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6日訊】（新唐人記者劉嵩綜合報導）24日，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有中共常委出席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尖銳指出，近些年，政府通過造城賣地，掠走農民至少30萬億。消息一出，輿論譁然。
城鎮化過程 政府從農民身上掠走30萬億
24日，以中國改革方向、推進城鎮化、房產調控為主要議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在北京開幕。中共常委、副總理張高麗及財政部長、發改委主任等部委高官均有出席。
據陸媒報導，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年會上表示，推進城鎮化的關鍵是土地制度。他形容，“土地表面上看是農民的唐僧肉，誰都想吃，地產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級政府想吃，但是主人——農民吃不到。”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舊型的城鎮化造成了很多問題， “因為舊型城鎮化整個是由賺取土地差價推動的。”吳敬璉說，“這些年來，大概從這個差價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計，最低的估計30萬億。”
按中共土地管理法，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主要包括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兩費”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以一畝農地每年產出2000元計，最高也不過6萬元。而當被徵用的農地轉化為建設用地後，其拍賣價格可達到每畝數十萬元乃至數百萬元，可謂“一本萬利”。
以地價快速上漲的2010年為例。中國房地產資料研究院提供的資料顯示，當年各地都迎來“土地盛宴”，不少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創下新高。比如，大連當年的“賣地錢”達到1157.75億元，相當於財政收入的231.2%！
在今年的兩會上，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回答媒體質疑"重慶因大力發展城市建設，是否背負債務危機"的問題時透露，重慶十年間賣地收入4000億元人民幣，一時引起輿論譁然。清華大學社會學者李楯認為，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對比，這顯示出政府對公眾的一種掠奪。
陸媒報導稱，相關調查顯示，耕地徵用之後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資者和當地政府拿大頭，村級組織留下兩三成，農民拿到的往往不到10%。而據2012年10月人權組織大赦國際《捍衛我們的土地》報告，從1979年至2005年，農民僅收到開發商向政府買地所交付金額的5%，巨大的利益空間為政府所佔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也不得不承認：“現行征地制度，很大程度上將不少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體系之外。”
農民問題核心為土地問題 政府應負全責
今年1月30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接受陸媒採訪時稱，“戶籍改革必須同時輔之以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民對土地有更多的選擇權。不改革土地制度，城鎮化有可能變成對農民的新的剝奪。”
秦暉認為，“我們現在說實在的以戶籍改革為理由，把農民強制變成市民，什麼農民上樓啊，什麼這個消滅村莊啊，這種制度非常可怕的，但是這些都是以所謂戶籍改革的那個名義進行的，這個就很麻煩了。”
一直致力於拆遷案件維權的重慶律師鄭建偉向《德國之聲》表示，很多“上樓”的農民已開始嘗到苦頭。“他們的土地使用權原來是沒有期限的，上樓後，有使用期限70年，還有其它的物管費，開發商、政府會補貼給農民嗎？雖然從舊的房子住到新房子，（但）顯然農民的經濟負擔增加了，他們怎樣增加收入維持開支，有什麼樣的技能立足、生存和發展？慢慢他們就會淪為低收入家庭，兩極分化就會越來越嚴重。”
鄭建偉還稱，30萬億這個巨額數字的背後，是無數失地家庭聚合起來的辛酸史，無不指向土地制度，但遺憾的是土地維權案件因為牽涉地方政府利益，難於被地方法院受理和立案。
秦暉指出，“說到底，就是你是不是尊重人權，你是不是對這些人有同情心，你是不是把他們當人看待，講得簡單點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如何對待農民和城鎮化的問題上，秦暉表示，“我覺得這個事情，在一個憲政化的過程中，它根本就不是問題。憲政化的過程中，一個國家政府能夠承擔多大的公共服務責任，為此公民應該讓步給政府多大的權力，這都是由契約決定的。”
秦暉認為政府應該對農民工承擔責任，對權力不受限制的政府，百姓可以無限問責。他稱，“在我們今天中國的情況下，如果你不能限制政府權力，你就不能夠約束老百姓向政府問責。對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是可以進行無限問責的，一直要問到他承受不了為止。他承受不了就逼他改。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支持農民工，或者說城市的新移民，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面對這至少30萬億的巧取豪奪，面對2.5億農民工和由此產生的3億離散人口的家庭，面對諸多強拆維權甚至由此導致的自焚案例，政府究竟對此承擔了怎樣的責任？又提供了怎樣的保障？也許很多人心裡已經有了答案，也許對很多人來說，這永遠是個問號。
