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日訊】（新唐人記者田飛綜合報導）「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這是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在生前講的一句話。方勵之在1989年1月發起的致中共高層公開信呼籲釋放政治犯，令當局惶恐，後來在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
近日，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長達647頁的《方勵之自傳》，詳細介紹了當年這位積極推動中國人權與民主改革的天體物理學家致鄧小平公開信呼籲大赦政治犯，從中共當局開始佯裝不知，到後來惶恐的反擊，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而共產主義的權威已經每下愈況。
以下「方勵之自傳精選」摘錄自《世界新聞網》：
致函老鄧呼籲大赦天下
我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歷算和占卜的司天監。今天的北京天文台當然早就沒有義務去為統治者預卜他們的政治未來了。
但是，今天的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權利關心社會的未來。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訓又再一次被想起。今天的中國社會，不是同樣也很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新年的氣氛更加重了這種聯想。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40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70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40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10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頌
近祺！
方勵之
1989年1月6日
信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這就是後來被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暴亂的信的起源。
就我說，絕沒有期望這封信會起多少作用。寄給最高當局的信件，一天何止萬千，絕大多數的命運都是無聲無息地湮沒掉，甚至根本沒有被看過。
我還是有一點信心，鄧小平不會不注意到我的信。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他經常在「關心」的人了。
第二天，1月7日，有兩位客人來我家，這使上述的信更有保證地引起收信人的關心。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是一位開明的老幹部，曾長期擔任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人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中央。
他曾經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管道。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Link)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中國，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東方紀事」的編輯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為他們的刊物寫稿。順便，我也給了他一份致鄧小平信的副本。當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給了一些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進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後來瞭解到，鄧小平確實看到了我的信。當然，照例地，佯裝不知，沒有回擲，也沒有答覆。
當局坐不住了
春節期間，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首的發起人是老朋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那封信發表時有40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學者的簽名。隨後，詩人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也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副本。2月12日，他們發起寫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三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個人的簽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國古訓，事不過三。果然，三封公開信後，最高當局開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
這一次，當局倒是沒有來找我這個始作俑者。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況了。
近日，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長達647頁的《方勵之自傳》，詳細介紹了當年這位積極推動中國人權與民主改革的天體物理學家致鄧小平公開信呼籲大赦政治犯，從中共當局開始佯裝不知，到後來惶恐的反擊，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而共產主義的權威已經每下愈況。
以下「方勵之自傳精選」摘錄自《世界新聞網》：
致函老鄧呼籲大赦天下
我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歷算和占卜的司天監。今天的北京天文台當然早就沒有義務去為統治者預卜他們的政治未來了。
但是，今天的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權利關心社會的未來。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訓又再一次被想起。今天的中國社會，不是同樣也很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新年的氣氛更加重了這種聯想。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40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70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40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10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頌
近祺！
方勵之
1989年1月6日
信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這就是後來被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暴亂的信的起源。
就我說，絕沒有期望這封信會起多少作用。寄給最高當局的信件，一天何止萬千，絕大多數的命運都是無聲無息地湮沒掉，甚至根本沒有被看過。
我還是有一點信心，鄧小平不會不注意到我的信。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他經常在「關心」的人了。
第二天，1月7日，有兩位客人來我家，這使上述的信更有保證地引起收信人的關心。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是一位開明的老幹部，曾長期擔任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人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中央。
他曾經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管道。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Link)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中國，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東方紀事」的編輯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為他們的刊物寫稿。順便，我也給了他一份致鄧小平信的副本。當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給了一些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進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後來瞭解到，鄧小平確實看到了我的信。當然，照例地，佯裝不知，沒有回擲，也沒有答覆。
當局坐不住了
春節期間，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首的發起人是老朋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那封信發表時有40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學者的簽名。隨後，詩人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也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副本。2月12日，他們發起寫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三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個人的簽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國古訓，事不過三。果然，三封公開信後，最高當局開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
這一次，當局倒是沒有來找我這個始作俑者。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