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5日訊】（新唐人記者唐美華綜合報導）不久前，中國大陸發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在短短一周的事態演變中，一度轟動了全球新聞界。《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中共審查制度存在兩大常規武器和一核威懾，儘管中共官方從未承認中國有新聞審查，但它的存在早已是公開的祕密。為此，中國新聞審查制度也史無前例地受到了關注。
2013年開年大陸第一個轟動新聞，就是《南方周末》事件。這一事件，起於《南方周末》新年獻詞被篡改，導致編輯記者不滿廣東省委宣傳部持續干涉正常新聞業務、擾亂既定采編流程。
尤其在歷經大規模微博刪帖禁言，中共中宣部指令全國部分都市報轉載《環球時報》社評、強令《新京報》轉載等官方壓制之後，原本一個編輯部內部爭取采編自主權的抗爭，反彈為外部的街頭論戰和全球報端關注的公共事件。
《紐約時報》發表葉子草的文章說，外界對這個世界上最為龐大也最為嚴密的新聞審查體系一向霧裡看花。外界都知道中國新聞審查系統的核心是黨的宣傳部門，但並不清楚該部門與政府體系是如何分工協作。
文章說，中國新聞審查制度有三大武器，即事前禁令、自我審查和事後追罰。黨的宣傳部主要職能是對思想、文化、新聞、出版等意識形態領域進行路線掌管、導向控制和政策協調；具體的新聞業務監管，則主要由政府行政體系的新聞審查部門完成，即從中央政府到省到市的各級新聞出版局、廣播電影電視局和新聞辦公室。
新聞出版局原本主要負責對外宣傳，然而，最近幾年，新聞辦又增加了管理互聯網信息的新職能。國家新聞辦五局，就是專門審查新浪、騰訊以及《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外報中文網站的部門。涉及報刊、出版、電視和互聯網信息領域的行業准入、技術標準、管理規範，由這些政府體系的監管部門完成。所有這些政府機構都歸口同級的宣傳部門指導工作。
文章指出，當年羸弱的財政無法支撐新聞出版事業的生存，僵化的幹部體制也不可能使新聞媒體在監督公權力方面有任何作為，從業人員的身份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宣傳幹部。各級黨的宣傳部、各級政府新聞監管部門的傳統新聞審查核心架構，延展為宣傳部、政府新聞監管部門、國有媒體集團這樣的全新層級機構。
2010年前後，在持續收緊新辦媒體的刊號審批後，新聞出版署也收緊了新聞記者證的發放，將新聞采編資格考試與記者證申辦分離，重新以新聞機構為單位核發記者證。相當多體制外市場化媒體招聘的記者，即使通過了新聞出版部門組織的資格培訓和考試，也不能獲得記者證。
因此，在強化國有傳媒集團這個主幹的同時，新聞審查的觸角也越來越深入。中國的新聞審查可以歸納為三部曲：事前禁令、媒體把關、事後追責。文章認為，前兩者是常規武器，後者是核威懾。
文章介紹，在中國，事前禁令是新聞審查機構的主要工作，包括定期通氣會制度和口頭禁令。定期通氣會不僅針對傳統的黨報刊，重要的時政財經類市場化媒體也會被定期召集。通氣會由中宣部新聞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主持。
一般是三部分內容：希望大家配合宣傳的；要求大家在報導中注意避免的；以及直接要求大家不做報的。而對於一些突發事件，新聞審查機關需要和新聞記者搶時間，他們會採用口頭通知的方式發布禁令，或者要求大家只能刊發新華社通稿，禁止「自選動作」。
以前，所有禁止媒體報導某個事件的命令，都是直接由宣傳部通過傳真發給新聞媒體的社長或總編輯，再由其向編輯部門傳達。但傳真件很容易留下證據，而且單線聯繫，信息很容易被阻斷，因此，現在這些突發禁令已經轉變成多渠道的口頭傳達。有人打電話給總編輯，有人打電話給值班主編，有人打給網站主編，讓新聞單位毫無借口可找。還有就是對於一些經常惹麻煩的媒體進行重點監控，俗稱「點射」。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宣傳部對某些全國性的媒體進行常年一對一監控，一個宣傳部官員負責一家媒體，不僅直接通知禁令，也負責模仿這家媒體的風格撰寫稿件，把稿件直接發給媒體要求刊登。由於這個宣傳部官員常年與該媒體打交道，他甚至可以在媒體裡培養線人，一旦得知媒體有不利於該地方的選題，他可以迅速向上彙報，然後通過該媒體的上級發布新聞禁令或者廣告俘獲的方式，將不利報道扼殺於搖籃。
