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5日訊】2013年4期的《財經》旗下《LENS》雜誌，刊發了記者袁凌采寫的兩萬字長文《走出馬三家》，輔以大量圖片證據，揭露了遼寧省馬三家女子教養院對女性「被勞教人員」施虐的種種惡行。《新京報》主筆曹保印在主持《保印說新聞》時，因無法承受文中惡行的刺激，關上攝像機放聲慟哭。《LENS》雜誌流出的「馬三家」真相，雖未提到「法輪功」三字，但馬三家教養院曾經關滿不肯放棄信念的法輪功修鍊者，至今仍關押著大量法輪功修鍊者。該教養院對「被勞教人員」施加的酷刑，令民眾深感震驚。最近遼寧省司法廳調查組發布的所謂《調查報告》，完全否定該教養院存在的種種施虐行徑，並指責《LENS》雜誌「嚴重失實」，但因該調查組的執行副組長就是前任馬三家教養院院長，《調查報告》一出爐就遭到網友連篇的噓聲與罵聲。一些長期受困於自己的小生活圈子的民眾，非常困惑於這種慘無人道的行徑的赫然存在，他們不敢相信，也無法理解。其實，對於千夫所指的「勞教」惡政，我們必須回溯到十四年前中共江氏集團開始孤注一擲鎮壓法輪功的那一刻，甚至必須回溯到六十四年前中共僭國的那一刻，只有在這個大的歷史坐標中，才有可能理解這種惡政的來龍去脈。
在中國大陸，每個省份都有不止一個「馬三家」。在網路上很容易就能搜索到各地「已解教人員」的自述，以及展示周身傷痕纍纍令人不忍卒睹的照片。重慶著名「勞教」受難者方洪（方竹筍）在微博上表示：「馬三家」已被揭露出的「大掛」、「死人床」等酷刑，重慶勞教所內都有。「勞教」制度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右派分子」被押送勞教所強制勞動改造。名著《夾邊溝紀事》中描述的就是「右派分子」被勞教期間困餓至死的慘狀。「勞教」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本來已經山窮水盡，各勞教所因缺乏經費，實際收押「被勞教人員」的數字也日漸減少。十四年前鎮壓法輪功的政治決策，引發中國社會進程的歷史性逆轉，舊有的「勞教」惡政進一步惡化，江氏集團為了殘害在壓力面前堅持善良信念的法輪功修鍊者，選擇不須經過法庭程序即可限制人身自由的「勞教」體製作為迫害的主要手段，從納稅人繳稅而來的政府財政經費中為各勞教所劃撥「勞教」經費，每名「被勞教人員」一萬元。經費支持為「勞教」惡政打了強心針，各地勞教所普遍大興土木，擴大規模。「魔鬼管教」們對「被勞教人員」的酷刑折磨受到鼓勵甚至獎勵，制度之惡強化和放大了人性之惡。薄熙來、王立軍在遼寧主持對法輪功修鍊群體的鎮壓，甚至活體摘取「被勞教人員」的器官，王立軍還在公開場合炫耀這種「基於現場」的「人體器官研究」！消息流出後，國際人權活動家的獨立調查印證了消息的真實性，給整個國際社會帶來強烈震撼。2008年，薄熙來、王立軍轉至重慶，將「馬三家」經驗帶到重慶，重慶市民往往只因轉發一則消息就被「勞教」，在重慶一地，「勞教」制度進一步惡化，其中種種細節，可參閱2013年4期《LENS》雜誌的專題報道。中國社會在1999年之後，社會道德進一步毒化，十四年來，人們親身遭遇官僚腐敗，貧富分化，人心冷漠，教育失效，醫療殺人，強拆「血拆」，房價攀高，物價飛漲，股市泡沫，卻並未思考過「馬三家」們的存在和世風日下之間的深度關聯。在政治經濟層面，既然將稅收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投入血腥的「維穩」，就不得不嚴重壓縮和剝奪其它國民生活領域的正常投入，甚至還要在因此而導致的民不聊生基礎上增加稅收掠奪，民眾生存之困窘艱難當然可想而知！在個體生活層面，原有的「管教」、「國保」人員在「罰善賞惡」的制度設計下放縱惡行，為擴大「維穩」規模還要招募更多人員投入惡行之中！