城鎮化過程 政府從農民身上掠走30萬億
24日，以中國改革方向、推進城鎮化、房產調控為主要議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在北京開幕。中共常委、副總理張高麗及財政部長、發改委主任等部委高官均有出席。
據陸媒報導，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年會上表示，推進城鎮化的關鍵是土地制度。他形容，“土地表面上看是農民的唐僧肉，誰都想吃，地產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級政府想吃，但是主人——農民吃不到。”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舊型的城鎮化造成了很多問題， “因為舊型城鎮化整個是由賺取土地差價推動的。”吳敬璉說，“這些年來，大概從這個差價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計，最低的估計30萬億。”
按中共土地管理法，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主要包括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兩費”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以一畝農地每年產出2000元計，最高也不過6萬元。而當被徵用的農地轉化為建設用地後，其拍賣價格可達到每畝數十萬元乃至數百萬元，可謂“一本萬利”。
以地價快速上漲的2010年為例。中國房地產資料研究院提供的資料顯示，當年各地都迎來“土地盛宴”，不少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創下新高。比如，大連當年的“賣地錢”達到1157.75億元，相當於財政收入的231.2%！
在今年的兩會上，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回答媒體質疑"重慶因大力發展城市建設，是否背負債務危機"的問題時透露，重慶十年間賣地收入4000億元人民幣，一時引起輿論譁然。清華大學社會學者李楯認為，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對比，這顯示出政府對公眾的一種掠奪。
陸媒報導稱，相關調查顯示，耕地徵用之後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資者和當地政府拿大頭，村級組織留下兩三成，農民拿到的往往不到10%。而據2012年10月人權組織大赦國際《捍衛我們的土地》報告，從1979年至2005年，農民僅收到開發商向政府買地所交付金額的5%，巨大的利益空間為政府所佔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也不得不承認：“現行征地制度，很大程度上將不少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體系之外。”
農民問題核心為土地問題 政府應負全責
今年1月30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接受陸媒採訪時稱，“戶籍改革必須同時輔之以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民對土地有更多的選擇權。不改革土地制度，城鎮化有可能變成對農民的新的剝奪。”
秦暉認為，“我們現在說實在的以戶籍改革為理由，把農民強制變成市民，什麼農民上樓啊，什麼這個消滅村莊啊，這種制度非常可怕的，但是這些都是以所謂戶籍改革的那個名義進行的，這個就很麻煩了。”
一直致力於拆遷案件維權的重慶律師鄭建偉向《德國之聲》表示，很多“上樓”的農民已開始嘗到苦頭。“他們的土地使用權原來是沒有期限的，上樓後，有使用期限70年，還有其它的物管費，開發商、政府會補貼給農民嗎？雖然從舊的房子住到新房子，（但）顯然農民的經濟負擔增加了，他們怎樣增加收入維持開支，有什麼樣的技能立足、生存和發展？慢慢他們就會淪為低收入家庭，兩極分化就會越來越嚴重。”
鄭建偉還稱，30萬億這個巨額數字的背後，是無數失地家庭聚合起來的辛酸史，無不指向土地制度，但遺憾的是土地維權案件因為牽涉地方政府利益，難於被地方法院受理和立案。
秦暉指出，“說到底，就是你是不是尊重人權，你是不是對這些人有同情心，你是不是把他們當人看待，講得簡單點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如何對待農民和城鎮化的問題上，秦暉表示，“我覺得這個事情，在一個憲政化的過程中，它根本就不是問題。憲政化的過程中，一個國家政府能夠承擔多大的公共服務責任，為此公民應該讓步給政府多大的權力，這都是由契約決定的。”
秦暉認為政府應該對農民工承擔責任，對權力不受限制的政府，百姓可以無限問責。他稱，“在我們今天中國的情況下，如果你不能限制政府權力，你就不能夠約束老百姓向政府問責。對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是可以進行無限問責的，一直要問到他承受不了為止。他承受不了就逼他改。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支持農民工，或者說城市的新移民，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面對這至少30萬億的巧取豪奪，面對2.5億農民工和由此產生的3億離散人口的家庭，面對諸多強拆維權甚至由此導致的自焚案例，政府究竟對此承擔了怎樣的責任？又提供了怎樣的保障？也許很多人心裡已經有了答案，也許對很多人來說，這永遠是個問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