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31日訊】每年的「六四」都離不開關於「母親」的話題。「六四」24周年紀念日到了，人們又會想起24年來為在「六四」屠殺中死難的孩子討取公道、每天在悲憤中度日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同時也會關注「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數百名政治異議人士的母親。親子間的死別與生離，是人間的兩大悲情：北京的「天安門母親」群體經受了24年的死別之痛，而海外政治流亡者的母親經受著看不到盡頭的生離之苦——政治流亡者的母親，也是「天安門母親」，雖然她們經受的生離之苦，不能與北京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承受的死別之苦相比。
這樣說來，我也有一位「天安門母親」。1990年初我流亡海外時，已經人到中年，如今從中年步入了老年。流亡生涯，使我對人間情感跌宕的承受力已到極點，只是每當想起自己的老母親，我仍會流淚。
我從初中開始，便離開母親獨自生活，母親愛我，我卻未能像其他孩子一樣一直依偎在母親身旁。母親希望我長大後成為醫生或者工程師，治病救人或者造機器、蓋房子。當我選擇當一名記者，她雖然未曾表示過反對，但我從地方報紙的記者當上《人民日報》的記者，從一名普通記者當上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的總編輯，她卻從來沒有對我的「長進」給予正面的評價，我知道母親對我從事的工作的正義性抱有懷疑態度。而母親終於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讚揚我的人生選擇、我的職業操守，那是在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
「六四」後，我被中共海南省委指主持《海南日報》工作時在北京的「動亂」期間犯了嚴重的輿論導向錯誤，撤銷了我黨內外一切職務，繼而開除黨籍。我是全國唯一被撤職的省委機關報總編輯，新華社在我被撤職那天發了通稿。當天我的母親從她訂閱的一份晚報中得知我被撤職的消息。我母親是一位老革命，她歷經過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她清楚我在「六四」後被撤職對於我意味著什麼。
那一天我被軟禁在居所裡，不再有人來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給我打個電話。我感到孤獨和絕望，那時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劃一根火柴，我也會感到敞亮和溫暖。
傍晚，一天來唯一的一聲電話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是母親的聲音。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用告訴我什麼，我什麼事情都知道了。你做得對，媽媽為你感到驕傲。媽媽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難了，一定要挺住。媽媽要兒子，媽媽不要你那個官。兒子記住，媽媽什麼時候都和你在一起。」
此時，我的心敞亮了、溫暖了。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即使失去了所有，我還有媽媽。媽媽才是與我最親、感情最深的人。將來我如果獲得自由，決不再遠遊了，一定回到媽媽身邊，好好地孝敬媽媽，盡情享受媽媽的愛。
但是，隨著整肅的升級，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隨時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辭國遠走，流亡海外，我不能實現不再遠遊陪伴母親的誓願了。當我離開國境的那一刻，我回頭望一望身後漆黑一片的祖國，想到黑暗中我的母親，「六四」以來一直遵照母親的囑咐保持堅強的我，忍不住淚流滿面。
誰能想到一去20多年，我們對中共的無道、無情從來估計不足。中共政權製造了人類歷史上人數眾多、時間最長的政治異議人士流亡事件。我們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我們的母親日夜盼望兒子歸來，兒子卻不能回到母親的身旁。我們的母親原本都是普通的母親，自從她們的兒女因「六四」天安門屠殺成為政治流亡者，普通的母親也成了與「六四」屠殺者不共戴天的「天安門母親」。
20多年來，母親沒有對我講過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離國之初她的一次勇敢表現：她痛斥海南省委派來的氣勢洶洶試圖要脅她而逼迫我的官員，她指著這幾位官員說：「回去告訴你們的省委書記，我好端端的兒子現在到哪裡去了？把我的兒子還給我！」
20多年來，母親灰白的頭髮變成了滿頭銀絲，健步行走變成了輪椅代步。初時我每次與母親通電話，她都要向我傾訴對我的思念，但近幾年來，她不再講了，而是滔滔不絕地講她的生活如何好，她的心情如何愉快。我明白母親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國是遙不可及的事，母親已不對中共政權平反「六四」寄予期望，也許直到她生命終結，母子都不能再見上一面。母親寧願自己把對兒子的思念之苦壓抑在心底，也不要讓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親的刻意回避，使我覺得與母親的通話已不再真實，我知道母親比過去更加絕望、更加悲傷了。
我的母親是數百名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門母親」中的一位，每位母親與兒子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母親對流亡在外20多年不能見面的兒子的思念則是共同的。「六四」流亡學生封從德說他的母親八十大壽，他不能回家給母親磕一個頭，與母親通話，母親在電話那頭有流不盡的淚。
