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6日訊】【導讀】戰爭當然免不了殃及無辜，但仁義之師總是要設法減輕人民的痛苦和犧牲。在國共戰爭期間及建政後，中共一直宣傳共軍如何紀律嚴明，如何得到老百姓支持。但如果我們透過黨化歷史的表層，走入它的幕後，就會發現這個「解放」的過程並非是一片陽光燦爛。比如極其慘烈(當然是對國軍士兵和當地市民而言)的長春圍困戰。
長春圍困戰是遼沈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8年3月13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長春至此成為被共軍及其根據地重重包圍的一座孤島。那時守長春的是鄭洞國的10萬人馬，鄭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都是威名赫赫的抗戰名將。長春顯然是一塊硬骨頭，四野要想強攻，肯定要付出巨大代價。這樣的事，共軍不到萬不得以是不會幹的，於是就採取了「圍而不打」的策略。自然，共軍也有本錢這樣做。那時四野主力都南下打錦州、瀋陽了，圍攻長春的共軍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隊和民兵，但論人數卻是長春守軍的2、3倍，老鄭因此也不敢貿然突圍。於是，在長春形成了僵持局面。
圍城最關鍵的是斷絕外部的糧食和彈藥供應，將敵逼入山窮水盡的境地。 6月28日的圍城政工會議上，蕭勁光、蕭華領銜的圍城指揮所再次強調封鎖糧食、蔬菜、燃料、牛馬及一切可供敵人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當時提出的口號是：「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蕭華在會議上說：「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眾，縱然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
圍城之初，由於顧及民心士氣及面子，國民黨不准百姓離開長春，但由於城中的存糧只能維持到7月底，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8月1日起疏散民眾，要求平民離開長春，老百姓當然也巴不得趕緊離開這個人間地獄。但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圍困長春滿三個月後，9月9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裡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林彪等人還說：「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的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引起死亡」。他們還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回音。這是毛在不便明確否決時經常採取的「默否」伎倆——林彪在平型關大捷和彭德懷在百團大戰前向毛請戰，都曾遭遇過這種「默否」。林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下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真正實行，原因可能是毛否決了它。
共軍的槍口對著出城的百姓（網絡圖片）
原吉林省政府參議兼駐長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憶說，共軍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 8月，段的夫人和兒子因家裡斷糧，也曾到真空地帶(即「卡空」)呆了幾天，自然也逃不出去，回來後母子倆很多天精神失常，哭泣無言。後來，兒子對段說，死屍遍地都是，經過熱毒太陽一曬，肚皮脹得好高!到處屍臭難聞，真嚇死人。
儘管老百姓不許出城，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卻被放出，如有難民回憶：「我們家是9月16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呆了一宿就出去了。是託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 「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樣做的目的是吸引國軍持械投誠。攜槍逃亡的國軍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裡的老百姓呢，據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草和樹葉，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就這麼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
國軍新一軍重砲營少尉指導員胡長庚的日記也為上述說法提供了佐證。 6月27日，胡記道：「有很多徒步赴沈(陽)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來。聽說還有許多老百姓在卡子外面，這面不讓進，那面不讓走，沒有吃的，餓都快餓死了」。 7月1日：「苗太太說她和她母親、孩子這次走路沒走成回來，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橫說豎說就是一個不放。你給他們跪下，他們也跪下聲言是上面的命令，不敢違背，請原諒!……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餓死他們嗎？難道八路軍從此就不爭取民眾了嗎？確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7月2日：「從卡子外面回來的退職軍人也莫不叫苦連天，稱道八路軍的『蜀道難』」。胡也提到「誰有槍就放誰出去」。 7月23日：「今天早晨送於副營長，他是同一個被俘放回的步兵營營長，一個傳令兵一塊走的，對八路放行的條件是一枝卡賓小自動步槍」。 7月16日的日記，還提到被俘放回的38團劉副團長等人的逃亡。 20日的日記又記載：劉副團長自九台發來電報，逃亡沿途「至為順利，可勿念」。胡接著感慨：「想不到八路軍如此仁義，管接還管送」。何以如此？雖然日記作者未提，但想必劉團副們未不了要提供槍支、望遠鏡，或者什麼軍事情報。
國軍空投能力本就有限，再加上共軍高射砲封鎖，城裡很快斷糧，成了人間地獄。糧價飛漲，高梁米賣到2億元一斤，豆餅賣到1.5億元一斤，山貨行存的牛皮、驢皮、馬皮之類賣到2、3億元一斤。各種能吃的東西都吃了，有人甚至吃起了人肉。段克文提到，有人將小孩誘進屋裡，一棒打死，然後斬頭、剝皮，大卸八塊，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他回憶說∶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人，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裡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佔林（退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回憶說∶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狗已經被人吃光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積極分子想入黨，於是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隨時隨地都會有人倒地而死。但也有人只是被餓昏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但上哪找這樣的米湯呢？國軍的糧食也吃完了。國軍能夠做的，也僅僅是組織收屍隊，24小時在馬路上撿屍首。一邊把屍體往車上扔，一邊說「餵狗」。那時狗都吃人，長得膘肥體壯，而人再吃狗。