根據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等人在《大連接》一書中提出的「三度影響力」理論，一個人的行為可以直接影響到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社會網路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善與惡的社會道德風氣也是這樣形成的。那麼，這些「馬三家」們，「魔鬼管教」們，他們的其妻子兒女、親朋好友，不知不覺之中也感染惡行的病毒，並在一舉一動中傳播至全社會。君不見無知少年脫口而出「我爸是李剛」？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細節，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象徵性場景。
「馬三家」們的暴虐行徑，讓普通民眾在震驚之餘，對參與其事者是否仍然配稱「人類」提出懷疑。在大陸各大門戶網站翻看《LENS》長篇報道頁面下的網友評論，這樣的表達連篇累牘。其實，「魔鬼管教」們的行徑與心理並不是一朝養成，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六十四年來，中共發動大小政治運動數以百次，美其名曰「群眾運動」，深知內情者無不稱之為「運動群眾」，也叫做「挑動群眾斗群眾」。中共有意識地在民眾中播撒仇恨基因，毛澤東所謂「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們「其樂」何在呢？因為這將會徹底毀滅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最重要的是在一次次仇恨操練中激發和發酵人性惡的部分，毀滅中華民族「敬天愛人」的古老信仰。中共是有嚴密意識形態信念的組織，或曰宗教，其信仰來源是蘇俄「共產主義」的理論學說。現任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說：「斯大林時代對本國國民發動了戰爭。」中共統治下的六十四年，「土改」、「鎮反」等運動已殺人如麻；譬如「文革」期間，對本國人民發動的戰爭更是變本加厲、虐殺對象擴及全民。其要害所在，就是讓普通民眾在互相虐殺的過程中雙手沾上彼此的鮮血，從而欲罷不能，最終形成與撒旦同行的「共犯結構」。仇恨病毒的散播就是通過曾經被迫參與脅從虐待同胞的「罪犯」聯結到其妻子兒女、親朋好友，再次第傳遞下去，甚至形成以此謀生的職業（「管教」就是其中一種）和相應的利益網路。甚至為掩飾、洗脫舊罪，不惜再犯新罪，譬如為維護「六四」血案，就要繼續鎮壓、管控所謂「民運」，甚至剝奪兒童上學讀書的權利（安徽合肥民主人士張林的女兒安妮就被從校園劫持，強制遣返蚌埠）；為維護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的鎮壓，就要繼續支付巨額維穩經費，維護勞教所和「洗腦班」的血腥運營。劊子手最慣用的託詞就是「上指下派」、「我也要生存」。至於是否能夠在具體執行邪惡指令時將槍口抬高一厘米，卻罕見有人去捫心自問。文革後期虐殺志士鍾海源並在臨刑前強行活體取腎，具體執行的士兵後來被折磨得精神恍惚，到處找人傾訴以求贖罪。像這樣的良知尚存者已成異數。大部分人漸漸選擇苟活，主動降低人性敏感的閾值，因為似乎捨此無法維繫「共犯結構」的延續。其實對於重大罪惡而言，凡參與者皆有無法迴避的責任。只因每人都或多或少是仇恨病毒的感染者和攜帶者，病人或麻木不仁、或諱疾忌醫而已。