「六四」流亡學生熊焱幾次申請回國探望母親不獲准許，他的母親記憶衰退，快要不認得他了，熊焱有難以言狀的焦慮感。流亡知識份子吳仁華冒著被逮捕的危險潛回中國，只是為了回家陪在母親身旁幾天。有一些無法回國的政治流亡者，只能設法讓父母到香港、臺灣、東京、泰國見上一面。67歲的中國著名政治異議人士萬潤南告訴我：他的父母已經90歲，風燭之年的父母人生的最後願望就是兒子回到自己身邊。萬潤南呼籲習李政權善待政治異議人士，釋放國內被關押的政治犯、良心犯，讓流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自由回國。他說流亡者想回家看一看自己年邁的父母，是非常卑微的願望。
上個世紀80年代，我擔任《人民日報》駐深圳首席記者，我瞭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出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期間，如何關心民間疾苦，如何宣導建立深圳經濟特區，我對這位老人充滿敬佩之情。習仲勳退休後與妻子齊心在深圳定居，我知道習近平非常孝順父母，在外地工作路途再遠，也常來深圳陪父母住上幾天。習仲勳去世後，齊心受到深圳市領導無微不至的照顧。習近平一獲得中國黨政軍最高職位，便前往深圳，宣示他的新政，同時探望母親，敘天倫之樂，給母親一場高興。那時，全國人大剛剛結束，「天安門母親」第15年寫信給中國最高領導人，要求調查「六四」屠殺真相，要求還她們死難的孩子一個公道，但習近平與他的前任一樣冷酷對待「天安門母親」；習近平上位至今，不斷有人呼籲中共允許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國，讓他們回到自己的父母身旁，但沒有任何聲音能夠打動習近平的心。人們從習近平身上看不到習仲勳的影子。習近平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卻不知道別人也有父母，這連一個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不講人道，沒有人性，難道這也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秉性？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時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祕書鮑彤，在「六四」24周年到來之際指出：「六四」屠殺是反人類罪。這是對「六四」最準確的定性：血腥屠殺母親們的孩子，又將另一群母親的孩子趕出國門使母親與兒女不得相見，這不是反人類罪是什麼？！罪惡持續了24年，不僅一次犯罪，而且持續犯罪，希特勒犯下的反人類罪也未必有中共這樣深重。
看一個黨的黨性是人性還是獸性，看一個政權是現代的、文明的、人民的政權，還是原始的、野蠻的、反人類的政權，只要看這個黨、這個政權如何對待母親就足以判定。北京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和海外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門母親」，是和正遭受中共政權折磨、摧殘、淩辱的千千萬萬中國母親連結在一起的——她們中，有馬三家女子勞教所裡被施以酷刑的母親；有在新疆克拉瑪依大火中讓領導先走而被燒死的孩子們的母親；有吃毒奶粉長成了大頭娃娃們的母親；有被拐賣的、沒飯吃沒衣穿沒學上的、下黑煤窯做奴工的、被姦淫的、被汽車碾壓的、在垃圾箱裡悶死的男孩子、女孩子們的母親。其中絕沒有官二代、官三代們的母親，也不包括在深圳安享幸福晚年的習近平的母親。
2013年「六四」24周年紀念日前夕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這樣說來，我也有一位「天安門母親」。1990年初我流亡海外時，已經人到中年，如今從中年步入了老年。流亡生涯，使我對人間情感跌宕的承受力已到極點，只是每當想起自己的老母親，我仍會流淚。
我從初中開始，便離開母親獨自生活，母親愛我，我卻未能像其他孩子一樣一直依偎在母親身旁。母親希望我長大後成為醫生或者工程師，治病救人或者造機器、蓋房子。當我選擇當一名記者，她雖然未曾表示過反對，但我從地方報紙的記者當上《人民日報》的記者，從一名普通記者當上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的總編輯，她卻從來沒有對我的「長進」給予正面的評價，我知道母親對我從事的工作的正義性抱有懷疑態度。而母親終於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讚揚我的人生選擇、我的職業操守，那是在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
「六四」後，我被中共海南省委指主持《海南日報》工作時在北京的「動亂」期間犯了嚴重的輿論導向錯誤，撤銷了我黨內外一切職務，繼而開除黨籍。我是全國唯一被撤職的省委機關報總編輯，新華社在我被撤職那天發了通稿。當天我的母親從她訂閱的一份晚報中得知我被撤職的消息。我母親是一位老革命，她歷經過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她清楚我在「六四」後被撤職對於我意味著什麼。
那一天我被軟禁在居所裡，不再有人來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給我打個電話。我感到孤獨和絕望，那時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劃一根火柴，我也會感到敞亮和溫暖。
傍晚，一天來唯一的一聲電話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是母親的聲音。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用告訴我什麼，我什麼事情都知道了。你做得對，媽媽為你感到驕傲。媽媽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難了，一定要挺住。媽媽要兒子，媽媽不要你那個官。兒子記住，媽媽什麼時候都和你在一起。」
此時，我的心敞亮了、溫暖了。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即使失去了所有，我還有媽媽。媽媽才是與我最親、感情最深的人。將來我如果獲得自由，決不再遠遊了，一定回到媽媽身邊，好好地孝敬媽媽，盡情享受媽媽的愛。