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門口，路邊，到處都是白花花的骨頭架子。時值盛夏，到處都是黑壓壓的綠頭蠅，蛆蟲也是成片成片的。城外的共軍說，最怕刮風，一刮風，臭味十裡、八裡都熏得人頭昏腦漲。
當時的吉林省民政廳長兼長春市長尚傳道在共方獄中曾交代說，長春餓死約16萬人。長春人口本有50萬人左右，中共進城時僅剩17萬人(段文說僅剩6、7萬人，疑為文字錯誤，其中圍城初期由於封鎖不嚴逃亡20萬人左右)。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裡，從6月末到10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俱」。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認當時餓死12萬人(後來尚傳道回憶錄裡提供的也是這個數字)。參加圍城的共軍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沒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段克文也提到，當時城裡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種慘狀，心裡極度不安，就自殺死了。
屍骨遍地的長春城（網絡圖片）
而在中共所謂「史詩性戰爭巨片」《大決戰•遼沈戰役》在演到長春「和平解放」時旁白道：解放軍兵不血刃接收長春，這座塞外春城在長達7個月的圍困後， 「終於像一個熟透了的蘋果掉落下來」(大意)。是的，若從「戰爭指導藝術」來說，長春之戰確實稱得上高明——長春曾是偽「滿洲國」首都，經過日偽和國民黨多年的經營，城防異常堅固，再加上有國民黨第一兵團10多萬精兵，若強攻，必致共軍重大傷亡，「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高超的戰爭藝術」。後來，長春圍困戰竟然成了共軍加以推廣的「長春模式」，粟裕就曾說這一模式後來在「若干城市採用過」。
從古至今，類似的圍城戰不絕於書。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圍困宋國首都河南商丘9個月，致使城內百姓「易子而食，析骨為爨」。公元757年唐將張巡困守睢陽(仍是河南商丘)，共吃掉老人婦女小孩兩三萬人，被台灣雜文家柏楊先生罵作「禽獸」。長春圍困戰與這兩次歷史上的商丘圍困戰也有一個不同之處：長春守方國軍對難民放行，而處於主動地位的攻城方共軍卻出於讓這些百姓耗費敵方糧食，和製造大規模飢荒以瓦國軍軍士氣的目的，卻不許人們逃難!
康德曾說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既然今天可以將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當作克敵制勝的籌碼，那麼以後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或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什麼樣的手段不可以採用呢？如此看來，1948年長春城內的災難，與一二十年後的「大饑荒」和「文革」是否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繫呢？對於這樣的歷史，我們不想多說了。只是因為，我們的確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祈願中華大地，永世不要再遭遇這樣的災難了。
長春圍困戰是遼沈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8年3月13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長春至此成為被共軍及其根據地重重包圍的一座孤島。那時守長春的是鄭洞國的10萬人馬，鄭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都是威名赫赫的抗戰名將。長春顯然是一塊硬骨頭，四野要想強攻，肯定要付出巨大代價。這樣的事，共軍不到萬不得以是不會幹的，於是就採取了「圍而不打」的策略。自然，共軍也有本錢這樣做。那時四野主力都南下打錦州、瀋陽了，圍攻長春的共軍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隊和民兵，但論人數卻是長春守軍的2、3倍，老鄭因此也不敢貿然突圍。於是，在長春形成了僵持局面。
圍城最關鍵的是斷絕外部的糧食和彈藥供應，將敵逼入山窮水盡的境地。 6月28日的圍城政工會議上，蕭勁光、蕭華領銜的圍城指揮所再次強調封鎖糧食、蔬菜、燃料、牛馬及一切可供敵人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當時提出的口號是：「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蕭華在會議上說：「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眾，縱然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
圍城之初，由於顧及民心士氣及面子，國民黨不准百姓離開長春，但由於城中的存糧只能維持到7月底，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8月1日起疏散民眾，要求平民離開長春，老百姓當然也巴不得趕緊離開這個人間地獄。但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圍困長春滿三個月後，9月9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裡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林彪等人還說：「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的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引起死亡」。他們還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回音。這是毛在不便明確否決時經常採取的「默否」伎倆——林彪在平型關大捷和彭德懷在百團大戰前向毛請戰，都曾遭遇過這種「默否」。林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下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真正實行，原因可能是毛否決了它。
共軍的槍口對著出城的百姓（網絡圖片）
原吉林省政府參議兼駐長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憶說，共軍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 8月，段的夫人和兒子因家裡斷糧，也曾到真空地帶(即「卡空」)呆了幾天，自然也逃不出去，回來後母子倆很多天精神失常，哭泣無言。後來，兒子對段說，死屍遍地都是，經過熱毒太陽一曬，肚皮脹得好高!到處屍臭難聞，真嚇死人。