「馬三家」們對人性善良基因的毀滅，令「被勞教人員」深陷恐懼、絕望之中。這是毫無善良信仰的撒旦信徒對同樣沒有信仰根基的普通民眾的折磨和殺戮。對比二戰時期的納粹集中營，因為中國大陸的民眾已沒有猶太人那種對猶太教義的古老信念，這種殘虐就更加恐怖，更加無拘無束，更加窒息，更加摧折意志。由於民眾對超越世俗世界的永恆理念的信仰已被此前數十年的政治運動和文化「洗腦」徹底摧毀，在高強度的勞動、「洗腦」、精神羞辱和肉體折磨之下，讓人沒有任何可與之相抗的精神資源，不得不被迫接受「行屍走肉」的奴隸生活。有些人還被迫成為「魔鬼管教」們迫害他人的幫凶。但是，即便在「馬三家」裡，法輪功修鍊者也是心懷善意、希望不滅的正向力量。他們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信仰，讓他們在無法想象的非人環境下，堅持以自身的一舉一動向獄中的其他受難者和「魔鬼管教」們釋放正直與光明的訊息。根據目前能搜集到的種種「已解教人員」對那段生活的回憶，尚未看到對獄中法輪功修鍊者的言行的負面報道。某維權律師說：「我的當事人是一群善良堅強的人，是自己哪怕有一點點錢物都會拿出來幫助別人的那種人。」在某勞教所內，某「管教」在對一位修鍊者施刑時，那「管教」的小孩就在一旁，這位修鍊者請其讓孩子走開，並告訴她應怎樣以善意保護孩子的心靈。另一間勞教所內，某女性「管教」逼迫、役使一位男性修鍊者為她洗襪子，這位修鍊者邊認真搓洗，邊誠懇地告訴她，自己是第一次為異性洗襪子，並規勸她應善意對待他人，以真正對自己的身心與命運負責。那「管教」瞬間被觸動，面紅耳赤，眼眶潮濕，此後還帶著自己的老公來看望這位令她尊敬的修鍊者。一間勞教所裡，「管教」率領牢頭獄霸對一位修鍊者毆打施虐，當時已將其他「被勞教人員」驅散，因一位修鍊者已被迫害得失去視力，這些人認為她無法看見施虐場面，就沒有避開她。她說：「我看不見但聽得見，你們這樣打人，我決不允許！」並冒著危險當眾揭露「管教」們的暴行。在她的執拗堅持之下，勞教部門被迫讓施虐者公開檢討，也贏得了「被勞教人員」群體對修鍊者的由衷尊敬。這樣的事例太多，這些發生在殘酷歷史環境中的真實的細節，見證了當代中國人在苦難中的人性光輝，完全可以和《安妮日記》以及弗蘭克爾《人對意義的尋求》筆下那些堅持信仰的猶太信徒媲美。一位著名維權律師對法輪功修鍊者說：「誰是螳螂？誰是歷史的車輪？一開始人們弄不清楚。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該如何做，其實我們是在向你們學。」站在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前沿的律師群體，從法輪功修煉者的善念善行中看到了社會未來的希望。
十四年前的此日，1999年4月25日，一群完全抱持和平善良理念的修鍊者，在遭受政治暴力打壓的逆境之下，在中國首都北京自發集會，表達合法註冊社團的意願、籲求釋放無辜被捕的同修，並和當時的政府總理朱鎔基先生面對面進行了溝通。那個春天的一剎，令世界為之震驚。1989年之後的十年，是民間社會萎縮、公民權利喪失、政治打壓不斷的十年，在文明社會、正常國度，公民和平表達意願是人人感到司空見慣的平常事，在中國大陸，卻是直觸中共暴政底線的驚天之舉。法輪功修鍊者這一邊，會否將其和平理念堅持到底？中共政權那一邊，在多米諾骨牌效應十年後，是否有可能放棄專政惡制，向正常政權形態轉型？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這一群人安靜散去，自始至終沒有打擾任何人，甚至站過的地上不留片紙。前總理朱鎔基先生也在對話現場爽快地答應了他們的三點要求。一度世界輿論給予了溝通對談的雙方極高的評價，人們似乎看到了這個古老國度擺脫歷史負累、走向轉型新生的希望。然而，人們沒有想到，僅僅不到九十天的時間，中共江氏集團就撕下虛偽的面紗，對這一群和平的修鍊者舉起屠刀。是的，是屠刀，由於中共消息封鎖的嚴密，因鎮壓而受難的修鍊者人數尚無法精確統計，但其傷害遠超過一次強震。而且這種殘酷的鎮壓持續時間之久超過了十年「文革」，不同程度受到波及的人士數以億計。