說，我也完全認可2011 年英國那場騷亂後，首相卡梅倫所發的那句感慨：「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來做好事，但同樣可以用來幹壞事。」
可是，我不能不追問一句：有這種網民，特別是就中國而言，難道政府就沒責任嗎？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作者托克維爾就清清楚楚地告訴人們，專制社會，人民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跟政府學的：「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和樹立若干後來稱為革命的思想，這些思想敵視個人，與個人權利對立，並且愛好暴力。」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226頁）又說，「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第22 7 ～228頁）
其實，在本人看來，中國管製網絡的呼聲最近之所以又密集起來，與網民們近半年來通過網絡反腐並「斬獲不菲」有很大關係。估計有很多官員對網絡從害怕到恐懼，然後自然也就反感。至於是否有到「上面」去狀告網民狀告網站的官員，不得而知。不過，從本人先前發表批評當時北京日報社長梅寧華的文章之後不幾日，網站就接到要求撤稿的電話通知，是不難想像的。然而，無論怎樣，都還是要實事求是地說一句，像雷政富這樣的腐敗官員，如果不是在信息時代，如果沒有互聯網，如果不是中國有這麼多網民，很難想像他會倒台，而且還倒得這麼快。
因此，人民日報發文也好，網絡制度管理研究專家發言以及中國人大審議網絡立法也罷，在中國現階段，如果在這件事情上也用得上考慮中國國情的話，那麼，對網絡反腐，也就不應太反感。如果真有哪個官員有意見，那麼對這名官員倒是應該多一個心眼才是，說不定此人正是出於私心，甚至很可能就是「有問題」。
三
說到官員對網絡的恐懼，互聯網上已有報導：「十八大」以來，大陸網絡掀起舉報熱潮，多名貪官遭到當局迅速打擊，似乎只要網友一爆料，中共各地紀委立即介入調查，配合密切。正因此，從薄熙來的舊部雷政富，到前政法委書記的家臣李春城，再到新進入政治局的李建國，反腐之火似乎越燒越旺。然而面對中共無官不貪的現實，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發出警示：最恐懼出現「魚死網破」的態勢。
其實，早在2010 年5 月，《人民論壇》雜誌 的封面上就赫然印著一個大標題：《中國官員的「網絡恐懼」》。當你讀了這個標題中的內容後，就會發現這篇文章把網絡與官員的關係以及當前官員如何看待網絡的心態比較充分地進行了揭示。不管我們的大小官員，從這「揭示」中到底能受到什麼啟發，得到什麼教訓，但有一點我們不可否認，儘管中國的網絡無可爭辯地受到一些部門的「關懷」，特別是在一些所謂「非常時期」，大小網站的編輯更是常常接到主管部門下令「撤稿」的通知，與紙媒相比，它們畢竟要強勢得多，而體現這個「強勢」的標識，就是網絡的快和廣。
也正是由於網絡的這一特性，讓我們有些官員對網絡感到可怕，甚至恐懼，面對「尤物」而愛不起來，甚至不由自主地拒絕接受「信息時代」的到來。從長期來看，特別是從人類發展和「全球一體化」著想，這種現狀，不僅於官員自身不利，更重要的是，將嚴重影響中國社會與人類文明的同步發展，尤其影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一個官員，如果長時間不能適應網絡時代帶來的變化，跟不上時代步伐，無疑只能被時代淘汰。無論什麼人如何認為我們有自己的「國情」，都不可能拒先進的科學文明於國門之外，不然，我們又怎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況，在信息時代，即使有心拒絕，估計也只能是一種妄想。這正應了被譽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那幾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盪，順者則昌，逆者則亡。
其實，凡是真正進入網絡世界者，包括通過網絡及時瀏覽新聞、搜索資料、發布廣告以及依靠鍵盤「碼字」的人，可以說都早已離不開互聯網了，官員們的恐懼，可以說與網絡無關，「責任」完全出在官員自身。不信，就讓我們來看看網絡世界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那還是四年多前的2008 年3 月中旬，總部設在北京的BDA 諮詢公司就公佈了一項研究報告稱，中國互聯網用戶的數量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而當時的中國互聯網用戶還只有2.1 億。四年多過去，中國互聯網網民已接近五億。由此可見，我國的互聯網普及的速度是比較高的。互聯網用戶數增長得如此之快，也正表明了中國人對互聯網的態度乃至依賴。
特別是有些事件如果發生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幾乎不為人知；就算你神通廣大，得以通過平面媒體報導，由於報紙「喉舌」的性質所決定，最終大多也還是不了了之。可有了互聯網，就不一樣，不僅傳播得廣，尤其傳播得快，更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網民面前彷彿都有了一個「麥克風」，只要樂意，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直接發言，表達自己對該事件的態度——正是這一點，往往也就促成一些事件的解決；而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這種「解決」是難以想像的。尤其我們看到，隨著近年來中國網民不斷增加，一個事件上了互聯網並引起關注後，往往就有句說法：「該事件發生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可以說，這完全是互聯網的功勞。沒有互聯網，就不會有這種效果。
沒有互聯網，南京的周久耕就不會因一盒天價香煙而「事發」，繼續「好官」他自為之，更不會出現像有人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周久耕事件發生後，南京市的許多官員似乎一夜之間換了一身「馬甲」：高檔名牌服裝不穿了，名牌手錶不戴了，高級轎車不坐了，天價香煙也消失了。沒有互聯網，就不會有「逯軍事件」，那句「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也不會傳得如此之廣。沒有互聯網，看遼寧西豐就像當地縣委書記張志國的西豐，就有可能對報導遼寧西豐官員負面新聞的北京女記者糾纏不休，甚至有可能強行把女記者抓走（後果將不堪設想）。沒有互聯網，「周老虎」就有可能成了「真老虎」，欺騙國人，甚至欺騙整個世界，開國際玩笑。沒有互聯網，也就不會有「山西黑磚窯事件」，多少人家的孩子仍然過著「暗無天日」的窯奴日子，多少家長要整天以淚洗面。沒有互聯網，湖北佘祥林冤案、重慶的「彭水詩案」，以及後來的「躲貓貓」、鄧玉姣案，都未必會有後來那樣的結果。沒有互聯網，有些地方的強制拆遷也就強制拆遷了，有的人（像聶樹斌）冤殺了也就冤殺了。沒有互聯網，「表叔」、「房叔」也就仍然是好官他自為之……
所以說，對社會進步，對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而言，可以說互聯網實在是太好了，我這裡所說不過是取其較有影響者，借用魯迅的話說：「因為歷史結賬，不能像數字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只能學粗人算賬的四捨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而互聯網之所以如此之好，主要的就是因為它透明度高，影響大，來得快。難怪曾因頒發禁酒令聞名全國的信陽市委書記王鐵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由衷地感嘆：「我覺得網絡的推動作用太大了。它能讓一個地方的事情變得轟動世界。」而南京那個「天價煙局長」周久耕在法庭受審時更是直言：「網絡太厲害」。當然，最清醒的還是要數廣東省委宣傳部那位胡姓副部長，幾年前，他就曾對那些總是埋怨記者不該報導負面新聞，甚至認為「案件上升與記者有關係」的一些政府部門的人「語重心長」地說道：「現代社會信息發達，想要把資訊全部封鎖起來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現在就沒辦法。以前沒有互聯網，現在你不報導，網上馬上就出來了。」
但凡真要說互聯網的意義，我覺得只有這個政府官員的這幾句話才真算說到了「要害」。
2012 歲末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