但是，隨著整肅的升級，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隨時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辭國遠走，流亡海外，我不能實現不再遠遊陪伴母親的誓願了。當我離開國境的那一刻，我回頭望一望身後漆黑一片的祖國，想到黑暗中我的母親，「六四」以來一直遵照母親的囑咐保持堅強的我，忍不住淚流滿面。
誰能想到一去20多年，我們對中共的無道、無情從來估計不足。中共政權製造了人類歷史上人數眾多、時間最長的政治異議人士流亡事件。我們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我們的母親日夜盼望兒子歸來，兒子卻不能回到母親的身旁。我們的母親原本都是普通的母親，自從她們的兒女因「六四」天安門屠殺成為政治流亡者，普通的母親也成了與「六四」屠殺者不共戴天的「天安門母親」。
20多年來，母親沒有對我講過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離國之初她的一次勇敢表現：她痛斥海南省委派來的氣勢洶洶試圖要脅她而逼迫我的官員，她指著這幾位官員說：「回去告訴你們的省委書記，我好端端的兒子現在到哪裡去了？把我的兒子還給我！」
20多年來，母親灰白的頭髮變成了滿頭銀絲，健步行走變成了輪椅代步。初時我每次與母親通電話，她都要向我傾訴對我的思念，但近幾年來，她不再講了，而是滔滔不絕地講她的生活如何好，她的心情如何愉快。我明白母親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國是遙不可及的事，母親已不對中共政權平反「六四」寄予期望，也許直到她生命終結，母子都不能再見上一面。母親寧願自己把對兒子的思念之苦壓抑在心底，也不要讓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親的刻意回避，使我覺得與母親的通話已不再真實，我知道母親比過去更加絕望、更加悲傷了。
我的母親是數百名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門母親」中的一位，每位母親與兒子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母親對流亡在外20多年不能見面的兒子的思念則是共同的。「六四」流亡學生封從德說他的母親八十大壽，他不能回家給母親磕一個頭，與母親通話，母親在電話那頭有流不盡的淚。
「六四」流亡學生熊焱幾次申請回國探望母親不獲准許，他的母親記憶衰退，快要不認得他了，熊焱有難以言狀的焦慮感。流亡知識份子吳仁華冒著被逮捕的危險潛回中國，只是為了回家陪在母親身旁幾天。有一些無法回國的政治流亡者，只能設法讓父母到香港、臺灣、東京、泰國見上一面。67歲的中國著名政治異議人士萬潤南告訴我：他的父母已經90歲，風燭之年的父母人生的最後願望就是兒子回到自己身邊。萬潤南呼籲習李政權善待政治異議人士，釋放國內被關押的政治犯、良心犯，讓流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自由回國。他說流亡者想回家看一看自己年邁的父母，是非常卑微的願望。
上個世紀80年代，我擔任《人民日報》駐深圳首席記者，我瞭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出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期間，如何關心民間疾苦，如何宣導建立深圳經濟特區，我對這位老人充滿敬佩之情。習仲勳退休後與妻子齊心在深圳定居，我知道習近平非常孝順父母，在外地工作路途再遠，也常來深圳陪父母住上幾天。習仲勳去世後，齊心受到深圳市領導無微不至的照顧。習近平一獲得中國黨政軍最高職位，便前往深圳，宣示他的新政，同時探望母親，敘天倫之樂，給母親一場高興。那時，全國人大剛剛結束，「天安門母親」第15年寫信給中國最高領導人，要求調查「六四」屠殺真相，要求還她們死難的孩子一個公道，但習近平與他的前任一樣冷酷對待「天安門母親」；習近平上位至今，不斷有人呼籲中共允許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國，讓他們回到自己的父母身旁，但沒有任何聲音能夠打動習近平的心。人們從習近平身上看不到習仲勳的影子。習近平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卻不知道別人也有父母，這連一個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不講人道，沒有人性，難道這也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秉性？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時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祕書鮑彤，在「六四」24周年到來之際指出：「六四」屠殺是反人類罪。這是對「六四」最準確的定性：血腥屠殺母親們的孩子，又將另一群母親的孩子趕出國門使母親與兒女不得相見，這不是反人類罪是什麼？！罪惡持續了24年，不僅一次犯罪，而且持續犯罪，希特勒犯下的反人類罪也未必有中共這樣深重。
看一個黨的黨性是人性還是獸性，看一個政權是現代的、文明的、人民的政權，還是原始的、野蠻的、反人類的政權，只要看這個黨、這個政權如何對待母親就足以判定。北京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和海外政治流亡者的「天安門母親」，是和正遭受中共政權折磨、摧殘、淩辱的千千萬萬中國母親連結在一起的——她們中，有馬三家女子勞教所裡被施以酷刑的母親；有在新疆克拉瑪依大火中讓領導先走而被燒死的孩子們的母親；有吃毒奶粉長成了大頭娃娃們的母親；有被拐賣的、沒飯吃沒衣穿沒學上的、下黑煤窯做奴工的、被姦淫的、被汽車碾壓的、在垃圾箱裡悶死的男孩子、女孩子們的母親。其中絕沒有官二代、官三代們的母親，也不包括在深圳安享幸福晚年的習近平的母親。
2013年「六四」24周年紀念日前夕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