另外，中國媒體一般採用三審制，即編輯初審、部門負責人複審、主編或總編輯終審。傳統黨報黨刊時代，新聞從業人員都屬於黨的宣傳幹部，尤其主編總編一級更要求「政治過硬」，其終審把關足以避免「給黨添亂」。市場化媒體出現之後，這些體制外報刊的主編、總編也大多是對外聘用，三審制已經難以起到「把關」功能。
近年來，新聞審查機關還開始強調「四審制」，即要求這些市場化媒體名義上的國有主辦方，也必須派出體制內官員對每期報刊進行刊前審讀把關。體制內官員加入後的事前「把關」，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量的自我審查、自我閹割。
文章說，在如此嚴密的新聞審查機制下，逃脫事前禁令和媒體自我把關這兩個常規性武器的漏網之魚少之又少。事後追責這個威懾性的「核武器」，較少再來自於宣傳部門閱評小組的事後審讀意見，而主要是肇始於新聞報道批評對象的事後報復。這些批評報導的對象大多是政府機關、國有企業壟斷巨頭和權貴階層。
事後整肅的懲戒手段「內外有別」。對於這些體制外媒體，多是不換思想就關門，通過停刊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而對於像《南方周末》這樣的體制內媒體，則是不換思想就換人，通過控制負責人來控制媒體。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體制內媒體，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媒體失去自我判斷，成為馴服工具；而體制外媒體，則可能在全員失業、所有投資血本無歸的威脅下，走向遠離新聞的選擇。
文章最後評論說，對於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國新聞從業者卻一言難發。微博上每天都能看見編輯記者宣布離開這個行業。對新聞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但對中國新聞人來說，這也是最壞的時代。
2013年開年大陸第一個轟動新聞，就是《南方周末》事件。這一事件，起於《南方周末》新年獻詞被篡改，導致編輯記者不滿廣東省委宣傳部持續干涉正常新聞業務、擾亂既定采編流程。
尤其在歷經大規模微博刪帖禁言，中共中宣部指令全國部分都市報轉載《環球時報》社評、強令《新京報》轉載等官方壓制之後，原本一個編輯部內部爭取采編自主權的抗爭，反彈為外部的街頭論戰和全球報端關注的公共事件。
《紐約時報》發表葉子草的文章說，外界對這個世界上最為龐大也最為嚴密的新聞審查體系一向霧裡看花。外界都知道中國新聞審查系統的核心是黨的宣傳部門，但並不清楚該部門與政府體系是如何分工協作。
文章說，中國新聞審查制度有三大武器，即事前禁令、自我審查和事後追罰。黨的宣傳部主要職能是對思想、文化、新聞、出版等意識形態領域進行路線掌管、導向控制和政策協調；具體的新聞業務監管，則主要由政府行政體系的新聞審查部門完成，即從中央政府到省到市的各級新聞出版局、廣播電影電視局和新聞辦公室。
新聞出版局原本主要負責對外宣傳，然而，最近幾年，新聞辦又增加了管理互聯網信息的新職能。國家新聞辦五局，就是專門審查新浪、騰訊以及《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外報中文網站的部門。涉及報刊、出版、電視和互聯網信息領域的行業准入、技術標準、管理規範，由這些政府體系的監管部門完成。所有這些政府機構都歸口同級的宣傳部門指導工作。
文章指出，當年羸弱的財政無法支撐新聞出版事業的生存，僵化的幹部體制也不可能使新聞媒體在監督公權力方面有任何作為，從業人員的身份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宣傳幹部。各級黨的宣傳部、各級政府新聞監管部門的傳統新聞審查核心架構，延展為宣傳部、政府新聞監管部門、國有媒體集團這樣的全新層級機構。
