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訊】8月19日，媒體消息稱穆巴拉克將很快獲釋，並且洗清貪污罪名。此前，埃及軍政府新任命的25名省長中有19名是將領，6名文職省長當中有兩名法官，都是穆巴拉克的忠實支持者。世界終於不得不接受一個可悲的現實：在2011革命後建立的埃及民主制度已經香消玉殞。
流沙上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
塞西上將（Abdul-Fattah el-Sisi）建立的新政府只是沒有穆巴拉克而已，在擴大極權控制範圍，利用省長職位培養高級軍官的忠誠方面並無二致。原來為埃及軍事政變喝彩、認為埃及軍方將傚法「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軍功成身退的人士不得不面對事實，埃及軍政府還魂已成定局。
一些輿論曾看著埃及政治反對派高調反美而興高采烈，如今又開始埋怨美國態度軟弱，沒能給予更強的干預。這些批評者沒想到的是，埃及政局並非美國（哪怕加上所有西方國家）道義譴責這種「文明干預」所能改變。更何況，希望美國對埃及實施軍事干預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美國好不容易才從伊拉克戰爭泥潭裡拔出腿來，此時對外實施軍事干預，既無財政能力，也無民意基礎。更何況，埃及的問題不是沒有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埃及本國人民不知道如何守護民主制度。
埃及內部民主因素本就非常脆弱，其生成主要得益於「外鑠」。如果要溯源，還得歸功於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這位長期研究極權政治的學者在擔任國務卿時，將促進民主化的重點放在非洲與中東地區。埃及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盟友，無論是軍事技術還是經濟上都獲得美國大量援助。賴斯充分利用這一點，很有遠見地敦促埃及做過一些重要的制度變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穆巴拉克結束2005年以前埃及選舉總統那種「一個人的遊戲」。
穆氏前四次當選總統，並無其他候選人競爭，程序是先由其控制的埃及議會提名和通過候選人，再由全體 公民投票選舉總統，每次都是穆巴拉克作為唯一候選人高票當選。美國認為這種選舉是有名無實的不公平競爭，要求其改變遊戲規則，面對美國的壓力，埃及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回應。總統穆巴拉克被迫提出修改埃及憲法中有關總統選舉方式的條款，允許通過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選人中選出總統。結束了總統選舉淪為一個人的遊戲這一局面。這次修憲被認為是埃及政治改革邁出的重要—步。當年埃及歷史上有了第一次共有十位候選人競選的總統選舉，這十位候選人當中，有迫於美國壓力而釋放的政治犯努爾。
上述改變讓埃及人民預習了一次民主選舉，但民主意識的養成還處於起步階段。建成民主社會的其他必要條件，如基於權利與責任之上的公民意識，民間組織充分發育後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這是政黨政治的基礎）、良好的選舉文化等等，埃及社會並不具備。應該說，2011年埃及革命，就是在這種內部民主意識發育不充分狀態下發生的。
這種情況下建立的民主制，有如流沙之上的建築，需要鞏固基礎。
埃及人不懂如何守護民主成果
因為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礎條件發育不充分，埃及人不知道應該如何守護來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首先，埃及人當中的大多數並未認識到，民主革命不是共產革命，也不是政變。共產革命與政變的特點是將政權看作應該摘取的果實，由勝利者享有。民主憲政的功能只是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構建政治秩序：民主解決政府合法性來源問題，憲政只能保護人的自由。作為革命參與者的穆斯林兄弟會與政治反對者，都各有利益盤算。
穆爾西為代表的穆斯林兄弟會雖然通過民選的方式獲取執政權，但卻不知道民主政權是民享，這「民」還應包括其他非穆斯林兄弟會的各類埃及人，而是將執政權當作穆斯林兄弟會的勝利果實，希圖據為私器。作為一個長期遭受迫害的地下組織，在以微弱多數讓自己的代理人當選後，他們一是忘記了自身只有51%的支持率，民意基礎並不強大；二是不知憲法乃是國之根本，並非執政者根據本集團利益可以擅加修改之物；三是未能汲取穆氏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經濟疲軟，民眾備受失業與通脹之苦，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這方面，而是忙於排斥異己、鞏固地盤。這些舉措讓穆斯林兄弟會之外的埃及人民非常失望，產生怨恨。