儘管老百姓不許出城，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卻被放出，如有難民回憶：「我們家是9月16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呆了一宿就出去了。是託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 「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樣做的目的是吸引國軍持械投誠。攜槍逃亡的國軍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裡的老百姓呢，據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草和樹葉，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就這麼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
國軍新一軍重砲營少尉指導員胡長庚的日記也為上述說法提供了佐證。 6月27日，胡記道：「有很多徒步赴沈(陽)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來。聽說還有許多老百姓在卡子外面，這面不讓進，那面不讓走，沒有吃的，餓都快餓死了」。 7月1日：「苗太太說她和她母親、孩子這次走路沒走成回來，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橫說豎說就是一個不放。你給他們跪下，他們也跪下聲言是上面的命令，不敢違背，請原諒!……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餓死他們嗎？難道八路軍從此就不爭取民眾了嗎？確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7月2日：「從卡子外面回來的退職軍人也莫不叫苦連天，稱道八路軍的『蜀道難』」。胡也提到「誰有槍就放誰出去」。 7月23日：「今天早晨送於副營長，他是同一個被俘放回的步兵營營長，一個傳令兵一塊走的，對八路放行的條件是一枝卡賓小自動步槍」。 7月16日的日記，還提到被俘放回的38團劉副團長等人的逃亡。 20日的日記又記載：劉副團長自九台發來電報，逃亡沿途「至為順利，可勿念」。胡接著感慨：「想不到八路軍如此仁義，管接還管送」。何以如此？雖然日記作者未提，但想必劉團副們未不了要提供槍支、望遠鏡，或者什麼軍事情報。
國軍空投能力本就有限，再加上共軍高射砲封鎖，城裡很快斷糧，成了人間地獄。糧價飛漲，高梁米賣到2億元一斤，豆餅賣到1.5億元一斤，山貨行存的牛皮、驢皮、馬皮之類賣到2、3億元一斤。各種能吃的東西都吃了，有人甚至吃起了人肉。段克文提到，有人將小孩誘進屋裡，一棒打死，然後斬頭、剝皮，大卸八塊，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他回憶說∶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人，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裡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佔林（退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回憶說∶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狗已經被人吃光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積極分子想入黨，於是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隨時隨地都會有人倒地而死。但也有人只是被餓昏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但上哪找這樣的米湯呢？國軍的糧食也吃完了。國軍能夠做的，也僅僅是組織收屍隊，24小時在馬路上撿屍首。一邊把屍體往車上扔，一邊說「餵狗」。那時狗都吃人，長得膘肥體壯，而人再吃狗。
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門口，路邊，到處都是白花花的骨頭架子。時值盛夏，到處都是黑壓壓的綠頭蠅，蛆蟲也是成片成片的。城外的共軍說，最怕刮風，一刮風，臭味十裡、八裡都熏得人頭昏腦漲。
當時的吉林省民政廳長兼長春市長尚傳道在共方獄中曾交代說，長春餓死約16萬人。長春人口本有50萬人左右，中共進城時僅剩17萬人(段文說僅剩6、7萬人，疑為文字錯誤，其中圍城初期由於封鎖不嚴逃亡20萬人左右)。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裡，從6月末到10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俱」。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認當時餓死12萬人(後來尚傳道回憶錄裡提供的也是這個數字)。參加圍城的共軍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沒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段克文也提到，當時城裡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種慘狀，心裡極度不安，就自殺死了。
屍骨遍地的長春城（網絡圖片）
而在中共所謂「史詩性戰爭巨片」《大決戰•遼沈戰役》在演到長春「和平解放」時旁白道：解放軍兵不血刃接收長春，這座塞外春城在長達7個月的圍困後， 「終於像一個熟透了的蘋果掉落下來」(大意)。是的，若從「戰爭指導藝術」來說，長春之戰確實稱得上高明——長春曾是偽「滿洲國」首都，經過日偽和國民黨多年的經營，城防異常堅固，再加上有國民黨第一兵團10多萬精兵，若強攻，必致共軍重大傷亡，「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高超的戰爭藝術」。後來，長春圍困戰竟然成了共軍加以推廣的「長春模式」，粟裕就曾說這一模式後來在「若干城市採用過」。
從古至今，類似的圍城戰不絕於書。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圍困宋國首都河南商丘9個月，致使城內百姓「易子而食，析骨為爨」。公元757年唐將張巡困守睢陽(仍是河南商丘)，共吃掉老人婦女小孩兩三萬人，被台灣雜文家柏楊先生罵作「禽獸」。長春圍困戰與這兩次歷史上的商丘圍困戰也有一個不同之處：長春守方國軍對難民放行，而處於主動地位的攻城方共軍卻出於讓這些百姓耗費敵方糧食，和製造大規模飢荒以瓦國軍軍士氣的目的，卻不許人們逃難!
康德曾說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既然今天可以將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當作克敵制勝的籌碼，那麼以後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或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什麼樣的手段不可以採用呢？如此看來，1948年長春城內的災難，與一二十年後的「大饑荒」和「文革」是否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繫呢？對於這樣的歷史，我們不想多說了。只是因為，我們的確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祈願中華大地，永世不要再遭遇這樣的災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