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4日訊】（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共媒體披露，中共村官貪腐問題嚴重，有些村官貪污受賄動輒上千萬元，有的擁有個人資產上億元。村級政權成了貪污受賄的重災區。有專家認為，中國村官貪腐嚴重是一黨專制所致，黨支書不受村民監督。
在中國大陸，村官是現存體制中最低一級的「官員」，然而村官的腐敗水平卻不低。廣州市嘉禾街道一名村官，子女和配偶已經移居加拿大，這名裸官的個人資產超過十億元。廣州白雲區棠溪村村官，僅一個建築項目，就收受賄賂647萬。中國出版的《廉政瞭望》雜誌最近報道說，中共廣州紀委書記曾在一次會議上痛斥一些村官，「拿了三百多萬還不知道是在受賄，不知道是不懂法還是在裝傻」。一些村官手握實實在在的權力，貪腐涉案金額之大，令人膛目結舌。他們的膽大妄為令上級單位「啼笑皆非」。
中共的村官貪腐問題嚴重，但政府管理卻嚴重缺位。中共廣州市紀委的官員感嘆，村官不是公務員，不適用受賄罪，只能適用財務侵占罪。而許多村官本身是企業家，哪些是合法所得，哪些是違法所得，有時候難以清楚界定。
廣州市一位政府工作人員黃先生對本台記者表示，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一些村的GDP甚至超過西部地區的一個縣。村官的發財途徑主要還是在集體土地使用權方面。
「很重要的，要不就是賣地，要不然就是合資建廠房大樓出租。」
中共媒體的報道說，在集體土地上興建的廠房、大樓用什麼價格出租，往往幾個村幹部就可以決定，決策過程存在很多灰色地帶。
在廣州的黃先生表示，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珠三角地區的農村雖然快速發展，但鄉村家庭和宗族關係對村官仍有很大制約。但隨著近年房地產和城市的擴張，征地建房等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多，鄉村原有的傳統制約基本喪失，村官貪腐的情況日趨嚴重。
「那時剛剛開始，大家都沒錢，賺到錢大家分。但是到了一定時候，這個東西就膨脹了。」
黃先生舉例說，廣州市城邊村的土地為農民集體所有，幾畝地上興建一座大廈，可能價值就有數千萬甚至上億元。征地開發過程中的財務操作往往是村支書說了算，沒人能夠監督制約。而中國頒布的「村委會組織法」規定的村民監督權利，對黨支部書記的作為毫無制約機制。
「村民監督？反正我沒有看到有監督的機制。都是村支書說了算，一直都是這樣。」
過去幾年，廣東省珠三角和潮汕地區發生過多起規模極大的群體性事件，大多與當地土地被村官私賣有關。黃先生表示，實際上這類事情往往是鄉鎮或區市政府官員與村官合作進行，村民上告也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公安也好上級單位也好，交往多了，一起做生意什麼的，都是一個鏈條，很自然就是這樣啦。」
中共村官的貪腐問題不僅在廣東，在全國各地也很普遍。根據中國媒體的報道，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七裡莊村支書劉會民，最近因多項貪腐罪名被判處死刑，涉案金額高達五千五百多萬元。另據官方人民網報道，河南三門峽市的職務犯罪案件中，涉案者接近一半是村主任和村支書。當地一位與村裡留守婦女有性關係的村官甚至揚言，村裡一半的小孩都是他的娃。最近成為中國網民關注的一個熱點。而在浙江省溫州市，十名村官瓜分房地產資金十八億元，更令輿論震驚。
美國南卡州立大學管理學教授謝田認為，中國傳統的鄉村治理結構被破壞，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因素被剔除，是目前中國鄉村治理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古代政府最低是縣級，下面鄉村都是祠堂、家族為主的自治，負擔不重。共產黨更為嚴厲，戶籍都到村一級，還有黨的機構，都是雙重機構治理。這樣一來是壓力較大，第二是負擔更重，第三，因為缺乏監督機制，所以貪污受賄肯定非常普遍。」