2011年埃及革命的發動者與主體是青年反對者。他們曾在抗議活動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敢、善於利用互聯網和手機等新型傳播手段組織街頭抗議的能力。但這些組織的短處卻在選舉中充分暴露，他們甚至無法組合成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參與競選，通過民主選舉，讓自身從街頭政治走向議會政治。革命盛宴結束後，這些青年反對派領袖人物產生強烈的失落感，認為他們種下果樹，果實卻由穆斯林兄弟會佔有（這種情結即中國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加之埃及經濟受革命影響嚴重衰退，穆巴拉克後期已非常嚴重的失業現象愈加惡化，那些期待革命成功後會改善自身經濟狀態的人非常失望。這些都是反對派再度發動「街頭政治」憑藉的民意。反對派政治上的幼稚，在於他們以為可以憑藉軍政府的支持將穆爾西趕下台後，自己取而代之。
其次，穆斯林兄弟會及政治反對者都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沒有意識到在革命中毫髮未傷的軍方對權力始終虎視眈眈。2011年革命中，埃及軍方確實離權力最近，但老練的軍方經過一番精密盤算，勉強交出權力，原因之一是他們當時不想面對來自美國與國內各種反對勢力的巨大壓力；二是在失去穆巴拉克這位軍功起家的「法老」之後，埃及軍中並無人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能夠領袖群倫。這才有了穆斯林兄弟會通過選舉獲勝的機會。當政治反對者與穆爾西政府長期對峙、勢成水火之時，形成了對軍方干政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軍方抓住時機，先是以支持民意的正義之師形象贏得了滿堂喝彩，繼而將政權攫為己有。用中國成語來說，這叫做「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早在2011年埃及革命初起之時，我在「埃及革命的場景想定」一文中指出過，由於軍方離權力最近，穆斯林兄弟會是唯一有成熟組織形態的政治勢力，埃及當時正處在三岔路口：民主、軍政府與第二個伊朗，而且三種可能甚至不是一戰定乾坤，要經歷一個反覆博奕的過程。
在民主基礎脆弱的國家，民主建設是一項相當艱苦的長期工作，它既需要各利益群體能夠考慮其他群體的利益，同時也需要妥協精神與妥協技巧，這些必須依賴議會政治而不是街頭政治。在這一利益博弈過程中，千萬不要抄近路，借助博弈雙方誰也控制不了的軍方勢力。當軍隊這只魔鬼從魔瓶裡出來之後，所謂民主制度也就名存實亡。
這是埃及2013年街頭革命為世界上所有同類國家提供的教訓。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流沙上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
塞西上將（Abdul-Fattah el-Sisi）建立的新政府只是沒有穆巴拉克而已，在擴大極權控制範圍，利用省長職位培養高級軍官的忠誠方面並無二致。原來為埃及軍事政變喝彩、認為埃及軍方將傚法「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軍功成身退的人士不得不面對事實，埃及軍政府還魂已成定局。
一些輿論曾看著埃及政治反對派高調反美而興高采烈，如今又開始埋怨美國態度軟弱，沒能給予更強的干預。這些批評者沒想到的是，埃及政局並非美國（哪怕加上所有西方國家）道義譴責這種「文明干預」所能改變。更何況，希望美國對埃及實施軍事干預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美國好不容易才從伊拉克戰爭泥潭裡拔出腿來，此時對外實施軍事干預，既無財政能力，也無民意基礎。更何況，埃及的問題不是沒有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埃及本國人民不知道如何守護民主制度。
埃及內部民主因素本就非常脆弱，其生成主要得益於「外鑠」。如果要溯源，還得歸功於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這位長期研究極權政治的學者在擔任國務卿時，將促進民主化的重點放在非洲與中東地區。埃及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盟友，無論是軍事技術還是經濟上都獲得美國大量援助。賴斯充分利用這一點，很有遠見地敦促埃及做過一些重要的制度變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穆巴拉克結束2005年以前埃及選舉總統那種「一個人的遊戲」。
穆氏前四次當選總統，並無其他候選人競爭，程序是先由其控制的埃及議會提名和通過候選人，再由全體 公民投票選舉總統，每次都是穆巴拉克作為唯一候選人高票當選。美國認為這種選舉是有名無實的不公平競爭，要求其改變遊戲規則，面對美國的壓力，埃及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回應。總統穆巴拉克被迫提出修改埃及憲法中有關總統選舉方式的條款，允許通過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選人中選出總統。結束了總統選舉淪為一個人的遊戲這一局面。這次修憲被認為是埃及政治改革邁出的重要—步。當年埃及歷史上有了第一次共有十位候選人競選的總統選舉，這十位候選人當中，有迫於美國壓力而釋放的政治犯努爾。