十四年鎮壓，修鍊者們以生命代價捍衛與印證了「真、善、忍」的普世價值。他們沒有走向暴力反抗與頹廢自傷，反而在極度黑暗之地守護住了和平、自由、堅忍的火光。十四年前的那個春日，他們以普通人難以想象的勇氣走出家門，來到公共空間的光亮裡。時至今日，回顧那一刻，我們完全可以說，他們的義舉改變了人類歷史。對暴政的恐懼是可以克服的，善良信仰的尊嚴是值得守護的，人人自危、彼此離散的冷漠格局是可以逆轉的。他們以血肉之軀印證了這些簡單但卻艱難的真理。十四年後的此日，讓我們向這一群人和他們堅不可摧的信仰致敬。
在中國大陸，每個省份都有不止一個「馬三家」。在網路上很容易就能搜索到各地「已解教人員」的自述，以及展示周身傷痕纍纍令人不忍卒睹的照片。重慶著名「勞教」受難者方洪（方竹筍）在微博上表示：「馬三家」已被揭露出的「大掛」、「死人床」等酷刑，重慶勞教所內都有。「勞教」制度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右派分子」被押送勞教所強制勞動改造。名著《夾邊溝紀事》中描述的就是「右派分子」被勞教期間困餓至死的慘狀。「勞教」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本來已經山窮水盡，各勞教所因缺乏經費，實際收押「被勞教人員」的數字也日漸減少。十四年前鎮壓法輪功的政治決策，引發中國社會進程的歷史性逆轉，舊有的「勞教」惡政進一步惡化，江氏集團為了殘害在壓力面前堅持善良信念的法輪功修鍊者，選擇不須經過法庭程序即可限制人身自由的「勞教」體製作為迫害的主要手段，從納稅人繳稅而來的政府財政經費中為各勞教所劃撥「勞教」經費，每名「被勞教人員」一萬元。經費支持為「勞教」惡政打了強心針，各地勞教所普遍大興土木，擴大規模。「魔鬼管教」們對「被勞教人員」的酷刑折磨受到鼓勵甚至獎勵，制度之惡強化和放大了人性之惡。薄熙來、王立軍在遼寧主持對法輪功修鍊群體的鎮壓，甚至活體摘取「被勞教人員」的器官，王立軍還在公開場合炫耀這種「基於現場」的「人體器官研究」！消息流出後，國際人權活動家的獨立調查印證了消息的真實性，給整個國際社會帶來強烈震撼。2008年，薄熙來、王立軍轉至重慶，將「馬三家」經驗帶到重慶，重慶市民往往只因轉發一則消息就被「勞教」，在重慶一地，「勞教」制度進一步惡化，其中種種細節，可參閱2013年4期《LENS》雜誌的專題報道。中國社會在1999年之後，社會道德進一步毒化，十四年來，人們親身遭遇官僚腐敗，貧富分化，人心冷漠，教育失效，醫療殺人，強拆「血拆」，房價攀高，物價飛漲，股市泡沫，卻並未思考過「馬三家」們的存在和世風日下之間的深度關聯。在政治經濟層面，既然將稅收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投入血腥的「維穩」，就不得不嚴重壓縮和剝奪其它國民生活領域的正常投入，甚至還要在因此而導致的民不聊生基礎上增加稅收掠奪，民眾生存之困窘艱難當然可想而知！在個體生活層面，原有的「管教」、「國保」人員在「罰善賞惡」的制度設計下放縱惡行，為擴大「維穩」規模還要招募更多人員投入惡行之中！根據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等人在《大連接》一書中提出的「三度影響力」理論，一個人的行為可以直接影響到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社會網路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善與惡的社會道德風氣也是這樣形成的。那麼，這些「馬三家」們，「魔鬼管教」們，他們的其妻子兒女、親朋好友，不知不覺之中也感染惡行的病毒，並在一舉一動中傳播至全社會。君不見無知少年脫口而出「我爸是李剛」？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細節，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象徵性場景。
