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5日訊】(新唐人記者藍銘浩綜合報導)有數據資料顯示,中共的地方官員們普遍更關注交通投資,而不是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日前,一份由中外研究團隊提供的學術研究報告,從經濟學與統計學角度提供了耐人尋味的解答:GDP增長率與官員的升遷正相關,而城市政府改善環境的開支卻與官員的晉升呈現著負相關。
近日,大陸《財經網》介紹了一份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清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與加拿大艾伯塔大學的研究團隊分析的2000-2009年涉及287座城市、976名書記和1075名市長的相關調查數據。
數據顯示,中國各地地方政府近年來對城市基建的投入主要依然集中在交通基礎設施方面。中共地方官員的晉陞可能性取決於他過去的表現能否被實實在在的經濟發展成果所證明。這種業績導向型的幹部晉陞機制使地方政府之間圍繞著經濟發展形成競爭。
報告稱,GDP增長率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市委書記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4.76個百分點,市長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10個百分點。而一個城市政府改善環境的開支,卻與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晉陞呈顯著負相關。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員們越來越趨同於理性經濟人角色,必然會選擇將公共支出轉向可以在短期內拉動本地區經濟增長的項目,而難以考慮這些決策是否會影響到本地區有形或無形的長期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與環境改善、教育、衛生等方面的投資相比,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無疑更符合各地官員的利益。領導層對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式闡釋——對大壩、高速公路以及其他「不朽的」物質成就的偏愛——也推動了這種投資方向的差異。
研究團隊通過定量分析,得出了以下五條主要結論:
第一、無論從統計學意義上還是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地市層次在環境方面的投資都能顯著地改善環境;
第二、如果省級領導更為看重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地市級黨政幹部將加大本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果省級領導更為關注的是環境指標,地市級黨政幹部卻未必予以迎合;
第三、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短期內將來帶來更高的土地價格、更多的土地出讓收益以及未來更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但對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並不能帶來類似的結果;
第四、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有助於提高次年的GDP增長率,而對環境基礎設施的同樣投資不能帶來類似的結果;
第五、GDP的快速增長有助於增加官員被提拔晉陞的機會,但加大對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對官員的提拔晉陞並無助益,甚至存在負面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回歸「(regression analysis)結果還顯示,GDP的增長對各市市委書記晉陞的影響力要小於對各市市長被提拔的影響力。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GDP增長率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市委書記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4.76個百分點,而市長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10個百分點。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城市政府改善環境的開支,實際上與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晉陞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經過平均GDP校正後的改善環境投資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市委書記的晉陞幾率就會下降8.5個百分點,而市長的晉陞幾率就會降低6.3個百分點。也許各市「環保人士」冒犯了那些以經濟增長為主要任務的省級領導幹部,也或者晉陞無望的市級領導幹部會更傾向於加大改善環境的投資。但這與前述市級領導幹部爭相投資交通基礎設施而非環境設施的現象是一致的,因為前者更能為經濟增長做出實質性的貢獻。
近日,大陸《財經網》介紹了一份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清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與加拿大艾伯塔大學的研究團隊分析的2000-2009年涉及287座城市、976名書記和1075名市長的相關調查數據。
數據顯示,中國各地地方政府近年來對城市基建的投入主要依然集中在交通基礎設施方面。中共地方官員的晉陞可能性取決於他過去的表現能否被實實在在的經濟發展成果所證明。這種業績導向型的幹部晉陞機制使地方政府之間圍繞著經濟發展形成競爭。
報告稱,GDP增長率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市委書記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4.76個百分點,市長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10個百分點。而一個城市政府改善環境的開支,卻與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晉陞呈顯著負相關。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員們越來越趨同於理性經濟人角色,必然會選擇將公共支出轉向可以在短期內拉動本地區經濟增長的項目,而難以考慮這些決策是否會影響到本地區有形或無形的長期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與環境改善、教育、衛生等方面的投資相比,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無疑更符合各地官員的利益。領導層對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式闡釋——對大壩、高速公路以及其他「不朽的」物質成就的偏愛——也推動了這種投資方向的差異。
研究團隊通過定量分析,得出了以下五條主要結論:
第一、無論從統計學意義上還是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地市層次在環境方面的投資都能顯著地改善環境;
第二、如果省級領導更為看重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地市級黨政幹部將加大本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果省級領導更為關注的是環境指標,地市級黨政幹部卻未必予以迎合;
第三、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短期內將來帶來更高的土地價格、更多的土地出讓收益以及未來更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但對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並不能帶來類似的結果;
第四、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有助於提高次年的GDP增長率,而對環境基礎設施的同樣投資不能帶來類似的結果;
第五、GDP的快速增長有助於增加官員被提拔晉陞的機會,但加大對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對官員的提拔晉陞並無助益,甚至存在負面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回歸「(regression analysis)結果還顯示,GDP的增長對各市市委書記晉陞的影響力要小於對各市市長被提拔的影響力。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GDP增長率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市委書記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4.76個百分點,而市長的晉陞幾率就提高了10個百分點。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城市政府改善環境的開支,實際上與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晉陞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經過平均GDP校正後的改善環境投資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市委書記的晉陞幾率就會下降8.5個百分點,而市長的晉陞幾率就會降低6.3個百分點。也許各市「環保人士」冒犯了那些以經濟增長為主要任務的省級領導幹部,也或者晉陞無望的市級領導幹部會更傾向於加大改善環境的投資。但這與前述市級領導幹部爭相投資交通基礎設施而非環境設施的現象是一致的,因為前者更能為經濟增長做出實質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