中國政府過去二十年來一直聲稱，推動基層村委會的民主選舉，但實際效果非常有限。謝教授表示，分析中國村官職務犯罪的情況就可以發現，村支書犯罪比例遠遠大於村主任，這體現了中國一黨專政的特色。另一方面，也體現中共沒有真正推動鄉村自治，村民可以選村主任，卻不能選一把手村支書。因此他認為，在中國大陸現行的一黨專制制度下，村官貪腐受賄、濫用職權嚴重是制度性的問題，並不令人意外。
在中國大陸，村官是現存體制中最低一級的「官員」，然而村官的腐敗水平卻不低。廣州市嘉禾街道一名村官，子女和配偶已經移居加拿大，這名裸官的個人資產超過十億元。廣州白雲區棠溪村村官，僅一個建築項目，就收受賄賂647萬。中國出版的《廉政瞭望》雜誌最近報道說，中共廣州紀委書記曾在一次會議上痛斥一些村官，「拿了三百多萬還不知道是在受賄，不知道是不懂法還是在裝傻」。一些村官手握實實在在的權力，貪腐涉案金額之大，令人膛目結舌。他們的膽大妄為令上級單位「啼笑皆非」。
中共的村官貪腐問題嚴重，但政府管理卻嚴重缺位。中共廣州市紀委的官員感嘆，村官不是公務員，不適用受賄罪，只能適用財務侵占罪。而許多村官本身是企業家，哪些是合法所得，哪些是違法所得，有時候難以清楚界定。
廣州市一位政府工作人員黃先生對本台記者表示，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一些村的GDP甚至超過西部地區的一個縣。村官的發財途徑主要還是在集體土地使用權方面。
「很重要的，要不就是賣地，要不然就是合資建廠房大樓出租。」
中共媒體的報道說，在集體土地上興建的廠房、大樓用什麼價格出租，往往幾個村幹部就可以決定，決策過程存在很多灰色地帶。
在廣州的黃先生表示，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珠三角地區的農村雖然快速發展，但鄉村家庭和宗族關係對村官仍有很大制約。但隨著近年房地產和城市的擴張，征地建房等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多，鄉村原有的傳統制約基本喪失，村官貪腐的情況日趨嚴重。
「那時剛剛開始，大家都沒錢，賺到錢大家分。但是到了一定時候，這個東西就膨脹了。」
黃先生舉例說，廣州市城邊村的土地為農民集體所有，幾畝地上興建一座大廈，可能價值就有數千萬甚至上億元。征地開發過程中的財務操作往往是村支書說了算，沒人能夠監督制約。而中國頒布的「村委會組織法」規定的村民監督權利，對黨支部書記的作為毫無制約機制。
「村民監督？反正我沒有看到有監督的機制。都是村支書說了算，一直都是這樣。」
過去幾年，廣東省珠三角和潮汕地區發生過多起規模極大的群體性事件，大多與當地土地被村官私賣有關。黃先生表示，實際上這類事情往往是鄉鎮或區市政府官員與村官合作進行，村民上告也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公安也好上級單位也好，交往多了，一起做生意什麼的，都是一個鏈條，很自然就是這樣啦。」
中共村官的貪腐問題不僅在廣東，在全國各地也很普遍。根據中國媒體的報道，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七裡莊村支書劉會民，最近因多項貪腐罪名被判處死刑，涉案金額高達五千五百多萬元。另據官方人民網報道，河南三門峽市的職務犯罪案件中，涉案者接近一半是村主任和村支書。當地一位與村裡留守婦女有性關係的村官甚至揚言，村裡一半的小孩都是他的娃。最近成為中國網民關注的一個熱點。而在浙江省溫州市，十名村官瓜分房地產資金十八億元，更令輿論震驚。
美國南卡州立大學管理學教授謝田認為，中國傳統的鄉村治理結構被破壞，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因素被剔除，是目前中國鄉村治理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古代政府最低是縣級，下面鄉村都是祠堂、家族為主的自治，負擔不重。共產黨更為嚴厲，戶籍都到村一級，還有黨的機構，都是雙重機構治理。這樣一來是壓力較大，第二是負擔更重，第三，因為缺乏監督機制，所以貪污受賄肯定非常普遍。」
中國政府過去二十年來一直聲稱，推動基層村委會的民主選舉，但實際效果非常有限。謝教授表示，分析中國村官職務犯罪的情況就可以發現，村支書犯罪比例遠遠大於村主任，這體現了中國一黨專政的特色。另一方面，也體現中共沒有真正推動鄉村自治，村民可以選村主任，卻不能選一把手村支書。因此他認為，在中國大陸現行的一黨專制制度下，村官貪腐受賄、濫用職權嚴重是制度性的問題，並不令人意外。