「馬三家」們的暴虐行徑，讓普通民眾在震驚之餘，對參與其事者是否仍然配稱「人類」提出懷疑。在大陸各大門戶網站翻看《LENS》長篇報道頁面下的網友評論，這樣的表達連篇累牘。其實，「魔鬼管教」們的行徑與心理並不是一朝養成，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六十四年來，中共發動大小政治運動數以百次，美其名曰「群眾運動」，深知內情者無不稱之為「運動群眾」，也叫做「挑動群眾斗群眾」。中共有意識地在民眾中播撒仇恨基因，毛澤東所謂「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們「其樂」何在呢？因為這將會徹底毀滅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最重要的是在一次次仇恨操練中激發和發酵人性惡的部分，毀滅中華民族「敬天愛人」的古老信仰。中共是有嚴密意識形態信念的組織，或曰宗教，其信仰來源是蘇俄「共產主義」的理論學說。現任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說：「斯大林時代對本國國民發動了戰爭。」中共統治下的六十四年，「土改」、「鎮反」等運動已殺人如麻；譬如「文革」期間，對本國人民發動的戰爭更是變本加厲、虐殺對象擴及全民。其要害所在，就是讓普通民眾在互相虐殺的過程中雙手沾上彼此的鮮血，從而欲罷不能，最終形成與撒旦同行的「共犯結構」。仇恨病毒的散播就是通過曾經被迫參與脅從虐待同胞的「罪犯」聯結到其妻子兒女、親朋好友，再次第傳遞下去，甚至形成以此謀生的職業（「管教」就是其中一種）和相應的利益網路。甚至為掩飾、洗脫舊罪，不惜再犯新罪，譬如為維護「六四」血案，就要繼續鎮壓、管控所謂「民運」，甚至剝奪兒童上學讀書的權利（安徽合肥民主人士張林的女兒安妮就被從校園劫持，強制遣返蚌埠）；為維護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的鎮壓，就要繼續支付巨額維穩經費，維護勞教所和「洗腦班」的血腥運營。劊子手最慣用的託詞就是「上指下派」、「我也要生存」。至於是否能夠在具體執行邪惡指令時將槍口抬高一厘米，卻罕見有人去捫心自問。文革後期虐殺志士鍾海源並在臨刑前強行活體取腎，具體執行的士兵後來被折磨得精神恍惚，到處找人傾訴以求贖罪。像這樣的良知尚存者已成異數。大部分人漸漸選擇苟活，主動降低人性敏感的閾值，因為似乎捨此無法維繫「共犯結構」的延續。其實對於重大罪惡而言，凡參與者皆有無法迴避的責任。只因每人都或多或少是仇恨病毒的感染者和攜帶者，病人或麻木不仁、或諱疾忌醫而已。
「馬三家」們對人性善良基因的毀滅，令「被勞教人員」深陷恐懼、絕望之中。這是毫無善良信仰的撒旦信徒對同樣沒有信仰根基的普通民眾的折磨和殺戮。對比二戰時期的納粹集中營，因為中國大陸的民眾已沒有猶太人那種對猶太教義的古老信念，這種殘虐就更加恐怖，更加無拘無束，更加窒息，更加摧折意志。由於民眾對超越世俗世界的永恆理念的信仰已被此前數十年的政治運動和文化「洗腦」徹底摧毀，在高強度的勞動、「洗腦」、精神羞辱和肉體折磨之下，讓人沒有任何可與之相抗的精神資源，不得不被迫接受「行屍走肉」的奴隸生活。有些人還被迫成為「魔鬼管教」們迫害他人的幫凶。但是，即便在「馬三家」裡，法輪功修鍊者也是心懷善意、希望不滅的正向力量。他們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信仰，讓他們在無法想象的非人環境下，堅持以自身的一舉一動向獄中的其他受難者和「魔鬼管教」們釋放正直與光明的訊息。