上述改變讓埃及人民預習了一次民主選舉，但民主意識的養成還處於起步階段。建成民主社會的其他必要條件，如基於權利與責任之上的公民意識，民間組織充分發育後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這是政黨政治的基礎）、良好的選舉文化等等，埃及社會並不具備。應該說，2011年埃及革命，就是在這種內部民主意識發育不充分狀態下發生的。
這種情況下建立的民主制，有如流沙之上的建築，需要鞏固基礎。
埃及人不懂如何守護民主成果
因為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礎條件發育不充分，埃及人不知道應該如何守護來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首先，埃及人當中的大多數並未認識到，民主革命不是共產革命，也不是政變。共產革命與政變的特點是將政權看作應該摘取的果實，由勝利者享有。民主憲政的功能只是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構建政治秩序：民主解決政府合法性來源問題，憲政只能保護人的自由。作為革命參與者的穆斯林兄弟會與政治反對者，都各有利益盤算。
穆爾西為代表的穆斯林兄弟會雖然通過民選的方式獲取執政權，但卻不知道民主政權是民享，這「民」還應包括其他非穆斯林兄弟會的各類埃及人，而是將執政權當作穆斯林兄弟會的勝利果實，希圖據為私器。作為一個長期遭受迫害的地下組織，在以微弱多數讓自己的代理人當選後，他們一是忘記了自身只有51%的支持率，民意基礎並不強大；二是不知憲法乃是國之根本，並非執政者根據本集團利益可以擅加修改之物；三是未能汲取穆氏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經濟疲軟，民眾備受失業與通脹之苦，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這方面，而是忙於排斥異己、鞏固地盤。這些舉措讓穆斯林兄弟會之外的埃及人民非常失望，產生怨恨。
2011年埃及革命的發動者與主體是青年反對者。他們曾在抗議活動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敢、善於利用互聯網和手機等新型傳播手段組織街頭抗議的能力。但這些組織的短處卻在選舉中充分暴露，他們甚至無法組合成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參與競選，通過民主選舉，讓自身從街頭政治走向議會政治。革命盛宴結束後，這些青年反對派領袖人物產生強烈的失落感，認為他們種下果樹，果實卻由穆斯林兄弟會佔有（這種情結即中國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加之埃及經濟受革命影響嚴重衰退，穆巴拉克後期已非常嚴重的失業現象愈加惡化，那些期待革命成功後會改善自身經濟狀態的人非常失望。這些都是反對派再度發動「街頭政治」憑藉的民意。反對派政治上的幼稚，在於他們以為可以憑藉軍政府的支持將穆爾西趕下台後，自己取而代之。
其次，穆斯林兄弟會及政治反對者都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沒有意識到在革命中毫髮未傷的軍方對權力始終虎視眈眈。2011年革命中，埃及軍方確實離權力最近，但老練的軍方經過一番精密盤算，勉強交出權力，原因之一是他們當時不想面對來自美國與國內各種反對勢力的巨大壓力；二是在失去穆巴拉克這位軍功起家的「法老」之後，埃及軍中並無人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能夠領袖群倫。這才有了穆斯林兄弟會通過選舉獲勝的機會。當政治反對者與穆爾西政府長期對峙、勢成水火之時，形成了對軍方干政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軍方抓住時機，先是以支持民意的正義之師形象贏得了滿堂喝彩，繼而將政權攫為己有。用中國成語來說，這叫做「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早在2011年埃及革命初起之時，我在「埃及革命的場景想定」一文中指出過，由於軍方離權力最近，穆斯林兄弟會是唯一有成熟組織形態的政治勢力，埃及當時正處在三岔路口：民主、軍政府與第二個伊朗，而且三種可能甚至不是一戰定乾坤，要經歷一個反覆博奕的過程。
在民主基礎脆弱的國家，民主建設是一項相當艱苦的長期工作，它既需要各利益群體能夠考慮其他群體的利益，同時也需要妥協精神與妥協技巧，這些必須依賴議會政治而不是街頭政治。在這一利益博弈過程中，千萬不要抄近路，借助博弈雙方誰也控制不了的軍方勢力。當軍隊這只魔鬼從魔瓶裡出來之後，所謂民主制度也就名存實亡。
這是埃及2013年街頭革命為世界上所有同類國家提供的教訓。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