2010年前後，在持續收緊新辦媒體的刊號審批後，新聞出版署也收緊了新聞記者證的發放，將新聞采編資格考試與記者證申辦分離，重新以新聞機構為單位核發記者證。相當多體制外市場化媒體招聘的記者，即使通過了新聞出版部門組織的資格培訓和考試，也不能獲得記者證。
因此，在強化國有傳媒集團這個主幹的同時，新聞審查的觸角也越來越深入。中國的新聞審查可以歸納為三部曲：事前禁令、媒體把關、事後追責。文章認為，前兩者是常規武器，後者是核威懾。
文章介紹，在中國，事前禁令是新聞審查機構的主要工作，包括定期通氣會制度和口頭禁令。定期通氣會不僅針對傳統的黨報刊，重要的時政財經類市場化媒體也會被定期召集。通氣會由中宣部新聞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主持。
一般是三部分內容：希望大家配合宣傳的；要求大家在報導中注意避免的；以及直接要求大家不做報的。而對於一些突發事件，新聞審查機關需要和新聞記者搶時間，他們會採用口頭通知的方式發布禁令，或者要求大家只能刊發新華社通稿，禁止「自選動作」。
以前，所有禁止媒體報導某個事件的命令，都是直接由宣傳部通過傳真發給新聞媒體的社長或總編輯，再由其向編輯部門傳達。但傳真件很容易留下證據，而且單線聯繫，信息很容易被阻斷，因此，現在這些突發禁令已經轉變成多渠道的口頭傳達。有人打電話給總編輯，有人打電話給值班主編，有人打給網站主編，讓新聞單位毫無借口可找。還有就是對於一些經常惹麻煩的媒體進行重點監控，俗稱「點射」。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宣傳部對某些全國性的媒體進行常年一對一監控，一個宣傳部官員負責一家媒體，不僅直接通知禁令，也負責模仿這家媒體的風格撰寫稿件，把稿件直接發給媒體要求刊登。由於這個宣傳部官員常年與該媒體打交道，他甚至可以在媒體裡培養線人，一旦得知媒體有不利於該地方的選題，他可以迅速向上彙報，然後通過該媒體的上級發布新聞禁令或者廣告俘獲的方式，將不利報道扼殺於搖籃。
另外，中國媒體一般採用三審制，即編輯初審、部門負責人複審、主編或總編輯終審。傳統黨報黨刊時代，新聞從業人員都屬於黨的宣傳幹部，尤其主編總編一級更要求「政治過硬」，其終審把關足以避免「給黨添亂」。市場化媒體出現之後，這些體制外報刊的主編、總編也大多是對外聘用，三審制已經難以起到「把關」功能。
近年來，新聞審查機關還開始強調「四審制」，即要求這些市場化媒體名義上的國有主辦方，也必須派出體制內官員對每期報刊進行刊前審讀把關。體制內官員加入後的事前「把關」，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量的自我審查、自我閹割。
文章說，在如此嚴密的新聞審查機制下，逃脫事前禁令和媒體自我把關這兩個常規性武器的漏網之魚少之又少。事後追責這個威懾性的「核武器」，較少再來自於宣傳部門閱評小組的事後審讀意見，而主要是肇始於新聞報道批評對象的事後報復。這些批評報導的對象大多是政府機關、國有企業壟斷巨頭和權貴階層。
事後整肅的懲戒手段「內外有別」。對於這些體制外媒體，多是不換思想就關門，通過停刊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而對於像《南方周末》這樣的體制內媒體，則是不換思想就換人，通過控制負責人來控制媒體。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體制內媒體，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媒體失去自我判斷，成為馴服工具；而體制外媒體，則可能在全員失業、所有投資血本無歸的威脅下，走向遠離新聞的選擇。
文章最後評論說，對於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國新聞從業者卻一言難發。微博上每天都能看見編輯記者宣布離開這個行業。對新聞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但對中國新聞人來說，這也是最壞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