根據目前能搜集到的種種「已解教人員」對那段生活的回憶，尚未看到對獄中法輪功修鍊者的言行的負面報道。某維權律師說：「我的當事人是一群善良堅強的人，是自己哪怕有一點點錢物都會拿出來幫助別人的那種人。」在某勞教所內，某「管教」在對一位修鍊者施刑時，那「管教」的小孩就在一旁，這位修鍊者請其讓孩子走開，並告訴她應怎樣以善意保護孩子的心靈。另一間勞教所內，某女性「管教」逼迫、役使一位男性修鍊者為她洗襪子，這位修鍊者邊認真搓洗，邊誠懇地告訴她，自己是第一次為異性洗襪子，並規勸她應善意對待他人，以真正對自己的身心與命運負責。那「管教」瞬間被觸動，面紅耳赤，眼眶潮濕，此後還帶著自己的老公來看望這位令她尊敬的修鍊者。一間勞教所裡，「管教」率領牢頭獄霸對一位修鍊者毆打施虐，當時已將其他「被勞教人員」驅散，因一位修鍊者已被迫害得失去視力，這些人認為她無法看見施虐場面，就沒有避開她。她說：「我看不見但聽得見，你們這樣打人，我決不允許！」並冒著危險當眾揭露「管教」們的暴行。在她的執拗堅持之下，勞教部門被迫讓施虐者公開檢討，也贏得了「被勞教人員」群體對修鍊者的由衷尊敬。這樣的事例太多，這些發生在殘酷歷史環境中的真實的細節，見證了當代中國人在苦難中的人性光輝，完全可以和《安妮日記》以及弗蘭克爾《人對意義的尋求》筆下那些堅持信仰的猶太信徒媲美。一位著名維權律師對法輪功修鍊者說：「誰是螳螂？誰是歷史的車輪？一開始人們弄不清楚。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該如何做，其實我們是在向你們學。」站在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前沿的律師群體，從法輪功修煉者的善念善行中看到了社會未來的希望。
十四年前的此日，1999年4月25日，一群完全抱持和平善良理念的修鍊者，在遭受政治暴力打壓的逆境之下，在中國首都北京自發集會，表達合法註冊社團的意願、籲求釋放無辜被捕的同修，並和當時的政府總理朱鎔基先生面對面進行了溝通。那個春天的一剎，令世界為之震驚。1989年之後的十年，是民間社會萎縮、公民權利喪失、政治打壓不斷的十年，在文明社會、正常國度，公民和平表達意願是人人感到司空見慣的平常事，在中國大陸，卻是直觸中共暴政底線的驚天之舉。法輪功修鍊者這一邊，會否將其和平理念堅持到底？中共政權那一邊，在多米諾骨牌效應十年後，是否有可能放棄專政惡制，向正常政權形態轉型？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這一群人安靜散去，自始至終沒有打擾任何人，甚至站過的地上不留片紙。前總理朱鎔基先生也在對話現場爽快地答應了他們的三點要求。一度世界輿論給予了溝通對談的雙方極高的評價，人們似乎看到了這個古老國度擺脫歷史負累、走向轉型新生的希望。然而，人們沒有想到，僅僅不到九十天的時間，中共江氏集團就撕下虛偽的面紗，對這一群和平的修鍊者舉起屠刀。是的，是屠刀，由於中共消息封鎖的嚴密，因鎮壓而受難的修鍊者人數尚無法精確統計，但其傷害遠超過一次強震。而且這種殘酷的鎮壓持續時間之久超過了十年「文革」，不同程度受到波及的人士數以億計。十四年鎮壓，修鍊者們以生命代價捍衛與印證了「真、善、忍」的普世價值。他們沒有走向暴力反抗與頹廢自傷，反而在極度黑暗之地守護住了和平、自由、堅忍的火光。十四年前的那個春日，他們以普通人難以想象的勇氣走出家門，來到公共空間的光亮裡。時至今日，回顧那一刻，我們完全可以說，他們的義舉改變了人類歷史。對暴政的恐懼是可以克服的，善良信仰的尊嚴是值得守護的，人人自危、彼此離散的冷漠格局是可以逆轉的。他們以血肉之軀印證了這些簡單但卻艱難的真理。十四年後的此日，讓我們向這一群人和他們堅不可摧的信仰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